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亮笔名 - 2008-6-8 20:38:00
几篇救灾日记
第一篇日记
二十五六年前，我曾改写过一部上下两集的电视剧本《荒原》，内容反映的是两名年轻的地质工作者艰苦的野外工作——它由中央电视台影视部直接组稿，形成初稿以后，请我再给“影视化”一下。导演叫黄群学，我的一位后来在广告拍摄业很有成就的朋友。而女主角，则是当年因主演电视连续剧《外来妹》而深受电视观众喜爱的陈小艺。
《荒原》是在甘肃省境内拍摄的。
剧名既然叫《荒原》，所选当然是很荒凉的外景地。它的拍摄，受到了从地质部到甘肃省地质局的热情支持。
地质局长专程从某驻扎野外的地质队赶回兰州接见了摄制组的主创人员，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就把地质局当成自己的家吧！遇到什么困难，只管开口。地质局能直接帮助你们解决的，我们义不容辞。不能直接帮助你们解决的，我们一定替你们尽力协调，争取顺利和方便。
这位地质局的局长，抑或副局长，给摄制组的主创人员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导演黄群学在长途电话里向我大谈他们的好印象，而我忍不住问：“简短点儿，概括一下，那局长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导演说：“真诚。一个真诚的人！还是一个特别注意细节的人。”
我在电话这一端笑了，说你的话像剧本台词啊！一个人真诚不真诚，不能仅凭初步印象得出结论；一个人是否特别注意细节，那也要由具体的例子来证明。
导演在电话那一端说：他们将需要向地质局租借的东西列了一份清单。那位局长当着他们的面让秘书立刻找出来，亲自过目。清单上所列的东西中，包括一台发报机、一套野外炊具、几身地质工作服、一盏马灯、地质劳动工具和一顶帐篷等。
局长边看边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地质局有的，完全可以无偿提供给同志们。省下点儿钱用在保证艺术质量方面，不是更好吗？为什么只列了一盏马灯呢？玻璃罩子的东西，一不小心就容易碰坏。一旦坏了，那不就得派人驱车赶回兰州来再取一盏吗？耽误时间、分散精力、浪费汽油，还会影响你们的拍摄情绪，是不是呢，同志们？有备无患，我们为你们提供两盏马灯吧。再为你们无偿提供柴油。你们只不过是拍电影，不是真正的野外驻扎，无须多少柴油燃料，对吧？至于发报机，就不必借用一台真正能用的了吧？我们为你们提供一台报废的行不行？反正你们也不是真的用来发报，是吧同志们？能用的万一搞得不能用了，不是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了吗？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份了，西部地区的野外很寒冷了。你们还要在野外的夜间拍摄，一顶单帐篷不行。帐篷也可以无偿借给你们，但应该改为一顶棉帐篷。你们在野外拍摄时冷了，可以在棉帐篷里暖和暖和嘛……”
于是那位地质局的局长，亲自动笔，将他认为应该无偿提供的东西，都一概批为无偿提供了。
一位在场的处长低声对局长说：后勤仓库里只剩一顶帐篷了，而且是崭新的，还没用过的--那样子，分明是有点儿舍不得。
局长沉吟片刻，以决定的口吻说：“崭新的帐篷那也要有人来开始用它。就让摄制组的同志们成为开始用它的人吧！” ……
听了导演在电话那一端告诉的情况，我对甘肃省地质局的局长，也顿时心生出一片感激了。
之后，在整个野外拍摄过程中，那一顶由地质局长特批的崭新的棉帐篷，在西部地区的野外，确确实实起到了为摄制组遮挡寒冷保障温暖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也正是因为那一顶崭新的棉帐篷，导演黄群学受到了甘肃省地质局长的批评。而我，是间接受教育的人--剧中有一段很重要的情节，就是帐篷失火了，在夜里被烧成了一堆灰烬。制片人员的拍摄计划表考虑得很合理，安排那一场戏在最后一天夜里拍摄。拍毕，全组当夜返回兰州。
拍摄顺利，导演兴奋，全组愉快。
导演忍不住给局长拨通电话，预报讯息。
不料局长一听就急了，在电话里断然地说：“那一顶帐篷绝对不允许烧掉！我想一定还有另外的办法可以避免一顶只不过才用了半个多月的帐篷被一把火烧掉。”
导演说那是根本没有别的办法可想的事。因为帐篷失火那一场戏，如果不拍，全剧在情节上就没法成立了。
导演还说：“我们已经预留了一笔资金，足够补偿地质局一顶棉帐篷的损失。”
局长却说：“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另外的办法究竟想过没想过的问题。”
最后，局长紧急约见导演。
导演赶回兰州前，又与在北京的我通了一次电话，发愁地说：“如果就是不允许烧帐篷，那可怎么办？那可怎么办？”
我说：“我也没办法啊！那么现在你对这个人有何感想了呀？”
导演说：“难以理解。说不定我此一去，就会因一顶帐篷和他闹僵了。反正帐篷是必须烧的，这一点我是没法不坚持到底的。”
然而，导演并没有和局长闹僵，他反而又一次被局长感动了。
局长对导演的态度依然真诚又亲切。
在局长简陋的办公室里，局长说出了如下一番话：“我相信你们已经预留了一笔资金，足够补偿地质局的一顶新帐篷被一把火烧掉的损失。此前我没看过剧本，替剧组预先考虑得不周到，使你们的拍摄遇到难题了，我向你们道歉。但是和你通话以后，我将剧本读了一遍。烧帐篷的情节不是发生在夜晚吗？既然是在夜晚，那么烧掉的究竟是一顶什么样的帐篷，其实从电视里是看不出来的。为什么不可以用一顶旧帐篷代替一顶新帐篷呢？”
导演嘟哝：“看不出来是看不出来，用一顶旧帐篷代替一顶新帐篷当然可以。但，临时上哪儿去找到一顶烧了也不至于令您心疼的旧帐篷呢？找到它需要多少天呢？我们剧组不能在野外干等着啊！……”
局长说：“放下你们的剧本，我就开始亲自打电话联系。现在，一顶一把火烧了也不至于让人心疼的旧帐篷已经找到了，就在离你们的外景地不远的一支地质队的仓库里。我嘱咐他们：将破了的地方尽快修补好，及时给你们摄制组送过去，保证不会耽误你们拍摄今天夜里的戏……”
这是导演没有料到的，他怔怔地望着地质局长，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局长又说出一番话是——我们地质工作者的职业性质决定了我们不是物质产品的直接生产者。我们在野外工作时，所用一切东西，无一不是别人生产出来的。他们保障了我们从事野外工作的必备条件，直接改善了我们所经常面临的艰苦环境，这就使我们对于一切物质产品养成了特别珍惜的习惯。你们也可以想象，在野外，有时一根火柴，一节电池，一双鞋垫都是宝贵的。何况，我们是身在西部的地质工作者，西部的老百姓，太穷，太苦了啊！你们若烧掉一顶好端端的帐篷，跟直接烧钱有什么两样呢？那笔钱，等于是一户贫穷的西部人家一年的生活费还绰绰有余。这笔钱由你们节省下来了，不是可以在别的一方面的社会经济中，起到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作用吗？我们中国目前还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我们中国人应该长期树立这样的一种意识——物质之物一旦成为了生产品，那就一定要物尽其用。不要轻易一把火把它烧掉了。而我们中国人做事情，尤其是做文化之事的时候，能省一笔钱那就一定要省一笔钱。中国的文化之事，理应启示我们中国人--对于中国，物质的浪费现象是罪过的……
当导演后来在电话里将地质局长的话复述给我听时，远在北京的我，握着话筒，心生出种种感慨。
感慨之一那就是——中国委实需要一大批像那位地质局长一样的人民公仆。
而那一位当年的地质局长，便是我们中国现在的国家总理，温家宝。
张宏亮笔名 - 2008-6-8 20:38:00
第二篇日记
废墟上的小狗
回到上海已经几天了。在这座车水马龙、有着蓬勃生命力的大都市里，只要一闭上眼睛，脑海里还是会不断闪现出北川，闪现出那座已经千疮百孔、再也无法重建的城。
去北川前，我遇到了许多同行，都说晚了，北川已经封城，路上前后有三道封锁线，军队严防死守，就算绵阳市委给你一纸证明，也白费工夫。
我十分沮丧，但万不甘心。此次汶川大地震，破坏最重、最为惨烈的，是北川。两万人的小城，罹难就有8000多人，至今仍有许多尸体被埋在废墟下。
封城之后，这座没有一条活着的生命的城市，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这座空空荡荡、埋葬了近万生灵的死城，该是怎样的一番凄凉？如果头顶的堰塞湖一旦泄洪，谁能为北川留下最后的身影？
于是，我决定冒险进入北川。
前往
5月24日一早，我背上行囊，备好行装，与两个年轻人——新华社山西分社的江宏景，以及《东方早报》的赵昀，租了一辆小车，从成都向北川急驶。
车朝山里开，路途坑坑洼洼，内心忐忑不安，我们三人随时准备被军警阻截。但直到距北川很近的安县老城，也没遇到警察拦截。我心里不时嘀咕：不是说有三道防线吗？
秩序井然的安县老街，看不到什么戒备森严的迹象，倒是小超市成了我们最后的补给站。我们买了一大堆饼干、牛奶和矿泉水。尽管这里是灾区，但店家老板娘仍旧本分，不发国难财。
我看了一眼租来的这辆大众车，外表普通，真想买张红纸，写上“指挥车”或者“抢修应急”的字样。可又一想，连绵阳市委的证明都不管用，这些还能吓住谁？
山风扑面而来，混浊的气味里夹杂着漂白粉、消毒水和焚烧后焦糊的味道。路的两边，有很多士兵的身影。田里，士兵和农民一起在收割油菜籽和插稻秧。天很阴沉，没人荷枪实弹，也无人设岗盘查。路过的几个公路收费站，一律免费放行。
我们一路飞速驶过。
严查
天更加阴沉了，淅淅落落开始滴雨。
司机突然松下了油门，车速骤缓。我从前窗中看到，山路的上坡处出现了路障，还有许多军警在把守。
终于遇上盘查了。我们只能把车停在一边。同伴轻声告诉我，此地距北川还有一两公里，是进入北川唯一的一条道路。
一块从山上滚落下的巨石横亘在路边，体积足有半间房那么大。边上设两个铁制路障，上面写着白底黑字的标语——“飞机洒药，禁止入内”，边上是十几个戒备森严的军警，他们都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我们三人的任何举动，都在他们的监控之中。
先是来了一路记者，被劝阻返回。紧接着又来了一支像模像样的队伍，全身迷彩服、军用球鞋、军帽，手臂上戴着有红十字和防疫字样的臂章，肩上背着沉重的行囊，全副武装。但即便是这样一支“正规军”，也被站岗的士兵喝阻下来。
“从今天开始，任何人都不让进了，包括军、警、医，组织上有通知，你们不知道？你们属于哪个部队？”士兵喝道。
原来，这是一群志愿者，“伪装”成防疫队，想混入北川，被揭穿后，虽不甘心，但也只能在一旁泄气、发呆。
我下意识地向旁边张望，除了悬崖峭壁，四下到处有武警站岗，毫无可乘之机。
看我们迟迟不肯离去，一个自称是当地宣传部的男子，来到我们面前，看过小江的记者证后，他右手一挥说道：“你们看见没有，路障后有两条道，一条下坡道是通往北川城的，绝对不能进；还有一条上坡路，你们远道而来，那就上去看一眼北川吧。”
进入
上山的路，乱石滚了一地，道路好像被拧过，扭曲变形。山崩地裂后，路上出现了一条很大的裂缝，一不小心，整只脚就会陷进里面。
没有风声，没有人语。此时此刻，我只有一个念头，离军警的视线越远越好。因为只有那样，我们才能伺机进入这座已经没有一个生命的城市。
终于到达山顶了，那是一块突兀在悬崖上的坟地，能远眺整个北川城。
我端起长镜头，远远望去，山谷下雾气朦胧，依稀能看见一片没有尽头的废墟。黑云密布，云层压得很低，下面的废墟几乎没有色彩，灰色和苍白，是这座失去生命的城市的主要色调。空气中，隐隐约约弥漫着从远处废墟中飘来的异味。
山道上站一个破衣烂衫的妇女。透过树林，她在眺望死城，像一座雕塑，默默无语。呆滞的眼里尽管没有泪水，却能让人真切地感觉到其中的悲伤。
我轻声问：“你也住在底下吗？”
她的脸依然朝着那个方向，像是回答我：“我们北川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娃儿啊！”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能察觉到，她心里有太多的悲伤。我不忍拍摄，也无法安慰她，只能在心里默祷：天佑苍生！
天色显得灰暗，我只想抓紧时间快点下山，快点进入北川，好近距离留下这座受难城市最后的身影。
说老实话，我记不起最后是怎么爬到山底下的，只晓得走“之”字型，数不完的碎石，没有穷尽的杂草，脚底踩实，手上抓紧树枝，小心翼翼，胆颤心惊。一路上，是一个念头在支撑着我：往下走一步，北川城就会近了一步。
终于到达谷底了。我头上浸满汗水，应该不全是累的。只见左臂上擦了几条划痕，也记不起是啥时候划的。脑子一片空白。再抬头望上去，山峰峭壁、露出泥土的山脊、悬着的巨石，茫茫一片。
这时，我感到了后怕。
死城
终于见到了北川城。
我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几座高高矗立的山峰，层层低垂的阴云，下面是一座没有生命迹象的死城，一堆埋葬了许多人希望和身躯的瓦砾废墟。生命脆弱，它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
这个小城的任意一处角落，都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眼前是横七竖八的横梁砖瓦，一切都变了形状，歪歪斜斜，像达利的画。
一幕幕犹如梦魇般的场景，却有着诉不尽的细节：一块断裂的楼板，一只掉地的发夹，一个破了玻璃的结婚照镜框，一堆散架的家具，还有泥泞里的衣物鞋袜，砸烂的冰箱电视机，巨石压扁的轿车，等等。总之，这里就像一场惨烈炮火后遗下的废墟，横扫一切，除了破碎，还是破碎。
我穿着军用大皮鞋，平时觉得挺管用的，不怕铁钉、钢筋，也不担心滑跤，但此时我却嫌它笨拙，走在碎石满地的街道上，唰唰作响。我不敢重踩大地，我脚底的瓦砾下，有无数亡魂蜷曲着。
我想听听北川发出的声音，但听不见：汽车躺在路的中央，死了；房屋倒塌一地，死了；河水停止流淌，死了；烟囱断了炊烟，死了；商店狼藉满地，死了。一切都死了，留下的都没有生命。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凝固了，死一般寂静。
此情此景，叫人根本无法控制眼泪。我心里喊道：北川，你太惨了，人间不该有如此骇人听闻的悲剧！
可我不敢哭喊。我怕惊动了这片凄凉的死静，怕惊动了还被压在钢筋水泥下的亡魂。
这是一种不曾有过的经历：当我停下脚步，就好像活在死的地界里，没有生机。假如这时有条鱼在水中游，我大概也会听见它尾鳍摆动的声音。
正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那铃声让我毛骨悚然，恐惧至极。我接了，却又断了，冥冥之中，我真不知，这是天堂来的铃声，还是地狱发来的警告。
张宏亮笔名 - 2008-6-8 20:45:00
再过两分钟，又响了，接通了，问我是否有兴趣回答一个商业调查的问题。我愤怒地关闭了手机。
这时，一直把自己罩得严严实实的小赵，掏出手机打开扬声器，选了首成龙的歌《真心英雄》，放了一遍又一遍，不停地放。
我能理解他此刻的心情。
深处
我们的脚步，已经到了死城深处。
走到一个三岔路口。震前，这儿像是闹市。一座古色古香的牌楼，歪斜了，还没倒下，它被飞石撞击得裸露出里面的钢筋。
牌楼底下有一辆黄色童车，扁扁的一片，巨石一定是碾过了它，轮子在那一刻停止了转动，它的小主人呢？
在一条像是商业街的废墟旁，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他灰头土脸，像是个灾民。
我问：“你怎么进城来的，里面还有人吗？”
“我是北川人，当然知道路。我来找家里的东西，马上出城去。”憨憨的小伙子叹了口气，接着说，“人？没人了，都在房子下面压着呢。不会活了，全死了！”
与他挥手告别后，一块巨大的宣传广告牌突然矗立在眼前。广告牌依托的房子并没倒塌，但裂痕斑斑，底下是一片狼藉。
七翘八裂的水泥梁柱旁，一辆桑塔纳瘪了，躺在边上。地上有十来本册子，散落一地，我拿起一看，是北川的人头册，上面是密密麻麻的人名。
我犹豫了一下，并没拿走。除了北川最后的影像，我不想拿走这里任何一样东西。
街面上，随处都是裹尸袋，以及一箱箱矿泉水、面包和帐篷，大撤离的紧张和慌乱，由此可见一斑。
我平时很少这样拍照，但此时此刻，空镜头成了唯一的选择。根本不用渲染惨状，一个个空无一人的场景，就是这个城市最后的见证。
小心绕过一个泡着很多异物的水塘，我听到，远处有狗吠声，叫了几声，又低了下去，稍息又叫了起来。它叫得很急，大概是看见了我们，但我们找了半天，也看不见它的踪影。
在这座死城中走了半天，已经没了最初时的恐惧，也习惯了其中的药水味。最让我惊异的是，这里甚至连个苍蝇、蚊子都看不到。或许是防疫队洒下了太多的消毒药，它们也都被杀死了？
想到这儿，我干脆甩掉了闷气的口罩，小心地嗅嗅空气，与平时进医院时嗅到的味道差不多。我始终没带手套，在这座死城里，没人和我握手，我也丝毫不怕疫情。
只是，堰塞湖还在头顶上悬着，惟恐余震太大，让它飞流直下。到时，我们还能逃得了吗？
天空又滴起了雨。已是晚上7点多了。我忽然感到饥渴。身上除了照相机，两手空空。来时匆忙，连瓶矿泉水都没来得及带。
地上有不少零散的食品和矿泉水，虽然诱人，但不到万不得已地步，绝对不敢碰。
再往前走，在一座破烂不堪的桥头，我突然看见几个凳子旁有一整箱水，虽已经开过封，但里面还剩有好多瓶不曾开过，于是，我顾不上太多，拧开一瓶，大口灌进肚里。
生灵
小赵视力极好，发现前方有一条狗。他叫我别靠近，怕它饿急了咬人。
我从来没养过狗，但我知道狗是人类的朋友。只是这一阵，听了太多有关防疫宣传的教育，让我对它也产生了某种疑虑。
我先是拿着长镜头拍摄，与它保持足够的距离。这是一条“京巴”，并不凶悍，我开始慢慢向它靠近。它睁着一双大眼睛，默默地看着我，不声不响，像是在企盼什么，也像是在打探：这个拿着黑乎乎家什的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完全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生命，这让我一阵惊喜，尽管只是一条小狗。我以为它饿了，忙回头找来一块丢弃在路上的面包，靠近喂它，但它闻了一闻，又缩回头去，继续眼巴巴地望着我们。小江再拿来矿泉水喂它，它也不喝。
我知道，狗已被灾区的防疫人员划入格杀勿论的对象。这条曾经是人类最好朋友的小狗，此刻之所以能在这里出现，中途不知躲过了防疫人员的多少次劫杀。
不知为什么，劫后余生的这条小狗，不但不躲闪我们，反而与我们很亲近。难道是它的第六感能分辨出，面前站着的人没有恶意？这时，我突然注意到，在它面前，摆放着几个裹尸袋。霎那间，我像被一阵电流击中了似的：这是一条忠心耿耿的狗，乱石没打死它，枪弹赶不走它，饥渴也诱惑不了它，它至死不渝守着的，或许正是它的主人的裹尸袋。
意识到这一点，我的泪水再一次流下。模糊的泪光中，这只小狗一直默默地望着我，眼神里透出忧郁。
我想和这只小狗合个影，就以北川这座空空荡荡的死城当背景：生、死、爱，永恒，在这座死城里融会贯通。
刚迈开脚步，小狗就紧贴上来，后腿一瘸一拐。小江被它企盼的眼神深深感动，不能自已，男人式地发誓要把这条小生命带出城去，说什么也不能把它独自留在这里。
可我们深知，很难把它带出去：我们是偷偷溜进来的，出去的路只有一条，带着狗出去，注定难逃军警的眼睛。另外，灾区现在已经风声鹤唳，让任何人瞧见它，一定立即处死。还有一个担心是，万一带出小狗真把疫情也带出去，我们三人就成了千古罪人。
就在我们犹豫之间，不知从哪儿又冒出一条小黄狗，活蹦乱跳的，与小“京巴”像是早就认识。但它既想靠近我们，又颇有警惕心。我们默默离去，小黄狗盯着我们，始终不发一语。小“京巴”由于腿力不支，终究也没有跟了上来。
走了一段路，我不忍心，再回头看它一眼，它俩都还在看着我们：“京巴”趴着，小黄狗站着。一霎那，我掉转了头：永别了，死城里的小狗，别再看着我了，让我少一些负疚吧。
此后，我再也没有心思拍照了，一路往回走，一路惦记着小狗。走得很远，山谷里又传来狗吠声，天色全黑，叫声仍在。
回去的路上，见不到一部起重设备，也见不到一辆铲车，全部撤走了。我想，这应该是北川被彻底放弃的迹象吧。
离别
出去的路，我们只能硬着头皮闯。我把CF卡藏到隐匿处，生怕这些可能是记录死城北川最后的影像被扣。
看见我们，路障前的军警吓了一跳，我们则强装镇定。好在岗哨已经换班，不是进去时候的那拨人。乘他们纳闷儿间隙，我们快步急闪，逃出死城。
当晚，我们回到成都市内。忙碌一阵后，我终于抵挡不住劳累，没脱衣裤就倒在床上睡着了。
迷迷糊糊之中，我像是听到了狗叫声，又好像是从一座埋着许多亡魂的死城里发出的吼叫。惊醒后，我睁眼一看，灯还亮着，电脑也没休眠。
那一晚，我再也没睡着，翻来覆去，那座死去的小城，和那条忠心耿耿的小狗，一直在我眼前晃动。
北川已不可能在原址上重建。那一块块残垣断壁，以及废墟下一具具永远合不上眼睛的亡魂，将成为人类灾难史上永不磨灭的记忆。那样的记忆，将会由人类来共同分担。而我最痛悔的是，没能亲自抱一抱那条小狗，我的相机里也没留下一张我与它的合影。
而这一切，再也无法弥补。
张宏亮笔名 - 2008-6-8 20:51:00
三篇日记
一个穿格子衫的男人，穿行在废墟中。一波又一波余震袭来，危险显而易见。他说：“因为我活着，所以我要来。”从5月12日晚上8时起，他连续转战都江堰、绵竹、北川救灾现场。5天5夜，他从废墟里救出20多个孩子。他说：“我能记得每一个幸存孩子的名字。”让我们记住这位志愿者———成都东冠实业有限公司营销部大区经理陈岩。
救娃娃
他用手刨了3天
这是发生在绵竹市汉旺镇东汽中学救援现场的一幕。
一位学生家长抱着陈岩说：“他救了我的娃娃，用手刨了3天，没有停。”
从13日深夜12时到17日上午8时，陈岩一直在东汽中学忙碌着。砖块、水泥板、钢筋随处都是，陈岩和救援队员只有用手将砖块搬进盆子或簸箕里，然后往外清运。就这样，他们救出超过20个孩子。
整整80个小时，陈岩累计只睡了5个小时。他的嗓子喊哑了，眼睛熬红了。最艰难的一次救援，时间长达40多个小时。他说，虽然辛苦但很值得。
凭借以前的救援经验，陈岩赢得国家地震灾害救援队员的认同。他们一起制订方案，一起救人。连救援队员都由衷地称赞陈岩：“他非常勇敢，甚至不怕死，危险的地方总是抢在我们的队员前面进去。”
5月16日22时，东汽中学救援现场。国家地震灾害救援队转战重灾区北川中学。陈岩留下来，独自指挥地方救援队员施救。10小时过去了，东汽中学最后一名幸存者终于获救。群众自发长时间热烈鼓掌。
我应该这样做
作为中国人
汶川大地震之后，陈岩是最早进入都江堰参与救援的志愿者之一，也是第一个进入重灾区绵竹市汉旺镇救人的志愿者。
5月12日晚上8时，陈岩独自开车赶到都江堰市聚源中学。那一夜，他在成灌高速公路上跑了7个来回，把几十名受灾群众送到成都投亲靠友。
13日，陈岩接到大哥从广州打来的电话，说绵竹的嫂子家房子塌了，侄女没吃没喝的，于是他赶往大哥家看望。看到嫂子和侄女没有受伤，听说清平乡正在搜救幸存者，陈岩毫不犹豫地去了。20日，陈岩回成都，在家里换了一身衣服，又重返广汉灾区。他把救援重心转向组织和发放救灾物资。在许多志愿者的支持下，陈岩向灾区运送了大量的药、盐和帐篷。5月29日18时多，记者联系上陈岩的时候，他说自己正在东汽。重返东汽，是因为从广东组织了一批活动板房，捐赠企业指定要给学校，于是陈岩专程到德阳调查，看哪里的学校最需要板房。
5月30日下午3时，陈岩乘飞机前往长沙。“长沙有一个节目，希望我能作为志愿者代表参加。”说着，他在电话中笑，“主要是那个节目还要为灾区孩子募捐。”
很多人都问陈岩，为什么志愿参加救援？为什么愿意舍命去救别人？陈岩的回答干脆利落：“作为男人，我应该这样做；作为四川人，我应该这样做；作为中国人，我应该这样做。”
看陈岩
整整80小时，他只睡了5个小时……
救了20多个孩子，他记得每个孩子的名字……
他非常勇敢，甚至不怕死，危险的地方总是抢在救援队员前面进去……
问陈岩
为什么志愿参加救援？
为什么愿意舍命去救别人？
“作为男人，我应该这样做；作为四川人，我应该这样做；作为中国人，我应该这样做。”
识陈岩
36岁，成都市民。曾在西藏当过武警，目前是成都东冠实业有限公司营销部大区经理。早在当兵期间，他就多次参与灾害救援。1996年，云南丽江发生大地震，陈岩只身赶往丽江参与救援。1998年，华中发生特大洪水，陈岩与救援人员一起驾船救援被洪水围困的群众。汶川大地震之后，陈岩是最早进入都江堰参与救援的志愿者之一，也是第一个进入重灾区汉旺镇救人的志愿者。
张宏亮笔名 - 2008-6-8 21:01:00
第四篇日记
6个普通人抗震救灾
他们是四川大地震抗震救灾志愿者队伍中很普通很小的一个群体，只有6个人。他们笑称自己是护送朋友爱心救灾物资的“镖师”。他们用一己之力，发动并汇聚了二十多车来自全国四面八方价值近百万的援助物资并自费“押送”到灾区。从5月12日至今的14天时间里，他们的足迹遍及四川的安县、绵竹、银厂沟、北川等大多数重灾区。他们来自不同的省市和地区，他们原本素不相识，因为救灾而相聚成都，临时组成专门为灾区募捐的“天涯海角救援特别行动队”。他们不但组织赈灾物品，而且还亲自押送到灾区，并带回灾区急需的物品信息。他们中有上过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的登山高手，有普通的成都市民，有保安队长，有酒吧老板，有懂救护知识的护士。
5月12日晚，中国天南海北5个城市和地区的6个“驴友”一边为汶川大地震中遇难和受灾的人们难过落泪，一边收拾准备远行的“驴具”和医护用品。14日，曾经登顶过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的“风子”李明从温州坐飞机赶到成都，寻找需要他“开道”去受灾山区的救援队。医护志愿者“野孩子”（到北川灾区后把网名改成“北川人”）彭震英（女）也从香港飞回，带着一些简单的医护救援设备。这时，成都酒吧老板段齐结和他的保安队长已经做好了去灾区帮忙的准备。当晚，没能找到需要自己帮助队伍的“风子”和另外一个登过珠峰的“飞天”小刘经朋友了解到段齐结有车去灾区，忙去会合。到成都抗震救灾志愿者报名处因专业“不对口”没有被征用的张玉锋和“野孩子”也联络到段齐结，在汶川的余震中，素不相识的6个民间志愿者就这样组成了“天涯海角救援特别队”。因为大家的人缘都很好，认识很多关心灾区的“老板”，组织并运送救灾物资和关心灾区儿童成为行动队的核心任务。
15日，队长老段负责联络和自己“有交情”的成都爱心企业和“老板朋友”，平时的生意伙伴或“狡猾”的老板们全都不费口舌地出钱出力，还一再感谢老段他们帮自己献爱心。唯一的女队员、有护士技能的“野孩子”在准备绷带纱布消毒药水的同时还在忙着购买婴儿的尿不湿和一些妇女用品，凭着女人的敏感，她知道大众化的捐赠物资中一定会遗忘这些不起眼的非解决温饱物品。16日，联合6人力量一起组织的捐赠“镖队”成都出发，“押运”着来自成都泡桐树小学、1810酒吧、罗莎蛋糕店和川大MBA登山队等爱心人士和单位的捐赠的18辆车的物品。打头的老段在自己的越野车上挂起“情系灾区，关爱儿童”的红色横幅，一字排开的长长车队行进在成绵高速开往四川重灾区北川的路上。沿途，不对外加油的加油站仅凭车身上的标语就给他们加满了油。
中午，在车流中堵堵停停赶到绵阳市的北川灾民安置点---九洲体育馆。见送救灾物品的车太多不能亲自见到需要救助的孩子，车队决定改送绵阳的南河体育场。一只只受伤的小手，一双双满是泪痕的眼睛，老段哭了，“野孩子”哭了，大家都被地震带来的现实灾难震撼。“我们只在电视和广播里听到看到受灾的情况，到这里才明白什么是灾难，我们只恨自己的力量太小！”最后，大家用颤抖的双手把一件件衣物或玩具亲自送到孩子手上，还请四川电视台的记者用摄像机帮忙记录，以给委托送救灾物资的人一个交代。留下17车东西，队员们带着最后一车救灾物资赶到听说还没有得到救援的安县沸水镇，顺利送完受委托“押送”的爱心“镖”，在收集了一些当地灾区急需的物品信息后，“天涯海角救援特别行动队”赶回成都，再准备新的救灾物资和选择新的运送方向。
17日下午，因全国其他发货到老段处的救灾物资还在路上，不想浪费时间的救援队仅带了一车救灾物资就又出发了，地点北川，主要任务是利用队伍人员的技能优势直接参与山上灾民的营救顺便运送救灾物资。
18日从凌晨5时出发，大家在上午10时终于冲出志愿者的庞大车流来到北川。歪斜的“天仙妹妹”作代言人的北川广告牌下，上万的救援人员在废墟堆里忙碌。6个没有能加入红十字救援队伍的人只能焦急地等待有需要自己的机会。“北川水厂背后的大山上有个双腿骨折的老人需要救援！”接到救援命令的重庆特警救援队发现了等候在路边的全副武装的6人，有专业登山运动员又有懂医护急救知识的护士，大家终于被邀请加入救人队伍。大家奔跑在面目全非的北川街头，老家在这里的老段悲喜交加，悲的是自己的很多亲朋好友长眠乱石废墟，喜的是自己和5个队员可以亲自参与救人。
形成北川县城上游第一个堰塞湖的垮塌大山上，6个队员和重庆特警几乎用小跑的速度行进在还在垮塌和飞石的山路上，体力并不太好的“北川人”（“野孩子”到北川后改名）带着一圈绳子和医护用品吃力地紧紧跟随。
中午12时左右，预计4个小时上山的救援队大部分队员在专业登山高手“风子”等人的开道下，接到了双腿骨折的70岁老人。在“北川人”的简单护理后，体力让特警都羡慕的“风子”和十几名重庆特警交替背着已经痛得发抖的老人慢慢下山。
19日，北川县城陆续涌来大批全国的救援志愿者和专业搜救队伍。老段和队员们商议，避热就冷，转战到还没有太多人关注的北川陈家坝去参与救援。当从记者处得知当地灾民缺少食盐的消息，“北川人”赶在队伍出发前在绵阳城里买好几十袋盐和一些妇女用品及婴儿用品。
凭着“风子”的“专业登山救护证”，6人通过三道武警和民兵守护的关卡来到了一片狼藉的陈家坝。陈家坝乡赵书记还在带伤指挥全乡上万的灾民转移并继续搜救山上的受困群众。
一面残存的白墙上，写着大大的“指挥部”几个字，还算完整的水泥地面上，堆着上百箱各地捐赠的水。“北川人”迅速除去赵书记沾满泥土的上衣，用自己的专业手法检查他被垮塌的房子砸伤的肩背。有感动也有疼痛，当着旁边老乡的面，失去父母和儿子都没有轻易落泪的书记不好意思地哭了。“谢谢！谢谢你们专门从全国各地赶来帮助我们！”收下特别救援队送来的食盐和妇女及儿童用品，好几天都没有水洗脸的几个受灾的女村民小声地说着感谢的话。“风子”和“飞天”这时已经和当地的村民一道到大山里的樱桃沟寻找被困群众去了。
昨日，继续组织和运送救灾物资到成都附近灾区的队员们再次聚集，准备进入他们第二阶段的赈灾工作，到灾区寻找需要帮助的地震受伤儿童和地震孤儿。“我们准备建立一个民间的‘桥梁’，让想关心和收养孤儿的人知道哪里有需要帮助的孩子。”据老段介绍，在著名主持人黄健翔博客介绍他特别的救灾故事后，很多人通过朋友引见或直接寄送要捐赠的东西到他的1810酒吧。“我都很久没有关心酒吧的生意了！”说完，老段又在电话联系分散在各地的队员们，他旁边的保安队长也是队员之一的高波正在把一些送灾区的东西搬上老段的越野车，为下一趟出车作准备。
“12号看到电视放灾区情况，好着急啊，那么多受灾的农民。”他们的领队人刘中明告诉记者，他很快找到几个村民，一起琢磨着能干点啥。“那么多人被埋着，赶快救人去啊！”消息一传开，10多个村民都争着要加入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