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状态：打工一族的诗歌写作（作者：柳冬妩）

打工诗人 · 发表于 2005-7-11 21:09:00

过渡状态：打工一族的诗歌写作                                                     作者:柳冬妩一个特殊时代的歌者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权力话语迅速占领了整个社会生活的主导话语空间。并带来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心理构成、思维观念、价值尺规的深刻变异。就我国而言，国家城市的发展战略以及独特的户籍制度等共同构成的制度背景下，这就使得特别是沿海发达城市长期滞留的外来人口，在现行政策和体制下，无法取得所在城市的正式“身份”，尽管他们居住、生活、就业在这个城市，但是却仍未被所在的城市完全接纳。进而无法充分融入城市社会，这样就形成了我国发达城市中一个十分特殊且规模庞大的“社会群体”——打工一族。打工一族中有数以万计的诗歌写作者，随着二十多年的这种特殊文化背景在中国的发展和推衍，使得人们对他们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打工诗人。打工诗人不是一个拉起来的帮派，而是一个历史现象、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他们大致的历史背景、个人生活经历和创作体验，形成相近的风格。他们的生活乃至诗歌创作在模式、方向、生态上有整一的心理上的轨迹。   打工一族的诗歌写作正是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上被推到了我们的眼前，我们充分注意到所谓“打工诗人”这一角色所包蕴的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打工诗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展示截然有别的面貌，暴露出另一种与生活现实若即若离的诗歌现实——那是殒石般麋集向集体潜意识和个人经验的现实。他们像脱离母体的鱼卵般被潮流和泡沫分散在残酷的汪洋中，千中取一地在历史里寻求微弱的回音，他们实际上是处于不可思议的怪诞现实中以意志的扩张超越了肉体的限制。打工诗人新生于两个世界的交融之中，在两种文化撞击中启动了艰难的行程，他们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漂泊与歌唱。他们写作中表现出的无奈与神圣、痛苦与优美、幻灭与憧憬、卑微与庄严，正反映了打工族生命中两极对立辨证的一个特征。一切都在途中，在历史运作的过程中，在行进中。他们的吟唱表达了对夹杂在城市与乡村、家园与异乡之间的情感体验，在这种纠葛中所作的徘徊、游移，甚至心灵的挣扎。当我们的目光沿着寂寥的诗坛巡视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一些打工诗人的身影，在诗歌生长的地平线上渐渐高大起来。这就是打工诗人——他们的声音，他们的灵魂，他们对存在的独自深入和独特感受。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他们预先领略、预先品尝、预先经受了。就像纪念碑一样坚实地矗立在两个时代的夹缝中。打工诗人尚不成熟，可他们的诗具有一个预言的定局，在一个特殊的巨大的文化屏幕面前，让人肃然敬立。 打工诗人的存在是一种到场，一种显像。当打工诗人的身影切入城市，穿行于高楼的阴影和阳光之间，内心的历程是一个痛苦的裂变过程。否定与肯定，认同与怀疑，在他们准备不足的心灵世界里异常地斑驳与迷离。“打工诗人”这个称谓，在中国特定年代的特定语汇里，时时在作为镜子的心灵里留下伤痕一样的印迹。这也显示了他们对生存的一种疑虑一种焦灼和困惑。环境与社会性质的作用，造就打工诗人对公平的强烈渴求。我国历史上的“体制性排农”的不正常色彩，构成了轻视打工者的社会文化心理背景。“打工”的界定暧昧不清，其标准也是权力话语的产物。对打工者的称谓也产生了许多概念，如：进城务工青年、外来工、民工、流动人口、外来人口、外来流动人口、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暂住人口等。户口这道冰冷的伤痕，直到现在它还遮蔽在社会皱褶和打工诗人的心灵深处。他们的内心已经过上了城市生活，但他们却无法拥有城市户籍。即使身上的枷锁打碎了，心灵枷锁的完全解除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无论从社会还是从个人的角度看，“打工诗人”这个称谓都是临时的指认，因为“打工”本身具有一种过渡性质，一旦这种过渡性成了一种被所有人接受的、相对稳定的模式，“打工”这个词的特定含义将会逐步弱化。就打工诗人自身而言，面临工业社会疯长的文化景观：技术主义、商业化、物欲、复制、广告包装、工具理性，打工诗人们迅速由田园模式向都市模式转型，打工诗人也将被消融在都市之中。作为这个时代的特殊歌者，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思想蜕变历程，文化转型往往便在此种蜕变中不知不觉中完成。事物对其命名的否定，对其自身的偷换，恰恰是世界的生命力所在、深奥所在。打工诗人像出蛹的蝉，蜕去软弱、生硬的壳，慢慢长出柔软而坚韧的翼。他们就这样在诗歌里飞翔和歌唱。生长在夹缝中的打工诗歌诗歌根植于人性的矛盾和生存困境之中。人永远无法摆脱困境，只要我们无法摆脱生存。生存困境不是任何一个哲学派别的臆想，它是人类最本真的生存状态。因为人永远无法满足。他的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内在与外在，总是处在永恒的冲突当中。生活在一场永恒的夹缝中，也许是人类的宿命。只是人类永远不会接受这个现实，也就永远不会摆脱夹缝之中的痛苦，正是这种痛苦促成了诗歌的诞生。诗人全面深入孜孜不倦而又行之有效地致力于探测人性的秘密，试图通过语言把人性潜在的矛盾突现和照亮，为人类找到突破困境的出口。 当数以亿计的外来人口变成打工者之际，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所谓的历史转型期。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这种转型是一个复杂、不可捉摸的特殊“语境”。“转型”不仅发生在外部，它正在发生在人们的生命里，构成了今天人们精神生活中一条巨大的夹缝。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其实正在我们的“内部世界”以另一种方式进行。虽不见硝烟，却可见灵魂的鲜血淋漓；虽不闻战鼓，却要经受脱胎换骨般的精神洗礼。于是，打工诗歌便在历史的夹缝中萌芽，倔强地开出惨淡的花朵，在城市和乡村的文化秋千上，荡出一道亮丽的风景。 所谓“打工诗歌”应该有比较严谨的定义。我们无意，也怕没能力为“打工诗歌”下定义。因为我想，到现在基本上没有任何一种诗歌命名是非常准确的。但至少为了讨论，也必须为自己做个界定。首要问题在于对“打工”一词的理解上。如果没有获得关于当代“打工”的特殊语义感受,一旦模糊了打工的本质属性，抹煞了打工者的精神规定性和“这一个”的特征，也就抹煞了“打工诗”本身所具备的独特性，抹煞了“打工诗”与其它诗歌的界限。正如“乡土诗歌”、“西部诗歌”一样，打工诗歌是以题材为界定的一种诗歌现象，指所有写打工生活和体现打工意识的诗歌作品。打工诗歌的形成，必然有其历史的渊源，以及许许多多的条件结合起来，赋予生命，形成一种特殊的诗歌景观。从本质上看，打工诗歌是诗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题材领域的拓展，是过渡时期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乡村与城市相冲突的有中国特色的产物。它与都市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打工诗歌不是一个人为制造的符号，而是对一种诗歌现象的科学总结。对任何事物都可以进行归类，概括，打工诗歌所指的是一个写作面。这种归类与诗歌写作本身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当我们领略打工诗歌的景观时，所谓打工诗歌也许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实，“打工诗歌”只是一种观察角度。“打工诗歌”的提法更大程度上是为了陈述的方便，有人指责这是所谓的贴“标签”，说对了，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生活在标签之中，如果把标签从我们的生活中抽出，这个世界将会混乱不堪。 打工诗歌是一种自发生成的诗歌现象。丹纳说：“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历史证明，大凡历史上大规模移民时期，都是社会剧烈变化的时代，是大动荡，大发展的前夜。它是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往往为文学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资源和无限宝贵的发展契机。“打工者”这已经出现、数量可观并正在扩大的群体，他们的生存，他们的灵魂，他们极其丰富多样的生活、情感与思想，所蕴藏的写作可能性难以估量。在历史的某些阶段，唯有诗歌可以应付现实，它将现实浓缩为可以触摸、心灵可以感受的某种东西。在当下的打工诗歌面前驻足时，我禁不住想起比历史更加长寿的朦胧诗。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中国文学带来极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这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给当代现代文学造就了一批新人，使他们得以从旧时代中脱颖而出，成为新的文学时代的先声。狂热的政治抒情的时代在他们身上结束了，表达自我和生存体验的朦胧诗就诞生在这一代人身上。淤泥般沉积在这一代人的体验中的经历已成为过去，但正是这个过去，才构成了朦胧诗人的情感和其抒情性，以及他们的思索和追问。与朦胧诗一样，打工诗歌也是在重大历史事件的前景下产生的诗歌景观，都源于一段特殊的历史及与之相关联的特殊的社会群体。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长期性，数以亿计的外来人口不可能在短期内转化成城市市民和正式工人，打工诗歌作为自发生成的诗歌现象，作为中国诗歌的一个特例将会长期存在下去。 打工诗歌恢复了诗歌原有的初始性、独特性和纯粹性，并把这种新鲜的感觉直接带入行文之中。打工诗歌像新生儿一样丑陋却令人疼爱，其本身就包含着我们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的信息，给古老的汉语诗歌写作带来生气，使写作再度成为可能。打工诗人是一群没有受“诗歌”污染的写作者，他们将诗歌还原为一种原生态的生动，浮露出打工族最本真的生命体验。他们将诗的触角切入人类生命的底层，将那些来自生命深处的焦虑、痛苦和欢娱坦诚地传达给读者，使诗歌具有了一种生命的感染力。这种发自个人心灵深处的感受，往往是诗歌创作中最动人的因素。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及当下的先锋诗人，在以先锋力量为主的当今诗坛，“纯诗”一直呈现着创作潮流的主要趋向，在专业诗歌刊物与文学期刊公开发表的诗作中占垄断优势。技术主义的流行使精神的体温大幅度下降，它是对人类神圣情感与自由精神的强制性剥离，它风干了诗歌原初的生命气息。先锋诗人，在一步步走向自我、走向主体的同时也走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人群。因此，今天诗人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从当下的生存体验中，去获取真正属于自己的诗情。打工生活无疑是种涉及人数众多，范围极广的重要的当代生活经验，完全有可能成为诗歌创作的丰富源泉。打工诗人努力去理解并重构打工生活经验，争取着打工一族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力，以此来确证自己的诗性存在。它对于揭示我们这个时代的心态变化有重大意义，它将是现代人的“心灵史”。在他们的诗歌写作中，存在的本真向人们涌来，你第一次感到“诗意”的气息扑面而来。打工诗人能否创造出优秀的诗歌，关键是他能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深切体验到来自他今天生活中的诗意，他的整个心灵能否因此而猛烈燃烧，酝酿出表达这种体验的充沛的诗情。只有当他拥有这样的体验和诗情的时候，他对现代诗歌的借鉴才真正能具有意义。对一个打工诗人来说，那种想要表达他觉得唯有自己才能表达的东西的欲望，才能成就真正的诗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打工诗歌需要的不仅是才气、熟练地调词遣句的能力、对现代诗歌的修养，而更是一种原初的能力，一种在生活刺激下不断磨擦出诗性火花的能力，一种仅仅是热爱诗歌而不是热爱与诗歌有关的其它东西的能力，一种一旦投入用诗句来记录自己对诗之天国的隐秘感觉的艰苦劳作，便忘怀一切、无暇他顾的能力。 打工诗歌是对浅薄媚俗诗歌习性的唾弃，是对于伪现代派虚矫隋性的鞭笞，是对于诗歌本质与个体生命本真的一次蓄谋已久的回归，是诗歌真实品格和良知的失而复得。 “伟大的艺术力量甚至在技巧有所欠缺的情况下也能产生出优美的艺术作品，而如果缺乏这种力量，即使最完美的技艺也产生不出最优秀的作品。”用科林伍德的话来评价进入我们视野中的打工诗歌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语言的锤炼，意象的处置，都不只是“技巧”性的，而是与诗人的生命体验紧密相关。如果语言仅仅是工具，那么，我们可以将所有优秀诗人的所谓“语言技巧”归纳整理，就能克隆出无数的“诗人”。离开了深厚的生命体验，离开了对于人，以及人所生存的世界之洞察，就不会产生诗的语言，也就不会产生诗的意象。优秀的诗歌就是那些以意象向我们指示着生存无限可能性的诗歌。 最终的诗歌写作、作为终极的诗歌目标，写作从哪里，在何时开始都是平等的。在缪斯面前，起作用的是作者的素质、才华、能力、耐心和努力，与所处的地方和时间并没有决定性的关系。但这只是一种纯理论的状态，在世俗化的过程中，一些外在的东西反而变得更重要、更强大了。祖上的荫庇、与杂志社的人事关系、和大众传媒的亲疏、是否在一个被认为是文化中心的环境里等等，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它有时甚至构成写作策略中的一个相当主要的侧面。诗坛或诗歌，有了一种无意中被人操纵过的痕迹：它对一些身边近臣然而可能并不重要的作品和人物恩宠有加、起劲捧场，而对另一些地位低下、默默苦干的优秀者却少有眷顾。这种情况使得打工一族的诗歌写作消失在一片沉闷忧郁暗影中，在诗坛上的地位一直处于一种暧昧的状态。诗坛上的官僚习气和那些风花雪月的老少爷们的漠不关心，使本来很有生机的打工诗歌难以浮出水面。不过，这种状况在去年终于得到了改变。一批打工诗人努力克服官本位钱本位的压力创办了全国第一份打工诗报《打工诗人》，并迅速成为打工诗人诗作的集结地，第一次将分散全国各地的打工诗人汇集成军，使处于零散、孤单，无助的打工诗歌写作得到了一次整合。形成了一个强劲的拳头。打工诗人与打工诗歌是约定俗成的叫法，不是哪一个或几个人可以振臂一呼就可以随便推出来的。这类诗歌不管你举不举旗号，它都必然地、无法遏止地、带着强劲的艺术生命力不断破土而出。民刊《打工诗人》的创办不是对一个诗歌现实的阐释和命名，而是为一种先在命名找补对应现实，进行成功地呼应。响应和拒绝都是它的回声。“打工诗人”，作为做含意明确的象征，标志着打工诗人对自身处境和诗歌写作的自觉定位。 校正认识和理解的坐标“万一这世界是清晰的，艺术便不会存在了。”我对加谬的这句话深信不疑。因此当某些诗人以某种眼光、某个观察点或某种方式对打工诗人与打工诗歌加以这样或那样的品头论足时，我感到了某种徒劳甚至荒谬。面对一个我们从未经历过的、无以名状的生猛时代，批评意识首先应是一种复杂的意识，一种对差异性的意识。仓猝中闯进当代诗坛的打工诗歌，为革新诗坛陈旧沉闷甚至虚假的格局带来了新诗风。在以先锋诗人为主导的诗坛，打工诗歌还在惊异的目光中经受着陌生乃至于拒绝的打量。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固执精英主义的立场对大众文化进行抨击，已经成为一部分固执精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的职业爱好和特殊专长。“先锋诗人”与打工诗人的对立其实是一种精神的对立，这种对立缘于中国知识分子情结，缘于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与民间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具有同构性质，这导致知识分子历来扮演主流意识、文化意识、文化代言人的角色。任何事物，一旦与大众沾边，便被视为浅薄，不屑一顾。前段时间，一些所谓贵族式的“先锋诗人”对打工诗歌的指责，让人感到他们的病态性和思维的狭隘性。 先锋诗人写的“纯诗”乃所谓精英文化，它的接受层次较打工诗歌高，但读者面不广。面对打工诗歌大众化、通俗化、平民化特征，他们保持着一种与大众难以和解的高贵的精神姿态，总认为打工诗歌是低能的诗歌，竟以是否相对“先锋”实质上是以是否时髦来作为衡量诗歌优劣的唯一标准。在“先锋诗歌”的视野里来谈打工诗歌的平民性，显然是一种危险的方式。平民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缺少精英式的终极关怀，具有较多的适应大众生活的世俗品味。在一部分议论中，打工诗歌声誉不好的根源之一就在其“平民性”，是它，使打工诗歌不高、不深、不雅、不厚。我们无法避免这种危险的谈论。但在我看来，恰恰是打工诗歌中的平民性，在当代汉语诗歌的重构中将具有重要价值和独特意义。把文化从贵族、从文人、从官吏阶层的垄断占有下解放出来，并将之还给大众，是现代社会最伟大的进步之一。打工诗歌的勃兴与发展，恰恰是符合社会文化发展趋势的表征，蕴含了一个广阔的与现代读者有效交流的空间。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面对多元的社会，多元的生活，不能用单一的价值评判标准去要求他们。这样便阻碍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 认识与理解打工诗歌，必须深刻理解现代诗与古典诗传统新诗不同的基质和独特的生成方式，否则难免要陷入某种“越俎代庖”。先锋诗歌语言上某种繁芜负重，使长期以来玄奥晦涩的问题一直未能很好解决，使现代诗冷漠疏离于原本就不太多的读者。现代诗的晦涩难懂，常常是双方的问题，有时是审美惯性严重滞后造成难解费解，有时是推向极端的实验操作轻率地淹没规范中的“度”。这一创作与接受难以弥合的距离注定现代诗只能作为高层文化圈的“专利品”，这是高雅艺术很难改变的宿命。古典诗传统新诗在打工族中拥有比现代诗更多的知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古典诗传统新诗更能发挥教化功能。有关打工诗歌的争议，实际上集中在现代诗与古典传统新诗上。这种多元存在是合情合理的，自有其内在的必然机制。古典诗传统新诗本身无可厚非，尤其是当它指向与“心”相关的生命和人类的沉思时，更是如此。有时候，我很喜欢阅读打工杂志上根据流行歌曲改变的打工歌谣，那些打工歌谣如洞开的城门，使朝向它的人容易地进入，这种声音如此真实而柔软，比起那些浅薄的抒情、晦涩的低语要明亮透彻得多。面对传统与现代，不要武断地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我们最好保持沉默。全盘否定是一种狭隘的偏执，一种封闭的自足，一种对历史对文化的犯罪！ 爱因斯坦认为，“你能不能观察眼前的现象，取决于你运用什么样的理论，理论决定着你到底观察到什么。”如何看待打工诗歌？如何确认打工诗人的当前姿态？这一切，需要站在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用历史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对打工诗歌的指责，不单单是打工诗歌本身存在的问题，更多的是判断标准的问题。艺术的领域是广泛的，没有人能掌握绝对真理。诗歌由大一统走向多元化，这正是诗歌可以大有作为，大放异彩的时候。另一方面，打工诗歌在创作上虽然摸索出一些东西，但在较短的时期内，能否形成自己完整的纲领和典型的代表作，其内涵外延如何界定，有待进一步探讨和打工诗人的不懈努力。正处在成长期的打工诗歌呈现着多种多样的发展可能性，但尚需要一个必要的沉淀过程，大量大量的浮渣飘走了，留下的才是一些值得咀嚼的东西。不必对打工诗歌说三道四，还是顺其自然，让读者自己去选择，去淘汰。岁月匆匆而逝，我们所作的一切，有多少是属于内心，属于历史和明天，经得住淘洗和治炼的呢？若抱着完美主义的态度去对待一个尚未成熟的事物吹毛求疵，它又如何能成熟和完善起来呢？走出精英与大众、先锋与传统等“思维二分”的误区，换一个视角和方式，让新生活校正我们认识和理解打工诗人与打工诗歌的坐标。 （地址：523125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立新光大花园金辉苑6座401室）

古剑 · 发表于 2005-7-12 08:53:00

本帖最后由雨荷风于 2015-10-8 03:30 编辑

打工诗人是真诗人

guhunyegui · 发表于 2005-7-12 20:14:00

本帖最后由雨荷风于 2015-10-8 03:30 编辑

诗歌反映生活的一面！是他们的诗歌？是他们的生活？全是！我想。

李长空 · 发表于 2005-7-12 20:58:00

本帖最后由雨荷风于 2015-10-8 03:30 编辑

又读到柳兄的大作.向柳兄\许强兄\罗德远兄等打工朋友们问好!欢迎常来论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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