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卧龙邪侃翻译（内含中国翻译新闻2010专栏）

第一篇

中国近代第一部翻译长篇小说及译者蠡勺居士
                    宛城卧龙 整理写作
    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始。而1900年以前的翻译文学进入中国并在中国本土出版发行的寥寥无几。翻译者也基本上是外国的传教士。翻译小说被译介进入中国则是从1872年4月15日到18日，在《申报》连载的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第一部分译文《淡瀛小录》，以及同月22号发表的华盛顿欧文的短篇小说《一睡七十年》开始，翻译小说进入中国。
    谈论小说，“受众”必然会提到长篇小说，而被译介进入中国的第一部外国小说是什么呢？翻译者是谁呢？一直以来学界没有定论，尚属谜团。经有关专家学者研究论证后，翻译者蠡勺居士便浮出水面。1873年1月申报馆出版了我国第一个文学月刊《瀛寰琐记》，并开始连载长篇小说《昕夕闲谈》，是被学界公认为我国第一部翻译长篇小说。1875年申报馆出版了这部小说的单行本。而1904年文宝书局和1923年百新公司出版了这部小说的改译本，译者为藜床卧读生。也是由于中国早期刊物对于翻译文学发表不规范，因此造成了原作，原作作者，翻译者，改译者成了译学界的一个谜。
    美国汉学家韩南考证出《昕夕闲谈》的“原小说名为《夜与晨》”（Night and Morning），为英国作家利顿（Edward Bulwer Lytton）所作，1914年在英国伦敦刊载。《昕夕闲谈》只译了原小说的前半部。当译作在1875年出版单行本时，译者为了收束全书，另外增加了三节，他没有将小说译完。《夜与晨》半属青年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半属罪犯小说（Newgate novel）。
    根据考证这部小说的翻译者为蒋其章，字芷湘，申报馆的总主笔，即《瀛寰琐记》的编撰者之一。蒋是举人，后来成进士，并脱离申报馆。选择此书译为中文者是申报的业主与总理美查（Emest Major），号尊闻阁主。也很可能小说的翻译是美查与蒋芷湘合作的结果，即美查作口述，由蒋芷湘笔录后再加以润饰而成。
    首译者蠡勺居士据考证就是做过县令的蒋子让，据推测蒋芷湘和蒋子让为同一人。而改译者藜床卧读生则是当时上海文坛颇有名气的管斯骏。

      参考：《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 以及百度搜索资料

向卧龙学习！

问候金沙君

为了实践我一直以来的想法 暂开一个这样的“小东西”，试一试看 

下一步我准备摄入 翻译评论写作 在实践中摸索学习

问候金沙君

第二篇

也说诗人译诗
宛城卧龙 文
    长久以来在诗词翻译方面有一个提法,在懂或不懂外文的群体中流行,就是“诗人译诗”,或”只有诗人才能译诗”,”或者说的更明确些,只有本身也是写诗的人才能把诗译的好”.从表层上看此类提法是正确的.
一般意义上来说,”诗人常可指创作诗歌作品的人。而严格意义上的诗人，则是能创作诗歌作品，通过诗歌文字艺术的形式对社会、文化有较大影响力的人” .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判断,诗人对于诗歌有常于非诗人的审美意识和艺术鉴赏力, 他们“有诗感”,懂外文的诗人翻译出来的诗歌”有诗意”似乎是译文中的上乘, 应该得到”受众”的认同和喜爱,甚至将其译文作为诗词翻译的一个衡量标准来加以研究传承.
    根据黄杲炘<英诗汉译学>一书中的说法,诗人译诗例子常见于菲次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和庞德(Ezra Pound,1885-1972).其实他们的译文更像用于原作的某些材料,甚至误解进行的创作,随意性较大.像菲氏的Rubaiyat,本人称其为”翻译”作品,于是就有了译诗取法于菲氏一说.而这部诗集的成功,是源于菲氏的创作能力,而并非翻译能力.
    我国翻译界对译文的衡量标准时以忠实原文为基础,严复在译言例中提出的”信 达雅”的翻译原则,一直到现在都被学界所认同,甚至有”罢黜百家”之势.有了翻译的原则,再来判断”诗人译诗”可见菲氏等并非”译作”就属上乘,其中对原文的认知也多有错误.说明”诗人译诗”之说并不完全正确.海外逸士在<中英互译探讨>一文,讲到”诗人要对两种语言里的诗体有一定的造诣”,中外文两者兼备,译文方可举重若轻,不仅忠实原文,而且译文精彩.
    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判断出”诗人译诗”的提法并不准确,从出版的诗词翻译著作来看,翻译者并不都是诗人,诗词翻译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各种风格的译诗涌现出来. ”译者译诗”的提法或许更为确切一些.

注释: 参考黄杲炘<英诗汉译学>,海外逸士<中英互译探讨>等著作

这些是以前写的几篇 也不去修改  暂时算是“吃老本”

随后会有新东西加入

外研书店看到的“悲哀”

2008年6月底，和北外同学逛外研社书店，大家应该知晓，外研书店的书是不打折的，而我却在门口的一个书架旁止步，这里放着一堆七五折的书籍。我扫视着，目光一亮，停止在几本小书身上——《闻一多诗文选》、《艾青诗选》、《老舍小说选》等。这些书定价9元9角，中英文对照，杨宪益等主编，翻译均为外研社精选出来的译者译文。

一时掩饰不住兴奋，当即买下，回到宿舍，打开书页，出版日期写着：1999年8月，印数5000册。

翻译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整理写作：宛城卧龙

从外国文学被译介进入中国，人们对翻译文学和外国文学产生了模糊的认知，以为翻译文学就等同于外国文学。这种认知形成的更为深层的原因，就是：“认为文学翻译只是语言层面的纯技术性的符码转换，其实质还是外国文学”从表层上看，这种观点似乎不无道理，但实际上它将“复杂的文学翻译活动简单化，模糊了翻译文学的性质及其在民族文学史的意义和地位，翻译家的文学贡献也从而在这种模糊的认识中被忽略了”。

中国的大多数作家是借助译文来认知外国文学的，实际上这里的外国文学就是指翻译文学。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实际是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20世纪外国文学（这里指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学翻译从翻译选择到翻译方式，从对作品的阐述到译作文学影响效果实现的大小，都受到本民族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的影响和制约”。外国文学译介是以忠实原文为基础，但这种忠实，是不可能等同于原文，或者说一百分的反映原文，译作不可能完全是原来意义上外国文学作品，译作是原作的“第二次生命形态”，译作对比原作具有了独立的审美特性和文化内涵。

中国现代文学史，“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翻译文学地位。实际上翻译文学应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胡适《白话文学史》，陈子展的《中国现代文学之变迁》等著作，都设立了翻译文学的专章，将翻译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中。1949年后的文学史的著作中，则将翻译文学的改为了轻描淡写，更不要说将翻译文学设立专章来论述了。《中国新文学史稿》和《中国现代文学史》建国后影响较大两本的著作，都没有将翻译文学设立专章论述。到20世纪末，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也只是关注了外国文艺思潮的涌入，以及对中国文学影响，依然没有将翻译文学给予高度的重视。那么为何1949年以前和1949年以后，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会有不同的地位呢？究其根源在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成为了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而在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日益强大，大国崛起之势已势不可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民族性便彰显出来，而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更要突出民族性的特点，这样便在某种程度上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翻译文学。

注释：参照谢天振等编写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关于钱媛先生

提起钱媛先生也许知道的人不多，而提起钱钟书和杨绛先生，或许很多人会知晓一二。各位看官从上面的话语应该能看出其中的关系了吧！是的，钱媛先生正是钱钟书和杨绛先生的独女。虽然，钱钟书和杨绛先生在海内外的名气很大，但女儿钱媛也很优秀，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不少国内的英语教授都受过她的影响。比如，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冰先生，在对参与编写《英语写作手册》和《汉译英口译教程》的修订版中，就受钱媛先生的学术思维影响，修改了其中的“练习不多，形式单调的缺点”。钱媛先生为我国培养出了第一批英语文体学的人才。她编写的优秀教材《实用英语文体学》“全票”通过审查（其实是少了一票，而这一票是钱媛先生自己没有投）。

钱媛先生是英语教授，博士生导师，很多人会以为她一定是英语专业出身。其实不然，钱媛先生学的是俄语，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并留校任教，1966年转而从事英语教学，并且成了英语教授，博士生导师，当然这和她的家学有关，但更大程度上是钱媛先生自己的聪慧与好学。钱钟书曾评价自己的独女钱媛“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笔者注:“外公”指是杨荫杭先生，“爷爷”指钱基博先生），是“读书的种子”。

1978年高等教育部选拔中青年教师出国进修，钱媛先生分到了去英国的一组，学习现代英语及语言学。北京大学教授胡壮麟先生回忆说,“在人们心目中，去英国留学强于去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因此我觉得钱媛一定考的不错”。1980年学成回国，从事英语高年级及研究生专业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86年升为教授。

钱媛先生聪慧灵敏，反映极快。吴学昭先生曾回忆过一件小事。1993年3月，钱钟书先生应邀为《吴宓日记》作序，其中有这样几句：“……今代美国时流讥DWEMS,……”。“DWEMS” 当时在国内很少见，吴先生查了很多字典，也不解其意，请教了北京大学和正在美国访问的两位先生，解释道：D等于dead死人的，古的；W等于white白人的， E等于European欧洲的，非亚非拉的；M等于Male;S等于sexist歧视性别的；意为美国新派人物（女权主义者及少数民族代表们）反对大学课程为“大，洋，古”所垄断。吴先生对S把握不准，又不好问钱钟书先生（钱先生正在住院），于是打电话给杨绛先生，没谈几句，钱媛先生便查到出处，Dead White European males, “s”是小写，是复数的意思，据吴先生回忆，钱钟书先生估计是读了钱媛先生从英国带回的一本新出版的字典，将其中的新词写进序言去了。

还有一件趣事。钱钟书先生初到清华大学授课，有时候在家阅读批改学生的课卷，钱媛先生帮忙记分。有一次，钱媛先生没头没脑地问父亲：“英诺成和周世良要好，他们是朋友。”钱钟书先生说：“你怎么知道？”，钱媛先生指着卷子说：“你看全班学生的课卷全用蓝墨水写的，只有他俩用紫墨水。”。很是有趣的是，英诺成和周世良先生同为戏剧爱好者，后结合，风雨同舟过了一辈子。
英诺成大家或许少有人知，英达大家知道吧！各位看官看出其中的关系了吧！我也不在过多叙述。

令人遗憾的是，钱媛先生正在一心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时候却得了骨癌晚期，离开的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们在校园里植了一颗松树，永远的纪念钱媛先生，我一直想抽时间去看看这棵松树，祭奠一下钱媛先生，到现在终究没去过，但这已成为我的一个心愿，在未来的某一天一定去北京师范大学拜望钱媛先生。因为她的教学的严谨，因为她的……，她是我前进道路上榜样。钱媛先生安息！

来学习。问好卧龙

学习，谢谢卧龙君！新春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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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编辑版面。

来学习！
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