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月 - 2008-4-16 11:22:00
假设诗歌有5个级别，好诗和比较好的诗,那是属于有特点、有特色的诗,它处于“举贤排差”的中间、偏上环节，起着净化与提升的作用。紧紧抓住中间环节，推行有“公信度”的好诗，并非多此一举。
因为经典有赖于好诗的积累；级别提升的好诗，有助于经典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好诗和较好的诗成了“泛”经典的被选和侯选。如此看来，好诗被纳入某些规范并非没有道理，尤其对于诗歌研究与建设的人们。在一个好诗不是太多，经典匮乏的时代，如若一味做诗歌的“离散”运动（美其名大众波普）是不是怯于面对更残酷的难度挑战，而选择了轻松逃避，躺在艺术水准普遍下滑的摇椅上，让“影响的焦虑”，做心安理得的释放？
当然，接受者存在许多差异，因性别、年龄、教养、经历，会造成巨大“误读”。 “误读”怂恿私我化标准，但私我化的“误读”，极易受时尚风气支配，经常使标准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所以，超越个人趣味、超越个人口味的尺度，还是有必要建立。
“误读”也使诗歌审美接收活动，同样变得既复杂又简单。复杂，有时候复杂到用尽一生，还“嘴嚼”不清，因为它制造众多可能；简单，有时简单到“喜欢就是好”，根本无须什么道理。对于这样一种“尤物”，真是让人摸不得碰不得，所谓诗无达诂是也。但是，任何事物，一旦沉醉在绝对的相对主义的迷梦里，津津于此而忘返，肯定会带来另一种偏颇乃至灾难。为纠偏愈演愈烈、无边的相对主义，笔者试图将接收尺度，尽可能笼在简明的“四动”里。旨在有所依傍，有所参照，拒绝将审美活动固定在“公式“里。
叶迦莹先生集半世纪古典诗词的研究心得，提出“兴发感动”之说，集创作、审美、批评、鉴赏于一体，以其所表现的感发生命之质量，和传达之效果作为该说的根本依据。这一古典诗学、词学的重要研究成果，对于已具备独立品格，又不乏与古典诗词血缘相系的中国新诗、中国现代诗或现代汉诗来讲，在转型期探询有效的审美“度量“，不止具有借鉴意义，更有着巨大的鼓舞作用。
最后必须重申，好诗是整体性的，是活的生命的有机体。笔者并无意对诗歌审美进行科学主义“切割”，实际上也切割不了。只是理论阐述需要，图解了“四动”，旨在反省传统标准的笼统，并在现代语境下，对“现代诗”审美做适当细化，以便接近于它的历险“本性”。一直以来，本人以“四动”作为现代诗歌批评、鉴赏尺度，但不知道最终是否一厢情愿？
注释：
①例如羊城晚报 2005.8.27 关于《寻找诗歌》的采访。余光中认为 ：好的诗歌应该包括想象力的丰富，语言的高超，音调和意象的营造。一句话：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于坚认为：好的诗应该是有感觉的诗—— 一位有阅读经验有生命痛感的读者读了之后有感觉，那就是一首好诗；香港诗人黄灿然认为： 好诗永远产生于标准建立过程中，标准一旦建立就迅速被坏诗攻占；好诗实际上没有标准；广东诗人卢卫平认为： 好诗就是找到“新的秘密”，用什么样的语言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再例如2002年《诗刊》开展“新诗标准讨论”，收到来自各界２００多份稿件。陈太胜认为，坚持中国新诗是有标准的主张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简单化地、虚假地、永恒化地、粗暴地理解诗的标准；晓理认为，标准是随着艺术发展而不断丰富变化的；动态的标准，包含着补充、修正、嬗变甚至叛逆——局部的打破与重建，但保持它鲜活的开放性与发展性应该是永恒的主题；郑敏心目中最好的诗是“应当达到悟性的高峰，就好像登上塔尖，心灵有所震撼”。陈超说，现代诗写作的标准，像一条不断后移的地平线，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址”，也没有一个技艺上的稳定衡估指标。 李怡说，提出“标准”，探讨“难度”，这就是将诗歌从个别的上升到社会整体精神建构中；需要通过对“标准”的定位来激活某种精神价值。等等。
②和平岛《诗歌解剖学大纲兼论什么是好诗》，绿风诗刊论坛，2007.5.18
③以上七种看法参见《天涯诗会》论坛2006.3.24。
④《诗大序》，《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
⑤⑥武汉大学中文系《历代诗话词话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0、13页。
⑦⑧⑨⑾沈奇编《西方诗论精华》花城出版社1991年，第252、109、4、187页。
⑩加尔默达《美的现实性》，转引《拯救与逍遥》1986年版第58页。
⑿参见《诗选刊》2006.12 ，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