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诗网,中国诗歌网|中国诗歌学会于无声处听惊雷――论《通河无言》的悲剧性（陈永久）

亦然 - 2008-6-14 19:27:00

于无声处听惊雷
――论《通河无言》的悲剧性
陈永久

亦然送来他的大作《通河无言》，称我是他的老师，实在有愧。后来才知道，二十多年前，痴迷文学的他就倍道而来，拜访过我。本人才疏识浅，不学无术，又喜欢闲云野鹤，实在不敢贸为人师。热爱文学事业数十年，一直游离在梦想之外，但好梦总是难圆。做了十几年文学辅导干部也没有培养出什么优秀作品，实在愧之又愧。于是，无论老少，凡有喜欢舞文弄墨者，皆视为文友，正如钓鱼一样，凡拿渔竿到了河边就是钓友。
《通河无言》在《平昌文艺》连载时，遗憾，我没有阅读。这些年，我被个别写“假大空”者和写似曾相识作品的“抄家”们哄怕了。读了亦然的大作后，方知我错了。从亦然身上，我知道潜心写作的朋友还很多，借此向那些如亦然一样真诚写作的作者说声对不起，并致以敬礼。因此，我用了一星期的时间将三十多万字的作品细读了两遍，深感亦然对文学事业的坚毅执着，生活底蕴之丰厚，谋篇布局技巧之谙熟，叙述语言之诗化激情与人物故事的乡土特色之典型浓郁融为一体。《通河无言》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一部具有乡土农民，农村生活，极具悲剧力量，读后令人痛彻肺腑的长篇小说，是极具地域文化，历史典故，民俗风情，民间语言的优秀之作，也可以说是建国以来我们县市以及更大范围内走进我心灵的第一部摧动人心的乡土小说。正如崔道怡先生所说：“《通河无言》对于文学和那个时代，都是一种贡献。”先生是站在全国的高度，因此，我说，她对于通巴两河流域的文学事业更是一次突破性的贡献。
《通河无言》的主要文本时空间，大致着力点应是1962年到1982年这二十年间，重点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人物的回忆、叙述、交代和穿插了从晚清到民国，从红军战斗在巴山的时期到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可见涉及的所有历史的纵深度和经纬的宏阔度。但从主要人物的人生悲剧，社会悲剧的深刻揭示来看，让人联想到1982年的伤痕文学（又有别于乡土文学），联想到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和《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还有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与《芙蓉镇》。但，《通河无言》不是简单的伤痕文学的后继之作，而是对于那个时代的史诗性悲剧性的深刻反思。我从那个时代的回廊走过，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我倍感这部小说有它更独特的视角和更加独特的贡献。
首先，就要从作品的主人公鹅卵石说起了。从小说文本中提供的情节来看，鹅卵石应出生在1952年，而且祖上是举人亚元的书香门第，到了他这一代人却成了“无教则愚”，“无文则野”的一个平常的巴山汉子。作者还有意给他从十岁起就戴了高帽子，挂了黑牌子，终其一生。悲乎！主人公鹅卵石不过是弱势农民群体中一个再普通不过，再单纯不过，再善良不过的一个普通农民，并没有什么“反骨”，更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反革命破坏活动，他没有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组乌合之众对抗社会主义的动机、本事和能力。十岁偷粮，是跟着父亲，姐姐撵路去赶场凑热闹，砸坏“夜课班”也只是出一口恶气，住学习班不过是看不惯官僚衙门作风，阻扰“囚车”仅仅是幼稚地不准打人，“偷枪”事件是马红革的栽脏陷害。但从“北京”的天空而来的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的新气候，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他却是挨批挨斗挨整，游街示众，住学习班，直到判刑入狱。这让我想到奥地利作家卡夫卡192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审判》。主人公k，有一天早晨还没有起床，突然闯进来了两个陌生人说：“你被捕了。”k莫名其妙地跟他们走了。一次又一次的审判，法官说不出犯人有什么罪，k自己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罪。想，既然被捕了，被审判了，自己就一定有罪。于是K就自省，就自我检查，自我批评，K的心理与行为就摇摆于软弱与恐惧之间，准备屈从于“审判”认罪，于是产生了犯罪感。在执行死刑时，K想，最好自己用刀子杀死自己，免得劳累两位刽子手。在最后一次审判时也反抗过，K也高喊“你们这帮恶棍！总有一天我要审判你们的！”
亦然笔下的鹅卵石与父亲挂黑牌游街时，心里想到的是，标语的字写得不好，黑牌上的字蹩脚，要是爹来写的话，或许会是书法展览，墨宝精华。在他十八岁时，善良的他英雄救美。他从通河里拼命救出笋子后，在与笋子的谈婚论嫁中，笋子（因怀有马红革的非婚子而羞愧跳河）说：“自己脏。”而鹅卵子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是盗窃犯，破坏分子云云。这不正是不打自招，没罪也认为自己有罪吗？邋遢王在即将出狱时，为了贪婪监狱的有吃有喝，痛哭流涕，大呼：我还有问题，我曾今想谋杀毛主席。卡夫卡的《审判》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强权政治，现代官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控诉和讽刺，而亦然的《通河无言》，以无言的冷静和史学的反思，辛辣地批判和审判了那段不堪回首的陈年旧史和痛苦往事。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一个愚昧疯狂的年代，那时人人自危，稍有不慎，或写错一个字，或说错一句话都会挨批挨斗，直至被捕判刑。甚至，连农民进城卖鸡蛋换盐巴，卖几把葱子蒜苗都会被“专政队”弄去住学习班，“宰资本主义尾巴”。主人公鹅卵石借助逃难（畏罪潜逃）在红卫兵大串连时到了北京，他有幸与毛主席“神交”对话——这悲莫悲夫的神交，不正反映了人民对于党，对于伟大领袖的由衷膜拜和“有苦无处诉”的另类悲剧吗？后来，他躲到一个矿山去做苦力了，当了“遥逍派”，一个完全有可能顺理成章“逼上梁山”，振臂一呼的“造反派”却异乎寻常地既未参加派性组织，也没有头脑发烧参加武斗，呜呼，何其明智愚忠和逆来顺受的少年？！1970年5 月回到久别的故乡，因“英雄救美”，又卷进了 “感染疾病”的家乡的“风云突变”的更加激烈的矛盾斗争中去。他一次又一次的败下阵来，作家一层一层地剥去他生存的理由，直到判刑入狱却仍然苟且活着，直到自己聊以生活下去的最后希望——魅力无限的妻子背叛自己后愤而上吊自杀……可谓命运乖张，悲乎！
影响和左右鹅卵石命运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笋子。这是文本中作者非常倾心膜拜的一个女性人物，着墨雕塑甚多，而且“作者”还匠心独运，以“我”现身文中表露自己怜爱动心之至！原本善良文弱的女子，因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父亲被镇压，母亲投河自杀，因而失去双亲，命运坎坷。五六岁的小女孩成了孤儿。然而，不幸之中的万幸，她被当年自己家里的长工（从前的被压迫者），而今天的翻身农民（统治者）——村支书马豇豆，苦荞夫妻收养。照理说，有了“大红伞”的庇护，笋子从“黑五类”子女，转换成了“红五类”子女，就连“可以教育好的地富子女”都与她不沾边了。因此，她从女娃娃，到少女，到女人都无一例外地躲过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政治风云利剑，少受了许多挨批挨斗的皮肉之苦与游街示众，陪斗“陪杀场”的精神折磨。这命运的巧合，决定了她的人生会是阳光灿烂的么？然而，照鹅卵石的话说——那是，那是，那也不一定。红五类子女，又有立功勋章，披着退伍军人外衣的马家哥哥马老大，却将家仇父仇，阶级之仇一股脑儿倾泻在笋子弱小细嫩的少女身上，以长期奸淫蹂躏，占有肉体为手段，实施复仇。何其愚昧，何其粗暴，何其残酷？因此，笋子所遭之罪，这比挨批挨斗戴高帽挂黑牌游街更加触及灵魂，更加异常悲惨。在马家，笋子受到马红革的侮辱奸污，马母苦荞还对笋子说：“哥哥喜欢你哩！”笋子在抗拒马家哥哥无效之后，以“报恩”思想忍辱偷生，还心存有一天能做大红人——马家的媳妇而痴心遐想。一旦马家哥哥娶了县武装部长的女儿水葡萄后，笋子顿觉生存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她怀着马家的孩子跳河了。而这时，鹅卵石奋不顾身跳下通河救出了她。笋子似乎又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又燃起了她生的希望。在菊花嫂的撮合下，25岁的笋子姐姐嫁给了18岁的小哥哥。甜蜜的爱情能抚慰这一对苦难男女流血的伤疤吗？那是，那是，那也不一定。马哥利用职权以要整“鹅卵石”为由，胁迫笋子，继而达到长期霸占笋子。笋子为了能为夫父“避祸”，甘愿牺牲自己，忍辱偷生。唯一能对鹅卵石说的话就是：“晚上，你要记得早点回来哟！”既是牵挂，更是向丈夫预警。然而，鹅卵石懂不起。而婆母蒿草，见到马红革闯进家门时，也只好假装不知道，躲进自己的小屋里，连笋子哀求她开门同宿以躲避色狼，也叫不开门。谎唐吗？一个不能自保的农家妇女，她能保护得了她的儿媳妇么？这就为后来笋子与马家“猫腻”败露跳河而死，为鹅卵石出狱后，改革春天到来之际“不明不白”之死埋下了必然的伏笔。
一对年青的恋人就这样死了！纵观他们的短暂人生，他们确是没有做过什么恶事，坏事，混帐事，反而是那些作恶多端丧尽天良的人，摇身一变仍然幸福得意的活着。悲乎！鹅卵石平常平淡平凡的生活，却遭来接二连三的政治打击，因看见“偷粮”而为“窃贼，”因“石头事件”而住学习班，因捡枪交枪被人陷害而为“阶下囚”……与他一道被捕坐牢，在光雾山劳改农场劳改的乡亲中是更加无辜的“民歌王”，以及为了吃饱肚子而多挖了两锄荒地的么娃子，以及更加清白无辜的擂尖把，水子牛。真是大悲无言，通河无言，在无言中却能听到山崩地裂的惊雷炸响！惟其如此，其社会的，人生的，历史的悲剧昭然于世，足可警示后人。“鹅卵石”不是又臭又硬的石头，不是圆滑，而是通河大浪淘沙，沉积在河滩上的“灵石”(它与贾宝玉的通灵宝玉岂不异曲同工)，见证了“通河”——这条喻示历史河流的春夏秋冬，水涨水落，见证了通河两岸如沙粒如卵石的普普通通的庄稼人们的喜怒哀乐，大苦大悲，大彻大悟。捷克作家米兰发•昆德拉说：“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存在理由。”我前面说了，亦然在《通河无言》中有一个独特的视角——这就是发现了惟有小说才能说的东西。亦然的独特的视角，就是他原始的朴素的农民视角。这也是这部小说最成功，最值得称道的精义所在。他以巴山通河农民的观点、理想、人生哲学、生活、劳动、爱情、家庭中，发现并塑造了鹅卵石、笋子、潘老三、蒿草、马豇豆、苦荞、山老鼠、泡菜缸、擂尖把、木疙瘩、水子牛、陈冬牛、菊花嫂、邋遢王……等等有血有肉有生命力有灵魂的“草根”人物。从关心关爱这些自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这些大苦难大悲痛中的弱示群体，读者看到了作者不只是大悲无言，更多的是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大爱之心！他告诉我，他哭着写完了初稿，又含着眼泪改写了一稿又一稿。亦然以他独特的视觉再现了那愚昧疯狂的年代里，这些草根人物顽强的生命力，表达了无论如何艰难困苦，无论如何衣食不足，无论如何政治风云变幻，无论如何受冤受屈受尽苦难，却始终热爱共产党，坚信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热爱毛泽东，坚信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坚信有共产党才有他们的平等、自由，当家作主人的人身尊严，有共产党领导，才有可能“通河断流”，“河流改道”，才有可能拔乱反正，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当然小说现实中的人物，不仅是贫穷的，而且愚昧软弱，甚至带着那种中国人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需要脱胎换骨的奴性、劣根性。他们把交公粮演义为是“皇粮”，“皇粮，就是毛主席吃的粮。”一个生产队长的口头惮是“狗日的”，对群众讲话开口就是：“上有毛主席，下有山老鼠（生产队长）”真是“山高皇帝远”，“老鼠”也能充霸王。无罪无错被捕，被判刑，坐了牢，一点儿不悲伤，不冤，反而庆幸“有干饭吃”了。因劳动表现好，改判减刑，还赖着不走，想方设法造事，宁愿多坐几年牢，多吃几年八两米（当时囚徒生活标准），宁愿失去自由，也不愿回到社会上来挨批挨斗挨饿，真是可悲可笑！不是这些人目光短浅，而是他们当时处境实在艰难。在生产队劳动一年，口粮不足200斤，一个劳动日工分只值八分钱，一包经济烟。难道我们能脱离他们的生活处境去责怪这些人没有崇高理想，没有更高的人生追求，没有纯洁伟大的至尊情爱，能要求他们都是崇高的道德模范吗？
那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最精典最有煽动力的一名话就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亦然心有灵犀，《通河无言》见证了这一普遍的现状。那就是“北京打了一个喷嚏，全国人民都要感冒。”这在穷乡僻壤的巴山通河的石头乡石头村，所有公民，每一根神筋都牵连着北京的政治风云，阴晴冷暖。红卫兵运动，武斗、批三家村，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批斗走资派，反左、反右、地震、殒石雨，领袖们先后仙逝，无不牵一发而动全身，让石头村的草根们胆颤心惊，悲喜交加，心有余悸。毛主席逝死，扎花圈，搭灵堂，全村男女老少哭爹喊娘，悲号声惊天地、泣鬼神……这就是巴山人，庄稼汉们最朴素，最执着的人间真情。
一部作品能够感人，它的文学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甚至能够传世的存在价值，就在于作者揭示了某种社会存在，某种特定阶级，阶层的人群始终被掩盖着的可能性。《通河无言》中，贯穿整部小说的哲言：那是，那是，那也不一定，如何精髓地一言蔽之，表达了哲学上“相对真理”的不确定性，否定了“一句话顶一万句”的绝对“真理”，以及这“绝对真理”对于那个时代社会历史和人物命运时代命运的占有和左右。因此，我们有理由说《通河无言》是一部“文革”野史，是文革时期中国四川石头公社石头村的一段村史，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悲惨世界”。
除诗歌、散文、论文外，亦然已经发表了不少短篇、中篇小说，我仍把《通河无言》看成他的处女作，奠基之作。早在改革初期，从平昌回重庆的知青罗中立（四川美院院长，油画家）就让巴山农民形象进入了他的艺术画廊，而让他获得金奖，响誉全世界。可见，这块土地有画家、艺术家、文学家取之不尽创作源泉。我祝愿亦然创作的笔底风云和巴山农民群落形象能够走进中国文学史，同时希望与本土作家们一道能在描写新农村、新生活、新人物上获得更加辉煌的成功和质量的超越！

2008年3 月22日于平昌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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