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祝立根的地域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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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祝立根的地域诗歌

云南镇雄一中（657200） 朱江

祝立根，70后诗人，在《人民文学》《诗刊》《青年文学》等刊物发表了大量诗歌，出版有《宿醉记》《一头黑发令我羞耻》。他的诗歌有很强的地域性，本文主要以其诗歌中的地域为起点，探讨其诗歌的某些特征。

一、诗歌的地域性及精神气质

地域，指的是面积相当大的一块地方或者本乡本土。当代很多诗人都以地域为起点进行创作。地域性是当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云南，祝立根是一位地域性很强的诗人，他的诗中常常出现云南地名，这些诗歌似乎经历了云南的山山水水。他有一首诗叫《树包塔》，诗歌写的是云南某一独特景观，加上诗中还提到“菩提”，诗歌的地域性十分明显。其他如《回乡偶书，悲白发》、《诗歌，身体里的子弹》等，这些诗歌即便没有提到地名，也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很多时候，祝立根还借助地名来书写自我情怀，他的这类诗歌十分接地气，是诗人内心与地域协调的一种表现，作者正是在与地域融合的过程中，重现自身的生活状态及精神气质。当然，一个诗人的地域性不是绝对的，随着自身阅历的增长，诗歌也会从元地域扩展开来。如他的《沙粒》就是以莫高窟为背景的，这同样可以看出其诗歌地域的扩展。

从某种角度上讲，追究一个诗人的地域性就是追究一个诗人的现场感，同时也是对一个作者生活源泉的追究。祝立根常常使用第一人称，通过小我来再现大我，再现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及历史渊源，甚至一个地方的精神风貌。这与当代诗歌的写作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正如雷平阳的诗歌可以看到云南的粗犷与神秘，王单单的诗歌可以看到云南的原生态与自强不息，张二棍的诗歌可以读到山西的辽阔与孤独，等等。

以地域性为起点，我们还可以讨论元地域。元地域指的是最初的地域。就像鲁迅的很多文字，我们可以看到江南水乡的痕迹，江南水乡是鲁迅的元地域。沈从文的很多文字，我们可以看到湘西的痕迹，湘西是沈从文的元地域。透过祝立根的诗歌，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其元地域是滇西。《胸片记》写的是在医院做胸片，而重点呈现的是做胸片前的心理，以此引出怒江。“那年在怒江边上，长发飘飘/惹来边防战士，命令我：举手/趴在车上。搜索他们想象的毒品/和可能的反骨/我不敢回头”。这就是滇西特定地域现状。这种诗很多，如《广袤》，如《在瑞丽江边》等。

当代地域诗歌的价值在于物象与内部精神气质结合，这是由诗歌的本质决定的。物象就是作者精神的外化。这就意味着作者内心精神与物象的高度统一。当代地域诗歌的存在，离不开诗歌这个主体。诗歌要用形象去表达一种精神，这是一切文学作品的传统与皈依。《回乡偶书，悲白发》中祝立根这样写“杀人犯的母亲吸毒者的爹/上访者的老泪苦荞烤的酒/坐在他们中间，如坐在一堆堆荒冢之间//秋风白了小伙伴们的坟头草/一头黑发，令我心惊/令我羞耻”，这里虽然借唐诗中“回乡偶书”，但“悲白发”才是作者的真正目的。诗歌典型地呈现乡村人事，通过一系列悲情的物象，传达出了乡村的某种存在。诸如此类还有《欲望让我奔跑至死》，作者选取最足以代表一个地方的意象，透视了某种精神。《渡江，渡江》也一样。

二、诗歌地域的当代性及当代诗人的精神皈依

1、追究自我的起源及当下

诗歌地域性的呈现，从本质上讲，主要表现的是人，而与人最相关的即是自我，追究自我是当代诗歌的一个重要命题，祝立根的诗歌也不例外。《草木间》中写道“我们多像蒲公英，背着降落伞出生/一起风，就心惊/太原、南京、宁波，在残破的族谱上/明明灭灭，山山水水/翻一页，充军，残一页/逃难，到我们这一代/乡音一改再改，后土的神灵/已经越来越陌生。”作者在这里追寻的就是自我生命的起源，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通过时空的转换，诗歌历史地呈现了自我的来由，同时也暗示了一个家族或一个地方的历史变迁。

讨论地域诗歌同样需要讨论诗歌的质感，诗歌应该形象地呈现。同一首诗中，作者近乎起兴地呈现了一个地域的现状。“芦花随瑞丽江去了下游/和祖先的魂灵相认，用中、缅、泰三种母语/诵贝叶经”。作者互文地呈现了一个地域的历史现状，通过芦花，诗歌让我们看见了作者命运，他就像芦花一样，而芦花本身是作者的外化，这就是作者的价值取向，诗歌这样追问，是以叙述的方式来抒情，这就打通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这个过程是形象的，这就是文学的特殊性。以此，祝立根的很多地域性诗歌常常“借物”来抒写自我的当下存在。比如《夙愿》借的是一只水鸟，《剖析书》借的是河流，《在瑞丽江边》和《和正刚诗兼致诸友》借助相应的地域。他的诗甚至借某些物象来重造一种生活，比如《埋伏》《溃逃》等。

而自我的存在有时是无法皈依的，这就是现代写作的悖论，作家要追究，追究的结果又是虚无的，祝立根的诗歌也一样。《草木间》中，诗人说“如今我在昆明/一座灰茫茫的原始森林/娶妻、生子，这么多年了/始终找不到那种落地生根的安心”，诗人说出的是自我的迷惘，自我内心的无法皈依。《乡宴上》的结尾，诗歌说“活着，就是自顾自的/丢魂和喊魂/哪一天，真的累了，我们/可有故乡可回？语无伦次的老族长/就不逼他了，我且自饮自斟/做一个不奢望未来的人”，近乎呼告的方式，说出的其实就是无乡可归。这就是当代国人在现代文明建设中的一种普遍的思乡病，它像唐诗中的生离死别一样，人们渴望建功立业，深处异地，又是思乡，又是闺怨。而当代，由于社会的变迁，竞争的激烈，对故土的思念更是强烈。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因素，人的思乡情结更是有增无减，一切又似乎只有向前，无法回去，这就是诗人没有归宿的原因。《与兄书》中，诗歌这样写“我就把玉挂在胸口，忘能镇痛、祛悲/哪天你去过昆明，再帮我捎草灰一把，二两乡音/我还有怀乡病要治，亦有走丢的魂魄要招回/……/明年清明，我想争取回家一趟/磕个头，洒杯酒，哭一场”。

     2、对技术时代的追问

    对技术的思考是一个作者写作时代性的表现，也是当代写作的一个重大课题。祝立根的诗歌同样离不开对当代技术时代的反思，如《休闲山庄的玫瑰》《招魂》《独饮辞》等。当代社会异常复杂，社会进步与人内心的冲突是激烈的，这是每个时代的现实。《在芒市》这样写“用镜头让雷牙让山的老佛爷惊恐/是一种罪孽/晚饭时，犹豫喝蛇胆酒还是喝虎骨酒/是一种罪孽/在雨林中的高速路上飞奔是一种罪孽”。诗歌连用三个“罪孽”将作者的态度呈现。这里应该追究的是罪孽为何而生。罪孽的产生主要因两个物象而起，一个是“镜头”，另一个是“高速路”，它们是技术时代的产物，在此物象的催化下，才有“雷牙让山的老佛爷惊恐”“犹豫喝蛇胆酒还是喝虎骨酒”“雨林中……飞奔”，这些动作暗含着比技术社会更原生态的存在，但同样预示着对另一种存在的改写。这是诗人以诗歌的方式对技术时代的思考。技术是一种现实，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技术、工业和经济在今天决定性地作为人的自身生产劳动规定了现实的一切现实性。”（《同一与差异》孙兴周等译 商务印书馆 2011年，第133页）有如此现实性，追问成为写作的重点。这既是作品现实性的体现，也是作品对作者思想深度的要求。如此，我们还可以读到其他的一些诗句，如“他说那里是他可爱的故乡。不管/叫小西乡、小西区、小西公社/还是已经并入了腾越镇/也不管改来改去，他结结巴巴/已经说不出自己的出生地/仿佛患上了遗忘症，白发苍苍的父母/在同一个家里，搬过来，搬过去/更不管有多少挖掘机和推土机/要从黄土的收容所，挖出充军人和流放者/以骨相抵的地契”（《春日饮酒大醉歌》）、“荒草摇曳，一堆建筑垃圾/你想唤它作远山，在雨中/几株未修剪的行道树/你想这就是几株孤松”（《独饮辞》）、“鸣于北，寒风吹白了大雪/鸣于东，处处都是炮制着乌云和雷霆的加工厂/鸣于天山和云南，乃是因为地震、山崩/听不到河流细小的哭声。”（《招魂》）等等。

    三、祝立根地域诗歌写作的特殊性

祝立根的地域诗歌还利用地域作背景，表达内心的某种情感。《大雪》中，作者以昆明为背景，借助母亲将昆明和家乡关联，将雪与母亲的白发关联，最终完成一次内心的洗礼。“在昆明居住的那几年/每当下雪，我都会看见她沉默着/站在窗前，脸上的皱纹和头上的/白发，被雪光一再地映亮”。作者对母亲的关照是不言而喻的，而作者说出的方式是形象的。这是作者内心理性之后，画面感地、集中地、动感地说出。理性指的是画面的本质，是诗人的想法。画面感指的是文字呈现之后是形象的画面，甚至是动感的。集中指的是选取物象之间的整体性，诗中写的是大雪、母亲，所有物象都与这两者相关。这是诗人内心锤炼的结果，是一个诗人反映世界的方式，也是一个诗人写作必须具备的素养。

地域性的呈现，并不是简单的呈现地名。唐代柳宗元的山水散文，其价值在于文字是其生存的呈现。《赤壁赋》是苏轼内心精神的呈现。这些带有地域性的文字，除了能表现地域外，文字自身也蕴含了作者的精神。这就是诗歌地域性的特征。这也是祝立根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祝立根诗歌中的地域一般是内化的地域。应该说，物象的内化是祝立根诗歌的一贯性。《最终》这样写：“往往是石头挺起胸膛说不惧怕/往往是风踏着野草来祭奠/往往是一个萤火虫就点燃了狂野/往往是孤独的人，才能感受整个世界”。“最终”是什么，是物最后的存在。诗歌通过四个物象来呈现这种存在。这四种物象即：石头，风，萤火虫，人。这四种物象与诗人内心高度协调，这是由物象与诗人内心之间的关系引发的。再以“往往是石头挺起胸膛说不惧怕”为例来讨论，石头，挺起胸膛，从修辞的角度，这是拟人，事实上，修辞的运用，也成为写作的常态。本质上讲，一个好的作家，需要在写作中自然而无形地使用修辞，修辞要成为一个作家写作过程中心灵与文字的自然结合。作家不是去故意使用修辞，而是文字成型过程中无意识的使用。这里石头与作者是合二为一的，石头能挺起胸膛，作者将自己的精神赋予了石头。石头的呈现不再是自然性的石头，是内化的石头。

以某一地域为起点，进行深入的开掘，使诗歌呈现出很好的时空层次感，这是他诗歌一贯的方法。《树包塔》中这样写“我想好了，假如真的有一只青鸟/飞过我的头顶，假如她的青影真的落在我的怀中/我一定把她种在骨缝里/并让她长出一小片菩提的浓荫”。这首诗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再现这一特殊景致，而是以树包塔为出发点，呈现自我内心的某种想象。诗歌在这里借助典型的物象，先说“我想好了”，这里的“我”不是诗人自我，而是树包塔，这也是这首诗的主体。再往后面就借助“青鸟”与“我”关系来呈现一个完整的图像，诗歌的空间层次得以拓展。这种空间层次其实又是虚构的、是想象的，而树包塔是实际的。这就是利用文字重造一种存在。

以某一地域为起点，引申到其他，这其实是对中国古代诗歌的某些特征的继承。比如缘事而发，比如起兴，这就是语言的惯性。如《不醉而欢》。诗歌写的就是一次送别喝酒，但关键在于诗歌借文字呈现了某些地方的历史。诗歌开始说“‘我们在金沙江……送一个故人/去梅里雪山’”，以此为起点，才有后来的“我们嘲笑取霹/委任他为局长大人，让他/回到梅里雪山下的国税局/代我们向雪花和流水，征收光阴的白银/还命令他，兼做出库入库的小吏/为我们算计裂腹鱼和丹顶鹤的归期/如果想我们了，就罚他/一个人坐着宽大的雪山办公室，拨弄石头/大吼三声。”我们不难理解诗人在重造一种存在，这种存在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这就是语言的功效。

注：文中所选诗歌来自文[1]。

山城子

谢谢朱老师赐稿！你辛苦了！给您敬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