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
智马千里 - 2007-7-9 19:56:00
长诗《大地夯歌》的现代性追求
——长诗《大地夯歌》创作体会之一
王久辛
在写作长诗《大地夯歌》之前，我主要研读了两类著作：第一类是索尔滋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和王树增的长篇报告文学《长征》；第二类是〖英〗诺曼·戴维斯著，郭方、刘北成等译的《欧洲史》和施袁喜编译的《美国文化简史》。我努力要求自己做到对长征的写作不是主观臆想的天马行空、泼天揭日，而是在微观与宏观真实的状态下的疯狂想像、极至性创造。研读第一类著作正是为了获得对长征历史的探究、拷问与发现，进而获得和升华出对长征精神的提炼；研读第二类著作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对长征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所具有的或反动或推动的国际视野的价值认同。通过研读这些著作，我获得了宽广的胸怀、巨大的想象、丰富的思想、浓烈的激情和浪漫的情怀。我认为索尔滋伯里关于“长征是人类求生存的凯歌”的说法，貌似正确实则将红军的“灵魂”遮蔽了。因为就红军的生存来说，他是正确的；就红军打土壕、分田地的目的来说，是为大多数人求生存的，他也是正确的。但是他用这个“正确”遮蔽了红军的“灵魂”——红军的缔造者们都不存在生存的问题，他们的家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衣食无忧、殷实丰盈。他们不是为了什么生存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瞿秋白、王家祥、张闻天等等，他们是理想的追求者、信仰的捍卫者，他们构成了带领数万红军前仆后继的“灵魂”。而索尔滋伯里的“生存说”之所以是荒谬的，就是他将人的“灵魂”从人的“身体”抽出，不说“灵魂”，却说人的“身体”是什么“凯歌”，这显然是荒唐的。导致的直接恶果是，自这部著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世界及中国发行之后，误导人们对理想、对信仰、对崇高、对英雄、对正义等等等等庄严的行为产生了怀疑，进而进行亵渎。换句话说，中国大陆风行的亵渎风，正是从这里开始的——罪莫大焉！今天，当我们无论说到红军乃至现实生活中人的高尚行为，例如：无私、牺牲、奉献、英雄、壮烈等等，我们总能听到有人随口而出，说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正所谓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为极端的自私自利提供了理论支撑与依据。而大家人云亦云的这个“生存说”，实际上包含着为自己的、自私的、阴暗的意味，而将红军的“灵魂”——缔造者们所追求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捍卫为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的高尚理想、崇高信仰给遮蔽了、贬损了。当我发现这个严重的问题时无比愤怒，这是历史学中一个显而易见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毫无疑问，长征是有理想、有信仰的红军的缔造者们在赋于了所有指战员们以理想之后的前仆后继的伟大史诗，这是我写作这首长诗最重要的力量源泉。研读第二类著作，我就是想看一看欧洲及美国等发达国家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它们不需要理想吗？它们不需要信仰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没有华盛顿的理想，美国就不可能独立；没有林肯的信仰，美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法制国家。理想与信仰是所有发达国家之所以成为发达国家根本的力量和源泉。索尔滋伯里却用一个表面的书写，将中国人民极其宝贵的土著的理想和信仰给贬低为——为求生存而努力？哈哈！世界上可有长征这样庞大牺牲的努力吗？努力？多么肤浅与苍白！甚至连牺牲都说不上，这文字用的也太吝啬啦吧？幸好，我不是索尔滋伯里，我清醒地意识与认识到：中国正在向发达国家阔步前进，长征精神正可构成这种理想和信仰的精神源泉。于是，我又获得了写作的自信，因为从人类发展史来看，长征精神无疑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把它写出来，而且是用今天人的现代眼光把它写出来，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换句话说，就是在我们追求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重新看一看七十多年前，红军为了追求公平正义是如何拼杀的，长征不仅对我们每一个公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我们执政的政党也有震聋发聩的力量。这或许正是长征精神在今天的“现代意义”。在写作上，我追求修辞的丰富性。即复合式的炫技式的修辞呈现。目的——最淋漓地表达我对长征的感受。我认为最高明的修辞就是最畅晓的表达；相反，最难懂的诗，一定是最蹩脚的修辞。2007年7月9日下午长诗《大地夯歌》将于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八点零一分贴入本博客
智马千里 - 2007-8-3 16:27: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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