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居香港回归诗歌62岁北岛：野兽还是家畜？

童天鉴日

　
　核心提示
　　“我对着镜子说中文/一个公园有自己的冬天/我放上音乐/冬天没有苍蝇/我悠闲煮着咖啡/苍蝇不懂什么是祖国/我加了点糖/祖国是一种乡音/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见了我的恐惧”。
　　北岛钻出观众席，走上台去，用中文朗诵了这首《乡音》。这是2011年11月13日，“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第四天，他是这个诗歌节的组织者。
　　《乡音》是他流浪时期的作品，多次被他在各种诗歌节上选读。北岛说：“我既不是什么呐喊者，也不是什么斗士，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你们给我贴上各种标签，我回不了家。”
　　我正从野兽变成家畜”
　　有人说，听北岛朗诵《乡音》或者《黑色地图》，字里行间仍能流露出他对文化故乡的渴望。但在他看来，自己的乡愁已经不具有地理意义的指向。
　　现在，问他回望自己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他说，他总会想起一部电影《处处无家处处家》。
　　62岁的北岛现在的身份，是香港中文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人文学科讲座教授。这是个工作职位，也是他在诗人之外的社会角色，并让他在2008年得以暂时结束20多年的漂泊。
　　初到香港时，他曾说，对于相对陌生的港粤文化，需要安下心来慢慢了解和适应。而同样，香港这个一度被争议为“文化沙漠”且鲜有诗集出版的国际化都市，对这位已被符号化的“国际化”诗人，也需要时间观察和认知。
　　定居4年之后，对香港，北岛有了意想不到的归宿感。北岛自称生活得很奢侈。毕竟，他不再为生计发愁，身边有爱好诗歌的学生，在离家和学校都不远的地方，有自己独立的书房，可以安静地写作，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在香港落定一年后，北岛开始“不安分”起来。两年一届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就是他折腾的结果。去年记者招待会的地点选在上环一家高端私人会所，北岛以“东道主”身份，协同来自美国、墨西哥、巴西、土耳其、中国大陆的近20位诗人，与记者见面。地点选取、诗人邀请以及独立诗集的多语种翻译出版，都明显成熟于第一届。支持机构中除了三所大学，还有两家私人基金会，以及领事馆和商业机构的赞助。这似乎是诗人和香港互相“认知”和认可的结果。所以，当北岛拿起话筒，虽然依旧寡言，但显得气定神闲。
　　“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充分利用香港这个平台，通过翻译、出版、朗诵、中学生诗歌教育等一系列方式，逐渐改变这里的文化生态。在我看来，这是诗人作为"野兽"以外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北岛如此解释自己的初衷。
　　“野兽”是北岛近期提到的一个意象。“野兽怎么活，诗人就怎么活”。他这样比喻。新鲜的表达经常被媒体引用，但也遭来了“表演性太强”的批评。
　　确实，北岛在香港的实际生活与精神上的彼岸有些对立。他说：“写诗本来就不应该是一个职业，否则诗人很容易被"职业"毁了。美国大学圈养诗人的结果就是无法出现伟大的诗人。”但是，他自己却成了一所大学的教授。与此同时，他在香港希望长期筹办的国际诗歌节，也一直有意争取到当地官方的支持。这绝不是野兽该有的做派。“我正从野兽变成家畜，好在时间不长，我时时提醒自己，可千万别上套儿。”对于自己的状态，北岛如是说。
　　猎物会变成猎人吗”
　　“诗人其实需要一个相对的稳定时期，这些年我漂泊的时间太长了。香港对我来说是个港口，我需要有停泊和休息的时候。所以我现在散文写作停下来，开始写诗。”北岛对记者说。
　　这真是个悖论。按照北岛关于“野兽”和“家畜”的描述，漂泊和离散的“野性时期”本应有汪洋的诗意，但自己却迫于生计必须以散文随笔为生。生活稳定的“家畜状态”，本是诗人的大敌，但又让他有时间回归诗歌。
　　北岛消失多年之后重新进入大陆读者的视野，是因为他的几本散文集的出版。人们对其中不同于诗歌的表达方式和幽默感表达了欣喜，但当时很少有人清楚，这些文字有很多是出于谋生的无奈。
　　出国之后的那些日子，北岛四处漂泊，对抗生存压力几乎成为他生活的全部。原本文化英雄般的诗人一旦真的脱离了母语环境，会突然变得毫无价值。
　　从1989年开始的6年里，北岛流浪7国、搬家15次。在客居西柏林的时候，那堵世界最著名的墙仍然屹立。很快，墙壁被人冲破、捣毁。北岛听到这个消息时已经流浪至北欧，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和丹麦，“告诉世界，我不相信”的诗人终于相信，流浪并不像诗句中那样美好。他带着吊床、衣服和锅碗瓢盆寄居在一个个单元房里或者宿舍里，帮人照看花草，应付寡居而沉默的房东，或者无聊地沿着房间绕圈。后来，这些经历都被他写进《搬家记》并收入散文集《失败之书》。他写道：“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发疯尖叫，在镜子前吓了自己一跳。”
　　好在，现在一切都变了。在香港，北岛获得了相对优渥的生活。
　　“自由不过是/猎人和猎物之间的距离”，在《同谋》中，北岛曾这样写道。在他看来，这是悖论，猎人和猎物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而这首诗成为诗人本人现实生活的隐喻。流浪时他是被现实生活围困的猎物。如今，在香港安定下来之后，没人知道他是否会在不经意间成为猎人。
　　水泥地上种花”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由于读者对于诗人早期的成名作津津乐道，这句话几乎成为北岛的唯一名片。当时，这是对一个时代、一种情绪的精准卡位，它被人反复传诵，成为经典的同时也把诗人凝固在狭窄的语境里。北岛对此感到厌烦，还带着些许尴尬。
　　“在我的诗歌写作史上这首诗被过于看重了，它被符号化之后，好像我唯一的代表作就是《回答》。它涉及到我们这代人和革命写作的关系，我们既来自那里，又对它进行反抗，《回答》正好处在这个过渡阶段。我对这首诗有一种叛逆心理或反省。”北岛说。虽然《回答》是自身写作的一个重要印记，但北岛坚持认为，它仅代表自己一个特殊时期，不能代表他整个写作风格。“我现在甚至觉得前两句恰是它的败笔。我认为，我后来的诗歌其实远远超过这首诗。”他这样解释。
　　公众只能记住诗人们的早期力作，北岛不认为是诗人自己后期创作出了问题，而是觉得这同现代人诗歌阅读的停顿有关。他说，商业社会的席卷导致诗歌边缘化。
　　曾有人与他讨论中国是否到了文学创作的最好时代，北岛开玩笑地说了句“痴人说话”。问他香港这块“文化沙漠”能否变成“绿洲”，北岛也曾自信地说了句“绝处逢生”。
　　没人知道，后半句对于香港的希冀是否有着“既来之则安之”的自我安慰。香港于北岛，既像亲于故土的家，又可能再度成为“在路上”的某一站。就像他刚刚获得一个香港本土文学奖，他的身份被标注为香港诗人北岛，而他至今对粤语还是感到茫然。
　　4年过去了，北岛仍不喜欢粤菜，不太爱看香港电视和电影。相反更喜欢内地的电视剧。在香港书店少得可怜的诗歌书架上，他的诗集被内地读者购买。在他的诗歌节记者招待会上，从内地四面八方赶来了记者，人数和兴奋度都要高于香港媒体。
　　但是，落脚香港的北岛毕竟在重新开始，开始提笔写诗，也开始尝试让远离诗歌的香港与诗歌发生关系。他知道，这一切需要时间。借用编舞家林怀民的比喻，他说，这就像“水泥地上种花”。
　　转自《中国新闻周刊》

冬箫

让远离诗歌的香港与诗歌发生关系——这样的境界是值得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