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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王久辛诗歌语录之五

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王久辛诗歌语录之五

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

 ──王久辛诗歌语录之五

  1、早在上个世纪的中期,具体讲就是1841年,驰名世界的俄国评论家别林斯基就写道:“艺术是对于真理的直感的观察,或者说是寓于形象的思维。”据有关材料介绍,这是关于形象思维的最早的论述。而我更关心的是其中的“真理”二字。换句话说,我关心的是别林斯基给艺术的定位。即别氏说的“艺术是对于真理……”的提法。他的定位使艺术提升为“真理”的另一种形式。是否也就是说,艺术是真理的另一种形式,是形象化或直觉化了的真理?如此我们便可以给一切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家一把衡量自己同时亦衡量自己作品的尺子了。而这两个词:艺术、真理,一个是关于形象概括的词,一个是关于抽象概括的词,前者为了“显”,而后者是为了便于推理而形成了“隐”的概念。“艺术”包括诗、散文、戏剧、舞蹈、美术、音乐,而“真理”则常常与正义、危亡、民族、和平、战争、邪恶等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别氏先讲了“艺术”,而后又写到艺术对于“真理”的决定性作用;而我则说的是──面对当下诗坛主义林立、派别庞杂的现实,惟有追求真理的精神,也是别林斯基所强调的艺术精神,才是真正的诗歌精神。除此而外,难道还有更令人信服与崇尚的精神吗?(1997.8

2、写作并不是人的生存需要,一个真正的人无须写作亦能过得十分愉快美好,像我们祖国有12亿人口,他们基本上不靠写作为生,因为他们或许认为靠写作为生是可耻的,总有一点偷奸耍猾之感?但是我却选择了写作为人生的理想,这最初的动机或许是虚荣沽名的?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但我的感觉却是十分真切的。我想,是的,如果一个正常的有理想有情趣的人,他不应当满脑门子地想写什么写什么,他会用他的行动去做什么什么。写作应当留给那些突然一梦醒来很需要写点什么才痛快的人,这种人写完需要写作的东西之后,就又去当工人、当教师、当农民去了。我现在觉得这样的写作似乎更为健康。(1997.8

3、健康的写作需要艺术的涵养更需要写作的欲望,尤其是那种来自身体内部的写作欲望,而意义并不属于写作,写作就是写作,而意义,是读者依赖对写作的结果的阅读获得的,是作者可能并未得到的身外之物。(1997.8

4、通读《穆旦诗全集》我们便会发现,诗人一生的诗艺求索,均是对真理的追寻。他向往光明渴望文明世纪的到来,但又为迟滞的祖国而焦灼躁动。可以说穆旦一生的诗性追求,都是这种排遣不清挥之不去的痛苦的结晶。他在诗中写道:“我们有机器和制度却没有文明/我们有复杂的感情却无处归依/我们有很多的声音而没有真理/我们来自一个良心却各自藏起……因为我们生活着却没有中心/我们有很多中心/我们的很多中心不断地冲突/或者我们放弃/生活变为争取生活,我们一生永远在准备而没有生活/三千年的丰富枯死在种子里而我们是在继续……(《隐现》)”,这种种悖论式的诗句里显然富有莎士比亚一般的思辨与理性的思考,而种种对自由或自身的缺陷的发现又很接近波德莱尔。多种研究文字中说诗人穆旦深受过艾略特的影响,但是,在穆旦的诗中我们见到的“荒原”似乎并不那么明显,而更多的是波德莱尔式的发现与莎士比亚式的理性的固执。(1997.8

5、通研《穆旦诗全集》,我深深地感到了诗人真正的忧患之源,他问:我们从哪里走进这个国度?这若不是一个诗人的妄言,便肯定是一位诗人跨世纪的提问——是的,我们从哪里走进这个国度?我们自己的家园?家园使诗人痛感“无处归依”,那么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真正的生命价值又在哪里?他在诗中写道:“一万只粗壮的手举起来/可以谋害一双孤零的眼睛。”谁的眼睛?早醒的人和沉睡的大地,土地上千万只粗壮的手所代表的是谁?孤零的眼睛又是谁?无力的诗人几近绝望。诗人穆旦一生呼唤文明,追求文明,但最后仍然在绝望中咏叹。难能可贵的是:他首先歌颂人类的善良与美好,又鞭鞑人世间的丑恶,他以一位诗人审美的方式,关注着三千年的种子里的希望,用诗性的句子规化着被金钱与权力冲毁的秩序,擦亮那些可贵的品质与文明的精神。遗憾的是诗人的固执在那样的社会现实之中,显得十分的薄弱,他的形而上的美丽想法亦未能真正落实到人们的心头,人民与民众这些耀眼的词汇以及这些词汇内在的力量,并没有支持与帮助他实现他的理想,相反,由于愚昧与无知,甚至谋害了诗人的理想。(1997.8

6、人们往往容易记住那些特殊的异样的甚或是那些不太合谐但却新奇怪异的东西,相反,却容易将那些入耳的随心顺愿的引起人强烈共鸣的作品忽略。好象有一种潜意识,以为那已经走入人心的语言,似乎就不需要提出来加以研讨和探究了,这显然是一种并不客观、并不公正的文史观。在我看来,最难的创新并不是那种新奇怪异的创新,恰恰是顺乎时代的寻常平易的扎实浑厚的能够进入人心并引起人共鸣的创新,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1998.2

7、现在,新诗的创作不注意诗的歌咏性了,这显然是数典忘祖的。就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来看,歌咏性也是极其重要的,楚辞及《诗经》及唐宋诗词,都是可以歌咏的。现在忽略歌咏性,只强调语言的纯粹性,这其实是只要左手不要右手的片面性追求。回顾中国新诗的历程,无论是光未然还是艾青,他们的诗歌都是具有较强的音乐性的。光未然的创作还有一个值得一说的重要意义,那就是诗人是极其关注民族命运的。大敌当前,他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段,为民族的最高利益而呼,这是最有效的急功近利,仿佛诗人在对世界说:中国的诗人就是要“急”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功”,“近”华夏子孙求生存、求发展、求富强、求民主、求文明、求科学的“利”。不是吗。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华盛顿的《独立宣言》不也是这样标榜的吗?(1998.2

8、在我看来,光未然的成功,就正可以给中国诗人一个扎实而又深刻的启迪——中国诗人首先是一个有立场的诗人,其次,是为实现立场之上的理想而付出毕生努力的人。(1998.2

9、不是谁说要参禅就能参禅,就像不是谁说要创作出艺术精品就能创作出艺术精品。参禅是一个进入深层的生命体验的过程,禅悟是这个过程之后的结果。一个人,如果他说要参禅并不代表他了悟了禅意;相反,有的人可能并没有说自己要参禅,然而,生命的体悟却使其于蓦然之中悟到了禅。这又像一位艺术家,他也许并没有叫喊说自己要创作艺术精品,然而,他却在执著的追求中意外地创作出了艺术精品。他的出现让人感到突然,但细细考察一下他的勤奋与执著的追求,我们又会发现一个朴素的真理——那就是真正的悟道,属于真正认真追求过来的人。(1998.2

10、或许作家并未意识到他的作品会对社会中的哪一群人产生慰藉感。然而,就当下而言,用一句张承志的话来说:我们不可能使12亿人一夜之间成为富翁。的确,在当代中国,人们的富裕只能是相对的,而且富裕的阶层也只能是一部分,更准确地说,只能是一小部分中的一小部分,大多数人,只能说生活在相对温饱的现实之中。面对这样的生存背景,我们读《骆驼祥子》、《月牙儿》,读《创业史》、《暴风骤雨》,读《我的大学》、《母亲》,读《三别》、《三吏》、《卖炭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等等等,那古今中外大作家的悲悯情怀,曾使我们获得巨大的精神鼓舞,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渗入,我们读到的作品也越来越与底层民众的生活相脱节了。我想,当我们阅读“豪华背景”后的新都市小说的时候,是否也该为描写底层普通人生存状况的作品而满怀期待呢?(2000.6

11、昌耀先生宽容了那些因无知而愚昧的人们,原谅了那些仍身处第三世界而显得自私与贪婪的知识同类,甚至理解了初级阶段的种种令人感到无法理解的野蛮与粗暴等等。昌耀是博大的、深邃的,同时又具有与整个国家的贫困阶层相似的憨厚与勤奋,也正因此,他的诗著才具有了深厚的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品格。他的诗著没有游戏性,但显然具有脱凡超俗的意味。他拒绝热闹,讨厌各种各样的诗歌主义与帮派体系,他像鲁迅先生一样,具有特立独行的自主自立的“醒来人”的明智与豁达。(2000.4

12、克罗奇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一句令人耳目一新的说法,它至少提示人们:一、既然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所有当代人的思考与想象,尤其是对历史的想象,就有可能通过思考与想象呈现出来,至于呈现出来的这一“历史”,还是不是当初的那一段“历史”,在我看来,就很难说啦。二、克罗奇的这一说法的确是极其实用的,尤其对于那些想象力极其丰富但对历史又很缺少知识与学力的人来说,克氏的理论便极具“解放思想”的魅力。一方面,它催生了大批以想象力来写作的人们的创造激情,产生了一大批以历史为名号的各类丛书的出笼;而另一方面,它又使那些扎实而又认真地钻研历史、考究历史的人们产生了困惑。是的,现在研究历史、考究历史,还有多少现实意义呢?沉浸于历史之中能发家致富吗?眼看着一批又一批以想象力来写作的作家们的一遍又一遍地走“红”市场与影视界,还在历史的考究中泥足深陷不是显得极其愚笨与痴傻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痴与傻、愚与笨,写作才显得意义重大而不同凡响,才显得不可或缺啊。(2000.6

13、我一直以为诗是个性的舞蹈,无论你怎么舞,得舞出个你自己来,得叫人家看上去是你的独舞,而且不是模仿,不是戏作,是一招一式、一字一句,皆有你个人独特的生活提炼与升华,透射着一种天然的诗人的气质与人格。(2004.7

14、在我看来,每一位诗人,哪怕是徐志摩、戴望舒或情圣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等等,他们的心中,他们的诗行间,亦流动着一种朦胧的向往,对美对人生诗意的追求,执拗得扭不回头,痛苦得心碎脑裂,但仍然忠贞不改初衷,这是什么精神?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理所当然属于英雄之精神也!长久以来,人们常常将写爱情诗的诗人归之于风花雪月,殊不知风花雪月亦有英雄。(2004.7

15、诗,最难的是单纯,而诗之单纯,决不是简单的单纯,而是单纯的具有两种以上的意蕴。2004.7

16、我喜欢军旅诗这三个字组成的词组,有人说它是生造词,而我则以为这个词刚好规定了一部分诗人创造的空间。在这个阔大的空间中,我们看到了一串串像珍珠一样的名字──李瑛、周涛、李松涛、杜志民、曾凡华……(2004.7

17、艺术,诗之艺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审美的铁律,就是开发人最熟悉又最容易忽视的细节,使陌生而又熟悉的细节,推进审美的诗境。由于细节往往是独特经历的记忆再现,所以它也是独特的。因此,由独特细节组合而成的诗句,便成了独特的审美实践。凡有所成就的诗人,都深谙此中妙意。(2004.7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28 15:11:2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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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系列有自己的思索。
灯灭了,我在黑暗中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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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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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读书,读好书,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就是一本好的书,大家来读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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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并不是人的生存需要,一个真正的人无须写作亦能过得十分愉快美好,像我们祖国有12亿人口,他们基本上不靠写作为生,因为他们或许认为靠写作为生是可耻的,总有一点偷奸耍猾之感?但是我却选择了写作为人生的理想,这最初的动机或许是虚荣沽名的?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但我的感觉却是十分真切的。我想,是的,如果一个正常的有理想有情趣的人,他不应当满脑门子地想写什么写什么,他会用他的行动去做什么什么。写作应当留给那些突然一梦醒来很需要写点什么才痛快的人,这种人写完需要写作的东西之后,就又去当工人、当教师、当农民去了。我现在觉得这样的写作似乎更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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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之异见
                                                          布   染
       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这句话不知是谁说的,似乎没有错,但在不同的人看来却有不同的认识。
       过去皇帝基本都有皇冠,而并不是每个皇冠上都有明珠。有明珠者,其大小、数量、价值和质量相差极为悬殊。有些只有一个很大的夜明珠,有些镶的是珍珠,有些明珠发光,有些明珠还不太发光,只是反射别的物体的光。
      文学肯定有皇冠,皇冠上可不一定要有明珠。或者明珠也不一定是一颗,也许有很多颗。为什么只说是诗歌呢?再说了,这句话看出自谁口也非常重要。若是公众或者所有文学者们说的并认可的话,那就是真的,是公理,可以放之四海。若是某一个诗人所说,那么特别值得推敲。因为一般人只要在所从事的领域里有些成就或名气以后都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最伟大的。歌星认为唱歌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业,人们都离不开听歌,不然唱一首歌怎么会要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钱呢。画家认为绘画是人类最高艺术,一幅画卖上百万元似乎还嫌少。书法家也一样。。。举不胜举。
      文学还有小说、散文、杂文、戏曲、童话、寓言等等很多门类, 各有千秋,各有成就。诗歌只是其中一类写作形式而已,为什么就它是明珠呢?更不要以为中国诗歌史上出过屈原、李白、杜甫这样的诗人就认为诗歌是明珠了啊。话又说回来, 写诗歌的人不见得对所有文学形式都精通吧,也不一定能成果辉煌吧。
      愚翁倒觉得诗人谦虚一点没有什么坏处,别的文学家也许对诗人更会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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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是所有艺术的垫底之学,是万艺之源,我们称之为明珠,是提醒从艺之人,如欲工其艺,包括多种艺术,必须要有“诗学”垫底。贺拉斯的诗论就包涵了这个道理,而不是说:诗是第一,音乐美术小说在后!这是常识,久辛大师早就说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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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写作需要艺术的涵养更需要写作的欲望,尤其是那种来自身体内部的写作欲望,而意义并不属于写作,写作就是写作,而意义,是读者依赖对写作的结果的阅读获得的,是作者可能并未得到的身外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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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好消息!!

好消息!!《中华文学选刊》2006年第12期全文转载著名军旅诗人王久辛抒情长诗《致大海》,并配发一无名网友评论,署名“新浪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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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粗糙不能和粗糙的艺术混淆,艺术的粗糙是艺术到了超境界回到现实的见证,粗糙的艺术则是艺术刚刚起步,粗糙的艺术还看不到艺术,艺术的粗糙却是不但看到了艺术,并且透过艺术这面透镜看到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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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粗糙不能和粗糙的艺术混淆,艺术的粗糙是艺术到了超境界回到现实的见证,粗糙的艺术则是艺术刚刚起步,粗糙的艺术还看不到艺术,艺术的粗糙却是不但看到了艺术,并且透过艺术这面透镜看到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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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好消息!!

好消息!!史上首个民间军旅诗歌奖 ――
                   

“ 剑麻诗歌奖 ” 在广州颁奖 ,王久辛荣登榜首

另据《中华文学选刊》消息,2006年第12期《中华文学选刊》全文转载著名军旅诗人王久辛抒情长诗《致大海》,并配发一无名网友评论,署名“新浪网友”。!!!!!

作为诗人,我们不能不发出声音,不能不站出来,不能无所作为。否则,诗人凭什么说我们是人类精神的一部分呢?凭面对精神的塌陷无动于衷?装聋作哑?有眼无珠?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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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诗真正进入这种多维艺术空间的距离创造的时间,在我看来,便是始于卞之琳先生的几首闲适与忧郁的小诗。尽管是小诗,但也不能忽视,因为或许正是这几首小诗,却触动了著名诗人顾城在内的中国八十年代初的青年诗群们对诗性的追问,并由此派生出了一股强劲的“朦胧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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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读《穆旦诗全集》我们便会发现,诗人一生的诗艺求索,均是对真理的追寻。他向往光明渴望文明世纪的到来,但又为迟滞的祖国而焦灼躁动。可以说穆旦一生的诗性追求,都是这种排遣不清挥之不去的痛苦的结晶。他在诗中写道:“我们有机器和制度却没有文明/我们有复杂的感情却无处归依/我们有很多的声音而没有真理/我们来自一个良心却各自藏起……因为我们生活着却没有中心/我们有很多中心/我们的很多中心不断地冲突/或者我们放弃/生活变为争取生活,我们一生永远在准备而没有生活/三千年的丰富枯死在种子里而我们是在继续……(《隐现》)”,这种种悖论式的诗句里显然富有莎士比亚一般的思辨与理性的思考,而种种对自由或自身的缺陷的发现又很接近波德莱尔。多种研究文字中说诗人穆旦深受过艾略特的影响,但是,在穆旦的诗中我们见到的“荒原”似乎并不那么明显,而更多的是波德莱尔式的发现与莎士比亚式的理性的固执。(19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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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王久辛的诗歌。并希望他的诗歌获得正确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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