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诗歌与诗人之间的落点
“诗性”是一个美学概念，早在中国古诗中就存在对诗性的探索。而西方引进的“浪漫性”和“罗曼蒂克”是后期的一个概念。而在现代的中国诗学和美学的交往对话中，西方的浪漫性却成了核心的评价范畴。那么就目前诗歌，站在分析诗歌存在的艺术立场上来看，对浪漫性的界定大致有几种：一种是自然性和神秘性。从存在意义上，面对自然的无限美丽和无限神秘，在自然事物后面，我们在感悟生命的神圣性，看见背后出现的诗歌的力量。但有时诗歌创作者们忘却了所要呈现的传奇和色彩，所要表达的意志和状态。我们过多关注技巧和罗列意象，过多走进诗歌外的光环里进行自我熏陶，忽略了伟大的理想和使生命充满活力和爱意。其次是生命性和神圣性。诗人不能满足于现实生活的描摹，而要有超越生活的决心，从存在的本相来看，生活充满了世俗性，但又有很多超越于世俗之外的人性和爱情、甚至牺牲和卑微。诗歌应当承担起焕发光彩和自由的责任，批判直接伤害的扭曲的在十字架上的徘徊，回避对诗性本质的暗伤，为内在超越的关怀和生命的幸福创造快乐和光明。然后就是爱情和崇高。爱情使诗与浪漫有了生命价值的依托，她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奉献和安慰。自然生命和现实生命的活动中，不仅有男女之间的爱，也有亲人间的爱；不仅有人世间的爱，也有生物之间的爱，不仅有超越等级社会和世俗法则的爱，也有超越民族与国家意义的爱。所有这些爱情为我们诗人提供了表现的广阔天地和自由的想象。同时也让诗歌存在意义充满了光明和神圣。
我们在诗歌的潮流中，用浪漫性或诗性来诠释诗歌的进步和存在的价值，是因为诗人或艺术家等对生命存在的价值的再发现，再扩张、再想象。一方面，诗人要面对世俗和现实的生活，我们不能否认世俗生活的力量，却也不能屈服于世俗生活的法则，另一方面，诗人需要对自由人格和美丽精神的发现和想象，我们需要伟大而美丽的生命形象，也需要创造平凡而美丽的生命形象。因为自由的生命形象总是可以在黑暗中给我们以慰籍。
在很多时候，我们不停在一些领域里归类或比附诗歌。西方的歌德与席勒之间，海涅与尼采之间，雪莱与济慈之间等；中国的屈原与品达之间，陶潜与李白之间，曹雪芹与顾城之间等。在这些诗人的内在精神联系和与对抗中，相同大于相异。他们使用的形式有所区别，但他们内在的诗思却归到本质，从不断的时光淘洗中，其价值的判断越发明朗。所以诗歌比较不应该停留在诗歌的简单比附上，必须上升到诗思的高度，对诗歌与诗人之间的精神联系与价值取向进行综合，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形式分析而进入到精神现象学的价值判断中，诗歌才有其内在的超越性道路。
这些有意义的问题可以得到自由展开，诗的存在问题、诗的本质问题、诗与自由想象问题、诗与信念问题、诗与自然问题。在比较诗的内在性的时候，如果忽略和回避了这些，解释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与价值。诗歌与诗人，提供了生命自由想象自由体验的最大可能性。诗学与美学，诗思与诗化，诗意化人生与人生的诗意化，就成了具有浪漫精神想象的自由道路，从而解放诗歌的存在理论，强化生命本源和凸现自由价值的正确的理论选择，从生命出发，从体验入手，以生存价值为根本，从而为诗歌与诗人间找到一个落点。
08.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