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
──王久辛诗歌语录之八
1、最近重读何其芳的诗作，发现诗人的一首《黎明》中的句子，颇似著名诗人昌耀的短诗《晨兴：走向土地与牛》，何其芳的诗句如下：“呵，你们打石头的，砍树的，筑墙的，盖屋顶的，/我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如此密切地相通，/我们像是在为着同一的建筑出力气的弟兄。/我无声地写出这个短歌献给你们，/献给所有一醒来就离开床，/一起来就开始劳作的人，/献给我们的被号声叫起来早操的兵士，/我们的被钟声叫起来自习的学生，/我们的被鸡声叫到地里去的农夫”（选自《夜歌》，诗文学社1945.5版）。而昌耀的诗句却酷似何其芳的句意，全诗如下：“劳动者/无梦的睡眠是美好的。/富有好梦的劳动者的睡眠不亦同样美好？∥但从睡眠中醒来了的劳动者自己更美好。/走向土地与牛的那个早起的劳动者更美好。”（文末注明的写作日期是：1962.3初稿；1983.12.24删定）。如果仅从诗歌的欣赏角度来比较，无疑，昌耀的诗句似乎更加纯粹且富有诗的美质，但如读了何其芳的《黎明》之后再读昌耀的诗，我们便一下子感到了开拓者的发现与继承者的再造。是的，文学就是这样承先启后的。当我读完何其芳的《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后，又忽地脸红了起来，原来，不仅昌耀有受到何其芳影响之嫌，现在连我也未能幸免。何其芳的诗句如下：“我的歌呵，/你飞吧 飞到那些年青人的心中/去找你停留的地方。”而我的诗句：“你飞吧 我的歌啊/飞到你要去的地方 被你昂扬地唱着/我深深地感到了你的博大……”（见诗集《狂雪》中《愿望》）。深受影响而又不知不觉，但读者可以想见，无论是昌耀还是我，我们都是吃了诗人何其芳的奶“长大了的”何其芳的“孩子”。（1997.9）
2、表现在诗人何其芳作品中诗质的美丽的第一个特征，在我看来，就是诗人的心灵化的感觉的诗性的创造。他的诗句常常跃出事物的表层，飞升而入人的心灵的体验世界。如《送葬》中的“燃在静寂中的白蜡烛/是从我胸间压出的叹息。/这是送葬的时代。”短短三句，从细节的“白蜡烛”到“叹息”到“送葬的世界”，可以说由物及心灵再进入宏观世界的概括与抽象之中──这是送葬的时代。再如：所有使我像草一样颤抖过的/快乐或者好的思想，/都变成声音/飞到四方八面去吧，/不管它像一阵微风/或者一片“阳光”（见《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他从像草一样开始，又进入快乐与思想，然后又使其变成声音，又让声音变成了一阵微风、一片阳光。可以说何其芳的写作是极富创造性的，他早在新时期提出“向内转”的更早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凭着对新诗的神悟，进入了心灵化的写作。这一时期，也就是四十年代初期，整整比新时期提出诗歌要“向内转”早了三十年，所以，我今天称诗人何其芳为真正意义上的先锋诗人，我想，是不应该遭遇白眼的吧？诗人何其芳的诗歌既能进入抽象世界又能进入形象的感觉世界，可以说他的主要的佳作。都无疑进入了心灵自由的激情化与直觉化和经验化了的极至境界，他的这些堪称“世纪经典”的精品，每一首都饱含着成熟男子的艺术气质与沉实厚重的个性魅力，而且激情迸射，具有精壮青年的勃发力。这美质不是外在可视的，而是内在可感的。著名作家纳博科夫说：“聪明的读者在欣赏一部天才之作的时候，为了充分领略其中的艺术魅力，不只是用心灵，也不全是用脑筋，而是用脊椎骨去读的”（见《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而读何其芳的一些佳作，我常常就有这种生理上的快意的美感。（1997.9）
3、在我的想象里，何其芳永远是一位青年诗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强烈的印象？纳博科夫又说：“在那无路可循的山坡上攀援的是艺术大师，只是他登上山顶，当风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见了谁？是气喘吁吁却又兴高采烈的读者。两人自然而然拥抱起来了。如果这本书（诗）永垂不朽，他们就永不分离。”这就像我和昌耀大哥都不自觉地深受何其芳的影响，而自己却蒙然不知一样，何其芳的青春诗人的光辉形象，我想，恐怕就正是诗人的那颗永远年轻的心酿制的永远属于青年的诗句造成的，所以，假若你是诗人，你就永远是年青人，圆滑世故，偷奸耍刁，那肯定成不了诗人（1997.9）
4、诗人何其芳的一首政治抒情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也是一首很有影响的诗作。但我更愿意用“诗报告”来称乎这首诗。因为诗人所写的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的盛大的开国大典本身，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尤其是这首诗被编入建国后的中学语文课本之后，影响是久远的。我认为，这首诗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政治抒情诗的母体，它的确派生出了许许多多的政治标语口号的诗，当然也不乏一些具有相当水准的诗歌作品，如高红十主笔的《理想之歌》，张永枚创作的长诗《西沙之战》（又称诗报告），及至后来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等等，在我看来，这些诗作由于受历史环境的局限未能达到他们应当达到的高度，但并不等于说他们的努力是错误的。努力并没有错，而且努力永远也不该属于错误。就是今天的诗人们也仍然受着历史时代的局限，所不同的是我们没有觉察罢了。但没有觉察的局限，就不是局限了吗？真正的艺术家应当葆有这种对历史局限的警惕性，因为只有葆有了这种警惕性，他才不会苛求于历史中的诗人，他才可能将审美的对应物放掷于一个适当的位置，从容地进行审美的创作。可惜，我们也只能是形而上地说说而已，真正宽容与理解诗人高红十、张永枚、叶文福、白桦以及诗人何其芳的又能有多少人呢？我理解，并且不是“宽容”，而是崇敬。他们当时的写作，作为历史的文本，在我看来，也构成了激情状态的诗性的创造，汝若不信，可以重读《我们最伟大的节日》。（1997.9）
5、值得一提的还有，诗人何其芳曾就“无产阶级的美与资产阶级的美”为题，与当时的毛泽东主席商榷，提出“是否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 ──大家都共同认可的美”等论点，粉碎林彪“四人帮”之后，这些通信公开发表，对于推动中国的美学研究与《红楼梦》的研究，以及整个中国文学艺术的审美层次，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作为诗人，何其芳是极富天才的；作为理论家评论家，他是极富人性意味的。当我就要结束对何其芳的回顾时，蓦然间我又忆起了诗人的诗句：“在长长的送葬行列间/我埋葬我自己/像播种着神话里的巨蟒的牙齿/等它们生长出一群甲士/来互相攻杀，/一直最后剩下最强的。”从1977年到1997年，诗人已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但既使他不在了，也仍像他活着一样，不是吗？诗人何其芳肯定是那个“最后剩下”的最强者，我肯定。（1997.9）
6、我以为夏加尔的内心一定是有一个关于爱的理解与想像的内在情节的，大胆而奇异的变形不可能源于摹仿。那么他的变形的推动力在哪里呢？那神圣的圣乐般的色彩是怎样激发他的创造激情的？那看似无主题的绘画是怎样实现艺术的暗示与表达的呢？怀抱婴儿的女人啊！你是怎样一次又一次走进夏加尔的内心并使他激动不已的呢？超现实的理想不可能不源于现实，像卡夫卡说自己“不是现代主义而是现实主义”一样，我以为夏加尔是发现了一个爱的理想世界，这个世界与现实发生了强烈的反差，因此，他要发疯，他要用他的理想的爱的世界，来与现实的世界抗争。至此，我没有读到一点夏氏的宣言，但我分明猜到了他的令我敬佩的动机和创造，像他的绘画冷静而包含热烈一样，我冷静而激动地感到了一位大师的精神世界。我说，夏加尔是不朽的。（1994.6）
7、的确，人类最美丽的风景是什么？不是什么？看来只能是怀抱婴儿的女人了，其它的可能也是美丽的，但不是最美丽的。（1994.6）
8、如果要我来概括夏加尔的画风，那么我将这样说：马克·夏加尔是一位热爱生命，渴望新生，内心充满了宗教一般的情感，同时又有着奇异的想像力和表现这一想像力的天才。他的画风可以这样来概括，从地底下升起的圣乐一般的色彩，加上他关于爱的理想和奇异的天才的表现手段，就等于马克·夏加尔的绘画世界和绘画风格。（199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