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一位现代派诗人的去向——谈吕亮耕的诗

新乡土诗人

●蓝棣之　<p>一位现代派诗人的去向　　　　<br>——谈吕亮耕的诗<br>　　　　　　　　　　　　　　　　　　　　　　　　　　　　<p>我在编选《现代派诗选》的时候发现，三十年代一些写过不少好诗的青年诗人，如玲君、南星、史卫斯、李心若、陈江帆、侯汝华、刘振典、吕亮耕等，后来去向不明，无法追寻他们的踪迹。这对于研究中国新诗的来龙去脉、发展演变颇有不便；《现代派诗选》出版后，好些读者和诗评家飞柬相询，希望我通报这些诗人的小传，我也基本上无可奉告。真是愧对读者与诗坛。但我知道一直有人在默默地做这种发掘工作。我的青年朋友刘福春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令我钦佩。现在我又很高兴地看到，易龙云、吕宗林同志编成了《吕亮耕诗选》，在这方面填补了一个空白，具有相当学术价值；它同时又是一集被岁月的尘沙掩埋了几十年的艺术珍品，直到今天仍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br>最近，我十分欣慰地收到吕亮耕先生之子吕宗林同志惠赠的《吕亮耕诗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2月版）；我这才详细了解到，三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吕亮耕，在抗日战争时期非常活跃，写有大量优秀诗篇；在解放战争期间与解放后，也一直有诗作发表。这本《吕亮耕诗选》就收录诗人在抗战前、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四个阶段的118首诗作，内容翔实丰富。我们看到吕亮耕也与别的进步诗人一样，抗战前曾经为中国象征派诗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抗战开始后又很快投于了抗战文艺的洪流，同样驰骋了自己的才华。这一切都有助于我们阐释吕亮耕诗的发展变化，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新诗嬗变的内在脉络<br>1934年秋，二十岁的吕亮耕来到上海，住在“亭子间”里，一面自学，一面从事象征派诗的写作。他开始与戴望舒往来，而且在当时很重要的现代派诗刊《新诗》等刊物上发表作品。他所写这类诗数量不多，但《Ｏttava &nbsp;Rima四帖》、《独唱》、《索居》、《譬喻》都是上乘之作，尤其是《Ottva Rima四帖》写得很精美纯熟，颇得象征诗奥秘。“愿思维是一笠帽，一垂纶，／我好肩一肩细雨不须归。”（《眼》）“我怕：三峡风吹散两地思，／化作断了消息的血潮！”（《纤》）“哪是绿洲，再汲不出一颗葡萄泪，／我把戈壁翻来复去：一大块空白！”（《无题》）这些诗句都表明，诗人在语言和艺术上的很深造诣，且体验很深。现代派诗人徐迟在为《吕亮耕诗选》撰写的序言中说：“亮耕早期的诗歌，象征主义色彩比较浓厚，忧郁、凝重，大多是个人感伤情怀的咏叹；后来抗日战争改变了他的认识。这一点我也深有同感。但抗战前夕我们对艺术的追求，不能完全否定掉。一个诗人以追求艺术性作为他的起始点不是什么坏事。倒是不以对艺术的追求作为起始点的诗人到头来可能是可悲的。”徐迟是吕亮耕当年的诗友，他这些话写于1985年10月。我认为，徐迟这一席话，对于一代有才华的诗人在抗战前夕所作的纯艺术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的价值，作了一个很好的有历史眼光的阐述。这是真正辩证的阐述。这样来看问题是符合四项基本原则之一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们往往走极端或简单化。我们往往是，为了肯定作家们后来的进步或者转变、转向，把先前的思想与艺术追求一概全盘否定掉。我们对于鲁迅、郭沫若、茅盾、闻一多等的研究中，都有这种情况；对于好些诗人的研究，也有这种失误。就连徐迟同志自己，在1979年写自己的自传时还在说，他三十年代前期是个现代派，诗风晦涩难懂，很少读者，并且说他于四十年代“批判了、舍弃了现代派”。可见徐迟后来的体会也长是期考虑、反复沉思的结果。借此对吕亮耕象征诗及其那一段对纯艺术追求活动进行评价的机会，再次提醒注意这个问题，期望我们少一点形而上学，不要在作家的评价上总是不断翻筋斗。<br>抗战炮声一响，吕亮耕即投于抗战文艺写作的洪流。在四十年代，他先后担任了好几家地方报纸的副刊编辑，后来又当了三家地方报纸的总编辑和主笔。在这期间，他写下了相当多的抗战诗歌。这些诗歌，有世界性的广阔眼光，又瞩目现实生活。他的诗，可以说是把西方诗与传统诗得体地加以结合的成功尝试。他在抗战期间所写诗的题材是很丰富的，既有《给战士》里那样的鼓动性诗歌：“我叫冲锋号鼓舞你，／华夏健儿好身手——／继后羿射日的雄姿，／洞穿那一面面日章旗。”也有《写示日本天皇》里那样的诗句：“靖国神社的御临祭，鬼鬼崇崇，／谁不知道你是猫哭老鼠假慈悲！”还有《咏蛇》那样的诗：“然而徒然，人没有尽学得了‘蛇’的智慧。／在痛苦里翻身，给烦恼丝裹束如蚕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吕亮耕在创办各种抗战文艺刊物时，针对着当时诗歌创作界严重地存在着的概念化、公式化与标语口号化的不良倾向，提出了自已的看法；认为诗作者们若是“老是在蔽塞的小天地中回旋，乍看起来虽冠冕堂皇而实际上却空无一物。”因而提出了“要面对现实”及“内容与艺术并重”的主张。他与孙望一同发起组织的“中国诗艺社”及其编印的《中国诗艺》月刊，就是企图使这股时风有所改变，并愿以创作来实践这种主张。这种见解，这种胆略，在我们深入研究抗战文学发展时，很有值得注意的价值。而他的诗《望金陵》、《江南曲》、《驮马》、《风灯》则是这方面的名篇。<br> &nbsp; &nbsp;这本诗集中有一部分，是诗人抒写大时代中个人情怀之作，如《梅讯》、《春天的梦》、《奇异的生命》、《失题》、《写给自己》、《梅菊吟》、《不死的记忆》、《我飘泊在故乡》等，都极有情趣，洒脱地表现了个人的生命体验与情操，从这些诗可见诗人的至性至情。“愿从劲节求知己，／岂向柔枝托至情。”（《梅菊吟》）这就是诗人的性格。从某种意义上说，性格就是命运。因此诗人完全是因为诗歌方面的原因，因为对诗的过于执著的追求，他蒙受了二十多年的不白之冤，并含恨于1974年辞世。当我们了解了他的不幸遭遇，再来读他的诗《快乐》：“我要告诉远远近近的朋友／我快乐。生命如春花开放在春天，／阳光在泛滥，哗哗的波浪在呼喊。／原因很简单：我生活在新中国！”正如徐迟在序言中所说，对于这首诗，怎不令人读了掩卷凄然？<br>《吕亮耕诗选》的问世确是一次打捞沉船的工程。现在沉舟已经升出水面，站在读者的立场，我们首先得感谢诗人的知交易龙云同志和诗人的儿子吕宗林同志。易龙云同志1960年与诗人订交，直至1968年他本人也终于进了“牛棚”。1979年吕亮耕先生“错划右派”的问题得到改正后，易龙云同志即遵照诗人生前希望出版诗集的遗嘱，多方联系，不辞辛劳，打听消息，为出版奔走，不断写介绍文字，请求帮肋，为诗集出版作出了很大贡献。吕宗林同志则出面与有关读书馆联系，积极查找父亲在各报刊发表的作品。他们二位为诗坛做了很烦琐很重要的工作。在这里，我顺便说起吕亮耕先生之子吕宗林，因父亲的命运而受连累，但他不甘沉沦，他也不会沉沦，因为他的血管中流着吕亮耕的血。他近日给我来信，说他已在电视大学毕业，并且有诗在各地报刊发表。从他寄来的彩照，我看见他那文静、高雅、善良的气质，真为诗人吕亮耕感到一丝欣慰。他写的《吕亮耕小传》很肯切，言简意赅，抓得住要领，看来他有一手很不错的功夫。我希望宗林日后取得更大成就，以不辜负父亲在九泉之下的殷殷期待。<br>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1989、7、6 于北京青苑<p>　　　　　　　　　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４期<br>

李文

知道了一位现代派诗人的名字和诗歌以及去向。

谢流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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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曲

向前辈学习。

普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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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都八甲

继往开来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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