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青诗人到打工诗人的境遇关怀（作者：柳冬妩）

打工诗人 · 发表于 2005-7-11 21:05:00

从知青诗人到打工诗人的境遇关怀　　                作者:柳冬妩 　　两千万城市青年的“上山下乡”和两亿农民进城“打工经商”，都是史无前 例的“人的放逐”。回答知青运动与民工潮的因由和结局，自然成为历史任务。 这些年来，很多人从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甚至“现代化”和“民族国家”等 角度，分别对知青运动与民工潮进行了分析、解释、再现和追问，都有可能让我 们接近历史的真实。但对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和面临的共同命题、深层结构，却 缺少深入的体察和辨析。毁灭一代人青春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成为遥远的历史 回声，但直到今天，知青诗人所提出的疑难与困惑并没有真正解答，所包含的紧 张与痛苦并没有真正消除，他们的诗歌所暗含着的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也没有被 真正领悟。问题被淡忘了却并没有消失，这就更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知青部落 所经历过的悲剧正在打工族身上重演，知青诗人与打工诗人所揭示的历史本相也 非常类似。对这样轮番上演的悲剧，东西方有两个人物说得最简洁。西方的黑格 尔，说法具有西方抽象思辨特色：“迄今为止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惟一东西就是 我们尚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东方的杜牧，说法具有东方的经验特色：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正是出于对自身现实境遇的关怀，本文对知青诗人与打工诗人进行比较研究。站 在打工诗人的立场，对知青诗人的文本进行挖掘和反思。掀开痛苦的“记忆”， 只为噩梦不再重现。 　　上篇：凄凉的大地与个体的追问 　　知青运动与民工潮、知青文学与打工文学、知青诗人与打工诗人之间存在着 隐秘的内在的关联,他们的伤与他们的力量来自同一根源。知青诗人与打工诗人 的相互印证和解读，以个体的自我追问还原了社会建构的集体记忆，再现了历史 的本相。要弄清这一点，必须把诗与政治现实联系起来作一些考察。近些年来， 中国理论界和批评界对传统政治论诗学进行了持续的批判和否定，无论从历史的 角度还是理论的角度看，这种批判和否定都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但也必须看到， 人们对政治论诗学的批判和否定，主要是情感性和经验性的，还不具有多少理论 的深度。更重要的是，人们在批判传统政治论诗学模式时，也基本拒绝了所有诗 学的政治维度，否定了从政治角度解释和评价诗歌现象的任何可能性和价值。尽 管这在当时乃至现在的历史语境中，都是可以理解和有特殊原因的，但不必讳言 也有偏激和片面之处。诗与政治、是非、道德的关系是我们无法割舍的，这些也 都该是“现实关怀”的范畴。传统政治论诗学在今天已声名狼藉，但这并不意味 着诗歌与政治就毫无关系。现在的诗歌界，对“诗就是诗”的本体论的重视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随着“诗是社会生活的承载者”到“诗就是诗”的诗学观念 的变移，一些诗人也跟着从一个误区进入了另一个误区。这些诗人一提到“现实 关怀”就唯恐自己躲闪不及，或像躲避瘟疫一样，好像一沾上此物，就俗了，距 离就太近了，就过于计较了。我对“诗就是诗”的理解，客观地说，它只不过是 一种不掺杂政治、是非、道德等现实关怀内容的冥想与感觉罢了。我不反对这类 “纯诗”的写作，但反对对其过度强调使其“一统江湖”。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 中覆盖面最大、最重要、最普通而恒久的现象，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命运、行 为、心理构成、生存环境，都与政治直接或间接关联，都有政治的因素渗透其中。 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不幸被这些所灌满，我们无处可逃。当代西方，在经历了二十 世纪上中叶以“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为主线的否定文学社会内涵和政治 意义的形式诗学发展之后，到中下叶，政治论诗学再度复兴。且不说像阿尔多诺、 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明确表达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弗?杰姆逊、伊格尔顿坚持从 政治论角度来阐释和评价当代文化和文学现象，就是结构主义时期一些代表人物 如托多罗夫，进入80年代后也大声疾呼要恢复文学与社会、道德、政治、真理的 关联，并认为形式主义诗学对上述因素的忽视是致命的缺陷。可以说，在现代主 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诸多思想家关于文化和文学的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 就是政治意识的泛化，或者说是泛政治化倾向。西方文论在经历了远离政治的行 程后重新回到对政治的关注，确实值得我们深思。被称作文学家、诗人的人对政 治现实问题有所关心和谈论，这样的例子真不知还能举出多少。曾被新潮小说家 奉为典范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访问中国时却拒绝与文学界有任何接触， 而只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等政治、经济问题有深切的关注。还有希默斯? 希尼、索因卡、保尔?策兰，在人们喜爱他们的作品的同时，更为他们所呼吁的 “诗歌的纠正力量”以及艺术的正直担当力而叹服不已。政治问题，从来就与经 济、文化等问题分割不开，在当代中国，情形更是如此。要对中国何去何从有所 挂心，要对中华民族的命运有所留意，要对知青诗人与打工诗人的精神状况有所 了解，便不可能完全避开政治等现实问题。     　　中国的知青运动和民工潮都与“共产主义”运动有关。很多学者都不假思索 地以为“民工潮”只是八十年代后期才出现，但其实它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只是 重演的故事，是被“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所延宕的历史问题。已经有学者 梳理过从晚清到三十年代的材料，所谓“民工潮”始于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 晚清工业化时期，在民国时期已初具规模。“解放”后，农民被户籍制度限制在 农村，被人民公社制度剥夺自由劳动的权利，造成农业长期的停滞，“做工”这 个词也在时代话语中消失。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亚洲四小龙”大力推动工 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时候，在毛终皇（与秦始皇相对）的指示下，中国却开展了一 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两千万青年学生先后离开城市，来到边疆和农 村，这其中绝大部分是“文革”初期积极投身于运动的“红卫兵”。 1968年12 月20日下午4点零8分，一列火车缓缓驶离了北京站，后来被称为知青诗人第一人 的郭路生（食指）就坐在这列火车上，“上山下乡”的历史洪流将他同千百万知 青席卷到“广阔天地”中去。他那首著名的《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就是写知青离 开北京“上山下乡”，火车开动的那种“强烈晃动”的心理反应，对当时的那段 历史进行了定格：“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 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线绳绷得 太紧了，就要扯断了，/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 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食指抓住装载着知青们上山 下乡的列车开出北京的一瞬间，写出了知青们抗争命运的徒然与无奈。对于那个 时代的农民和“下放学生”而言，他们的境遇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都被抛在丧 失了人性的大地，他们共同遭遇到了一场有形的现代强制(专制)，它不折不扣是 靠恐怖来维持的，它表现出的乃是对人的“基本压抑”。或许这种“基本压抑” 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压抑与剥夺，但它更直接、更残暴的表现却是政治压迫。因此， 知青诗人写作的最重要的主题是政治压迫和政治叛逆。北岛在他的《回答》中嚎 叫：“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如果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 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这里的反叛不是反社会、反文化、反人类， 而是明明确确的反暴政。由于观念、目标、技术和组织手段的现代性，文化大革 命中所体现的政治专制截然不同于古代的封建专制，它因为乌托邦的理念而变得 更加狂热、残酷而泯灭人性，因为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和技术化也即控制方式的巨 大进步而具有了鲜明的法西斯性质，因而它对人的伤害也就更深重。北岛的《回 答》最早表达了对那个产生了变异的社会的批判和控诉，怀疑和抗争。“卑鄙是 卑鄙者的通行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 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卑鄙者因其卑鄙而得以在那个时代通行，高尚者因为高 尚而只能走进坟墓，这就是“文革”年代的特质。 　　面对着山塬、土窑、农民的老碗，知青诗人梅绍静在《碗形心》中写道： “我没法儿改变/自己的碗形心/塑成它，烧制它的，/是我的民族的苦难。”城 市知青和农民都见证了极权政治带给中华民族的苦难，但独裁的社会主义制度及 其种族隔离政策带给农民的苦难比知青更加深重。风调雨顺的1958-1961年，在 中国发生的大规模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个人为惨剧，饿死至少三千万 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民。这次世界最大的饥荒并不光是毛终皇个人的罪行，而 且是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的必然後果。三年大饥荒比 民国初战乱和日本人侵略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都要深重。但犯了罪的毛终皇仍然 掌握着没有制度机制来制衡的独裁权力。毛的领导权威与他犯下的罪行不相容， 因此他就必然用他的权力来制造政治动乱，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城市知青“上 山下乡”等运动，重新获得决策权和领导权威。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是把三千万城市青年变成农民的运动，是让三千万城市青年与农民“相结合”的 运动，实际上是而把城市包袱甩给本已一穷二白的农村而已，农民和城市知青都 成了政治的牺牲品。政治上的变化引起知青诗人生命的动荡，他们的诗歌也就无 法割断与政治的关系，并对特定政治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火光照亮了 一个庞然大物/那是主宰的主宰  帝王的帝王  那是千年偶像  权力的像征/一切 灾难的结果和原因  于是  在通天透亮的火光照耀中/人第一次发出人的疑问   为什么一个人能驾驭千万人的意志/为什么一个人能支配普遍的生亡为什么我们 要对偶像顶礼膜拜/被迷信囚禁我们活的意念  情愫和思想  难道说  偶像能比 诗和生活更美”（黄翔《火炬之歌》）。“我就是纪念碑/我的身体里垒满了石 头/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沉重/我就有多少重量/中华民族有多少伤口/我就流出过 多少血液”（江河《纪念碑》）。诗歌在这种对于苦难和悲情的表现中调整与完 美了自身。置身于民族的苦难，农民好象是天生的失语者，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而知青似乎天生拥有了言说的权力，他们的诗歌也因承载了社会的忧患而获得了 公众的同情和承认。艰苦的生活环境、背井离乡的惆怅和一辈子扎根农村的忧虑， 使得当初叱咤风云的一代社会宠儿产生了深重的幻灭感和挫折感。在这种心态支 配下，知识青年们用他们擅长的文字来倾吐内心的情绪，也附带为农民揭示了 “凄凉的大地”。在这些文字中间，数量最多的是诗歌。这些诗歌的容量足以包 含一个时代的生态和境遇。当时，流传最广的一首诗，大概就是郭路生（食指） 的《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顽 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 /相信未来！ //当紫葡萄化为深 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 /相信未来！…… 　　这些诗句纯净、隽秀，带有儿童般执拗的真挚，它出现在知识青年们普遍开 始厌倦政治运动，在逆境中重新思索人生价值的特殊阶段，在某种程度上起着惊 醒和呼唤的作用。因此，诗歌一经完成，很快便在知青中间传抄。正如诗人林莽 所称：“《相信未来》是一篇预言性的诗歌力作，当‘文革’的迷雾使人们陷入 迷茫与混乱中，人们为命运哀叹之时，食指以一个充满希望的光辉命题照亮了前 途未卜的命运。”但是在这首每节都以看似乐观的“相信未来”结尾的诗里，所 写的情境却都是暗淡的，“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余烟叹息着贫困 的悲哀”，“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这时，知青诗人也就只能用“凝霜的枯 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了。《相信未来》中，对“未来”的 理想主义的确信，正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悲剧性质的体认：这是诗的批判力量所 在。著名知青诗人叶延滨的组诗《干妈》，在对“文革”中收留了一个“走资派 狗崽子”的“农业人口”感恩并忏悔的同时，也捎带着揭示了为绝大多数“非农 人口”所不知情的乡村的破败、凄凉和赤贫：“穷山村最富裕的东西是长长的夜， 穷乡亲最美好的享受是早早地睡。”“像这里任何一个老大娘，她没有自己的名 字”（叶延滨《干妈——陕北记事之一》1982年）。好象是做了一场恶梦，又象 是从魔头的蛊惑中蓦然醒悟，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不仅远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 民，而且早就穷困潦倒乃至黑暗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我想远远地逃 开/躲开老磨房可怕的呻吟/那支歌已是沉重的石磨/会把我干瘪的心/像麦粒般磨 成粉末/散失在河风之中”。（叶延滨《老水磨房》）。知青诗人拒绝回到干瘪 的过去，回到凄凉的大地。对大地的许诺和期待，其实是谎言和骗局。遗憾的是， 知青诗人也还只是大地上的外来人，只是把“凄凉的大地”作为背景，没有把农 民命运的叙述和个人命运的叙述连接在一起。在知青诗人的文本里，我们很难看 到他们对乡村和原野的歌吟。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下放乡村的顾城眼里，最 鲜明而突出的仍是工业化景观。对工业化景观的强烈感知与渲染构成了顾城早期 诗作的中心意象：“烟囱犹如平地耸立的巨人/望着布满灯火的大地/不断地吸着 烟卷/思索着一种谁也不知道的事情”(《烟囱》)。巨人般的烟囱俯望着布满灯 火的大地，这种带有巨大震撼力的现代景象占据了顾城的心，以至于他不自觉地 要对自然作工业化、城市化的想像：“阳光是天的熔岩/阴霾是天的煤矿/星团是 天的城市/流星是天的车辆”(《天》)。“时间的列车闪着奇妙的光亮/满载着三 十亿人类/飞驰在昼夜的轨道上/穿过季度的城镇/驰过节日的桥梁/喷撒着云雾的 蒸气/燃烧着耀眼的阳光”(《社会》)。即使是在下放的乡村，在最富有浪漫诗 意的乡村夜晚，顾城也难以摆脱城市与工业的高度组织化在他心中留下的深深印 痕：“浓厚的黑夜/把天地粘合在一起/星星混着烛火/银河连着水渠/我们小小的 茅屋/成了月宫的邻居/去喝一杯桂花茶吧/顺便问问户口问题”(《村野之夜》)。 知青诗人在村野之夜，表达的仍然是户口问题。顾城在《无名的花序》中写道：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间，有一片多么浓重的乌云，一块多么贫瘠的土 地。”对于城市知青而言，他们在那个“广阔的天地”经历的是荒废。青春被一 整个时代抛弃在荒地上，所以那是个贫瘠的土地。 　　几千万流落大地的城市知青，他们在凄凉的大地上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他们 的未来应该在城市里。城市青年被流植到凄凉的大地，他们与被极权政治变成 “农奴”的农民一样也是干瘪不良的种子，只不过在一种政治蒙昧主义、一种虚 幻的理想主义之下，催化发芽，胡乱生根。凄凉的大地在知青的诗里生长不了诗 意。在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中，土地破落的景象和自我疲惫、失落和 体验交集在一起：“我是你河边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 额头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 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诗人在追述一个过去的时间。“破旧的老 水车”、“疲惫的歌”和“历史的隧洞”构成一种被抛弃的孤苦的记忆。在“祖 国”中，诗人看见自己蹒跚在大地上的身影，是“破旧的老水车”一般，喘息的、 无助的、被压抑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上千万城市知青终于爬出“历史的 隧洞”，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城市。但农民却没有那么幸运。包产到户马上使农村 经济恢复到1950年代的水平，但土地制度一直没有恢复到1950年代初及民国时代 的制度，针对农民的一系列“贱民”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凄凉的大地也没有根 本改变。至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乡村已完全的沦落，它被骤然而至的现代生活 流程所抛弃，被数不清的“土皇帝”压榨得体无完肤。乡村甚至无法提供最基本 的生活保障。乡村的沦落不只是经济上的，它在政治上、道德上、伦理上、人性 上，同样是一无所有。里尔克说，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乡村大概也是，谁 此时一无所有，就永远一无所有。一个以欲望为中心的都市神话正在建构当中。 乡村，这个由传统的文人虚构出来的诗性空间，已经死亡。乡村成了一个真正的 荒原。乡村甚至在语言的能指方面也遭到了置换，“农民”这个词从都市人的嘴 里说出来，不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形容词，凡是卑微的，低贱的，愚蠢的， 可笑的，都很农民……。积压了几十年的“三农”问题到了令人揪心的地步，成 为一切有良知人士思想中的关键词。但破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农民的觉醒，更重要 的是如何促使他们实现命运的真正转型。在城市知青回城的尘埃刚刚落定，仅仅 几年之后，成千上万的农民便踏上他们返城的足迹开始了对城市的“长征”，他 们大多数人的未来本来也在城市里。“那些无立足之地的人至今不肯俯下身子/ 在通往都市的长途汽车上/他们穿过我年年歉收的水田，冷漠、迷茫而坚定” （杨晓民《无量寺村》）。于是，一个时代的丧钟也终于敲响了。 　　……/放下镰刀/放下锄头/别了小儿/别了老娘/卖了猪羊/荒了田地/离了婚 //我们进城去//我们进城去/我们要进城/我们进城干什么/进了城再说/……（谢 湘南《在对列车漫长等待中听到的一首歌》） 　　食指的预言是准确的，我们要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他们有拨开历史 风尘的睫毛，/他们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不管他们对于我们这些/ 迷途的惆 怅和失败的痛苦/是给以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 辣的讽刺”（食指《相信未来》）。丧失人性的土地最终也蒙蔽不了农民的眼睛， 他们不愿再卧伏在草莽深处暗暗舔吮自己身上的创痕。“内心的青蛙开始成群成 队地出现/在夜晚，在你的童年/哀号着沦失的美丽家园”（游离《捕蛙的记 忆》）。农民终于觉醒，家园开始沦失。逃离土地的农民，他们对土地的厌弃来 自于丧失了对土地的拥有，丧失了与土地的亲情和血肉联系，农民由这种亲密之 中被人为地分离出来。农民不再在充满亲切和温暖的土地上生活，不再在质朴和 自然中盼望未来。而农业人口对土地的逃亡源于那个铁桶般的准军事化组织人民 公社已经垮掉，森严的体制和“专政”的铁拳正在迫不得已地松动，而蜂拥而至 的外资企业和大规模的国家投资又需要大量而且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这给农 业人口进城务工造成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他们后来被称为令“非农人口”同情、 怜悯乃至不得不启动法律救助的极端弱势群体——“农民工”，他们的数量现在 要用亿计。这个阶层是社会的大多数，但他们却不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用葛兰西 的话说，他们是可供社会权力支配、征服、统治、被决定的“属下”，因此是 “低一等”或“下层”的边缘阶级或弱势群体。在理论的意义上，他们被描述为 一个“阶级”、“群体”或“阶层”，但就他们是具体的真实处境而言，他们是 一个个历史的“孤儿”或无辜无助的精神“流民”。从这个群体中走出的“打工 诗人”，用他们的笔写出了自己与一座座城市的遭遇，也很大程度上写出了一个 群体与这个世界的遭遇。“这些日子我放弃修行，这些日子/我沉默，像被用过 的水，/流过某一双手，流过水池——/流进这座临时城市的下水道，/没有叮咚， 也不去玷污原住民/的眼睛，我沉没，像其他的/失去贞操的水，这些日子/我流 过下水道，顺便带走几片/腐烂的菜叶，油滓，排泄物，/避孕套……这些被命名 为——/污浊的东西，它们统统从地面上/来到地下，和我肩并肩的前行，/有些 在途中，被留了下来，成为/障碍物或者地下的良民，等待着/挖掘，这些日子， 我跟它们/打成一片，并不感到寂寞——/一个漂浮的女婴，和我相伴，/她微闭 着双眼，那么小，/绵软的身躯，就像刚刚出生的兔子”（游离《良民》）。打 工诗人因跌落而获得了平视角度，因“自残”而获得了情感抚慰。 　　知青诗人食指写下《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的几十年后，一个名叫郁金的湖南 藉打工诗人写下了《这也是我的北京》《我还在北京》《漂在北京》等数十首诗 歌，写下了打工者“进城”的兴奋与沮丧，彷徨与梦想，痛苦与挣扎，觉醒与抗 争。“从汽车车身锃亮的油漆反光里/我看到我瘦下来的青春/与城市的繁荣成反 比/从查暂住证的吆喝声中，我才知道/在普通话的语境里/方言显得多么无力” （《狗一样生活》）；“初冬的北京/干裂的风吹裂了我的嘴唇/ ……一个落魄 的诗人/口袋里只剩下风/骨子里只剩下诗歌，除了灵魂/他无法将更多的光芒献 给生活/众多的词在他诗外的生活里流浪/但没有一个词带给他荣誉/带给他面包 和吃喝//命运，刀子般割着我/逼我交出身上的所有/如果一切不可避免/我宁愿 交出诗歌/也不愿交出我的痛苦和欢乐”（郁《初冬的北京》）“蚊子，哦，北 京的蚊子/还是来叮我的胸脯吧/那里跳动着我的彷徨与梦想/命运里又一个黄昏 倾斜了/就像此刻你嗡嗡嗡地叫/让我迷失，让我找不准方向”（《蚊子，请别叮 我的脸》；“走过王府井大街/今夜的冷，灌满我的愁绪/我亮开嗓子吼：‘这里 的繁荣/也有我的一份！’”（《今夜，北京的冷》）。郁金高度个人性、几乎 是对生活经验如实展示又具有强烈时代精神的诗篇对我有着一种独特的吸引力。 简约、朴素的语言在不动声色之中将自己经历和感受到的东西推展到了深远的诗 意之境，在诗歌中十分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位置感。对于来自于城市边缘地带的 打工诗人而言，他们置身其中的特殊历史在其作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经济 发达的珠三角，为数众多的打工诗人更像草籽一样遍布了每一座城市和乡镇。现 在已经在诗坛产生较大影响的有浪子、子虚、谢湘南、张绍民、安石榴、张守刚、 郑小琼、曾文广等人。十几年前，浪子写下了不少诗歌，烙下了一个“牧鹅少年” 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在《牧鹅少年》中，他写道：“那一年少年在夏天的 村庄/自得其乐　看鹅群吃草/听流水唱歌　不知名的虫儿/塞满他梦中的孤寂”。 多少年来，“牧鹅少年”已将“将虚妄转嫁给城市　真实的城市/正在消失　看 守着一滴泪水”（浪子《虚妄的城市》）。打工诗人痛心地发现：“泪水从未获 得赞美/在仿若拼图散乱的城市　到处是梦呓/饥渴和速食面的爱情　泪水/凭什 么获得赞美”。城市不相信眼泪，诗人的眼泪就显得弥足珍贵。一个激烈的本质 抒情的诗人在这里开始了他现实主义的批判：“这是一个像夏天的都市　深圳/ 这是夏天的都市/躯体摆在这里/老板们可随意宰割/商业的都市哦都市/堆满异乡 人的血泪　谁在寒冷的夜/把你我记起？——谁在痛哭　谁/在风里逍遥：退出生 产线上所有的梦”（《深圳之夜》）。在《深圳之夜》这首短小的诗中，浪子 看到了夏天深圳这个大城市的一幕日常的景象。这一景象并不具体，描述是抽象 的，但这种抽象本身就显得再具体不过了，一个完全情绪化的诗人只能这样做。 原本是一个有梦的诗人，与所有的人一样心怀浪漫和理想的生活，生活却并非如 此。当生产线上的工人把梦和肉体摆在老板的刀子下，任其宰割，诗人的心受到 了伤害，这是一颗富有巨大同情的心——在流血。但打工者即使流血，也把血流 在了城市里。 　　198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捷克诗人塞弗尔特说过：“逃避现实，于诗人无 益。”因为我们的生活应该与我们认识的现实及我们凭心发现的现实相一致，我 们不能靠谎言生活。诗人的话之所以往往被公众接受和信赖，就是因为他们希望 在诗之中找到自身经验的表现，也希望看到这种经验能为诗所丰富、规定和表达， 从而获得那些隐藏在现实表皮下的真理。面对时代和群体构成的庞大场域，诗人 无法回避某些主题。做过“文化打工者”的诗人、学者余世存写下了《十月诗草 之五：歌拟奥登》，为农民工代言，传递着一个诗人的良知、体恤和抚慰： 　　据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有的住花园别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 在海里头；/ 　　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弟兄们，我们没有一席之地。//据说这里是我们的 历史和梦想，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像亲戚来串门，却也引起它的懊恼；/它让我 们呆在原地不动，弟兄们，它让我们原地不动。//我们的原地，荒凉的地方只有 不长五谷的山沟，/我们要靠它吃饭人们却痛心疾首；/他们不让我们砍树，弟兄 们，他们不让我们砍树。//我们逃离饥饿，寻找幸福，交通部门要走我们的所有， /让我们挤在一起窒息，疯狂，死去，认清自己/不如他们眼里的一条狗，弟兄们， 我们不如一条狗。//我们没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们说活该，/“如果不交 钱你就没有三证，对我们来说你就不存在。”/可是我们存在，我们还活着，兄 弟们，我们还存在。//那从我们中间飞升上去的悄悄地说我们是一种文化，/我 们游荡去来，像蝗虫，从三国水浒吃到现在；/他们说我们是害虫，弟兄们，他 们说我们是祸害。//……听说学者们的忧愁就像富人的富有，就像我们的匮乏， /他们反抗现代性的异化，听说他们比我们活得光荣伟大；/他们在绝望里令人感 动，弟兄们，我们在绝望里无所适从。//我想我听到了这个城市上空有一个声音， /那是陌生却异常的权威，说：“他们必须牺牲。“ /噢，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 弟兄们，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 ……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 我们的。   　　诗人的抒写触及到了某种宏大的历史纠葛，但是历史本身并不是诗人所要表 达的审美目标，而只是作为一个群体命运变化的权力道具，一种强大而隐秘的主 宰背景。“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民工潮在中国大地已涌动了二十年，目前 的社会状态已与知青年代大不相同了，但总体而言，中国社会现在还仍然处于现 代化方式的转换之中，既是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社会，亦为一种历史行 程被高度挤压的“非常态”社会。我们仍处在一个集权与话语专制的时代。我们 的情感仍是食指与北岛诗的延长，他们的写作对于我们仍具有直接而亲切的意义。 打工族与当年的城市知青都体验到了被城市隔绝的痛苦，这在打工诗人与知青诗 人作品里的表现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与农业文明的阻隔，一方面与城市文明的阻 隔。对他们而言，土地的回忆不再充满丰收的喜悦和温暖。城市对知青与（农民） 打工族的阻隔，都是“专制”带来的一场恶梦。同样是一场恶梦，知青从流放地 回到城市里，就像主人回到自己的家里，恶梦便宣告结束。但在千千万万农民进 城二十年之后，他们真正的宿命才刚刚开始，直到现在对他们的隔离并没有彻底 结束，仍然在“专制”的掌握之中，他们从凄凉的大地只是进入到了凄凉的城市。 在乡村，当年的“知青”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下放学生”是受国家法律特殊保 护的，农民与他们发生冲突，弄不好，就会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 而 被公安局抓去。一方面说是要让“知青”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成为合格的农民； 一方面又在法律上赋予“知青”以特权，从法律上在“知青”与农民之间掘开了 一条鸿沟。社会公正的严重缺失，使这条鸿沟越来越大，时至今日，中国的城乡 差距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高距第一。当年的知青下放农村不需要办暂住证等五花 八门的证件，也不需要交增容费等巧立的各种费用。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 “农民”为城市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他们却受到城市利益集团的隔离与盘剥。 自由无价，对农民的隔离是中国的耻辱。因为隔离与公正相悖，与自由无缘。五 十年来，中国的隔离制度用活生生的事例，时时刻刻都在把它的丑陋展示给世界： 自称为文明代表的城市，却是公民自由最坚决的反对者，它们自以为有给另一部 分同胞画地为牢或者驱逐出境的权利。我不相信，一个城市在自称要率先实现现 代化的同时，不会因为对“农民工”的隔离和歧视，而在当政者们的乌纱帽上烙 上耻辱的印记；我不相信，一个国家在自称要实行法治的同时，不会因为对“农 民工”的隔离和歧视，而让人感到法律是言而无信的文献虚情假意的典范。我反 对隔离，是因为隔离肯定分裂。五十年来，中国因为隔离制度的存在，而被撕裂 成一块块碎片。中国的城市形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庄园，类似中国王朝时代的诸 侯割据。一个连起码的居住和迁徙自由都没有的国家，是一个表面上统一的国家， 却有着分裂的人民。我国现行户籍管理方式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公约，是对人的尊 严和权利的轻蔑和践踏。问题的实质是在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占人口绝大多 数的农民被赋予不平等交易的地位（当下这种不平等交易扩充到更广的社会阶 层）。他们过去为城市第一轮工业化高积累做奉献，现在又以农民工的形式为城 市的第二轮发展做奉献，但却没有充分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和公共福利的资格，更 没有享受到一点政治权力。打工诗人郑小琼在《关于打工这个词》中写道：“用 三百斤稻子换来出乡的车费/四百斤麦子办理暂住证  健康证  计生证  未婚证   流动人口证  工作证  边防证……/让它们压得你衰老而憔悴……/再一次说到打 工这个词  泪水流下/它不再是居住在干净的诗意的大地/进行掠夺的治安队员   查房了查房了/三更的尖叫和一些耻辱的疼痛/每天有意或无意我们骨子里会灌 满不幸。”面对着“专制”对人性的压迫，打工诗人（他们实际上是“农民工” 中觉醒的一部分知识青年）的诗学主题在初期几乎是庄严而简陋的：像主人一样 生活，向不公正的世界发出人道的呐喊与呻吟。在幽暗的生存通道中，打工诗人 穿透个人与历史的帷幕，提示了个体生命如何被历史不断地轻易篡改的状况。 　　在谈论打工诗人的作品时，也许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路遥的《人生》。上个 世纪八十年代初，写知青的文学作品虽有相当的数量，但写下乡青年的多，写返 乡青年的却极少，这种现象令人深思。知青被城市隔离十年的结果是产生了浩如 烟海的“知青文学”作品，而农民被城市隔绝半个世纪的历史却是文学上的灰色 盲区。路遥的小说《人生》是绝无仅有的一部写返乡青年的作品，彰显了它的历 史意义。小说写一个返乡青年高加林，能干，上进，但讨厌农村生活，认为农村 不能让自己施展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因而千方百计钻营，甚至不惜抛弃相爱的 农村恋人，以另攀高枝作为进城的手段。最后终于失败，被城市赶出。他由此 “醒悟”，决心回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这部小说当时是受到赞扬的，主人公 高加林被认为是极端个人主义者浪子回头的典型。路遥第一次把农村知青渴望城 市文明、在乡村挣扎的现象展示于社会，应当说是一个重大成就。但是对高加林 究竟应当怎样评价呢？书中曾有一处说他“又像保尔，又像于连”，说于连式的 个人奋斗思想把他引入了歧途，并让他在回农村后进行了道德忏悔，期盼他走上 保尔的道路。作者忘记了，当《红与黑》中的于连走上绞架时，司汤达却没有让 于连忏悔，而是让他在法庭上对封建等级制度作公开的诅咒。这就是《人生》的 不足之处。今日我们才知道，决定高加林命运的其实是国家的封建等级制度，而 不是他本人的错误选择。作者将一个社会问题看作道德问题来进行人生说教，实 际上是背离了个人的现实的经验和感情，选择了合乎社会制度和主流思想的结论。 　　意大利诗人蒙塔莱认为，任何真正的诗都是产生于个人的危机，而诗人本人 对这种危机甚至也并知觉。与高加林的时代相比，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挡农村 知青对都市的妄想。“这么多年了，动都不敢动地站在那儿/我总觉得有什么东 西压着我/事实也是如此/支撑已经成为习惯，我生活的全部/如今你们一句话： 好了，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可以回到树林里了/说得多么容易，这么多年了/这里 就是我的家，我要回到哪里去呢/我早就不能发芽了/这日子越来越像一个谎言” （游离《柱子的自述》）。这些年来，“农民工”已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柱 子”，但在农民和“农民工”身上，高加林时代的谎言还没有被完全揭穿，在某 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更为严重的专制和遮蔽。这使农民工（也包括一部分自谋生路 的内陆农村大学生，比如孙志刚，比如游离）在走向城市之初就普遍感受到时代 现实施加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因物质生活匮乏而带来的生存危机，一方面因理想 与现实无法调和而形成的巨大精神痛苦。自身的危机感造就了打工诗人，使他们 以特殊的方式了解自身，抵制现实的压力。他们既反对“艺术为艺术”学说的 “虚幻”目的，也反对“艺术为政治工具”的“具体”目的。“是我/不属于这 座城市，又不属于/任何别的地方；是我/错失了手绘的插图，又抛弃了/自主的 独立影像。……尘世的秋天/用石头书写的沉默迎接我迟到的脸庞。我看见/一 度倾斜的城市重新归位/在这没有神灵居住的城市，我爱过的人/集体复活。在镜 子的皇宫里/我想告诉你，亲爱的/春天正在生长，木船/正在通往大海的途上/这 生命、这地方并非为你所有/你也是丧魂落魄的异乡人”（浪子《你也是丧魂落 魄的异乡人》）。折磨着异乡人的那些暴力、伤害、屈辱，新的或老的奴役，使 人良心不安的、日益丧失希望的状况以一种敏感的方式折磨着打工诗人。打工诗 人觉得：“一个人的路是没有路，一个人的/ 日子是重复的日子，一个人的 /心 是空的，又是满满的 /总觉得自己是一辆货车/ 哐当哐当地行驶在街上，找不到 /一个地方，可以把身上的重量卸下来”（游离《一个人》）。写作作为一种寄 托精神方式、一种与现实环境的抗争手段，甚且可以说写作就是他们生存方式的 重要构成，可以把他们身上的重量短暂地卸下来。正如游离在《沉重》一诗中所 写的那样：“当我经历了半年的漂泊/理想和爱情又一次落空/当我回首，成长和 绝望的亲情/又一次缠绕着我/我体味到了‘沉重’这个词/当我把它写下来/它又 一次变轻”。当下，打工诗人心灵深处的爱与恨，绝望与希望，痛苦与反抗，以 及他们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对荒谬现实的批判，与当年的知青诗人何其相似。 由于时代语境变迁，诗人们所受压力的具体内涵发生了变化，对此他们作出的应 对也有了变化，他们诗歌中的场景也出现了更迭，但两个时代的差异性，并没有 改变他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没有隔断他们之间的精神联系。知青诗人宋海泉 在其回忆文章中写道：“人性在现实中丧失了合法的生存权力，但在诗歌的王国 里，它却悄然诞生。肉体可以被消灭,思想可以被禁锢,但是,被麻木的感情、被 压抑的欲望、对幸福的追求总是会复苏觉醒的。”“文革”时期，文学艺术作品 中充斥着政治口号。然而知青诗人以独立的人的精神站出来歌唱，他们让人感到 了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是直觉，是情感，是经验，是有意味的形式，首先是人的 自由意志与人格的体现。知青诗人使诗歌开始了一个回归：一个以阶级性、党性 为主体的诗歌开始转变为一个以个体性为主体的诗歌，恢复了个体的人的尊严， 恢复了诗的尊严。打工诗人正是沿袭了这一点，他们诗写的内容就是他们的境遇 本身。人本和文本，人性和诗性，一对密不可分的连体胎儿，在打工诗人的诗里 表现得有点稚嫩但却十分感人。复归人本和人性是知青诗人与打工诗人写作的共 同精神指向。诗歌不再是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也不是不问人间烟火的所谓“纯诗” 写作和庸俗的“下半身”写作，它在要求自己的独立，让诗歌回到自身，回到个 人的话语，回到个体对自我的追问。“我常常，在傍晚走上屋顶/屋檐下是私生 子、弃儿、雏鸡/是民工、发廊女、小货推销员/是我这些苦难的兄弟/与时代的 撕杀”（游离《我在傍晚走上屋顶》）。打工诗人的诗歌深深打上了这个时代和 这个社会的印记，但他们的诗歌并没有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奴役，相反，它要纠 正外部的压力，并且它自身也具备这种纠正的功能。打工诗人和他们的诗歌像平 衡锤一样，在“与时代的撕杀”中努力使因各种意识形态的压力而倾斜的东西平 衡过来，还其公正。打工诗人，“这些苦难的兄弟”，他们唱出心底的歌，也预 示着一种新的力量的苏醒与崛起。　　下篇：两个生存群体的精神隐喻场　　相对于当下的“主流诗坛”而言，打工诗人群是一个异端的存在，这种情形 很像“文革”时期的知青地下诗人群。相似的生存境遇导致两个时代的诗人作出 相似的选择：用诗歌与时代进行对话，最终体现为这两个时代诗歌本文结构的 “同构性”。知青诗人遭遇的问题，在打工诗人这里以相同、相近和变异的面目 出现。在打工诗人的诗歌文本中，有不少与知青诗人内涵相同的主题性意象，出 现了一些“对应性”特征，透出打工者的独特心境。他们的心灵历程反映了一个 时代，当然，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个复杂的世界，更何况是一个数目庞大的底层 群体，我只是试图透过对打工诗人与知青诗人作品中的主题性意象分析，来管窥 两个时代共通的心灵一隅。在这个高歌猛进而又十分荒谬的时代，打工诗人的声 音尽管微弱，但他们却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东西。打工诗人 与知青诗人所使有的一些意象，对深厚沉重的历史进行了深度解构，它们彼此之 间“重复”的“互文性”，互相印证和延展，织成了一张意义之网，从而使诗歌 成为历史人本与文本的双重承载与见证。   　　野兽狗  最可宝贵的清醒的呻吟　　文化大革命是知青诗人写作的直接背景与反抗对象。在知青的诗歌里面，其 反抗是异常的决绝的。在知青群落中，最早觉醒的恐怕不是白洋淀诗人群，贵州 知青黄翔的诗歌较早体现了觉醒的一群，面对荒诞的现实的绝望反抗，如他于 1968年写下了诗歌《野兽》：“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我的年代扑倒我/斜乜着眼睛/把 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撕着/咬着/啃着/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即使我只仅仅 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时代的荒诞，带给知青诗人 绝望的情绪，而在绝望中，诗人的反抗情绪就像野兽一样，野兽的意象在那个疯 狂的年代里是极为疯狂的反抗。在十年浩劫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剩下一种抽 象的“阶级关系”；而“斗争哲学”又被视为处理人的关系的唯一准则。革命不 是在关心人和发展人的个性的轨道上推进，而是把所有尊重、关心和爱护人的美 好情感统统当作资产阶级人性论打倒，代之以封建专制的兽性。“文革”十年是 失去理性的十年，是疯狂的十年，人在失去理性之后，剩下的便是疯狂的兽性， 其间发生的不可胜数的罪恶暴行均已为历史所铭记，而黄翔的这首《野兽》正深 刻揭露了当时的失去人性的暴行，体现了诗人对那个时代的憎恨和坚决与罪恶年 代抗争到底的英雄主义精神：“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 憎年代的咽喉”。类似的还有食指的《疯狗》。1974年的食指其时已经精神崩溃， 他写下了《疯狗》：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 　　仿佛我就成了一条疯狗，/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这是一首能恰当形状当时知青心态的诗歌，到了1974年，一代青年人实在已 经不堪压迫，失去了盲目“相信未来”的勇气。他们有太多的鞭痕，太多的疑团， 在黄沙迷茫中他们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信仰，象郭路生诗中的“疯狗”。徐敬亚 在评价《疯狗》时说，“辛酸的诗句真令人心灵颤栗。”“当多少人在颂歌中晕 眩，在‘主人翁’的口号中陶醉的时候”，他“却对蒙着红光的暗夜发出了反叛 的嘶叫。这不是丧失理智的哀鸣，恰恰是最可宝贵的清醒的呻吟。” 　　在打工诗人的文本，我们也看到了“最可宝贵的清醒的呻吟”，打工者也 “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打工诗人谢湘南在《忧郁》中写道：“我从农村流落 到城市，多像一只丧家之犬”。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中的打工诗人敏感到、遭遇 到种种极细小又极沉重的嘲弄、挤压、伤害和痛击。“我呆在深圳/这与一匹羊 或一头牛呆在深圳/没有区别……”；“遗弃、绝望、乌托邦，它们/规范的称呼 是：乡下、县城、省城。/这几乎是我三十年的拉锯历程。/……切割的进程/跟 不上年轮的增长，越来越深的木屑，/掩埋着来自地底下的蚯蚓的呼喊：有一把 锄头可以切断我，有一根草/给我呼吸，有一个街头供我曝晒尸骨，/有一张纸， 在第四个空格写下：身份，其他。”（游离《非个人史》）；“为了这三秒钟的 美好，我像狗一样/活着，我对着肮脏的月亮狂吠：/我要活着，我和死亡还有一 首诗的距离”（《吸毒者》）。“我时常这么告诫自己：低下头来/生命像一只 驴子，在那儿转圈/磨盘下渗出的是模糊的浆水”（《低头》）。“夜风吹/头发 和理想往后/时而拍打着松弛下来的肩膀/我把这当作一种抚摩像喘息的狗，用舌 头舔着鼻尖”（游离《我在傍晚走上屋顶》）。打工诗人许强在《流浪是一块永 不愈合的伤口》中真实地记录了他流浪在外的辛酸与无奈，是他真实内心的复述 和释放：“我像游魂一样四处飘荡/走在深圳的土地上/我感到四肢无力/我看见 对面一只无家可归的狗正嗅着/命运的骨头/我拖着疲惫的影子/测量流浪的旅途 究竟有多远/在子夜里没有流过泪的人/不是真正的打工者。” 在这些诗歌中， 展示了他们藏在心底的呼喊，狂叫。在打工诗人郁金的《狗一样生活》中，辛酸 的诗句同样令人心灵颤栗： 　　在北京，你可以没有孩子/但不能没有一条狗/在宠物如此尊贵的年代/一个 外省青年，还不如/一条狗那么容易找到归宿/……此刻，在别人的花园里/我写 着这首让人费解的诗 　　/这美丽的景色不是我的/但此刻的心情是我的//这一刻，有一个句子/出现 在我的诗里/这是我以前从没有写到过的/我不得不写下这让我莫名地踌躇/这让 我莫名地悲伤的句子——/哦，在北京，我狗一样生活/人一样活着 　　当萨特宣称“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时，我们不难体味他的人道主义的 现代含义。对社会的批判、怀疑，对存在的困惑、迷惘，对人生的失落、伤感， 是打工诗人的基本情绪，“人一样活着”是他们的生存理想。他们像当年的知青 诗人一样反省自己的《履历》（北岛），其实也就是反省国家、民族、时代的足 迹。他们试图对一切不公正的事物提出抗议。这种使命感和怀疑、批判的精神， 显然是知青诗人写作的坚硬回声。在这种回声里，诗已上升到普遍的人性的层面。 知青诗人怀打工诗人关注到的是不同的生存空间和文化背景中的人所拥有的共同 性，即人性本源。地域、文化背景与身分的差异，对于人性中最基本的东西并不 发生实质性的影响。北岛宣告：“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打 工诗人郁金写下了悲伤的句子：“我狗一样生活/人一样活着”。打工诗人像当 年的知青诗人一样举起了“人”的旗帜，深入个体意义上的“人”，以诗歌来 证明自身的力量。这里面体现了诗人对“人”的尊严的共同呼唤。让人恢复人的 尊严，让每一个人都配称人，是打工诗人与知青诗人普遍具有的人道主义情怀。 人本主义作为人的精神现象，并不会因为某种异己力量的压抑而消失，相反，压 抑的激化只能使它更加顽强地凸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打工诗人与知青诗人 的诗歌都是这种压抑激化的产物。人的尊严、价值、心灵关怀和精神世界，诗人 的忧患意识和时代意识，也再次得到了“合法”的关注和表达。诗回到了诗歌和 个体本身。使“我”成为主体。事实上，只有“我”成为主体之后，诗歌才能完 成它确立的首要基础。　　墙  绳索  锁链的痕迹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北岛《回答》）。知青诗 人在世界上看到自己有什么呢？没有深情，只看到自己的身影，生存经验里的绳 索和心中的纸。身影是虚的，绳索是深重的，纸是白的。知青诗人真实地反映了 那个令人窒息的时代，表达了一代人与命运不屈的抗争。曾在闽西上杭插队的知 青诗人舒婷1980年写的《一代人的呼声》，就是知青一代人的诗化宣言： 　　我决不申诉，/我个人的遭遇，/错过的青春，/变形的灵魂，/无数失眠之夜， /留下来痛苦的回忆。/我推翻了一道道定义；/我打碎了一层层枷锁；/心中只剩 下/一片触目惊心的废墟……/但是，我站起来了，/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再没 有人，没有任何手段/能把我重新推下去…… 　　舒婷在另一首《墙》中写道：“我无法反抗墙/只有反抗的愿望”。墙和枷 锁在这里是异化了的社会机器的象征；重要的是这里不仅有“墙”和枷锁，同时 还有怀有反抗愿望的“我”。惟因有这个“我”的存在，“无法反抗墙”的陈述 与控诉同时又是一种真实的反抗。另一位诗人芒克，他的诗作《阳光中的向日 葵》，透出反抗的情绪更为强烈。“你看到了吗/你看到阳光中那棵向日葵了吗/ 你看它，它没有低下头/而是在把头转向身后/它把头转了过去/就好像是为了一 口咬断/那套在它脖子上的/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阳光中的向日葵”和 其他的意象一样，是那么的倔强，代表了一代人心中的呼声，是对黑暗现实绝望 的反抗。向日葵在人们心中从来是最忠诚的“向太阳”的花，它的象征意义也是 谁都知道的。但芒克的向日葵却不同。它“怒视着太阳”，自己的头上却“闪着 光芒”。诗的最后一节是：“你走近它便会发现/它脚下的那片泥土/每抓起一把 /都一定会攥出血来。”这阳光中的向日葵心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伤惨和仇恨呢？ 　　打工诗人也像当年的知青诗人一样，“推翻了一道道定义”“打碎了一层层 枷锁”，“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能把他们重新推回 去。但是在打工诗人的文本里，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上还留着锁链的 痕迹”（江河《纪念碑》），世界似乎是一堵永远穿不透的墙： 　　一只青蛙/身上流的是乡村的血/灵魂却在城市里/戴着镣铐跳舞（刘洪希 《一只青蛙在城市里跳跃》） 　　但掩埋的只能是肉身，在铁链/钩住我的锁骨时，我已经脱窍而去/并且站在 高处，俯视着发生的一切（游离《埋》） 　　流浪的生活以浪费的方式继续/互相支持的没有前途的漂泊/关注于墙壁中自 己的面相/把一切带入更自我的晦涩/存在于碰撞的每一处/一丝酸楚的牙龈引发 更大的酸楚//如同成人身上的胎记/让人凝视/却无话可说（贺华《漂泊》） 　　在压了膜的世界里/看着外面很精彩/自己却透不过一口气（柳冬妩《厂证》） 　　活在异乡的村庄里，只是在深夜/在捆死在开发这棵树上的耕地的荒凉里/传 来两三声古典的蛙语与虫鸣中，你才发现它们/和你一样，一年一年的活在不由 自主的流浪中”（郑小琼《活在异乡的村庄》）。 　　这些诗歌细腻地传达了个体生存心理的体验，呈示了打工一族的生存状态。 “在城市里戴着镣铐跳舞”，“关注于墙壁中自己的面相”，“在压了膜的世界 里”，“活在不由自主的流浪中”。打工诗人领悟道：“我和世界的关系/是钉 子和墙壁的关系”（游离《无题》）。他们注定“跟墙壁过不去/一次又一次地， 把影子贴上去”（游离《我并讴歌这些》）。这种情态自然地使我们想起卡夫卡 的《变形记》等诸多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对工业和商业制度下人的处境的表现， 同时也会想起知青诗人对“专制”的揭示与反抗，当年对“知青”与“农民”的 “专制”仍然是套在打工一族身上的绳索。老芒克们所诅咒的“太阳手中的绳索” 到现在还没有被我们挣断，“太阳手中的绳索”再次成为打工诗人普遍诅咒的对 象。然而，细细体味我们不难发现，“打工诗歌”与“知青诗歌”在相近的同时 还有明显的分别。其中最重要的分别就是知青诗歌从来没有过西方现代作品那种 深刻而强烈的绝望，没有那种包含着紧张与焦灼、最后终于演化为黑色幽默的绝 望的自虐倾向。而这种倾向却在“打工诗歌”中出现了。现在的社会对于人的压 制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作为不怎么发达的社会阶段之特点的那种压制，它的“能力” (思想和物质的)比以前大得无法估量，这意味着社会对人的统治范围也大得无法 估量，它的特点是依靠技术而不是依靠恐怖来征服离心的社会力量。也就是说， 在这里人的异化成了如同空气和呼吸一样的正常和必然，社会加于人的是一种自 由的专制和温情的恐怖。在这种气氛的覆盖和渗透下个别觉悟者的觉悟只能归于 荒诞和颓废，甚至于连他们的表达的语言也变得晦涩和含混起来。“不多不少， 六堵墙成为压迫的根源/这是必然的现实/它随着我情绪的波动而伸缩自如/切割、 重组还有影子在晃动/都是立方体的存在”（游离《我一直病着》）；“在深夜， 我听到墙壁里/有互相咀嚼的声音，我不知道/是什么在消化着什么”（游离《它 们》）。打工诗人在这里出现具有了新的、反异化也即反现代的意义，其内涵具 有异常的复杂性。与知青诗人相比，打工诗人承受了更多的生存负荷，是更为复 杂的存在，“太阳手中的绳索”更需要挣断。 　　鱼儿  死鱼  玻璃缸里的鱼　　食指的《鱼群三部曲》描写了冰层下的鱼儿“为了不失去自由的呼吸”而猛 烈地撞破“冷漠的冰层”，又冲破了渔夫的网绳，最后死在了冰块之上。诗中的 主人公“鱼儿”潜伏在冰冻的水下。春天，当破裂的冰块在撞击，渔夫乘着夜色 凿开冰洞，设下网绳，静等黎明的到来。一束耀眼的灿烂阳光，“慈爱地”将鱼 儿唤醒，“我的孩子啊，可还认识我？”鱼儿“那么灵活那么有劲地跃出睡眠”， 它向阳光询问：“这可是春光来临？岸边可有鱼饵？”但回答的是沉默。鱼儿虽 有警觉，但它“痴迷这一片光明，它还想借助这缕阳光，看清楚自己渺茫的前 程”。鱼儿是刻骨镂心地向往着阳光的，但阳光虽慈爱，却始终只是沉默地轻抚 鱼儿。最后，渔夫出现了，他来收获。鱼儿死后留下的是一堆锋芒毕露的鱼骨， 还是一堆丰富的精神矿藏？如此写来，太阳和渔夫是同谋的了。知青诗人食指在 写《鱼儿三部曲》时思想处于分裂状态。他已经意识到这个时代如同浮冰一定要 溶解，鱼儿一定要牺牲。但“鱼儿却充满献身的欲望：／‘太阳，我是你的儿子， ／快快抽出你的利剑啊，／我愿和冰块一同消亡！’”这群为了“自由呼吸”而 抗争的“鱼儿”正是诗人自身的写照，也是属于知青那一代人的写照。 　　与食指写于1967年的“鱼儿”相比，打工诗人笔下的鱼儿也真实地反映了一 个群体的的精神状态，真实地反映了大变化中极为复杂的时代精神现像。打工诗 人和当年的知青诗人一样，他们的内心时常流露出强烈的道德正义的关怀，又有 着无法挽回的悲剧感。这在打工诗人谢湘南的《一条腐烂的死鱼从风里游过》有 充分体现，四处漂泊的特殊经历使他的写作中始终贯穿的悲伤语境，对生活本质 有着极强的穿透力： 　　它自由自在/游得多么自豪/它把空气当作了它前世的水/把空气中漂浮的颗 粒/当作自己的吃食/将那些好人一闪即逝的坏念头/当作自己的玩伴/它继续活着 /在扑朔的风中活得滋润//我想躲避它/就像躲避烈日的暴晒/躲避玻璃和城市的 反光/躲避我自身/四处流窜的命运 　　人类对流浪有着持久的迷恋。流浪看作是人性的至高体现。迁徙流动是一种 生活方式，是从过去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的第一步。作为从“农民工”这个群体中 走出的诗人，谢湘南在流浪中构筑起来的流浪者的形象，却是一条腐烂的死鱼。 流浪中的死鱼，作为主体摆脱了世俗和世俗的体制的束缚和压制，在流浪中，获 得了精神的最大独立，游得自由自在。一条死鱼以一种高贵的姿态蔑视庸常，对 一陈不变的固定状态进行反叛。与诗人的超越意图相对应的是世俗世界的存在， 具体来说这样的世俗世界包括政治权利的象征，包括“玻璃和城市的反光”，当 然也包括金钱的权利和一切被称为庸俗的东西。打工诗人因此无法躲避“自身四 处流窜的命运”。 　　是一条鱼/脸的鳞片/在时间的水里游来浮去/蹿出水面捕食阳光/但生命的鳍 叶/毕竟长不出鸟的羽翼/鸟类也不怎么知道它的心情//是一条鱼/它总是小心翼 翼在水中乞讨自由/用鳃呼吸/却无法溶入一片水域/玻璃缸里/所有的方向都不存 在/水就是网网就是水//是一条鱼/挣扎在最后的浪花和泡沫里/目光盯着天空/是 一种哀伤/一种反抗/一种叹息/它的天涯/只是别人的咫尺/它的拼命挣扎/不敌别 人的吹灰之力/是一条鱼/从水里来/到锅里去/谁的胃液不停地翻涌/在鱼胆里体 会到/属于一条鱼的痛苦/和最终的结局（柳冬妩《命运是条被炒的鱼》）   　　“鱼儿”不仅在反抗，而是在对萨特所谓的生存荒谬的承担。萨特曾说： “荒谬作为一种事实，作为一种主要的境况时有什么含义呢？它不过意味着人与 世界的关系。荒谬的基本点表现为一种割裂，即人们对统一的渴望与心智同自然 之间不可克服的二元性两者的分裂，以及构成人本质的‘关切心’同人们徒劳无 益的努力之间的分裂，等等。”这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有自 己的需要和理想，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有着自我预设的冲动，并渴望现实社 会与自我的个体冲动达成一致。但是，在看起来布满了文明表象的现实社会秩序 之中，我们的每一步努力都有可能是徒劳的，我们每一次反抗都有可能不是消弭 人与世界之间的裂痕，而是加大这一裂痕。惟因如此，荒谬才成为与人类生命密 切相关的存在状态。打工诗人的“鱼儿”以自身的荒谬命运来凸现历史内在的反 逻辑本质，展示历史自身的荒谬性真相。打工诗人像被罩在一个无色透明的玻璃 罩里，“水就是网网就是水”，“所有的方向都不存在”。这里作为对象的世界 和作为主体的人生达到了无差别的重合，人所拥有的仅仅是对于这种处境的瞬间 的、微弱的但终于也无能为力的觉悟。顾城曾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 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荒诞的存在中铸就的自我必然也处于荒诞之中。打工诗人 作品中的“鱼”在苦苦的追寻中对自我的荒诞感和对意义的无意义性有着深切的 体验。但尽管如此，“我”仍然一个自由圣婴，飞翔在无意义和价值之上。这就 是对荒诞的承担。　　宣告：遇罗克和孙志刚 　　“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是阿多尔诺最著名的断言，是一种无 可言说的悲切和失望。面对奥斯威辛大屠杀这一暴行，所有诗意化的美学乌托邦 不仅是虚假的矫饰，而且很可能就是一种野蛮的阴谋。种族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 包罗了历史意识的本质、回忆的可能性与意愿无法传达的经验，以及忘却的必要 性等诸多问题。二战结束以来，关于奥斯威辛的苦难记忆并没有被遗忘，关于奥 斯威辛的叙事并没有停止，关于奥斯威辛的反思并没有结束。人是一种健忘的动 物，所以需要把记忆凝固下来，提醒自己曾经发生过的悲剧。在《否定的辩证法》 一书中，阿多尔诺对他的那句名言有所修正，他说：“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 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因此，说在奥斯威辛之后你不 能再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促使他收回那句名言的，是因为他读到了策兰 的诗歌《死亡赋格曲》，一曲来自集中营的歌谣。策兰在诗中不停地重复着“死 亡是德国的大师”，显然在策兰看来，集中营不应该被诗歌回避。对于人类之痛 的追问，仍需要诗歌来承担，仍然需要诗人将历史的本真过程及其隐秘角落还给 历史。对于中国不亚于“奥期威辛”的文革的苦难记忆，被一批知青诗人的文本 凝固了下来，隐含着解读历史的沉痛密码，但直到现在仍没有被完全解读。如北 岛的《宣告——献给遇罗克》，对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仍然是一种宣告，把 它的标题改为《宣告——献给孙志刚》也非常合适，非常经典。诗人流淌的泪水 和沸腾的鲜血为极权社会留下了这篇永恒的祭文。同时确立了诗人无可替代的历 史地位，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笔，给我母亲/我并不是英 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宁静的地平线/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 行列/我只有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孔中/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遇罗克是文革中的知名人物。他的出名是由于写了一篇《出身论》，批驳当 时盛行的以“老子出身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为代表的“血统论”。 遇罗克本人就是“黑五类”子弟，他写这篇文章带着因亲身经历而有切肤之痛的 强烈感情。文章于1967年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它指出：血统论是封建荫封 制度，与美国对黑人、印度对首陀罗、日本对贱民的歧视没有什么区别。最后， 当然是受到文革当局的严厉惩办。遇罗克在1968年4月被捕，70年3月5日被处死 刑。遇罗克的《出身论》，对当今社会仍然是一种警示，是一篇没有过时的檄文。 文化大革命及其体制把人变成了工具和奴隶，可以驱使、凌辱、残害乃至消灭， 在这场经过了双重扭曲的运动中人变成了可以随时抹去的统计数字，马克思所讲 的“人的类本质”遭到了本质性的否定。“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的诗句记录了这场惨剧中的真实感受。在这场浩劫中， 遇罗克只是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只是坚持追求真理，结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自由与平等的抗争史上，遇罗克用鲜血写下了悲壮而光辉的一页。英雄永远以 精神意义为标准而与世俗成败标准无关。在没有人的时代，遇罗克在追求做一个 真正的人的路上被打倒了，他以个体生命去换取做一个大写的人的资格，于是他 成了时代的英雄！然而在今天，这样的英雄，连同那段血迹未干的历史，却早已 湮没在尘嚣日上之中，湮没在歌舞升平之中。历史的悲剧必然以另外的形式降临 到孙志刚们的头上，就像《死忘赋格曲》中的犹太人在欢快的音乐声中被活埋一 样。 　　孙志刚是近两年的知名人物。为捍卫自己天赋迁徙权的殉难者。孙志刚，大 学毕业两年后在广州的一家服装有限公司当平面设计师，2003年3月17日，因为 没有办理暂住证和忘了带身份证，被广州黄村街派出所“依据法律收容”，被活 活打死。孙志刚的死构成了人类迁徙史上最为悲情的一幕。“宁静的地平线/分 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我只能选择天空/绝不跪在地上/以显得刽子手们高大/好 阻挡那自由的风”。同样是面对异己而强大的统治力量，受难而不屈服的孙志刚 为争取人权、争取自由、争取人的尊严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从星星的弹孔中 /流出血红的黎明”。孙志刚以及每一位曾被收容制度侵害的人，他们用自身的 悲剧促成了收容制度的废止。老诗人于沙曾为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张志新写过一 题为《了字歌》的诗：“躲下了：一个张志新，/醒来了：一座沈阳城。/……流 尽了：一个英雄的鲜血，/染红了：一部法典的条文”。但愿躺下一个孙志刚， 能唤醒一座座麻木的城市和当权者冰冷无情的心。因为没有办一张薄薄的暂住证， 不知道有多少打工者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公开绑架”，被投入黑暗的收容所里， 被勒索钱财，被殴打致伤致残致死，甚至“没有留下遗嘱”。“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在公开的掠夺/沉默仍然是东方的故事”（北岛《结局或开始》）。“黑暗 在淤积/无边无际/掩盖了/珊瑚般生长的城市/和默默沉淀的历史”（顾城《梦 痕》）。“直到被射杀的时刻/在突然睁开的眼睛里/留下凶手最后的肖像”（北 岛《十年之间》）。孙志刚事件再次以令世人惊惧震颤的形式展示着极权政治的 极端罪恶性，从而让人在此－惊惧震颤中认识自身和历史。“民族，看看你的背 后”（顾城《谋杀》）。中国的“奥斯维辛”的背后是什么呢？不也正是法西斯 专政，以及代表这一暴政的户籍制度。在我们所亲历过的人类所有管理自身的办 法中，限制或剥夺迁徙自由最严酷的莫过于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最早是为防止奴 隶逃跑或奴隶主逃税而设的，后来被个别半军事化的国家用于人口管制，并把占 全国人口四分之三的农民全部变成了“贱民”。它的不合理之处在于，这个制度 基本上不承认一个人的品德和能力，而是由出生地（或者是父母的出生地）来决 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是典型的“血统论”。它毁坏了人的尊严，伤 害了人的心灵，拆散了无数美好的婚姻，使数不清的英雄俊才抑郁林下，抱困终 生。这是国家利用最落后的方式来对它的子民进行最野蛮地歧视，因而为今天的 大多数国家所摈弃，只有在个别不开化国度里还像罂粟一样地绽放着。实际上， 户籍制度不用说在人类社会，即使在动物界也罕有所闻。一只北方的候鸟到南方 过冬，不需要办暂住证；一群东部的蚂蚁到西部产卵，即使不带户口本和准生证， 也不用担心被收容遣送，更不会被打死在中转站。 　　孙志刚的死在中国知识界引起的轩然大波是前所未有的。萨义德要求知识分 子“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轰动全国的“孙志刚案”最近因写 入《广州年鉴》而再次引起了公众和媒体对“孙志刚案”的回忆和反思。“孙志 刚之后”是我们永远无法回避的沉重话题，值得我们永远反思。收容制度寿终正 寝了，但害死孙志刚的暂住证制度还暂住在我们这个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 度。在这个被极权政治伤害了几十年的文明古国，还有多少有悖文明的锁链没有 被砸碎？知识分子无法把自己从人类整体的命运中剔除出去。苦难是知识分子最 好的养料，它不仅给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炼狱的机会，而且也搭建了与公共生活 对话的平台。具体的不幸和痛苦足以影响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表达，使他们没有理 由回避。无论是纳粹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苏联的古拉格群岛、文革时期的中国监 狱，还是迫害过无数个打工者的中国收容所，都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巨大的心灵震 撼和黑暗记忆。历史悲剧在知识分子的心灵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即使他并不是亲 历者，不是当事人，这都不能影响他的反思和忏悔。 　　孙志刚事件对许多“打工诗人”而言，更具有切身性的体验。诗歌将这种切 身性以一种苦难记忆的方式、以一种死亡的征相，置入每一个人的经验之中。 　　春夏之交的南方/四面的季风里溢满了凉爽/一点一点通过皮肤/到达心脏/南 方的女孩子最早就裸露了/包裹了一个冬天的/白皙皙的皮肤……//有一个叫孙志 刚的大学生/他感受到了南方的妩媚/他告诉乡下的老父亲/南方/是他搞平面设计 /最精彩的舞台/傍晚/他吹着口哨去上网吧/谁也不知道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 的心情//像所有时尚的年轻人一样/他留恋网上的宽厚　包容　虚虚实实的爱情/ 以及所有支撑了苦恋田野的日子/他刚到广州10天/还未来得及办理暂住证/他被 带走了/那时/如花的心情还在嘴角挂着//他告诉同房拿钱去赎他/他的语气闪现 了极度惊恐/他带着最后的惊恐/去了天堂/因为天堂里不需要暂住证……/表面上 没有什么伤痕/尸检的时侯/全身都是暴打致死的理由……/孙志刚呀/我看见你生 前的自画像/你的双眼/绽放着希冀和男子汉的刚毅/你的嘴唇/涂满了魅力和血性 /你还留了一头长发/染了淡淡的黄色/在四月南方的风中/一定很飘逸　很酷　很 性感/像贝克汉姆//阴影/像窗外的阴霾/压得我喘不过气/当阳光灿烂的时侯/我 们是否还能带着阳光的笑容/安抚乡下的老父亲/活着的人们呀/你是否和我一样 想告诉孙志刚一件事/轻轻地轻轻地/不要再骚扰了疼痛的灵魂——天堂里不需要 暂住证（赵婧《天堂里不需要暂住证》） 　　相对于孙志刚而言，打工诗人也是历史的辛存者，正如同策兰是集中营的辛 存者北岛是“文革”的辛存者一样，他们从事件历史血腥的模糊里睁开双眼，带 着切肤的痛苦、切身的体验和颤粟的记忆，从事件历史的虚墟中爬立起来。打工 诗人柳冬妩1992年到广东打工时，因为没钱办暂住证被治安队员戴上手铐拳打脚 踢，差一点成为孙志刚。打工诗人任明友一次在途中遇上警察的盘查，警察认定 他是不久前偷了别人影碟机的盗贼，将他团团围住。可打开背包一看，里面全是 书籍，让他们很是失望，恼羞成怒之下，他们以买的书没有发票为由将任明友收 容了。几天后，得到消息的大哥赶来，花了180元才把任明友赎了出来。打工诗 人徐非、何真宗等人都有过被收容的经历，甚至有过“过去我赎朋友/现在朋友 赎我”（徐非《收容所是座炼狱》）的荒唐遭遇。打工诗人冰马在组诗《5月9日 —10日，蒙自路收容遣送站》中，让我们看到了几乎和策兰笔下的集中营一样的 情形。没有切身性经验的思想何以可能？没有事件记忆的反思何以可能？遗忘了 事件、遗忘了苦难经验和记忆的切身性和事件性，就会遗忘历史，遗忘悲剧的内 在真相。打工诗人冰马在《他要移民到天堂》悲怆地写道：“他要移民去天堂/ 到天堂里像鸟那样飞翔/飞翔是天堂人的工作/就像地狱人被熔炼一样//天堂人已 经衰老，虽然/那里到处是甜蜜琼浆/仙风道骨，是垂死的假象/他带去平凡人的 热情活力/让天堂不会突然坍塌，消失/让天堂在梦想里永放光芒/……他还是要 移民去天堂 /淘金、工作，实现梦想”。天堂里不需要办暂证证，孙志刚到天堂 里去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仍在继续，自由的大地却遥不可及。当我们把视野压低 下来，你会发现这并非危言耸听。“没有一块地用来盛放我的尊严/除非我倒下/ 成为自身的容器”（谢湘南《无地自容》）。“在巨石从我身上/搬走之前/在捂 住伤口入睡之前/在疤痕永远/不可能消失之前/在每个家庭/热衷于破裂之后及之 前/在母子相逢之前/在灵魂像垃圾一样/被收容之前/在受尽折磨之前/在终于死 去之前/在我始终/看不到人醒来之前/没有什么/可以止住我的疼痛”（游离《在 巨石从我身上》）。最真实的声音最痛苦的灵魂在民间。打工诗人用自己的喉咙 言说生存，探究生活表象与人性的精神联系，即使被时代的号角淹没，在他们眼 里，写作也是通向尊严和良知的一条途径。在现实生存和外部世界的困扰和变换 之中，他们写诗的本质就是完成自我生命捍卫的愿望。 　　知青诗人与打工诗人对一些意象的运用，建立起一种关于人类生存和精神的 “隐喻场”。在这个“隐喻场”里，人类的生存是痛苦的，生命在痛苦的挣扎中 所呈现出来的本质是悖谬的，而正是这种悖谬的生命本质，使得诗歌充满了张力， 灵魂在生命之中扩张、裂变，无家可归，一次次逃亡，可又无处可逃。知青诗人 与打工诗人，他们都过着“隐喻的生活”，他们的诗歌里“每一个句子都带有血 痕/每一个句子，词和词咬着/像互相折磨的齿轮，发出呻吟/每一次说出都是宿 命/每一次，我都没办法说出/阴郁来自更深的内部/或者隐喻，或者我最初的啼 哭/预示着什么/花草和树木，一岁一枯荣/每一遍抚摸，都加剧我的疼痛/每一阵 疼痛，都给我带来平静”（游离《隐喻的生活》）。打工诗人的“隐喻”来自历 史“更深的内部”。历史就是当代史，当代史正是由当下活着的人创造的。历史 在哪里？历史就存在于现实之中。现实在哪里？现实就存在于一瞬之间的宿命。 “我仍然没有多余的力量/去搬运内心的阴影/它像一棵畸形的树/有着弯曲的躯 干和不屈的成长史”（游离《成长史》）。实际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要靠回忆 来完成，我们的写作也要靠回忆来完成。回忆可以把三十年前的往事和我们刚刚 经历过的事情混在一起。历史始终以一双无处不在的“权力的眼睛”，注视着每 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当你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存在而不得不进入巨大的历史空间 时，你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权力话语的支配者、奴役者甚至牺牲者。这种特有 的权力结构，既是中国历史在帝国文化长期熏陶下所形成的潜规则，又是维系中 国社会现实秩序的主导性力量。为种高度权力化的历史，就像福柯在《知识考古 学》中所分析的那样，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时间线索，它还表现为一种权力四处出 没的空间秩序。真正的诗歌所应关注的应该是那些被历史空间所遗漏的东西，那 些被遗漏的生命之体验。对生命的最强烈最深刻的体验是不可能被临摹和替代的。 无论是记忆还是历史，无论是一个人的潜意识还是梦境，这些都存在于我们当下 的生命过程中，它们就是现实本身，也是历史本身。所以我们的叙事无论是在什 么样的情况下都是进行时，都是历史的进行时。历史与现实、现实与虚构、虚构 与梦境，它们之间的界线往往是模糊不清的。

古剑 · 发表于 2005-7-13 07:38:00

本帖最后由雨荷风于 2015-10-8 01:00 编辑

我对知青很熟悉，通过柳兄的文，对打工诗人有了更深切的关注

弦意 · 发表于 2005-7-13 18:15:00

本帖最后由雨荷风于 2015-10-8 01:00 编辑

其中的学术观点值得赞赏，读后有启发意义。有空还要详细学习这篇文章。 文中对历史问题的某些观点不够客观，带有较强的情绪，影响了本文的学术价值。

fcs · 发表于 2005-10-30 12:00:00

本帖最后由雨荷风于 2015-10-8 01:01 编辑

欣赏充满才气的诗句,讨厌充满伤痕的头脑"血统论"是谁提出的?是党内官僚集团对抗文革势力,转移斗争方向的产物,文革派是坚决反对的.白纸黑字,谁也抹不掉.这个帐不能赖在文革派头上.历史太复杂,不是你那充满伤痕的头脑能想明白的

凯华 · 发表于 2005-11-1 12:34:00

本帖最后由雨荷风于 2015-10-8 01:01 编辑

拜读!

兰都八甲 · 发表于 2005-11-1 16:56:00

本帖最后由雨荷风于 2015-10-8 01:01 编辑

知青生活是浪费青春、磨练意志、考验情操的过程。你们说是不是？

宋世安 · 发表于 2005-11-2 10:52:00

本帖最后由雨荷风于 2015-10-8 01:01 编辑

之前打算做一些“打工诗歌”的文章，柳冬妩是不能越过的，他对打工诗歌理论贡献很大，是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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