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诗人渤海诗集<诗歌 站在我生活的反面>的跋
写在后面的话
渤 海
对这个诗集的出版我颇费了一番踌躇，念头动得很早，动作却非常迟缓，但每当撕下又一页日历，我都会自责一次，又一段光阴离我而去，我常常就是在这样的状态工作着生活，散漫着创造，对人类命运的苦苦追索和对小我的不断警策以及按部就班地工作颠倒生物钟的休整基本构成了我的全部。
我不知道有没有意义，比如像写诗，更不用说出一本集子，记得一次同学的聚会上，一个同学高声对我说：“你那出了书的是诗，我这没写出来的也是诗啊。”我木然了，诗是如此广泛地存在着，它甚至不用写出来，更不用说出集子了。
诗歌到底是悦己还是愉人？这几乎没有标准的答案，有的只是不同人的选择，而我是一个想出卖自己的人，我甚至相信我不是我，我始终以为自己的存在是有意义的，虽然有时对社会和前进是反动的，我甚至想以我自己的方式去影响，力所能及地影响。
当然我没有把握让人肯定，但仍然要坚持，甚至于还要在诗歌之外说话。
对于今天，我从来就不认为是一个缺诗的年代，甚至可以反过来说这是一个繁荣的时代，特别是第四媒体的出现，网络上诗歌横行霸道，各路英雄好汉摆坛设擂，《诗生活》、《诗江湖》……诗歌乘着科技的翅膀，在广阔的天空飞翔，自命的各种主义各种流派在一段短短窄窄的时空里标新立异地想像着成为新时代的标签。
新名词层出不穷，我经常都听不懂，而且又没有专门的词典，因为创造新词的人从不要对历史负责，更不要说对词典负责，就像许多诗人，不对读者负责一样，但我这并不是讽刺，因为很多的创造者都相信，有一天受众必然会主动地来解释然后接受。
尤其有相反的突围者，以口语或随意地写作作为前进的方向，大块大块的空间被占领了，这种探索无疑也是有益的，首先是容易写，写出来，分行写出来，再思索其意义，要是真没有什么意义，那也就是有意义了。其次是容易读，几乎一读就懂，没有深奥的词语也没刻意雕琢的意境，特别是有的人用非常“野”非常“刺激”的内容，谩骂、自虐、性都可以入诗，诗的外延被一下子扩得很大，甚至于因此出了好多名诗和名诗人。
新的刊物也出现了，除了网络，还有传统的纸文本，如《新诗界》逋一出世便不同凡响，其大气与包容，庄重与典雅，风格与定位都不同其他；《明天》也同样一鸣惊人，其先锋性、青年性、探索性独树一帜。
当然相对于祖国几千年的浩渺云烟中灿若星辰的鸿篇伟著，现在几乎找不出一位能让人视为北斗而首肯仰止的巨人，这都是生于当代诗人们的悲哀，虽然我们尽可以用名篇需要后世定论来自嘲，但我们不得不尴尬地面对历史：名垂青史的大诗人都曾在身前得到崇高的膜拜，屈原如此，李白更是如此。
这或许是一个繁荣与萧条并存的年代。怎么评价繁荣或萧条，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因为对于写诗的目的，有太多的分岐。
这目的可崇高，也可以不。有的人注重内心的渲泄，以小我折射大我，有的人反映社会现象，或歌颂或批判，有的人说哲理，有的人则是玩文字，追求轰动效应。
我觉得要把握一个度，出名固然不是一件坏事，但怎样出名则是值得推究，要光明正大，追求真理，需在形式之外追求内容的升华，我总认为风格是一种形式，不太主张以风格作为追求的终极。同样的道理，反复以不同的形式去说很难说得上是创新。
我有我心中的明灯，我希望得到完美的缪斯，所以更多的时候，我简单地对待文字，随意地编排文字，我的心在文字之外。
但我也同情那些急着寻找突破的人，几千年的诗歌史，灿若星河的诗人，诗歌还能怎么写下去？
要不要文本创新？要不要嫁接、杂交？要不要把诗歌崇高的帽子扯下来，扔到地上，再踩上几脚？我以为尝试是值得肯定，我也曾无意之间做过有意之事，特别是醉了之后，像《诗歌 站在我生活的反面》就是在一场大醉后一气挥就的，把它寄给著名诗评家朱先树老师，本以为要挨骂，却不想得到了他老人家过高的评价：“你的内心喧泄是真实的，人的生命太社会化了，太文明了，则就使本性的东西遭到了压抑。”“……写得很不错，醉意失控，忘却了写诗的意义就写出了真正的诗，当然在现实论坛，它也只能是一种诗，一种异端的、但也不同凡响的诗，这种探索，我以为是有存在价值的”。
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不欣赏哗众取宠，我是清醒的，我的诗中说理的部分往往超过抒情，我以为诗歌除了反映生活还要拔高生活，我虽然自不量力，但仍然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