——王久辛长诗创作简论
刘 常
一部中国百年新诗史，写满了彼岸的期许与方法的尝试，伴随着审美的迁易与范式的更迭，诗人们用恒久的情感为不朽的精神编织出夺目的桂冠。一百春秋，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几叠流波，而降临的诗神却不得不在这短暂的时间中做出一次次选择，于是深远的意义涨出了寂寞的书斋，躁动与喧哗归结为绚烂过后的平淡。感悟的瞬间、理智的终极，酣畅的狂歌掩不去沉吟的底蕴，现实与浪漫在浮动的时空中旋游，真实与荒诞在艰辛辗转中结构出古典诗学的诗意回归。伴随着诗歌历史的演进，外在的语言与律定的程式正在从人们的思维视线中渐渐淡出，主流意识形态在现实感受与意义谱系的互参中建构着新的艺术法则。历史的真实不再是刻板的教化与规约，个性表达与群体记忆在现代与古典的融合中完成了和谐的统一。诗人王久辛的创作恰好暗合了中国现代诗歌史的这一阶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王久辛及其同时代的诗人们用自己的诗歌创作为古典诗学的现代回归铺设出蜿蜒的路标。
在诗人诗作的背后，是传统的延续与人文的变更，当我们将目光移向每一位诗人的心灵时，我们对社会变革与民族心理便多出了一分理解与体悟。王久辛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所走过的诗歌创作之路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理想信念与奋斗追求，如果在更为深广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则王久辛用多元的视角构筑起了崇高庄严的诗歌旋律。王久辛在诗歌创作中秉承着一种“大于诗人”的世界观，时代的风云、一己的悲欢、细微的感触、深沉的真理，所有的意念符号都被他化入了一行行参差错落的诗句。在文化传统断裂的悲情时代，王久辛用心灵的坚守询唤着文化的回归。诗人的道义自觉和主体意念与客观世界及书写文本互相影响，进而演化为对人文时空的整体观照和独立见解。在评判历史时，王久辛沿着光年的脉络为我们勾勒出人类息居的大轮廊，他自由而随意地出入于新诗与旧诗的域界、自由与格律的分野、中学与西学的体用；在介入现实时，王久辛在共时的层面上完成了写实与象征的叠用、乡土与都市转换、生理与心理的制衡。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穿越，王久辛用一部部厚重的长诗将不同时段所承载的不同文化精神整合为一个自足的功能性结构，透过它我们不难发现新诗在流行文本频繁演变的曲折进程中所贯穿的现实主义诗歌精神以及新诗整体美学特征中所蕴藏的古典诗学的瑰丽神魄。身处新诗历史发展的洪流之中，王久辛的诗歌创作难免会在不同的时期发生模式的摆动，形象与意象的交替运用成为了这一摆动的必然表现，但诗人更多时候是站在民族命运的转折点上深情地为时代的悲喜而放歌，他用充满灵性的诗句扫描着现代诗歌的表现格式，用纳天入怀的情致追踪着诗歌历史的未来走势。王久辛的诗歌创作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位，在一个诗歌精神缺失的年代，梳理王久辛的诗作，我们常常会感动于诗人的坚定与执着。
意象构成诗歌基本美学单元的论断大体上已成为现代派诗歌创作者们的共识，诗人的现场感受与潜伏心理都普适地被归入意象的范畴，意象也因此具备了超越诗人本体认知的社会文化功能，这种功能在更高的层面上扩大了诗人的主体性，进而促成了诗人审美经验的升级。在王久辛的一部部长诗中，狂雪、大雨、红云、蓝月、大海等意象给人一种恢宏博大的审美体验。表层的知觉形象与深层的美学蕴涵都指向了自然的理念内核，王久辛诗作中的大意象已经不再单单是审美视觉对事物空间形象和大小所作的加工描绘，诗人的主体意识和情感倾向笼罩着每一部长诗，诗人的内宇宙与世间万物碰撞契合，宏大的意象生成了诗段的整体寓意与美感功效。“大雾从松软或坚硬的泥层慢慢升腾，大雪从无际也无表情的苍天缓缓飘降”，在《狂雪》的一开始，大意象的构建能力便表现为一种抒情性的描绘，这种描绘不仅向读者展示了诗歌的形式之美，同时还引领读者走进一个更加隐奥深邃的心理域界。在王久辛的笔下，可观可感的书写客体与虚拟想象的书写主体共同组合成大意象的诗意构图，主体与客体直接交流、双向互动，在这个过程中，直觉取代了概念，诗歌创作主体的情感性格涨出了作为意象基础的视觉效果：“雾一样湿湿的气息，雪一样晶莹的冰片，在城墙上，表现着覆盖的天赋，和渗透的才华”。值得一提的是，逻辑思维并不适用于诗歌意象生成的思维过程，在视觉和直觉的支配下，逻辑范式的强势效力缺失了，依据审美经验进行自由选择的创作主体随意挥洒着迷狂状态中的情绪与直觉，由此而形成的一系列意象操作联结起一组组鲜明的意念认知图式，对大格局与大意象的强调也因之成为王久辛长诗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在长诗《狂雪》中，正是这种大格局中的大意象使得诗人获得了视通万里的创作状态，在诗人的笔端视觉与听觉、彼时与此刻神奇地联结在了一起：“我听见颤抖的鸟，一群一群，在晴空盘旋，我听见，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上午，大雪自我的笔尖默默飘来”。毋庸置疑，联想链条的展开与想象空间的创设必然要以意象的运作为前提，而与直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意象运作又能够在接受者的审美经验中沟通本我与超我，当前意识与意识不再为表象的意义所区隔，倏忽的直觉便会生成透彻的顿悟，按受者无意识层面的潜在审美期待得到了满足，作者与读者在人类同有的情感平面上产生了审美的共鸣。
古今中外，大凡能够打动读者心灵的诗作，都会让我们在一遍遍地重读中感到诗人在每一段诗句背后用天才的方法道出了我们欲言而不能言的深层心理感受。这种对于天才表述方式的认同通常不是通过诗人有意的感受填充来完成的，那种唯恐读者不知道，把什么都叙述描写得面面俱到、无微不至的文本不是好的文本。恰恰相反，那些我们已有但从未表露过的感觉其实正是通过“留白”的方式让每一位接受者获得了能动的审美体验。在王久辛的长诗《狂雪》中，诗人自觉地使用了这种意象缺场的诗歌创作技法。所谓意象缺场，是指诗人有意无意地留给读者参与再创造的艺术空间。文本在接受美学所匡定的理论范围内是原始状态的一种空白存在，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鉴赏，它才能被称为作品。文本是诗人们的一度创作，而阅读鉴赏阶段的介入则是有读者参与的再度创作。按受者的参与是文本效验最终生成所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如果读者的参与和再创造在文本效验生成的过程中缺席，则创作者的文本中一切值得称道的意义都会在现实的审美域界中被真空隔离，变得既无足轻重，又毫无意义。由此可知，接受者的参与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文本自我实现的必要因素，任何对于读者的轻视都将造成诗歌意义的残缺。为了让接受者更好地参与再创作，王久辛在长诗《狂雪》中为接受者们留下了充分的创造性书写空间。“四个方向的城门，像一对夫妻互相对望着没有主张那样，四只眼睛洞开。你看看，你看看，顺着那眼睛或顺着那城门，你们，你们军人都看看，都看看他们，中国的老百姓，那一张又一张没有菜色汉有生气的脸，看看吧，我求你了，我的所谓的拥有几百万精锐之师的中华民国啊”。在《狂雪》的每一章中诗人并没有直接写抗战前中华民族的疲弊不堪，而只是刻画了四座城门、几张“菜色的没有生气的脸”，便将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在每一位接受者的脑海里描绘了出来。这种“意象缺席”是创作者在构筑意象时有意地为读者留下的一些文本空白，它的全部意义在于其虚空的架设正有利于解放读者的创造力，让读者调动自己的审美经验去补充、去丰富文本，去参与诗歌意象的二度创造并在此过程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快感。“文学使用的描写语言，包括了许多意义不确定的意义空白，这些不确定的意义空白是产生艺术效果的根本出发点”，接受美学的著名研究者沃尔夫冈•伊塞尔如是认为，王久辛在长诗《狂雪》中正是通过对于意象空白的分布建构起独立的召唤结构，从而加大了意象在文本以外的审美表现空间。试看下面这一诗段：“这时候鬼子进城了，铅弹像大雨一样从天而降，大开杀的城门，杀得痛快得像抒情一般，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国人无人知晓，是那样的，像砍甘蔗一样，一梭子射出去，就有一排倒下，噗哧噗哧，那种噗哧噗哧的响声，在鬼子的心里，被撞击得狂野无羁，趴在机关枪上，与强奸犯的贪婪毫无异样”。诗人只是选取了南京陷落这样一个典型的历史时刻来加以描写，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所承受的屈辱与苦痛已经作为一个被放大的背景图式呈现在读者的脑海之中。表面上的意象缺席最终却促成了大意象的产生，创作者对接受者的审美感受进行了一种引而不发的诱导与点拨，接受者通过对文本的再度书写而获得了散点透视的审美效验。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点状分布的意象单元无疑是一种自觉不自觉的文本架构，而这种彼此并不连贯的架构方式的选取却在客观上达到了浓缩意象、引发读者、联缀想象、生成图式的效果。
王久辛在长诗创作中不仅善于经由意象的缺席而完成大意象的构建，而且常常会将意象的片断加以剪辑和组合，从而在具象与抽象之间架起直通的桥梁。“我扎入这片血海，瞪圆双眼却看不见星光，使出浑身力量却游不出海面，我在海中抚摸着三十万南京军民的亡魂，发现他们的心上盛开着愿望的鲜花，一朵又一朵，硕大而又鲜艳，并且奔放着奇异的芳香，像真正的思想大雾式涌来，使我的每一次呼吸，都像一次升华，在今天，在南京市的大街上，呈现着表情宁静的老人的神情，又被少女身上喷发的香粒，一次又一次击中”。在长诗《狂雪》中，作者并不主动地构筑生硬的意象整体；通过一个个意象片断的历时组接，诗人往往自然而然地与读者达成了拼合大意象的默契。在上面的这个诗段中，一朵朵愿望的鲜花、一阵阵思想的大雾、一次次呼吸的升华、一颗颗少女身上的香粒，看似并不相关的意象片断散布在诗歌文本的每一处角落，却在诗段的最后显现出情感与理智的内在联结。在长诗创作中，意象的固置通常是由于创作者内在视角的预设而造成的，因此一成不变的意象组合会在不同程度上削减诗段的外在表现力。只有当意象的组合空间呈现出独立开放的格局时，鲜活可感的意象单元才能在瞬息万变的文本张力中沉入接受者的心灵。不管是对创作者还是对接受者而言，只有在情感与理智的刹那碰撞与融合中，只有在个体经验的提炼、打磨、滤化、突变中，直觉的感应才能够顺利完成大意象的构筑。意象本是情感与理智在联想链条上偶然熔铸的产物，先验的审美图式与通用的艺术法则在这一过程中并非完全适用；换言之，偶然的直觉与突发的创造力在意象的生成过程中远比精细的架构与自觉的选择重要。在王久辛长诗《狂雪》的最后，诗人用一段潇洒却充满深意的描写诠释了这种直觉与意象的关合：“在我的脑屏幕上，起先是大雾一样的恐惧弥漫，而后是狂雪一样的噩运从天而降。在南京，在1937年12月13日以后的南京，在1990年3月24日至25日凌晨3点45分的诗人王久辛眼前，一遍又一遍地放映这部名叫狂雪的影片。我愣愣地连续看了两天两夜，没说半句话，关于战争，关于军人，关于和平，蓦然我如大梦初醒，魂灵飞出一道彩虹，雨后写出这首诗歌”。
如果说王久辛在《狂雪》中以意象片断的散点组合为我们放大了意象的辐射空间，那么在长诗《肉搏的大雨》中，诗人对肉搏的描写令我们不得不直面战争的血腥与惨烈——“会射击的枪口，会砍杀的大刀，会爆炸的手榴弹，在纵横千里的大战场上，与小鬼子展开肉搏的大雨”，战马在军阵中横冲直撞，战士如潮水般涌向敌人的堡垒，英雄的部队用血肉之躯铺筑起通向胜利的道路。战争的细节是可感的、传神的，它粉碎了概念、分析、推理、判断的理性链条，引发我们去进行感性的辨别；它建立在我们的心灵情感与经验想象之上。高度抽象的概念被明确的感官指向所取代，大量的感性材料在具体而生动的意境中产生出真实的审美震撼，一个个再现的战斗片断在大脑中摇移闪回，军旅文学所特有的情感类型开始在浓郁的画面与紧张的气氛中倾向于悲壮与崇高。大雨、狂飙、火焰、雷鸣，依靠推断与联想，我们用前置的经验填充了书写的空白，而正是以此在的现象为参考，我们复活了此前已经模糊的记忆。我们不妨将出现在王久辛军旅长诗中的这类模式称为“情感的空间转移”，此种转移的完成需要依赖于创作者与接受者的双向运动。就作者而言，在创作时要借助适当的语言与形式与自己喷突的情感拉开一定的距离，如果作者在创作时因为人格膜拜而只是沉溺于一己奔放激射的情感，就难免会使文本所传达出的时空意象不够开阔。作者必须从一己的欢喜悲哀中跳出，用一种更加平淡的胸襟和更加深远的目光去俯瞰人生、预见历史。完美人格的塑造因情感中的平和之美而更加可信，因而创作者要善于操控跳跃的灵感与起伏的情绪，再强烈的情感，再激烈的情绪，都要归于平淡、娓娓道来、缓疾有度、收放自如，文本中的情感要自然，语言要锤炼，只有这样它才能将个体与整体、时间与空间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作品既有独立的品格，又有普适的意义。就接受者而言，只有具备了还原文本的能力，只有用一己的情感经验去主动积极地在文本中寻找情感的共鸣点，进而捕获情感震撼瞬间的审美超验，才能完成文本时空的修复与完整意指的链接。当我们以情感空间转移的方法再去解读《肉搏的大雨》中一个个完美的人格，我们会读出一种共时存在的复合情感，那可以是一种物是人非的苍凉，一种历尽人事的壮美，一种冲破寂寞的热烈，一种此志不渝的坚定，也可以是一种百折不回的执着，一种舍我其谁的自信，一种从容不迫的洒脱，一种戎马平生的超迈。当接受者最终完全置身于彼人彼处的此情此境时，一己的情感经验也将同时被激活与放大，往事会像轻烟般飘合聚散，昨日的泪水与欢颜、失落与得意，都会在刹那间涌上心头，一系列与战争思维有所关联的微妙情感都会在这一刻重现。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王久辛的长诗中，意象的片断不仅为接受者联缀起复活历史现场、还原真实情感的可能，而且为其自身的象征性所指开启了方向。在长诗《钢铁门牙》中，诗人赋予“感动了我二十年之久”的“两颗洁白的门牙”以象征的意味，“只要一想起它，我就会想到那些最优秀的男人们”。“门牙”在诗人的整体构思中已经超脱了个体与形式的域限，它成为了“勇往直前的精神”代表，“好男人都是这样，哪怕用牙去啃石头，也不愿绕过艰难”。在长诗中，一位战士（后来成长的团长）在单杠训练时嗑掉的两颗门牙被诗人置换为英雄主义的符号，诗段中所有的表达倾向与艺术手段都围绕着这两颗“钢铁门牙”而展开。诗人并没有直接描述透过“钢铁门牙”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更没有将这些内在意义放在具体意象的大框架内去加以限定。诗人只是在不断地强调与暗示，正是通过这种对于未加详释的象征符号进行不断开掘，创作者附加在诗段中的情感与思想在接受者的脑海中得到了重现与加强。在参差错落的诗段中，两颗门牙所代表的精神力量呈现出多种存在方式：它可以是坚定的质询：“谁说二十出头的军人，不可能具有伟人的气魄”，也可以是诗意的评断：“是的，好男人都是这样，富有精湛的技艺和超群的胆量，在大自然的面前，他们喜欢欣赏电闪雷鸣和山崩地裂”；可以是富有哲理的设问“可怕吗，对于军人，怕做真正的军人才是最可怕的”，也可以是直抒胸臆的快然：“我们为高尚的空气而生，为使我们颤抖的圣洁而拼命，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忘我，我们把我们融进我们的理想，就是我们活着的理由和死掉的意义”。在长诗《钢铁门牙》中，作为一种表达策略存在的象征手法是含有丰富寓意的，同时它又与具有象征性、非限定性的意象单元互为表里、密不可分。这种组合了象征与意象的长诗结构方式超越了概括表达与情感叠加，成为王久辛长诗作品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诗人的一部部长篇诗作中，他常常将意象的具象呈现与思想的抽象表达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具体的意象单元不仅须在诗段中完成其自身的结构功能，且必须经由对外在世界的洞穿而直达人类内在心灵的神秘，而这一切又都建立在意象的象征性延入及语言策略的有效性选择的基础之上。正是通过对意象象征功能的自觉运用，王久辛在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成就了其诗歌作品的复合朦胧之美，而这种美恰恰是所有成功诗作所共有的经久魅力。在中国古典诗词的发展史中，象征语意对于意象符号的意义超越并不少见，正是通过暗示性联想的生发与隐喻主体的多义性阐述，中国古典诗学完成了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的美学历险。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史中，一代代诗人努力地尝试着将古典与现代相融合，王久辛的诗歌创作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承继了中国新诗史上的这一传统并将其深而化之，在他的每一部长诗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介于现代冲动与古典温情之间的审美地带。在王久辛的前意识中，现代与古典的联结点在于从流行元素中剥离诗意，在过渡思潮中抽离永恒。诚如现代诗歌的奠基人波德莱尔所说：“为了使任何现代性都值得变成古典性，必须把人类生活无意间置于其中的神秘美提炼出来。”（《现代生活的画家》，《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在王久辛的创作实践中，短暂偶然的瞬间被不变的必然性统摄着，现代美与古典美被诗人调和得恰到好处。
王久辛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剪裁诗歌中的现代与古典元素，是因为他不自觉地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完成了诗人主体意志的介入。诗人如何观察宇宙人生，如何选取文化视角，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会如何看待现实与文学的世界，主体意志建立在这种对于世界的感应之上，它与诗人对诗段的感应共同构成了文本创作过程中的主体自律。诗人的主体意志具有组构的双向性：一方面，它执着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与精神信仰，另一方面，它又不可避免地被个体生命的生存体验所包围与渗透。正是在双向的建构中，诗人的主体意志得以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得隐密的精神根基，进而由感性认知达到形而上的思考。在长诗《神奇》中，这种形而上的思考是辩证的：“你选择，你就失去另外的选择，另外的选择就像乌眼的她，仇恨你的选择。你要么拒绝选择，像拒绝生命，与一切尘缘断绝交往，你要么就去选择，就去选择被另外的选择仇恨。你没有仇恨但仇恨逼着你仇恨，你仇恨你便拥有了立场，你有立场你便有了仇恨，同时也有了爱。于是你血肉丰满，于是你立场坚定，于是无立场的思考宣布结束”。诗人对诗段的感应无法脱离语言形式与天才直觉的融会贯通，而所有的诗灵际会都须在后天的磨砺熔铸中升华为宗教般虔诚的诗歌感应。从王久辛的诗歌创作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诗歌的艺术个性已经成为与诗人骨髓、血液和灵魂同在的精神偶像，在长诗《古夜》中，诗人与诗句的相互感应在生死轮回的文本时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听吧，所有的哭声都意味着生命的颤动，而所有的颤动都告诉我们塌陷不可避免，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埋葬自己的亲人，在亲人的遗体上看见自己的悲哀，痛苦的永远不是昨天、今天，而是未来；未来像平原那样辽阔而肥沃，我们所有的痛不欲生，必将在其颗粒的围困之中自由奔放，一如最美的花朵，使人们的思路迎着十面来风，狂笑着大步流星，又如最黑暗的夏夜，逼迫我们伸出双手，在漫漫长夜抚摸着空虚的寂寞悲呼，是活着还是死去，或者不死不活地喘着动物式的粗气”。王久辛对于诗段感应的看重，如同一个宗教信徒对于信仰的狂热与膜拜一样。在世界感应与诗段感应的合力下，一个平和、充实、坚强、大气的主体意志诞生了。
众所周知，语音和语义对于诗歌基质的异向牵引必然会在时间的流逝中将诗歌与音律悄悄分隔，经由乐府的盛行与文气的觉醒，中国古典诗学在其自身的发展轨迹中感知到语言的节律，诗歌文本对于外在曲调的超越也因之渐渐在创作实践中成为了可能。王久辛在诗歌创作中努力地融合着古典与现代的元素，这种努力既表现为对于传统的继承，又表现为对于传统的突破。在对于永恒的追求中，王久辛选取的是古淡寂静的表达策略，意蕴深远的诗段因之摆脱了瞬间生灭的宿命，进而规约出属于诗歌本体的内在节律。这种由外在音律向内在音律的转化正是通过暗示性意象的构建来完成的，而暗示性意象的象征功能则必须经由富于隐喻色彩的音乐密码的编写才能最终生效。试读王久辛长诗《展览》中的一节：“我被深深地吸引，鲤尾摇动抖做召唤。报不尽生身之爱，完不成终身夙愿”；再如《新生》中的一节：“再见默默无语，沉默一如弹片，捡吧，所有的往事都将被捡起”。在王久辛的笔下，暗示性的音乐密码并非是单纯而明确的规律化节奏因素，而是音义相合的多种语言艺术手段的相融互通。在长诗的创作过程中，暗示性音乐密码对于视觉形象的概括一以贯之地被作者采取了双向同构的操作方式，他的诗句时而像灵鸟百转，时而像管弦乐声，需要读者用心性去内听内觉。王久辛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在避开修辞和外部形式的陈旧束缚，同时赋予诗句以精神意义。他之所以常常在诗段中抽去描述，为的是神奇地唤出事物的原生之美；他之所以时而打破诗句的规则节拍，为的是词语能够更加精巧地结构出内在韵律。除了这种内在韵律与外在韵律的相互融合以外，王久辛长诗创作中联通感官的尝试还表现为诗段中浓郁色彩的添加。在诗歌的美学创造中，色彩的感觉最容易触发诗人的联想和想象，诗人因而将色彩赋诸诗歌意象，由此而形成诗歌的色彩意象或抒情形象。在长诗《柠檬色》中，王久辛开篇便写到：“谁在想象柠檬的颜色，蛋黄，蛋黄在清荷之上潆动，黄，黄茵茵的柠檬，在绿莹莹的荷叶上晃动，那是一种多么浸肤润肌的感觉呀”。明净而鲜艳的色调在诗人流淌着才情的笔端挥洒出一片绚丽。王久辛在长诗的创作中自觉地把诗歌与绘画的手法加以协同，他在许多诗段中加入了绘画的表现技法，如构图、着色、透视、层次安排、线条疏密、色彩冷暖、浓淡、流动等。王久辛的诗歌有很强的画面感，一首首诗像达利的超现实绘画作品，图案结构繁富，意象拼贴肆意，形成了一种外射的、扩张的、梦幻性的张力，如长诗《白鹤》中的第一节：“我看见一只长嘴的白鹤，从空中飞落在我的身边，我交给她一封写给情人的信，她便起飞了，飞得很高很远，我站在原地，站在梦的深处，像傻子似的愣着，凝望着”，诗句有着很强的视觉感，犹如立体派画作——这不是那种外在的对图案的摹拟，而是内在的以意象作为线条勾勒出的栩栩如生。在王久辛的色彩调配与线条选用中，清素与简约是其背景与主调，诚如他的少年习作《洁白》这首长诗的名字一样，王久辛的长诗多半铺设着洁白的底色。
王久辛长诗作品中的洁白底色映衬出诗人劝诫式的审美创造，正是这种创造主导着保持人性健康、维护社会和谐的主体文化精神，在长诗《致大海》中，这种劝诫的美学原则通过意象的隐喻表达贯穿于全篇的每一个诗段。诚然，诗歌评介是不能离开文本分析的，堆叠的意象和网罗的隐喻无法脱离诗段而独自存在。字句的训证、修辞的讲求、声韵的分部、结构的开合，只有当局域的元素合理而自然地统摄在全篇的意念之下时，诗歌的终级旨归才能抵达诗灵的原初。阅读久辛先生的长诗《致大海》，首先冲击我们视听与心灵的是长诗结构中内在的逻辑性，是文理脉络与情感形象辩证的、历史的统一。全诗共七章，除去序诗与跋诗，中间的五章呈锥形展开：第二章、第三章分别为四节，第四章、第五章分别为六节，第六章则为五节。外在的诗段结构承载着内在的情理逻辑，诗人从“大海”这一意象切入，在情绪的累加与想象的层进中实现了感官的延伸。“从诗的角度去看，‘海’的本体自然是一个象征物。其词义可说是‘双关’的乃至‘多重’的。它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文化的，又是艺术的；即是‘外宇宙’的，又是‘内宇宙’——精神与情感的领域”（《中国新诗学》，杨匡汉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诗人并不回避矛盾，借助全能的视角，诗人在一开始便将一个富有深意的问答抛给了海边的两位过客——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海边向“你”问道：你的辩证能始终不离公正的天良吗？这里的被问者“你”其实是一个大我的概念，他即是诗人自身，也是跋涉在尘世中的任何一个第三者。对于真理的追问引发了深沉的思考，随着“我”的沉思，诗人为我们渐次铺展出思维的路标。整部长诗的结构是开放的，在一个又一个阐释的循环中，诗人将来自文本各个方向的张力辩证地统一起来，从而使情感的矩阵排列成自足的体系。诗人的情感随着诗段中生动可感的形象逐次展开，原始意象与现实镜象在宏大历史的观照下合二为一：安详、宁静、活泼、充满希望的万里海域紧紧拥抱着的，是“我们爷爷的爷爷安葬的地方，我们爸爸的爸爸出生的地方”，是先哲前贤诞生的圣土，是文明文化起源的净界。在抽象与具象的交替出现中，诗人厚重的历史感催化了我们对于故乡的认同，故乡的“每一寸土地上的每个人的骨子里啊，都浸透了精神海洋的精神的波液”。
与长诗的锥形结构相匹配，诗人思想的行进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由简到繁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动态的、互联的、贯通的，共时与历时的轴线在思想的地图上回环往复、纵横交错，为诗歌的接受者布画出一处处开阔的意境。诗人以独立的品格、无私的胸怀、真实的性情、深刻的智虑汇成思想的海洋，它包容着世间的真、善、美，冲刷着人间丑恶的礁石。它如镜子一样反射着浮生百态，以包含在自我胸中的睿智与公正来评价这个纷繁的世界。于是作者向大海发出如此请求：“翻起你无尽的波涛吧，请你把人类所有的耻辱埋藏；大海啊，涌起你掀天拍日的巨浪吧，请你把所有人的哪怕是一丁点的光荣，都高高地举向太阳”，“让你那神勇的激情，和着正义的力量，把那些污泥浊水一下子全扫光吧”。不仅如此，正如华兹华斯所说：“诗的目的是真理；这种真理，不是个别局部的真理，而是普遍的有效的真理；这种真理不是外在的证据，而是凭借热情深入人心”（《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序言》，华兹华斯著，转引自《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一册）。诗人以这样的热情高喊：“大海啊，请给我力量吧，让我变成大浪，让我变成狂飚。大海啊大海，请你以人间正道的名义，赋予我荡涤污泥浊水的神力吧，让我以容纳百川，又淘涤万水的胸怀，还人间一个清净的世界吧”。诗人用热情铸就了良知的铁锥，深深地刺进那些已然麻木的心灵和渐渐空白的灵魂。
思想的表白如果没有语言的文饰，便会失之于直白浅陋，繁富的修辞无疑在某种程度上装点着诗人的桂冠。久辛先生深谙此道，在长诗《致大海》中，他用炫技式的修辞盛宴为读者拓宽了汉语的空间链。修辞以言为体，以语为用，它既是语言的运用，又受语言的制约；汉语语素以单音节为主，词汇则并用单音双音，而汉语又是非形态语言，不受词形变化的约束。诗人对汉语言文字的这些特点有深刻的理解，并将它充分地运用于诗段的修辞。在整部长诗中，各种修辞格在严密逻辑的管控下积极运转，诗段中辞式罗列、辞趣盎然。诗人灵活地组合着语言单位，精准地把握着音节数目，在同一语段之中音调错落，在平行语段之间韵脚整齐，全诗交叠使用音韵参差、结构平行的语句，既工整对称，又飘洒灵动。明喻、借喻、博喻、转喻，排比、夸张、移情、通感，各种修辞手法反复出现，铿锵的语调令人耳不暇接，浓烈的色彩令人叹为观止。通读长诗的一个个段落，读者会获得溢于言外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雕塑美，这些纷纭的美感正是修辞效果的显著体现。诗人给读者预留了足够的接受空间，让读者自己去理解、去体味、去书写、去填充。绚烂的修辞技法统一于典雅的长诗风格，朴素的辩证观为我们勾划出光荣与耻辱的边界，正是在修辞与思想的对立统一之中，诗人的才识胆力引发了读者的深思与共鸣。
严密的结构、开阔的思想与繁富的修辞，这些文本要素共同组接为一条内在的逻辑线索，构成了诗人预言的依据与前提。值得一提的是，诗人的“预言”是以一种“寓言”的方式来发布的，它深植于历史，却又指向现实——它是对现实的理性干预与寓意批判。长诗《致大海》中时代精神的传达与呈现，诚如著名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所说：“在于精神生活和感情的创造力与力量——它们就表现在艺术作品中；它还在于作品把感情传达——宛如传染一样——给我们以能力”。在中华民族即将企及一个新的高度、创造一个新的纪元时，我们不能只是习惯于欣喜，还要不时清醒地反思。“诗歌常常要怀旧，要求时间褪色和回忆往事”（《博尔赫斯与萨瓦托对话》，［阿根廷］奥尔兰多•巴罗内著，赵德明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站在真理的峰巅眺望，英雄们精神与思想的灵光折射出诗性的美。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历史的演进中昂然独立，正是因为思想的传承与精神的贞固。从“女娲补天”的传说，到屈原投江，再到左宗棠的“抬棺出征”；从比干摘心到文天祥用生命烛照的青史；从字字滴血的“精忠报国”到回荡耳畔的“撞沉吉野”——爱国与忠诚从来便是前哲先贤们持恒不渝的誓言。在民族的记忆中，我们是“孔融让梨”的礼仪之邦，是“一诺千金”的诚信之邦，是拥有“四大发明”、“杂交水稻之父”、“当代毕升”的崇尚科学的族群，是信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遵纪守法的国度。英雄传统与自强精神早已浇铸成中华民族的座右铭。而在当代的英雄谱册中，一个个优秀的中华儿女更为我们确立下为人处事的准则：“八十五年党史呵，是一片热血汇成的大海；哦哦，泣鬼神啊，那每朵血花包涵的故事”。在长征的路上，我们看到了“人的毅志所能达到的极限，以及人的灵魂所能超越的极限”，不必说过草地爬雪山，也不必说浴血奋战，单单是那个冻饿而死的军需处长，他用自己的生命履行“言行一致的承诺”，实现“无愧于人民的誓言”，这就足以说明一切；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里，面对刘白羽大先生的遗像和他所捐出的价值数千万元的遗物，诗人“凝思静想”：他“把自己的一切的一切包括自己的遗体，掷入了熊熊的熔炉”，这不是偶然的冲动，而是必然的选择——“为自己立誓献身的事业，最后又增添了一份不朽的精神之焰”。在经历过思想的欢腾与修辞的绚烂之后，诗人用平淡的语境向我们预言：有过奇迹的地方，就会矗立起一座座不朽的丰碑。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期望“人类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E•M•福斯特在《天国之乐》中则更为直接地认为“诗是一种精神”。诗人传达给我们的是一种时代的精神，诗人坚守的是精神的至上、灵魂的高扬。行为的标准，道德的尺度再一次被时代重申，诗人在诗段中所宣谕的是一个基于逻辑的预言，在这个预言中，诗人创造力的极致表现为一种复合感染力的实现。“审美判断以审美感受为基础，而审美感受的主体应当有较高的悟性”（《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袁行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正是厚实的理论功底和敏锐的审美判断力，使诗人完成了对于大意象的构造。最后，诗人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在道德与诫律的终极之上——对于精神和人格的重铸。诗人在缅怀先贤的同时便自我扣问：“难道如数家珍的讲述，仅仅是讲述，而不能变成阻挡贪婪的金盾？那么，我宁愿缄口不言”，“难道奋笔疾书的抒写，仅仅是抒写，而不能化作痛击邪恶的利剑？那么，我宁愿冷眼旁观”。当诗人再次来到海边，面对着壮美而神秘的大海，他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的真理，明白了捍卫真理和守护精神的职责：“我知道，我是大海中，那最小最小的浪花一朵。我知道，我的声音在大海中，是极其微弱、极其微弱的一星。但这一朵一星啊，却是我献给大海最纯最真的赤诚”。
对诗人与诗作的定位，关联着情感与理智的坐标；而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以中允的标尺作为权衡的度量。尽管创作发生学意义上的灵感在破解诗人幽秘的内心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我们还是可以从高尚与卑微的区别中感知道德与人格的力量。一个伟大的诗人归属而又超越于他的时代，一部伟大的诗作填充而又探索着未知的域界。逻格斯不是诗人的定律，复杂而混沌的经验才是最终将生活引领向艺术的路标。为了还原哲理与智慧，为了记录信仰与虔诚，为了激活崇高与悲悯，为了传递震撼与感动，诗神一次次离去，又一次次归来；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个体与群体、人生与命运，这些二元的范畴在诗神的迷狂中得到了第三种诠释，而我们的灵魂也因之完成了净化与升华。毋庸置疑，诗人的自我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瞬间的超验，创作者与接受者在旧梦的解析里达成了对于诗境的认同。不易察觉的是，相似的前置判断在某种意义上弥合了的主体的差异性，进而为诗境的生成提供了种种可能。诗人的天职，就是发现这种不同时代和同一族群所共有的人文传承，进而抛弃现世的判断，寻得永恒的价值。就此而言，诗歌的成就标示着一个民族意志与精神所能够达到的高度。诗人带给我们惊喜应是熟悉而又陌生的，它经得起沧桑的轮替，经得起反复的追问，它让我们反思，同时又让我们充满热情和希望。当我们的视线扫过久辛先生《致大海》的最后一行时，诗人用诗段重铸的坚贞人格令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
回溯中国新诗近一百年的历史，我们发现中国白话诗歌的启程恰好与西方现代诗歌的转型接踵连肩：传统的感官因现实的动荡而断裂拓展，审美的权威因精神的躁动而重新组合。此在与彼岸的距离拉开了体察与预言之间的帷幕，错落的诗段承载着叛逆的语法，将追寻的脚步铺满诗意的迷阵。就在这一切过后，诗神的天堂降临在失落的人间，精致的喧哗筑造出学院的围墙。于是，解构的不稳定性完全暴露在批评的视线之下，以至于连其自身也迅速成为了一种客观的存在。当诗歌精神又一次被文学的历史所整合，我们对真实的阅读充满了期待，而久辛先生的长诗作品则让我们的这种阅读期待得到了不期而遇的满足。叔本华曾说：“哲学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回归现实生活”，叔本华的这句话用于诠释诗学的全部意义同样适宜。诗歌的审美立场，试验的现实意义，文化的精神主体，诗人的知识道义，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系列命题，都可以在我们对久辛先生长诗所作的解读中得到阐发。
好消息！好消息！！
好消息！！《中华文学选刊》2006年第12期全文转载著名军旅诗人王久辛抒情长诗《致大海》，并配发一无名网友评论，署名“新浪网友”。！！！！！
一个人走多远看他与谁同行；一个人有多成功看谁指点；一个人有多优秀看他有什么样的朋友；一个人能写出多少好诗请看他的社会责任。《致大海》、《狂雪》……让我们看到很多
楼上说得好：一个人走多远看他与谁同行；一个人有多成功看谁指点；一个人有多优秀看他有什么样的朋友；一个人能写出多少好诗请看他的社会责任。《致大海》、《狂雪》》、《王久辛诗歌语录》……让我们看到责任无时不在、无时不有，让我们时刻惦量自己的良心是否被狗吃。若是没有被狗吃，说明自己还算得上是一个有良心的公民；倘若自己的良心不知什么时候已被狗吃了，那说明有的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若是良心连狗都不吃，那说明你这个人真得是坏透了。感谢大海在让我们欣赏诗歌艺术的同时，感受到了它动人心弦的艺术魅力，开启了“劝诫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源头。
弱弱地问一句 王久辛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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