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孙拥君：感动，是诗歌精神的绝对“权威”（《新诗代》2005年二、三期合刊印象）

蔡宁

孙拥君：感动，是诗歌精神的绝对“权威”（《新诗代》2005年二、三期合刊印象） <br> &nbsp; &nbsp;<br>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 孙拥君<p> &nbsp; &nbsp;捧着厚实的《新诗代》2005年二、三期合刊，我不禁想起那些曾经震撼人心的东西。比如汉谟拉比法典，以文字镂刻的方式展现与开放的巨石上，供人阅读并且传播。其中“开放性”“透明性”“公正性”“传播性”等等，难道不是诗歌宝典的精神所在吗？尽管现实状况将诗人拉下神坛，远远撇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但诗歌并没有销声匿迹。诗歌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工、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诗歌还和政体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有关系，和本身的渊源去向有关系……<p> &nbsp; &nbsp;我无意眷念古代欧洲法官和诗人常常集于一体的“似水年华”，那时在巴黎、伦敦、罗马法庭上掌握法槌的人，很少不懂诗、不写诗的。我仅仅想表明一点，即便时代的变化使大批诗人失去了立法、执法、司法的权柄，但诗歌作为精神的法典，从未绝尘于世。诗的精神始终贯穿于社会，《新诗代》宛若一座石头城，旗帜鲜明地告诉我们：诗的精神在于“感动”。<p> &nbsp; &nbsp;海啸先生《感动写作：21世纪中国诗歌的绝对良心》，马知遥先生《感动写作论纲》，成为感动写作理论的开山、奠基之作。海啸郑重地宣布：“任何有使命感、责任感的诗歌写作者都将自觉地融入到感动写作的舞台中来。新诗代不是诗歌机会主义者的道场，那些违背语言道义、脱离灵魂，将文字作为语言玩具的‘诗人’，当然无法列入到我们的方阵中来。我们遵循着独立、思辨、专注以及包容的诗歌原则，以开阔的胸襟面对不同的声音……”这就在诗的广场中心吹响了原则性、开放性、包容性的号角。马知遥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诗歌之所以有其存在的必要，正因为他能帮助我们重新唤起我们自己忘记的灵魂。”他大声说：“感动：让诗歌成为敬畏。”这就在精神法庭上赋予诗歌法理的内涵。<p> &nbsp; &nbsp;诗歌理论的探索、研究和建立，不是在象牙塔中完成的，这是一个喧嚣的年代，是标新立异的年代，文学在某种程度上重复着商业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是在几乎惨酷的实践中，睿智的诗者一次次付出沉重的代价，以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杀开一条血路，冲向光明的未来。“还有一个人在江河之上/在碎石之隅，空荡荡的驿路他们走过/楚歌之后，如今通往溆浦、洞口/甚至更深处的道路，河流多么/清澈，全然不知/当初浑浊景象/”翻阅《海啸三部曲》，触及《追魂记》第一章《白天鹅》这段文字，我恍然步入混沌初开的“创世”之初，这是一种精神，一种感受，一种比往事更遥远的现实，比现实更亲近的遥远。这是一种清澈透明的浑浊，浑浊朦胧的清澈。联想到第二章《墓地（致母亲）》等篇，我似乎看到一种无实质的时间形式——永恒。汉江先生的诗《今晚，谁在倾听我的声音》，似乎把自己定位于时光隧道的“尽头”，他求索的砝码压在现实的天平上，表现出把真实和真理调和起来的雄心壮志，无数现实积累成漫长的历史，他无法彻底割断与“过去”的联系，那些曾经辉煌、繁华、喧闹的“过去”，已经归于沉寂和虚无，在这漫无边际的背静下，他成为“如对面的墙”的孤独者，“我欲突围而出/却听到/背后一盏灯破裂的叫声/是什么撞碎了自己的身影？”面对太阳，可谓瞻前顾后，难以彻底摆脱“历史的欠帐”和灵魂的追问。一位政治领袖坦率地说过：“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在无声的旅途上，以破裂、撞碎之声抗击“惊人的沉默”，引诱出义的呐喊，不能不打动我们麻木的心灵。<p> &nbsp; &nbsp;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在《中国风景之美》一文里说：“风景之美不仅自然本身的优越，也体现在当地民族文化、历史很精神。”“没有对人的激情，就不会真正理解风景的美丽。”对人的激情，不仅表现在赞美，也表现在反思；不仅表现在“人”，也表现在所有的生命现象；不仅表现在喜剧，也表现在悲剧。蔡宁先生组诗《颠倒的时空》，以思辩意识、悖论思维、叛逆精神握起犀利的“诗刀”，剖开人性与心理的奇异的风景，笔锋过处：大殿的火焰燃烧着历史的苦难，天堂的问候类似绿叶的掌声，这就造成由里及外的《骨髓从内向外吹风》。动物之间的“情思”“怪笑”“拍屁股”，以童话的口吻道出《人性的病》“只有对视/没有对话”是《在人家屋檐下》躲雨的一个基本格局，天晴则发生在“我挥了一下手/顿时落下一片秦时的黛瓦/咣当一声碎成满天的星星”之后，将“己欲所为”必受治于人，“己欲无为”必能人与人平等，“己欲作为”必须要有一个辩证的心理和无欲的精神，透析的淋漓尽致，这是一种卸下“历史包袱”而富有“传统心态”的轻松惬意。南方狼的《一把稻米》，透过杀鸡前喂米的表象，提出了“谁能剥夺饥饿”的异类命题，实质表达了对生命尊重的关怀，再扩大开来，也不无检点法治、敲击人文之意。他的《运煤车》证明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往黑夜运送白天/谁催动灵车上路/”在吸收中国古诗的“启承转合”基本构架的基础上，诗人最后两句“三亿年前只算死/现在才称得牺牲/”可谓惊世骇俗、美妙绝伦之笔，使人自然想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咏叹。死，仅可以解释成生命的自然消亡，“牺牲”则包含生命形态的异化、变质，对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恐怕远远不限于煤的“物质命运”。<p> &nbsp; &nbsp;诗歌创作的精神权威是什么？可能含有多种答案。但我以为，感动，从非概念的角度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唤起感动的，应当是诗歌的美，既有纯朴的美，又有崇高的美。《新诗代》作品大多将纯朴美和崇高美合二为一，有机交融。马新朝《尘埃》“漂浮在深远的透明里”，微粒的渲染展延着时空的博大。“它们已经加入到时光的序列/像时光本身那样围剿着吞噬着我/我却浑然不觉/”人的因素与尘埃的因素结合，反馈生命的演绎和“归于尘土”的本质。柏铭久《大辽河》组诗，落笔于故乡的河，那条河在全国没有多少知名度， 但在诗人的心中不比亚马逊河、长江、黄河逊色，也使我们大受感染，从“亲亲的嫂子”“大大的碾盘”“采苋菜的母亲”这些极其平凡的人情世故里，我们探寻到“河的血液”“河魂”正是来自故土的人格，这就使这组土气、大气、潇洒的作品产生了“流向”的基础。沈天鸿《一些生命》飘逸的语言浸透着生命哲学的厚重思考，“空间每一分钟都是/再次活在这个世界上/”曲里拐弯、峰回路转的句式，道破的是生命的分分秒秒、断断续续，即出发和到达、开始与结束的相互衔接，无所不在。蓝蓝《我是别的事物》把“我”当成世界的一个超脱存在物，为审视自己和世界提供一种新的视角，结果是她仍然断不了“我”与外界一切的联系，“我”仍是自然的产物，是人性的产物，最终成为“黑色的泥土”。黔中客《完成》写的非常精致，短短八句，前四句全是白描，后四句全是暗示性的设问。“水是否会从桶里流出”担心人生苦旅中一些外在的“多余”，“车是否不用锁住轮子”则是对人心叵测的一种刺探。“文件是否只说一项工作”不仅针对职业，而且针对人类生存的基本游戏规则进行了质疑，“屋里是否进来了月光”是对孤独的化解和重构。我们到底完成了什么？我们真的完成了吗？<p> &nbsp; &nbsp;诗之美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完美”，完美倾向于形式。纯朴美、崇高美乃是诗之美的丰富内涵。崇高美建立在纯朴美的基础上，它是思想、感情、语法等因素的有机结合和释放。康德明确指出，崇高美源于“心灵本身固有的崇高”，而“真正的崇高不是感性形式所能容纳的。”冬箫《我要急停下来》一反“大跃进”“高速度”“超常规发展”的狂想，“停飞的翅膀/扑在黑灰残破的瓦片上/”，他要向众人宣达一种“驻足观看”的反思情怀，天高任鸟飞，但是我们的“飞翔”决非虚无飘渺的儿戏，更非虚掷有限的时光。相对于“运动”，静止成为一种庄严、崇高的选择。谭延桐组诗《石头家族》，通过“石佛”“石像”“石窟”“石刻”“石器”“石匠”等，引发我们对世间存在物是否长久的关注，毕竟，石头的亿年历史比我我们人类不知长多少倍。在石头面前，人类可能是一个短暂的欣赏者、改良者。“吹一口气，它就会走路、跳舞/当然，这是神吹的气/再吹一口气/它就会变成天上的星星……”石头膜拜，反映了人类对恒定的渴望。三色瑾《遐想的灰》表露了诗人“喜欢这银灰质面孔”的情绪，在冻裂心肺的冬夜，“我还在向上走着”不能不使我们肃然起敬。张幸福《骨灰》，以生者和死者的双重角色，担负起驱逐恐惧、拍打落日、缅怀早逝的心灵独白。铁心《体内的流星》深化了持续生命源泉的命旨，发芽的石头养育了我们，更重要的是“在我黑暗的身体里像一颗流星”，无论生死，人，注定摆脱不了尘埃的“赏识”。潮汐《上帝只允许一次》从“我写一百首诗/我说一百句话/我爱一百个人/”到“我回到第一首诗/我回到第一句话/我回到第一个人”，这一沉睡和转身的回归，隐喻生命轨迹的单一性。“我扔掉铅笔，橡皮也丢了”，漫不经心的一句，饱蘸对人生回归的有力认同。人生的“一次性回归，”这真理是擦不掉、抹不掉的。柯健君《有人在夜半默祷》，乍读近似“宗教诗”，再读咀嚼出更多的意味。它无法准确地用宗教、哲学、政治、经济的原理理解，“夜半默祷的那个人/不知道是谁/”这就把默祷的主体判定交给了广大读者，交给了芸芸众生。这颗旋转的星球，亿万年来不知被自然强力践踏了多少次，“人类文明”给其造成多大的创伤。为了免于世界的毁灭，首先要毁灭人类无谓的“斗争”。当一把剑指向他人、生物和外界一切，也会造成束缚、削弱、破坏、消灭自然和社会这两个“异己分子”的灾难。这把剑指向自我，指向自己的灵魂，才会出现真诚、宽容、谅解、反省、惭愧、觉悟等等富有创建性的高贵品格，从而为建立“和谐自然”“和谐社会”提供初级条件。“默祷”是其中的一种反映。它是形式，更多的是内容，是灵魂的自我净化、境界的自我升华，与浮躁、市侩和残酷的“战鼓”“合唱”“演讲”相比，默祷于谦卑、低微之中弹射出崇高的理念。<p> &nbsp; &nbsp;《新诗代》合刊本着高度的责任感，集中刊登一批关注“沙兰洪灾”的诗歌，在全国诗界绝无仅有。这种集团性的冲锋陷阵，表现出诗人对现实，对生命，对社会反映机制和应急系统的迫切干预。尽管这种干预是艺术的，道义的，有的比较粗糙，但这种正视现实的精神令人感动。吴言在《天堂是否会有阳光》里说：“天堂的灯全亮了/上帝闭上了眼睛/流出了/人间的泪水/”蝈蝈在《沙兰镇》里痛心地预言：“几个农民重新开始播种/水里面会不会倒映着/停止呼吸的/小小的太阳”静心在《我不相信》里发出震天动地的呐喊：“我不相信那一双一双的小手/会突然间没了温度……我不相信/暴雨倾盆山洪滚涌中/吃着睡着的贪官会/想到：为人民服务/”<p> &nbsp; &nbsp;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论述了权威对现代社会的极端重要性。他从考察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认为要使那些互相依赖的联合活动组织起来，没有权威不行。那么，在文艺领域，尤其在诗歌领域，实际存在着一种绝对的精神权威，那就是“感动”。以感动为精神权威的感动写作，成为新诗代方阵的理论旗帜和实践舞台。诗人们服从感动，创新感动，聆听感动，延伸感动，为之做出不懈的探索和努力。<p> &nbsp; &nbsp;合上《新诗代》之后，我想起19世纪英国批评家托马斯.卡莱尔在谈及一个作家、艺术家的生成时，曾经象征性地给人们以这样的启示：“它完全是一棵树：树叶和流体在循环往复，每一片最小的树叶都与最底下的根须，与树的整体中每一个最大的和最小的部分相互交流。”我认为，这样的形容对一群诗人，对一批诗歌的创作过程，同样是适用的。<p><br> <br>

拂晓

有机会上新诗代拜访！

梅梅子

诗歌只要能感动谁,谁就一定会说这诗好.

晓曲

新诗代正在成为轰轰烈烈的一代，愿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