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愿意谁就为诗歌死去吧。我不是不热爱诗歌，更不是怕死，我要做活着的烈士。其实这意味着更大的牺牲。你难道不觉得吗？在一种绝望中坚持写诗。绝望似乎比希望更令我感到兴奋。我要在有生之年就成为别人仰叹的雕像：瞧，他居然还会眨眼睛！
诗简直比宗教还厉害。它甚至可以俘虏无神论者。这就是我的信仰。这就是我的诗经——每天都要念一遍。说实话，也只有我自己能听得懂。做一个茫茫人海里的托钵僧，把诗当成铁饭碗来端着，像祈雨般期待着天上掉馅饼，哪怕只落下几枚美的硬币，叮当作响。够了，这就是我精神上的零花钱……
每个时代都对诗人的身分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不同的时代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诗人。我可能与自己的前辈相互成为敌人，对艺术共同的爱导致彼此憎恨。诗的代沟是最深的伤痕。
他投入生活的时候觉得自己像诱饵，为了钓到一首诗。比别人多了一重使命。在最陶醉的瞬间也无法忘我，密切关注着内心的动静：鱼上钩了吗？这才是他生活中的生活。写不出诗，他很少责怪自己太笨了，而是认为鱼太聪明了。
我是挑剔的读者。很难找到令我满意的作品：“唉，好诗太少了！”为了满足如饥似渴的阅读期待，只能自己写——按照想像中的标准。就像真正的美食家，最终不得不亲自下厨。
诗是少有的触及灵魂的事情。如果远离诗，我无法相信灵魂的存在，只是一个肉体敏感而灵魂麻木的俗人。一首好诗，能使我灵魂出窍。我终于理解屈原了，仰天长啸：魂兮归来。
多么不容易：一个诗人忘掉自己是一个诗人，才可能成为真正的上帝，而不是上帝的赝品。忘掉桂冠、忘掉分行的文字、忘掉读者或评论家，他意识到自己与世界存在着太多的误会。活得虚假，比活得虚伪好不到哪里。
诗是什么？信则有，不信则无。相信诗的意义，它就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甚至使你的生活变得有意义。一旦你成为诗的怀疑论者，它就什么都不是。在你放弃它同时它也放弃了你。与其讨论诗是什么，不如讨论诗不是什么——这样或许会使它的形象更为清晰。不断使用减法，最后剩下的就是诗了。
我不需要知道你通过诗歌获得了什么，感兴趣的是你为了诗歌舍弃过什么——后者更能证明你是否算一位真正的诗人。付出的代价反而能构成你的价值。还犹豫什么？做一个沉浸于想像的牺牲者吧。在不断地奉献中成就了自己。
从冬眠中醒来的不仅有蛇，还有神情恍惚的诗人。他在纸上写下一首诗，作为蜕下的蛇皮，向春天献礼。“哦，内心陈旧的年轮被逐渐排挤到体外！”
生活是房屋，诗是屋顶上升起的炊烟。很难说清它属于存在还是虚无？它抚慰着别人饥饿的胃，还额外喂饱了我的眼睛。
为了进入历史，他开始写一部史诗。为了接近那些改变历史的人，他成为被历史改变的人。首先表现在：他轻易地忘掉了现实。或者说，他把别人的历史当成自己的现实。否则他从哪儿获得这么大的力气？这就是他为自己选择的后半生，太刺激了。
今天见了几位多年前的诗友。从轻松的谈吐可以获悉：他们“还俗”了。而我还在修道，还在传道。哪怕这一切终属徒劳：我已是最后的信徒。
他的要求过于严格：能够被别人背诵的，才是经典。其实，能够被记住一、两句的，已具有成为经典的可能性。我更偏爱类似的半成品。它们尚且停留在孵化的过程中。
普希金要为自己寻找一个情敌。为自己的女人同时也为自己的诗歌。否则他就没有决斗的对象。情敌似乎比朋友更容易使人忘掉孤独。爱神或诗神，都擅长替那些痴迷者树立假想敌。
一个大诗人，有无数的私生子。我指的是那些模仿他的小诗人。难道模仿（而不是创造）构成了诗歌的传统？所以，我呼唤周期性的叛逆与破坏。呼唤废墟上的新建筑。
和你们不同，我想有一千个故乡。爱其中的每一个，由陌生变得熟悉，记住它的站牌、街道、标志性建筑，就像自己确实出生在这里。让第一千零一个，成为我的坟墓。它是一生中惟一的异乡。从这一刻起，才算得上真正的流浪汉。和你们不同，我经历了一千次离别，并且写下一千首诗。第一千零一首，是我的墓志铭。
让老荷马去歌颂他的阿伽门农吧，我只崇拜成吉思汗。真遗憾自己出生得晚了，否则会在西征的蒙古马队中，做一个随军的盲诗人，弹拨马头琴，为我的英雄，写一部史诗。相信它一点不比《伊利亚特》逊色。因为再也找不到比他更伟大的征服者。他什么都不缺，只缺一个属于自己的荷马。正如我，准备好了纸笔，只缺一个跟自己同时代的英雄。这造成一部史诗无法完成。
恐怕为了寻求某种安全感，他日复一日地用参差不齐的诗句，为自己编织出一道简陋的栅栏。这是精神上的边境线。“为什么在他眼中，生活总显得很危险？”
如果李白和杜甫生活在当代，他们会打架的。他们会有各自的流派。
近年来诗人们闹剧不断：下半身写作、垃圾派、口水仗、裸诵……看来诗坛尤其需要提倡“环保”。作为一个小小的“绿党”，我很纳闷：怎么都跟吃了兴奋剂似的？可别把端午节过成了狂欢节。朋友周瑟瑟写了一首诗：《屈原哭了》。
他写的诗行越来越长，则意味着他的生命越来越短。在诗句拐弯的地方，站住脚，偷偷喘口气。每一首诗的结尾都意味着一次末日。
在满足基本生存之后，我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写诗上而不是挣钱上。挣钱的目的是为了有条件购买快乐，写诗本身就使我快乐，虽然没挣着钱，但获得的快乐一点也没少。对于我来说，快乐才是硬通货。
“他做梦时都在写诗！”“那有什么可炫耀的，我写诗时就在做梦。”诗是梦里的醒，也是醒着时的梦。
心乱了。诗是一把梳子。一旦心如死水，诗又变成了风——风其实也是一把无形的梳子，打破秩序。在宁静中追求动荡，在动荡中追求宁静，诗人是无法自控的钟摆，摇来晃去，弄不清自己姓什么。
他八十岁了，还会爱上十八岁的姑娘，有火热的情诗为证。歌德是一个很老很老的年轻人。我从不羡慕那些短命诗人。我希望自己有普希金的青春，再加上歌德的晚年。
生活中的诗，正如海水里的盐、血液里的铁，也算一种矿物质。我把白开水当成矿泉水来品尝、鉴别。从无意义中发现有意义。如果说写诗是自我欺骗，多么愿意如此幸福地受骗啊。
活到这份上，还缺什么呢？他不需要坟墓，更不需要墓志铭。他的所有诗篇都是提前拟好的遗言，该交代的都交代了。死对于他已失去意义，既不是结束，也不是新的开始。他不需要葬礼，更不需要别人的眼泪。说实话，他自己的泪水还用不完呢。目前惟一无法做到的，是自己把自己遗忘。
上帝用男人的肋骨造就女人。我没有自己的女人，那一句句诗，就是从身体里抽出的骨头。我跟你们有不一样的收获。想知道我的胸怀多么开阔？无数的诗行，排列到天边的枕木。
一夜大雪，是否会把新写的诗句压断？它其实比干枯的树枝还要脆弱。走在森林里，我的骨节不时发出坼裂的声音。下意识地抖了抖肩头并不存在的积雪。
焚诗，直至它烧成骨灰。诗最适宜火葬。诗是无法兑现的纸钱。借来红泥小火炉，做我的焚诗炉。端午节，老百姓笑咪咪地吃粽子、划龙舟，只有诗人，把它过成了一年中的第二个清明节。焚诗，直至它被那高傲的死者读到……
我想写出《诗经》里的第三百零六首。与风雅颂无关。
古人把诗歌当作植物来对待。你是小小采诗官，手持木铎，沿着纵横阡陌四处打听：哪里有刚流行的民谣？采诗，比采花、采药、采茶、采莲还要细心。而真正的诗人无名无姓。他的创造从来不为了出人头地。
虽然都是要经得起咀嚼，但诗歌不是口香糖，是牛肉干。当然，嚼不动的不见得是好诗，它太老了。好诗即使被蒸发了水分，仍保持着新鲜。更重要的是：能带给你绵长的回味。仿佛浓缩了天地的精华……
他把艺术弄成了体力活：像兰州的师傅拉面一样写诗。就那么一小块面团，偏偏要牵扯出千丝万缕——难道仅仅分行排列就算诗了吗？
一个习惯了用韵脚走路的人，必将被散文绊倒。再漂亮的韵脚也是一双不合脚的鞋子。自由诗的诞生，说到底是一场“天足运动”。千年的裹脚布被解开了。
听完台湾诗人罗门的演讲，轮到我发表评论，我说我看见了老诗人的青春：诗人和美女一样，也会老的，可诗人老了，依然能焕发出少年般的狂傲……更难得的是，诗歌还构成他的世界观。他以诗人的方式来理解世界乃至自己。就像一个梦，做到七十多岁还没有醒。
诗人不是食肉动物，也不是食草动物，而是趋美的动物（像趋光的动物灯蛾扑火那样趋美），美是他精神上不可或缺的食物。如果没有美，诗人即使不会饿死，也会渴死。好在这个世界不可能没有美的，所以诗人是不死的，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种族，是不会消亡的。缺少美的时候，诗人们饥渴难耐，痛不欲生。但哲人说得好：“从来就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于是诗人即使置身丑陋的现实中，仍然努力去挖掘、去发现——美啊永远在身边。即使身边的美像高原的空气一样稀薄，他也会憧憬远方，远方总会有美的。远方这个概念本身就很美。这种憧憬，本身就很美。
任何一把雨伞，都长着骨头，才可能撑开，或者收拢。诗也是这样：血肉饱满、皮肤光滑固然重要，还必须长着潜在的骨头。我爱的女人是从我体内取走的一根肋骨，爱情是一次寻找或一次归还。诗也是这样，它的每一次分行，都在计算着自己的肋骨。读诗等于在穿越数不清的栅栏。
我的诗是伸向远方的触须。可以说不属于日常生活范围的事物才能唤起我的激情。不要责怪我对身边的环境熟视无睹，那是因为：远方离我最近。
“你为什么喜欢诗？”“因为我热爱自由，尤其是心灵的自由。某种程度上诗在我眼中成了精神自由的象征。”诗是没有边疆的，或者说，诗不断地迎来了新的边疆。它仿佛有无限的疆土可供开拓。每一代诗人、每一种流派都是新的拓荒者。由于有着足够回旋的战略空间，仅就新时期以来，与小说、散文等文体相比，诗所进行的探索（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以及取得的成就，无疑是最大的，而且还有更为深远的前景。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相对于浪迹天涯的诗人，目前这个时代的小说家、散文家，早就不属于游牧民族了，他们保守地异化成了农耕民族，过着鸡犬之声相闻的平庸生活。诗人啊诗人，却从未感到日暮途穷。
他梦想写一部长诗，由无数的短诗组成。就像打一副牌，摸到手中的每一张，都可以独立存在，都是王牌。他翻来覆去洗这副牌，每洗一遍，整体的结构和秩序就发生变化——形成一部新的长诗。所以他写出的不仅是许多短诗，还可以分别排列组合，构成许多长诗。他写这部千变万化的长诗，以短诗作为建筑材料；他不是巨匠，可他比那些野心勃勃的巨匠更显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他甚至不需要规划、不需要蓝图，就步步为营地实现了梦中的建筑物。
这就是我们的诗歌：内心的道德律已经崩溃，而头顶的星空依旧井然有序，它几乎不再需要任何参照物。所以我怎能不尽快地忘掉自己以及同类，投身于对纯客观的世界和赞颂之中？甚至可以说，只有如此才有望找回那个迷失了的自我。“写什么？”“就写这个！”“怎么写？”“就这么写——星光啊星光，照亮了失明的人们……”
什么叫做灵感？灵感就是诗神附体。你的天灵盖无形中像天文台一样打开，缓缓地伸出一杆高清晰度的望远镜，你想像的事物确实存在，只不过由于它无限地远，别人看不见。他们只能看见呈现在你诗中的投影。而你对这一切守口如瓶，从不炫耀自己如有神助的视力。
你有圣经，他或她有古兰经或佛经，我有什么呢？我有更为古老的诗经。等于什么都有了。还有谁敢嘲笑我是一个未开化的野蛮人？在复杂中，我认识到你们的单一。你敬畏上帝，他皈依真主，她崇拜偶像，我呢，用想像来塑造自己的诗神。诗神是位千面女郎（有人把她叫作缪斯），每个人都能看到她不同的一面。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我很庆幸自己找到了诸神中惟一的女性。但是她跟所有的神都是亲戚。所以，你们最好不要把我视为异教徒。她是宽容的，因为她只想垄断美，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想像一番吧：这是你在人世的最后一首诗。或许就能把它写得更好些。你严肃得像在构思自己的墓志铭。不仅把自己当作一位活着的死者，还兼而想像出那些从你坟前走过的读者。该说点什么?挽留住他们匆忙的脚步并使他们在一瞬间记住你。
画地为牢，你给自己判了无期徒刑，接受时光的磨砺。戴着最沉重的镣铐，寸步难移，只有挥舞的手臂，在奋笔疾书。哦，那是你的树枝在空中写诗。闪电被你紧紧地抓住!太烫手了，只好又松开……胡杨啊胡杨，比别的诗人更有耐心：用一千年倾听，用一千年歌唱，剩下的一千年，则完全用来沉默。沉默，其实是它歌声的余音。不如此则无法彻底地掏空自己。
诗人也在寻找主观印象与客观世界的偏差。偏离得越远，越容易营造出另一个似是而非的世界。他应该有造物主的雄心，而不仅仅是一位写生者。最大的快乐就是：能够亲自为笔下的事物逐一命名。不要嘲笑诗人自我燃烧的激情：他必须保持某种冲劲儿(最好以加速度)，才能挣脱来自身后的万有引力。他无意于进入历史，而是要改写历史——使历史获得新的版本。还有比这更伟大的创意吗?
在古代，妓女与嫖客都会写诗，连色情场所都构成诗坛的一部分。诗写得最好的妓女是薛涛 (好像在四川有一口以她命名的井)。诗写得最好的嫖客是柳永。虽然他们都属于青春写作。但在当时，却比李白与李清照流行(更别提杜甫了)。大多数诗人都是吃青春饭的。也有吃软饭的，吃大款与高官的软饭……这是一部被遮蔽了的诗歌史。哪里有纯文学哟?纯文学从来就养活不了自己。
大家都在讨论新人类乃至新新人类，我想出了一个更新的概念：诗人类。人类中的诗人，本身是否就该独立成一个种类，或一种类型?他们与别人多么不一样啊。甚至他们彼此，也不一样。恐怕上帝造人时，诗人就是另类。不是精品，也不是次品，更不是废品——诗人无法代表全人类，只能代表他们自己。可如果全人类中缺少了诗人，该多么单调啊。他们是先锋、叛逆或落伍者，索性全部打入另册吧，让这些与众不同者自成体系。这种分裂还将无限地持续下去。一位真正的诗人会说：即使诗人类是人类中的另类，我也要努力成为另类中的另类。
离物质近了，也就离精神远了。离现实近了，也就离历史远了。离生活近了，也就离诗远了。离别人近了，也就离自己远了……我必须在两者之间拉手风琴，忽远忽近，若即若离。这样才能演奏出瞬息万变而又万变不离其宗的旋律。不断地给自身制造新鲜感，也就等于给读者制造神秘感。
诗不是时尚，不是流行色。我想具有原创性的作品在它所诞生的那个环境里肯定是“不
合时宜”的。具有独立性的作者更是如此。他甚至会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流行的常常是速朽的。至少，是廉价的。我不是时装设计师，顶多算业余的小裁缝：整天关在家里为自己量身订做一套不可能穿出门去、更无法大批量生产的奇装异服。它可以是超前的，也可以是落伍的。
时间是最大的考验：越是初读之际让人惊艳的作品，越容易产生审美疲劳。尤其当一位诗人不断地重复自己的聪明，他就再没有权利为之而感到得意。需要我举个当代的例子吗?譬如藏棣先生的诗。哦，请原谅!再美的东西也是经不起复制的。假如全世界的女人都长得像蒙娜丽莎，我会讨厌达?芬奇的。
从那一天开始，我要求自己的诗：不再写小儿科，要写就写大百科。这或许就是所谓青春期写作与中年写作的分野。狭隘的心胸像手风琴一样被拉开了。并且，再也不会合拢……
诗人的写作伴随着某种戏剧性。哪怕他演的永远是独角戏，但他可以想象出有限的对手和无 限的观众。第一幕，一尊塑像开始活动筋骨，做起热身运动：他拿起了笔……
他表面上是理想主义者，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批判现实主义者。没有别的办法，一位诗人，手无寸铁，只能用自己的理想来批判别人的现实。他的所有浪漫与激情，都来自于对现实的不满。
诗是我心中的佛。我愿意为它而施舍，也愿意为它而托钵行乞。当然，对于另一些人，佛是他心中的诗。可以把诗意理解为一种宗教，也可以把宗教理解为一种诗意。
它是我的第二次生命：我通过诗而脱胎换骨。早就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什么叫做诗人?
是不断更新的过程，也是结果。我都快不认识自己了。
“热爱口语，这种赤裸的语言，没有华丽的词藻，它表现出灵魂和身体的第一需要的沟通。”葡萄牙诗人安德拉德如是说。然而，更多的诗人则在考虑如何给这种“赤裸的语言”穿上衣服，哪怕是遮蔽在其隐私处的一片绿叶。所有穿衣服的语言都是谜语。口语诗在当代盛行，莫非是一种复古倾向或返祖现象?这场“天体运动”的意义在于：向语言上的亚当夏娃看齐!
同样都是只启动一次(如同以手工发动那种老式拖拉机)，跟短诗相比，长诗不会那么快熄火，它带来的是加速度。在持续性的运动中，你不断添加燃料，也从同一个题材中挖掘出更大的潜能：先挖出了煤，接着又挖出石油……追赶着风，追赶着雨，最大的快乐：在一部长诗的结尾，你觉得自己接近光速。想停也停不下来呀。短诗依赖灵感，瞬间的自生自灭。长诗则是经历了自我灌溉的漫长花期。
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诗是最能体现神秘主义的。它是心灵的巫术(也可以说是化学实
验)。做一个诗人需要几分鬼才。藉此才能与别人乃至别的诗人表现出不同。诗人之间永远在寻求差异性。
李白的诗属于最典型的美声唱法。所以他名列唐朝的“三大男高音”(另二位是杜甫与白居易)之首。
诗以标新立异为天职。否则如何证明它属于无中生有的创造?当然，它还有着庞大的基座。它是插在传统的金字塔尖的一朵花。只不过我们的眼球为之吸引，乃至忽略了它所依托的根系。
先锋跑得太快，反而容易过时。与落伍相比，它的宿命好不到哪儿去。在两个时代的过渡地带，埋葬着许多折旧的先锋——因为用力过猛而卷刃。失效的锋芒变成了锯齿。甚至，布满锈迹。充其量成为文学史里的古玩。
作为喜欢熬夜并且睡懒觉的人，小说家路遥的作息制度：“早晨从中午开始”。对于我来说也是如此，诗的早晨从中午开始，从中年开始——向青春期写作彻底告别。就让它从四十岁重新开始吧。我迎来生命中的第二个早晨。中年以前的诗稿，可以视为一个声明作废的春梦。春梦了无痕。
诗，是生活的情敌。理想，是现实的情敌。我该向谁表示绝对的忠诚?虽然它们都要求我这么做。我要么欺骗其中的一位，要么欺骗自己。
当小说出现，史诗的使命就完成了。或者说，小说成了散文化的史诗。对未来的读者而言，上一个时代的小说就是历史的投影或碎片。带有出土文物的痕迹。同样，真正的小说家身上应该有诗人的遗传基因。这本身就是一种变形记。哦，时间会淘汰那些缺乏历史感的抒情诗人……
你以沉默的方式，加入了一个时代的大合唱。这究竟是妥协的结果，还是属于新的对抗?
星空可以有许多种：属于神学的，属于天文学的，属于诗歌与绘画的……我发现的永远是离我最近的。它只为发现者而存在，而打开。
整个欧洲都在下雨。惟有但丁，借来了一把伞。这就是《神曲》给我的印象。
你对某些词语怀有先天性的敌意，虽然它们原本是无辜的。
同样是出于反抗，贝多芬扼住命运的咽喉，梵高却割下自己的耳朵。不知为什么，后者给予我更强大的震撼。
虽然我驾驶着一辆向未来疾驰的快车，可历史，不时闪现在我的反光镜里。使我弄不清
是在回归还是在逃离?不管怎么说，我有两个远方。
一条旧路，在我的文字间延伸。这是我无法抵制的惯性。走得越远，就离它越近。
史前的艺术家肯定不知艺术为何物。他所能体会到的仅仅是一种无法命名的冲动。正如造物主创造了这个世界，而他自身却随即消失。
诗人有两种：一种是永恒的诗人，一种是周期性的诗人。如同常绿植物与落叶乔木。我很遗憾自己属于后者。可即使在叶子全部掉完的时候，我仍然在做着一个开花的梦。只不过我开出的花是别人看不见的。我是一位不真实的富翁。
但丁活着时就看见了一般只有在死后才可能看见的景像。他提前进入了地狱，并且撰写了属于全体生者的《神曲》。这是世界的另一半。
他打开收音机，为了让音乐抚慰自己受伤害的心。可从倾听中逐渐发现：那陌生的曲调里埋藏着比他本人更多的痛苦。以至他忘却了自身，转而对某个佚名的作曲家充满怜悯。
鱼刺是对大海潜在的怨言。虽然它并不可能造成什么伤害。
一首好诗的产生，不需要漫长的启动过程。诗歌与拖拉机的区别，在于它的原动力并不是外力。
你见过黑暗吗?我指的是比黑暗更黑暗的黑暗。这个问题是幼稚的，无意义的。就像是在徒劳地问一个活人：你见过死亡吗?即使谁有勇气回答，也注定是出自猜测与想象。类似的问题还有：你见过天使吗?你见过缪斯吗?
一个人长大了，他心目中的偶像就会衰老，乃至死去。如同一包遗忘在公共汽车座位上的行李。偶像的悲哀就体现在这里：它常常只适合于某一个人的某一段时期。我问过自己：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把偶像给弄丢了呢?等于让死者再死一次。
考古现场挖掘出的陶片，恐怕比完整的器皿拥有更大的容量——我指的是，它能唤起我近乎无限的想象。历史，越零碎越好，越缺乏秩序则越真实。别说它原本就无秩序，即使有秩序的话，也早已被时间打破了。
当你意识到自己是个诗人的时候，实际上就被取消了这种神圣的身份。你即使再高明，在对待世界的态度方面，也难免有点做作。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只对诗人敞开的世界。你应该向苔藓学习，称职地成为世界的附庸，直至在客观上(而不是主观上)成为其代言人……
莎士比亚赋予哈姆雷特以复仇的使命。哈姆雷特的剑所刺向的，是莎士比亚意识中的敌人。莎士比亚体会到的快感，并不比哈姆雷特逊色。只不过他借助的不是剑，而是笔。
卡夫卡虚构的那位测量员，手拿卷尺出现在我的房间。对不起，我不是城堡的主人，却能理解城堡的拒绝。毕竟，春天是无法靠卷尺丈量的。鸟鸣、花香，更难以用数据来证明。
在缺乏激情的年代，我的心梦见了雪亮的犁铧。它已不再是一般的农具，而是我渴望的精神上的救星。
诗歌是坚硬的骨头里的精髓。阅读者需要学会敲打，乃至吮吸。
天鹅之死充满了对生的迷惑。仿佛只有死才能把这种迷惑表现得最彻底。我相信所有的怀疑论者，都将在自我施加的压力中垂下高傲的脖颈。这种莫名的压力，简直比生活本身的重负更难以承受。并且，更不容拒绝。
以文养诗?艺术为了坚持一些东西而不得不向世俗作出有条件的妥协。这简直像对待宠物的态度，与之共享仅剩下的口粮。其实诗歌永远不会饥饿，感到不满足的是我们自己。
李白是酒，鲁迅是药。鲁迅的药，在中国的坛坛罐罐里熬了数十年，还是那么苦。某些人是皱着眉头喝下去的。这是一位比李时珍重要得多的“老中医”。他的杂文在任何时代，都应该属于民间偏方一类?他死了，对手却依然存在，那就是我们民族躯体里乃至性格中顽固不化的病毒。
屈原所提出的“天问”，在汩罗江上空回荡着，在嘴唇、竹简、纸张之间回荡着。如果什么时候能找到答案的话，诗人就没必要存在了。至少，在高科技的时代，诗人们已日渐孱弱。他们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问题。而诗人的使命恰恰是为问题而活着，为答案而死去。
在我眼中，马雅可夫斯基是个农民。他不辞劳苦地营造了诗歌的梯田，并且很满意于自己的收成。他那错落有致的诗行总使我满腹狐疑：假如神圣的诗坛可以借助楼梯来攀登，又如何鉴别站在山顶上的是侏儒还是巨人?
因为怕冷，鸟收拢了翅膀。而我，则用写满文字的纸张严严实实包裹住自己。诗人是大地上不会飞的鸟类，可也是有翅膀的——只不过在想象中存在。很早以前，我就学会了在纸上飞行：只需要做一次深呼吸……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的名句。战争年代，花虽然照样开，可连花香都充满了火药味。更别提被诗人揉皱的稿纸了，它们如同鞭炮爆炸后的碎屑，撒满了一地，无法拾捡。恐怕只有等到和平重新降临的时候，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这是诗人们独享的战利品。
鸟的羽毛，脱离了身体依然会飞。这几乎是出自于本能?它并没有在风中失宠。反而彻底地成为风的附庸。
神话破灭了，才证明它是神话；神话破灭了，就不再是神话……这两种阐述，既自相矛盾，又同时成立。神话对编造者的意义，要远逊于对信徒的意义。然而神话破灭了，信徒就不存在。可见神话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被保护得很好。所有人都在保护一个神话，为了否认自己的愚昧；所有神话也都在保护着信徒们的自尊心。是神话脆弱，还是人类的自尊心更脆弱?
我的视力，被我所看见的东西给挡住了。其实它们仅仅是物质的假相，掩盖着一个根本不可能被看见的世界。所谓的真理，具有无限高的透明度。与人类的肉眼无关。
写作时的分寸感，比原始的爆发力更令人敬畏。因为你必须具有另一种更大的力量，才能加以节制，使自己保持平静。同样，一个人所表现出的理性，也是两种势力在其身上对抗的结果。是相抵之后残留的一部分。可惜，被抵销的那部分，很容易遭到忽略，如同没入涨潮的海水中的台阶。
我属于这样一种人：见到了云彩都想摸一摸。而你可能只对丝绸之类的实物感兴趣。在我身上，连欲望都是虚无的，惟有痉挛的手指会泄露内心的饥渴。
英国作家卡内蒂说：“一个人将通过赞美去辨认他不是什么。”可见你不是什么比你是什么更为重要，具备着几乎无限的可能性。你通常在辨别中坚持。
庄子的一次深呼吸，使蝴蝶诞生。而蝴蝶的消失则是因为哲学家的窒息。
从我的嗓眼里，压抑不住地迸发出一声陌生人的嚎叫。是的，我被他打败了。我算是领教到异端的力量。
对于诗人来说，语言是其所能操纵的最便捷的交通工具。他的思想在现实之外留下旁人无法辨认的车辙。所有对诗歌的阅读都是误读，或误读的一种。伟大的作品能经得起任何误读而绝不露出一丝破绽。或许从来就不存在真正的理解?
他焚毁了早年情人的信件。等于是让火重读了一遍。幸好，火不识字，更不会泄密。而写信人当初绝对预料不到自己为一团未来的火预备了食粮。
我宁愿把散文或小说当作诗来写，也不愿把诗当作散文或小说来写。诗是纯粹的灵魂，可以依附于其他文体而呼吸，但它本身，并不具备对这个世界的肉欲。你不应该往里面掺杂太多形而下的内容，那会使它变得复杂且俗气的。
写作是一次沉淀，让重的更重，轻的更轻——为了看得更清楚……
灵感不是梯子。只是一根垂直的绳索。但它同样可以帮助你从世俗的地洞里爬出来，如果你能够从黑暗中摸索到它的存在……在我眼中，从天而降的星光，正是由无数根类似的绳索(而且它们几乎是透明的)编织而成的。
什么叫做诗?就像什么叫做爱一样神秘。我想，它应该是人与世界相遇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属于灵魂的事情)，而非物理反应。可惜现在许多诗人的作品都不过是词语的堆砌，展现的仅仅是一具华美的肉体而已。同样的道理：爱是化学反应，而性只是物理反应。
读多了平庸的诗歌之后，病句反而让你看见了另一种美：反传统的美。必须承认，某种情况下，无意识的病句反而比刻意营造的华丽词藻更健康，更富有生机。
当别人都去追求崇高，你反而停留于原地。不，你并没有落伍，因为你追求的是平坦。
从某某的后半生可以看出：诗人并非终身制的，也有退休的时候。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退休后还强迫自己继续写诗……
为了从更小的孔穴逃逸，必须揉碎自己。而写作恰恰可以帮助我做到这一点。我不动声色地把灵魂逐渐转移到别处。
你从谁那儿继承了如此深重的受难意识?即使摊开四肢仰躺在柔软的席梦思上，也会梦见一枚将身体穿透的钉子。
作为一个不擅言辞的人，你很容易为逗号所绊倒；等到爬起来的时候，发觉自己已出现在另一个段落里。
荷马缔造了史诗的传统。而后人的写作，无不是为了尽可能从中挣脱出来。虽然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传统之中一阵又一阵的抽搐。
雄辩的人，首先肯定是不甘于服输的人。为了维护荣誉，甚至不惜抹煞真理与谬误的界限——如同抱起界桩越境的偷渡客。
我舍不得焚毁无用的诗稿，总是将它们完好地收藏在黑暗的抽屉里。就像把劈柴堆满壁炉，却不急于点燃，我依靠想象中的火光取暖。而它们的使命也就得以延长。
诗人的一生是漫长的守望。他守望的并不是什么实体，而是虚无缥渺的灵感。你无法理解一个诗人，就像无法理解一架孤独的雷达——所体会到的焦虑或惊喜。是的，他虽然坐在你的对面，可他的心，时刻在为看不见的远方而运转着……原谅他吧!
饥饿的人在餐桌上总是把筷子伸得尽可能地远，以至袖口都沾满生活的剩菜残羹。说实话，描绘风景的时候，我也经常如此这般地打翻自己的颜料盒。画笔，是我精神上的餐具。
追求完美的人啊，这么看来，你只喜欢假花。因为真花从来就不可能尽善尽美。你不是一位称职的园丁。
那些我想写而写不出的诗，都停留在空气中。而降落于纸上的，却是呆滞的尘埃。
反复修改，一封已经没必要投递的信。就像在不同的时间，写给不同的人。
我正在写诗。我正在歌颂光明。可我的笔却在纸上，投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阴影。不，它不是阴影，而是另一杆笔，在歌颂着别的东西……
层层推进：为了把事物的根挖掘出来。你最后发现的，却是虚无。虚无不是根，但比根藏得更深。
手不见了，手艺也失传了，只留下一件佚名的艺术品。我远远地观看，猜测着从上空撤走的那双手：它临走时一定忘了把自己的作品，递给谁……于是至今仍摆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明知不可能有谁前来认领，却依然在等待。
忘掉过去在情场上纵横驰骋的经历，为了重新开始一次初恋。这么看来初恋并不仅仅属于童男子或处女?只要你真的能够忘掉技巧。写诗也是如此。我永远把自己正在写的诗当成第一首。
矿工的肺里有煤。园丁的肺里有花粉。诗人的肺里，有阴影：提炼语言而抛弃的渣滓，或者说是一些完全属于自己创造出来的病句。他在陶醉中深呼吸所留下的后遗症。
在目前这个喧嚣的大世界中，诗歌无疑属于小语种。但是哪怕只剩下一位诗人，他也不会感到孤独，仍然可以用精神上的母语喃喃自语，并且获得比一般的交流更为深刻与默契的快乐。
我写完一首诗，就满意地入睡了。我躺在床单上，这首诗躺在纸上——可还在继续繁殖：诸多脱离了作者依然能存在的意象。那是它自身的梦境。
所有的坚果(譬如核桃)，都意味着一种挑战。它们的沉默，其实在呼唤着暴力。有时候，在我的诗中，也会出现一些带有类似的生硬与艰涩的词，而你必须想方设法将其砸开，才能发现蕴藏在更深处的内容，以及被唤醒的疼痛……
被撕碎的信在梦中愈合。还是薄薄的两页纸：没有多一个字，也没有少一个字。仿佛他在动手撕之前，其实写了两封内容相同的信：一封变成了碎片，另一封却藏得好好的。他在犹豫着让第二封信重复前一封的命运，还是索性寄出去?可他的手沉重得无法举起：既撕不碎，又寄不走……
一幅未完成的画：虽然已将荒凉开垦到一半，但似乎比彻底的荒凉还要令人难以忍耐。至少就目前而言，它的破坏性要大于建设性。
诗人在填补空白：说别人想说而说不出的。至于最优秀的诗人，填补的是空白中的空白。
我读诗，如同牛羊吃草，唇齿间沾满新鲜的汁液。好诗常常要读第二遍——那是我在反刍。
《诗经》是诗人的圣经，我们是教徒，人手一册。风、雅、颂，构成它的《旧约》与《新约》，甚至还要多一点。《诗经》里没有上帝，只有一些古人。对于我们来说，古人就是上帝。伊甸园——在水一方，这些会唱情歌的古人，比亚当夏娃活得潇洒。《诗经》里没有诱人上当的蛇，只有喜欢说媒的关关睢鸠。《诗经》里没有禁果，什么样的果实，只要甜，就可以吃……《诗经》不是最后的晚餐，是诗人们的早点。或中草药。《诗经》属于集体创作，可我们，全都是《诗经》的作者的后裔。
你不喜欢看风景画(你也不喜欢写风景诗)，你说看见的全是风景，没有人物、没有灵魂。其实，风景本身就是灵魂，比你我的灵魂尚且要古老得多。当灵魂(跟肉体一样)也能变成化石的时候，你难道不仅仅感到惊讶吗?只要你本人还没有变成化石。
不怕旧题材!只要能找到新感觉。越是有难度的写作，越能挑逗你的好胜心。但你并不为了炫耀技艺，而是掌握了简便易行的办法：怎样才能尽快找到一条新路呢，那就是插入众多的旧路的缝隙……
他亲手挖掘了自己的墓穴，在躺进去之前。石碑也是他花钱买的。碑文不是他刻的(他已用完了力气)，却是他事先打好的草稿。他死了，不是今天。他死在了更早的时候。所有的后事都按计划料理着——没人愿意违背他的遗嘱。他一直期待着并且最终如愿以偿的，是自己的第二次死。虽然在此之前，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他已提前想象了一次。一个有勇气为自己写墓志铭的人，当然无所畏惧。
博尔赫斯创作上的雄心，是他曾担任馆长的那家图书馆培养起来的：从他上任的第一天起，就渴望在尚显得很宽裕的书架上，能摆设几本自己将要写的书，而且最好是在比较醒目的位置。
为女人而决斗，这样的事也只有普希金能做出来。尤其这个女人并不是一般的女人，甚至不是他的妻子冈察洛娃，而是缪斯——他必须表现出加倍的勇气。决斗时冈察洛娃不在现场，而缪斯并未缺席——她温情脉脉地注视着走向枪口的诗人。普布金之死，并不仅仅为了维护他妻子的贞操，同时也是在捍卫诗神的荣誉。他的情敌丹特士，是否有沙皇撑腰?这不重要。普希金的身后，却确实站立着流泪的缪斯。
拜伦就是一个例子：完美的灵魂，必须搭配残疾的身体——这样才显得公平。唉，一个天才，需要拄着拐杖，才能保持身心的平衡。幸好，这所谓的拐杖除了有形的体现之后，还有诸多无形的内涵，即拜伦本人对诗歌、女人、美酒、理想的器重与依赖。甚至他所塑造的堂璜这个人物，都算他精神上的另一副拐杖：堂璜做出了许多拜伦想做而不敢做或不好意思做的事。堂璜身上充满男人的缺点，但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勇敢而不受拘束(这是拜伦有时都缺乏的)。拜伦表面上是个绅士，但骨子里，难免想淋漓尽致地做一回流氓……
朱湘也跳水了。他并不是想把屈原的灵魂打捞上岸，而是希望在水底能够跟屈原作伴。或许只有他们彼此才能真正了解对方的心情。仅仅被打湿鞋子的诗人，对溺水者的秘密不要妄加猜测!但我仍然冒昧地认定：那是一位古老诗人第二次的自沉……
怕死的人，连做梦的时候，都要套着救生圈——以防身不由己地梦见遥远的海洋。他只能做一些上了保险的梦，只能写一些有节制的诗。
我在纸上随手写下这样几个字：“山中的雨”。几乎没来得及做任何准备，我就回到一片并不存在的山区，并且抄袭了一场雨的灵感。我的衣服仍然是干的，可雨却淋湿了它自己。
从画布里长出了一张脸，一双手，一个人的上半身……画布已用完了力气。一次艰难的分娩：它想塑造完美!即使是蒙娜丽莎，也只是半身像。我熟悉她的微笑，却猜测不出她穿什么款式的鞋子。
一首诗诞生时应该带着鲜明的胎记：瘕疵或痣，其实比一具光亮可鉴的肉体更醒目、更有生命力。你写过没有胎记的诗吗?写过。但它很快就被忘记。就像一个没有特征的孩子走失在茫茫人海里，再也找不回来——谁都可以冒充他的父亲或母亲。
李白是“青春期写作”。杜甫是“中年写作”。陶渊明，是离退休老干部的写作，跟种花、 钓鱼、下棋没什么区别——但他自以为已提前活在来世了。这是另一种性质的得意。
一层又一层地剥开自己，直到变得无限地小、无限地纯洁。诗人的心，容易受伤也容易受孕。
颠倒过来(与时间的秩序相反)翻阅发黄的日记本，仿佛以特殊的方式又活了一遍。向根的方向生长。不是在逐渐忘掉往事而是逐渐忘掉未来。
有一段时间，我打算忘掉诗歌。我确实这么做了，并且也做到了。我彻底地过起普通人的生活。但这并不是我的目的。我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返回诗歌——带着一颗恢复了纯洁，仿佛不曾被语言、意象污染的大脑。这是危险的赌博，因为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我再也回不到当初出发的地方。上帝保佑，流放者总算归来了。我还是我，但一个诗人却以自我放逐为代价，艰难地赢得了他的新生。
真正的诗只可以感受而无法捕捉。我在纸上摁住的，永远是壁虎逃逸时放弃的一截尾巴。所有的误读，都在于你以为它就是全部。
风的腰围，比纱窗的网格还细，轻易地溜进来了。需要多少根这样的线，穿过针眼，在你夜不成寐的写字台上编织出一场狂飚，把扬帆的纸张吹得哗哗作响?灵感蜷缩在肉体的港湾里，你渴望借助风力，将其驱逐到更为开阔的水域。
寂寞的时候，他把诗歌当作口香糖来嚼(不是为了锻炼面部肌肉而是为了培育想像力)，直到嚼出了牛肉干的味道。
我倒是想成为一尊塑像，并且相信自己具有非凡的忍耐，却找不到一块可供我立住脚的大理石基座。一个时代结束了，所有空缺的位置，都已站满了捷足先登的人。
抽油烟机嗡嗡地响着。我一边炒菜，一边斟酌着脑海里的诗句。真恨不得变成两个人啊：一个呆在厨房里，一个返回书房中，提起那杆实在放不下的笔……我既担心把菜炒糊了，又担心抽油烟机把蒸腾的灵感吸跑了。
诗歌永远是想象力的比赛(在有限的范围内改造现实)。我屏住呼吸，一次又一次地扩展自己的想象，如同对待一副布满弹簧的拉力器。这是在跟一个看不见的人较劲。
大师已经死了。他遗留在手工作坊里的那些半成品，在考虑着：继续生长的可能性。它们甚至为自己终于摆脱了那只专制的手而庆幸。
一个老人在圆明园里晨跑。面对更为古老的园林，他觉得自己怎么说也算是相对年轻的。他误入了别人的坟墓，找不到可以躺下的位置。于是索性加快了速度。“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坟墓。可以造得比宫殿还要华美——假如这个精雕细刻的时代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死在里面。”
相信诗歌之后，开始怀疑其余的一切。你并不是天生的怀疑论者，但天生就是个诗人。长着一双永远打着问号的眼睛。蓝天倒映在里面，变成了大海。潮水不断地拍打着岸边的礁石，构成永远的咨询……
杜甫可以在别的时代再生(或找到新的替身)，而李白只属于唐朝。他是中国诗歌史上惟一的一个“超人”的形象。我们仰望着他飘飘欲仙的衣袂，正如他仰望着冰清玉洁的月亮。他一旦落在现实的掌心注定会融化的。
女革命家毛特岗拒绝了小资产阶级诗人叶芝的爱情，导致后者写出了一首《当你老了》。她的影子出现在流畅的诗句中，并且提前衰老了——为了竞现诗人的预言。
罗丹在雕塑思想者时，他本身也陷入深深的思考：应该让这个沉默坐着的人更快乐一些，还是更痛苦一些?在思考的过程中他暂时失去了自己的手，因为这双手纯属下意识地在思想者的毛坯身上游动着。
我并不是复古主义者，可我在写作中总是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时尚。时尚是速朽的。至少，它需要沉淀。它虽然开花了、结果了，但没有根；它需要在没有根的状态重新长出根。我知道，一旦向时尚投降，也将变成没有根须的人。
博尔赫斯说过：一部分作家把现实生活写成小说，因为他们认为现实生活富有诗意；塞万提斯却认为现实和诗意相互矛盾，他通过堂吉诃德这个人物把一个平凡真实的世界同一个诗意的想像的世界加以对照。就此深入推理的话，我们便会发觉：堂吉诃德一开始就作为诗意的化身而出现，他的频频碰壁，不仅为了证明理想中的诗意多么不切实际，更为了抨击现实生活的庸俗、虚伪乃至狡黠，这块有毒的土壤根本不具备滋长诗意的条件。塞万提斯让堂吉诃德稀里糊涂地上路了，是为了帮助更多带有类似情结的读者觉醒：现实永远是诗意的敌人!你只能选择一种结果：要么放弃诗意，要么逃避现实。
描写日常生活的诗歌潮流固然可贵，但也存在着弊端：近年来涌现的年轻诗人们大多属于感性的诗人，他们拥有丰富的生活素材且充满表现欲，却缺乏理性的提炼与升华，缺乏更高境界或宏观意义上的思想。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搅拌出最好的水泥，却没有制造出足以将这些原始建筑材料支撑起来的钢筋；这导致他们的作品纵然血肉丰满，但因缺乏支柱性的骨架而形同毛坯，未能展现出完美的轮廓。这也难怪，他们毕竟太年轻了，忙于生活体验，还没有尝到思想的甜头。他们避开抒情的云梯，却矫偏过枉地陷入叙述的沼泽。他们有待完成的是对视为财富的生活原材料的超越，而这绝对需要宁静的思考与沉淀。
传统的中国画很讲究留下空白(仿佛画中的静物也需要自由呼吸)。而他的画面总是那么满、那么挤。考虑到他一生清贫，也许他太节省买来的纸张了，却忽略了自己在浪费笔墨。
你的所有语言天赋都体现在做梦的时候。你的梦呓比日常情况下的发言更富有逻辑性。那仿佛是另一个人，在对着你失去知觉的躯体夸夸其谈。而他的演讲几乎从来就不曾被听众打断。
读一位诗人的回忆录，发现他跟我的经历惊人的相似。莫非冥冥之中早就有安排：使他的回忆成为我的未来?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诗人都是无形的少数民族。为了使自己的血统保持纯粹，他一直都在拒绝跟世俗媾和。他宁愿绝种也不甘成为某种形式的混血儿。正如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沃尔科特所说：“我曾接受坚实的殖民地教育，我体内有荷兰人、黑人和英国人的血，要么我谁也不是，要么我就是一个民族。”是的，哪怕只剩下一位诗人，也足以构成一个民族。
博尔赫斯这样教导作家：“所有的修改都是亵渎神明的。”说得也许过于绝对，但对一部分天才而言，他的任何闪念都是一次性完成的。
年轻的时候喜欢《伊利亚特》，因为那里面的战争场面很热闹。中年以后则越来越偏爱《奥德赛》，从主人公身上能发现自己的影子：或许，每个人的后半生都意味着返航，而返航常常比出发时还要惊险、还要孤独。你面对的不再是充满诱惑与无限的可能性的全世界，而是被惊涛骇浪重重阻挠的一个家。你怀抱梦想走得有多远，梦想破灭后返回的路就有多远。
他在自己的墓志铭里，仍坚持着对永生的渴望。
假如荷马是一个不存在的人，那么《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真正的作者是谁?是个人创作还是集体创作?他或他们，是否会为丧失了自己的名字而遗憾?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有意识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历史的误会。他或他们，不仅创造了两部充满神话色彩的史诗，而且虚构了史诗的作者——为了更彻底地消失在作品背后?荷马本身，就是他或他们所塑造的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他开始撰写一部虚构的回忆录。记载的是自己各个年龄阶段的幻想。那些没有在现实中发生过的事情，充斥了他的回忆，以至他遗忘了自己真实的生活经历。
莎士比亚使历史获得了重演的舞台，以及独特的观赏性。他也过了一把导演的瘾。他没觉得在自己的召唤下出现的是一幕戏剧——不，那就是血淋淋的历史本身。历史在等待着属于自己的莎士比亚，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变得完整。而在此之前所发生的，仅仅构成最粗糙的脚本。
李白：和影子跳舞的人，最后居然被影子绊倒了。他们虽然在共舞，其实还是迈着不同的舞步。
我翻阅过去的诗稿，如同抚摸着用来结绳纪事的一个个疙瘩——再长再直的人生，也需要不时地绕一段小小的弯路，才能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给记忆打结的过程中，我偏离了现实，却离美更近了。我不承认这是一种暂时的迷失。
我只为我想象中的荷马史诗而激动。它不是荷马写的，而是我写的(是理想中的经典)。它比书店里摆放着的荷马史诗更完美，具有无限的内容。严格地说，它是任何人(包括荷马、包括我)无法逐字逐句写出的，因而不可能拥有真正的作者。一部混沌之书，却能以偶尔泄露的光线，照亮我的生活。
我往脑海里洒下一张鱼网，捕捉灵感。有时候，只能打捞到空白——但毕竟也算劳作之后的收获。铺开的方格稿纸，不动声色地经历了一次远航。
在剧终之后，舞台又一次感到寂寞。一首诗完成了，我奋笔疾书的手(像狂奔的野马)，又变成一只很普通、很安静的手，甚至显得有点多余。它怀念那卸除了的使命。
如果有一千位大诗人，肯定就有一千种诗。因为真正的诗人应该是最有个性的，他不会模仿别人，他写出的诗甚至都是别人无法模仿的。在某些方面，他不仅是第一，而且是惟一的。一首好诗，应该是特定的诗人的影子。
柏拉图认为人性由理性、激情、欲望三部分构成。这也造就了不同类型的诗人：偏重理性的，偏重激情的，偏重欲望的。甚至还造就了不同的时代，以及不同时代的文化标准。
在一位伟大的诗人身后，肯定有着伟大的传统——哪怕这位诗人以叛逆者自居。假如没有传统，他恐怕连叛逆者也算不上。没有谁能写得出与过去的诗歌史完全无关的诗歌。
他是两个人的结合体：在梦中是堂吉诃德，醒来后又变成了桑丘。他身上的这一半和那一半，既矛盾又和谐。他为自己的高尚而骄傲，同时又很容易地就原谅了自己的猥琐。他相信即使是塞万提斯本人也不过如此。在堂吉诃德被风车击倒的地方，抒情诗人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再一次增加了对生活的不满。
有谁能够写出一部诗歌的史前史?在东方的《诗经》或西方的荷马史诗之前，诗歌以怎样的面貌存在?进入诗歌史的诗人是伟大的，但那些隐蔽在史前史的无名氏(他们肯定不以诗人自居)则更为伟大。他们是诗人的祖先。
狗用鼻子来嗅任何新鲜的事情：一块骨头，一截腐烂的草绳，甚至包括路遇的另一只狗……它的好奇心长在鼻子上。像探雷器一样，引导它小心翼翼地勾勒出一生的路线。我写诗时，则用冰凉的笔尖去白纸上嗅——那些潜伏着的，但终将显现的字。当然，偶尔也嗅一嗅空白。
莫奈看到梵高的油画《蝴蝶花》，感叹良久：“一个人怎么会把它们描绘得这么美，他怎么会这么不幸呢!”有什么可奇怪的：培育这束蝴蝶花的土壤，不是画布与油彩，不是阳光与雨露，而是画家本人所承受的苦难。艺术品中的美，要么来自幻想，要么则是一次无法自控的渲泄。
在一本合拢的书里，有着太多的亡灵。一旦它被打开，亡灵们就会复活，并且重新迎来自己的白昼。这一切正如我们头顶的天空，周期性地被掀开或闭合。
写作在克制了生活中的焦虑的同时，又制造出新的焦虑。这种因对超越的不懈追求而产生的焦虑，恰恰是无法医治的。写作中的所有成就感或挫败感，都是虚妄的或暂时的，都不是药物，而是病情本身。写作时间越长的人，中毒越深，也就愈加离不开对写作的依赖。到了最后，写作已不是企图表达什么，纯粹为了止渴、止痒、止痛!
大师一边前进，一边不断在身后设置着障碍物，以此拒绝那些模仿成性的尾随者。我们只能赞叹他在艺术创造过程中的高难动作，却无法重复。
每一首诗诞生时都是毛坯。为了使之更接近完美，你不厌其烦地打磨它表面粗糙的部分。但你一定要牢记：有些毛坯确实仅仅是半成品，而有些成品，天生就是毛坯的模样——过度的雕琢，只能使它成为废品(肉体精美而灵魂残疾)。一位诗人，不仅要承担起接生婆的职责， 更要时刻警惕——自己无意识地成为刽子手。“越精致越好”，很明显属于谬误。真理应该 是：“越自然越好。”所以，我很少给自己的作品做“整容手术”。
在巴别塔的废墟里，出现了本民族的第一位外语翻译。如果没有那场混乱，也就没有将由他带来的秩序。
我手上确实拿着一架天文望远镜。可我并不想把它伸向星空，而是使劲地压低、再压低——直到它的镜头对准地狱……
无人的海滩，并不荒凉。或许当年盲诗人荷马曾从这里走过，使层出不穷的海浪多多少少沾染上一丝书卷气。
有诗为证：李白曾出现在杜甫的梦中。这是两位大诗人相互弥补的方式。我读李白，读到的是杜甫梦见过的李白。我读杜甫，读到的是梦见过李白的杜甫。
从上半夜到下半夜，对面楼房窗户里的灯，一盏接一盏熄灭了。于是整座楼房仿佛从地面上消失了。而我住的这幢楼是不会消失的，因为我还亮着灯。除非我睡着了，它才会暂时消失——当我睁开惺松地眼睛，它又重新出现，正如我的身体。我的身体里升起一架醒来的电梯。说一句狂妄的话：马雅可夫斯基写的诗在形式上被称作“楼梯式”，而我的，是“电梯式”——借助是的灵感的电力。
“诗人之死”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诗人之死”可以在同一个诗人身上上演许多遍。我正在亲身体验着“诗人之死”——即使我还活着。但只要我写不出诗来，我体内就有另一个人死了。当然，他也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复活。我一生中感受过太多对自己的哀悼或庆祝。
我对当代“口语诗”的印象：是气体而非固体，是流质(食品)而缺少干物质……它只能对舌头和胃进行暂时的欺骗，既不能真正地止饿，更不能解馋。我在诗坛转了一圈，发现到处都是爆米花的摊点；表面的繁荣，掩饰不了内在的苍白与虚弱。与之相比，我宁愿去啃那些古老的玉米棒子。
诗是我醒着时所做的梦，梦是我睡着时所写的诗。通过一个人的梦或诗，可以衡量出他的想象力。诗人的梦，可以说是其写作之外剩余的能量。而他的诗呢，则是那些做不出或做不完的梦，在纸上的体现。我的床单带有稿纸的性质，我的稿纸同样带有床单的性质(培育一个没完没了的梦)。
鲁迅本质上是一位诗人。在他身上，既有着李白的激越与孤傲，又有着杜甫的沉郁与悲悯。可见他笔下的《野草》也是有根的。但我们经常只注意到他的硬骨头，却忽略了他深藏不露的菩萨心肠。这就是鲁迅：骨头很硬，心很软。他的杂文之所以有如此之大的杀伤力，那是因为他自己首先伤心了。
在生活中的被拒绝，有时比被接纳更能激发一位诗人的灵感——对于他的创作而言，痛苦比愉快更有价值。叶芝终生都在苦恋女演员毛特?岗，这段极为漫长的单相思还是有回报的，那就是促使他写出《当你老了》。难怪毛特?岗真的老了之后仍不后悔当初的态度：“世界将会因为我拒绝了你而感谢我!”是啊，即使她与叶芝共结连理又怎么样呢?爱尔兰不过多了一个幸福的丈夫，却极有可能失去一位苦吟的诗人。至少，我们将读不到如此深沉的诗句：“多少人爱你年青欢畅的时候，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的痛苦的皱纹……”我们在感谢叶芝的同时难道不应该感谢拒绝了他的女人吗?叶芝所荣获的诺贝尔文学奖杯，我想肯定有一部分属于毛特?岗的功劳。
他不断地沉思、冥想，努力从自己身上，挖掘出第二个人。毕竟，他的血液里已感受到一股异己的力量的存在。
当别人指责你“为写诗而写诗”时，你冷静地申辩：“我是为写诗的愉悦感而写诗。”从你写第一首诗开始，那种超越于任何欲望之上的愉悦感就使你上瘾了。不断地写诗是为了不断地重温。你无法摆脱诗歌，因为你是一个“中毒”很深的人。而它又是多么迷人的毒药：于身体无害，却同样能制造幻觉。
当别人都用电脑写作的时候，我依旧保留着钢笔：这是我的冷兵器。仿佛如此才能字字见血。我愿意做原始部落里的男子，刀耕火种，生产的粮食只要够自己吃就可以了。我在方格稿纸上实行着古老的井田制。
所谓的诗歌，其实是用第三只眼睛看人生。那肯定是一只像露珠一样透明的眼睛，看山，看水，看人，看物，一律都是诗意的。当我失去了灵感，会下意识地摸摸额头：此时此刻，那只虚拟的眼睛，肯定是闭着的。
里尔克的诗句：“我们血中的海神，带着他那骇人的三叉戟。”今夜，血管里涨潮了，涨潮了。肉体仿佛是一道随时可能崩溃的堤坝。我不得不歌唱，以缓解巨大的压力。我的歌声注定将带有一丝恐惧。
你做到了神也无法做到的事情。你在成长中(先是加速、后是减速)不断地扭头，寻找那张把你发射出来的弓。可它与你的距离已经比靶子更远。你的飞行本身就是一阕挽歌。
数不清的群山，数不清的森林，使我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晕眩——是数学的而非文学的。我不想写诗，不想歌唱，只想静静地呆一会儿。正如多年前第一次抬头仰望天文数字般的繁星……
你以为星空是雷同的，星座的位置是固定的。可我觉得它每天晚上都在变幻，就像万花筒里的图案。里尔克说得好：“就连那星光灿烂的结合也靠不住。但是现在让我们高兴一会儿，来相信那个图形。这就够了。”仔细地看一看吧，最好还能做一个记号，以鉴别星空的真伪，抑或它与我们记忆中的形象的差距。
一盏低着头的台灯，窥视着我流露在纸上的梦境。“最好把这个细节修改一下。”我听见它说。它已能判断出我的哪些梦做得过火了些。可见它是清醒的。
肉体产生感觉，灵魂产生思想。把思想当作感觉是一种浪费，把感觉当作思想是一种堕落。
拥有一颗被驯服的心，你把遇见的任何野兽都视为怪物。你无法欣赏在自己身上曾经存在、但后来被阉割了的野性。你拒绝承认那是一种美。你本身已蜕变为美学的太监。
我是纸上的蜗牛。我选择了最笨拙的写作方式。我握笔的手缓慢地移动，留下发亮的轨迹。但我的心跳动得如此之快，不亚于一架划过天空的喷气式飞机。在大地上人们的仰望之中，它拖曳的尾线与其实际的速度是不成比例的。
他的写作是有问题的。他不断地写作，正是为了解决旧的问题乃至制造新的问题。这种无法克服的缺憾，构成写作的意义。是的，他从来没有创造过完美的作品，但这不妨碍他天生就是个忠诚的完美主义者。你从他的作品中能发现他所做的努力。
我并不是孤儿。我有一个孪生兄弟叫影子。他总会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我身边。我们彼此把对方当成自己的祖国。我的许多诗篇，都是在其默默地陪伴下写出的。所以我从来不用担心没有读者。
他是应该属于他而又不属于他的那个时代的早产儿。所以他孤独、脆弱、不被理解，他的思想似乎都是不合时宜的。他无怨无悔地写着别人读不懂的诗歌，因为他有超常的视力：越过茫茫人海看见了未来的读者。他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预言家，或先驱呀什么的，他在艺术上只是想开辟一条没人走过的路，他不习惯创作时遇见太多陈旧的障碍。
茨维塔耶娃说过大意如下的话：每一个诗人本质上都是侨民，即使在他的祖国；在诗人身上更深地印着不得其所的印章，凭这一印痕甚至可以在诗人自己的家中——认出他……但我觉得，反过来说，这证明了诗人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属于全人类，而不被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种族。诗人在精神上应该是O型血，可以输送给任何血型的人并且唤起共鸣。他的血统本身就是辽阔而无私的，地图上的国境线也阻挡不住那充满人性的歌唱。理想中的天国是其服役的惟一对象。这与其说是他的悲哀莫如说是他的骄傲。全世界的诗人(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足以组织成一个打破狭隘民族心理或地方保护主义的联合国，他们有希望并且有能力成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形象大使。
用诗歌表现生活的宁静，比表现其喧嚣要难得多。因为这种难得的宁静基本上是属于个人的、内心的、瞬间的。生活原本就不宁静或不可能彻底宁静，做一个诗人首先要学会体验或创造某种反常的生活，这多多少少能弥补广大读者对日常生活(世俗生活)的失望：原来生活不仅是物质的，也有其灵魂，而灵魂永远是宁静的!你发现并爱上了宁静，说明你也是有灵魂的。帕斯捷尔纳克曾赞美：“宁静，你是我所听到的最美的佳音。”茨维塔耶娃则介绍了营建宁静的技巧：“做与时代同步的人——意味着开创自己的时代，而不是反映它。即使要反映时代，也不是像镜子那样，而是像盾牌一样。”她所谓的盾牌肯定是用来抵御喧嚣的。
亲爱的哑巴：你的母语已经死了，你一出生就是孤儿。
作家有两种：天才式的或匠人式的。(推而广之，艺术家亦如此。)前者如卡夫卡，后者如博尔赫斯——但匠人的概念在博尔赫斯身上则由贬义变为褒义，他崇尚理性、知识与精确，并且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是巨匠：把技术变成了艺术!或者说，他艺术地运用着技术。当然，这后天性积累的一切，并不能完全遮掩住他训练的过程乃至学徒的出身。也无需遮掩： 由学徒而自我塑造为巨匠，这本身就是奇迹。与之相比，天才型艺术家创造奇迹凭借的似乎 只是运气，而不是基本功、判断力、平衡技巧呀什么的。
虽然当代诗人已歧视或拒绝“抒情”，而倾向于叙述，但我仍然要强调：任何一首诗(不管风格如何)都属于抒情诗。区别仅仅在于抒发的方式。“反抒情”未必就真的是不抒情。正 如若干年前的“反崇高”未必就不崇高。每一个诗人本质上都是抒情诗人。
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只有茨维塔耶娃面对大海写过大煞风景的诗句：“海是那般丑陋，岸是那般龌龊……”而其他诗人基本上都在大唱赞美诗。包括普希金，都曾经如宫廷诗人一般谦卑地为大海歌功颂德(“自由的元素”什么的)。只有茨维塔耶娃勇敢地反其道而行之。她在致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强调：“我不爱大海。我无法爱。”这等于公开宣布了对大海的反叛，“如同我恨一切权力，大海是一种专政——大山才是神灵。”但我想，大海如果有知觉的 话，也会欣赏这样的叛徒(至少会刮目相看)，因为正是她，而不是别的诗人(那些在强权与 暴力面前臣服的诗人)，最忠实地继承了大海羁傲不驯的血统。茨维塔耶娃对大海有一种逆 反心理，这反而证明了她才真正是“海的女儿”(哪怕是私生女)。
你把自己当作一个影子，就能萌发真实的思想。因为肉体是思想的绝缘体。影子反而可以带电。活跃的脑细胞，使星空进入你的体内。你走在人群里，小心绕行，以免别人发现你的虚无。
写作必须有起码的难度。无难度的写作则无法给别人的阅读带来惊喜。你必须给自己设置更高的标准，以避免写作成为一件过于轻松的事情。正是这种难度，挑逗起你的好胜心与征服欲。一旦放弃，则意味着向平庸看齐。
回忆录居然也可以虚构!说明你首先虚拟了一个撰写这部回忆录的人。他的生活是你想像出来的。你以此来掩饰自己真实的经历。你是一个藏得很深的人，甚至在回忆的时候也使用了替身。出乎你预料的是：伪回忆录居然可以赢得更多的读者!而你也领取到本不该属于你的鲜花与掌声。
你掌握了最佳的阅读方式：把一根曲线拉直!其实它原本就是直的，只不过作家本人把它故意拉弯了。
为了寻找事物的根，你不断地挖掘，你置身于越来越深的土坑里。这地狱的缩影，是你用铁锹制造的艺术品。不，真正的艺术品是深坑一侧越堆越高的新挖出来的泥土，它使你以及你所从事的劳动变得渺小……
忏悔录里的泪水都是伪造出来的。仅仅是为了增强说服力。事实上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会以忏悔的形式做秀。
他的作品不仅对传统的写作方式是一种颠覆，而且有更大的野心：改变读者们的阅读方式。要想身临其境地进入他的房间，必须按他的要求配一把特殊的钥匙；否则就会被拒之门外。有难度的写作带来了有难度的阅读。毕竟，文学不应该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是反偶像的偶像。反偶像，恰恰是他成为偶像的捷径。毕竟，在这个时代，靠对旧的偶像的尊敬与崇拜，很难成为新的偶像。座无虚席的殿堂里，他颠覆某个偶像肯定是为了跟那个死人争座位。惟一的遗憾是：被他严厉批判的人已无法站起来替自身辩解。
做一个长寿的诗人吧，如果你对自己的艺术生命负责的话。歌德就是这样的老寿星，他在前半生写下《少年维持之烦恼》，又在后半生完成了纪念碑式的《浮士德》。他直到八十岁， 还会爱上十八岁的少女，激情从来不曾离开过他。相反，某些自杀或短命的诗人，展现在读 者面前的仅仅是生命的一半，他们带走了本可以写出的更为成熟的作品……
小说家可以是浮噪的，诗人则需要营造内心的安静，就像端着一杯水行走，无论速度如何，都小心地不使水溅洒出来。那是他尽可能保持平衡的心情。
你不是天生的哑巴，你只是患了失语症。你本来有一副金嗓子，如今却不知该说些什么。偶尔翻检早年的诗稿，真怀疑它们是另一个人写下的。这就是所谓的枯竭吧，你如同一口干渴的泉眼，虽然还存在着，但已经是灵感的遗址了。在这一点上，你觉得自己的生活不见得比那些死气沉沉的废墟好到哪里。
我是一个保守的人，当周围的写作者纷纷追求另类，似乎只剩下我在原地踏步，我忽然发现，自己反而成了另类中的另类，或真正的另类。
一首好诗的写作或阅读与性高潮相似。如果达不到的话，就不能算是一首好诗。它必须带给我最精采的一秒钟：全身心获得短暂而强烈的解放。它把你从世俗的十字架上解了下来，它打破的是心灵的麻木。
宝石的颜色无关紧要，只要它真的是宝石。比颜色更符合其称号的，是它的质地。即使一个盲人，也能触摸到宝石所蕴含的妙不可言的真理。同样，诗歌的风格无关紧要，只要它真是一首好诗。你被它深深地打动了，却又说不出它究竟好在哪里。
火车通向哪里，牧歌就在哪里消失。它改变了我们听觉中的世界。
一本书里作者的自序，就像请不起厨师而亲自张罗的一顿家宴。不管做得滋味如何，主人毕竟还是好客的。
做一个当代的诗人。没有桂冠?没关系。没有朋友，没有读者?没关系。没有一张纸，没有一杆笔?没关系。诗不见得非要写在纸上。不见得是写给别人看的。我之所以写它，仅仅在于：我自己想读到它。自己的期待，只能由自己来满足。只要自己觉得自己像诗人一样活着，就足够了。诗，说到底是我所选择的活法。为了不使这辈子与大多数人雷同。
读茨维塔耶娃的诗，我在想，这是怎样一个女人?文字几乎保存了她的全部心灵。这究竟是她心灵具备的魔力，还是文字本身的奥秘?她已经死了，可她的语气，还是那么亲切——面对我就像面对一个跟她同时代的人。一切坦露无遗。“我们是那么背信弃义，却意味着我们又是那么忠实于自己。”她在作品中是无保留的。我怎么可能觉得她陌生呢?诗歌确实伟大，能够为活着或死去的心灵保鲜。
参加一次中国作家的聚会，大伙儿正热烈地谈论诺贝尔文学奖(就像谈论今年的彩票)，惟独我一言未发。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了，我在想什么。诺贝尔文学奖啊，离我们太远，比太阳还远。它甚至不如太阳公平。太阳会均匀地把光线洒向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借助于太阳的热量，我们至少还可以晒晒衣服呀什么的。而每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揭晓，却是一次几乎与我们无关的日出。
一个具体的人的命运是由历史造成的(或者说受到历史的影响)。历史，则是无数抽象的人的共同命运。说到历史这个概念，似乎有一股“宏大叙事”的味道。其实它完全可以缩小，缩小到你或我的身上。不管怎么讲，只要我们活着，就在身不由己地参予未来的历史，即所谓的现实。
越是不当一回事写的东西，越是像那么一回事。不管做人还是作文，千万不要端着。越是端着，越容易砸了。
一首诗读了若干遍，逐渐变成一篇散文。如同泡久了的茶叶。莫非我的心情也变了?然后是搁置。然后是忘却。很长时间之后，翻捡出来，我又像在读一首新生的诗。它在孤独中生根、发芽，积蓄着新的力量。准备再次感动它所感动过的人。阅读，帮助我们介入一首诗的宿命。
不管你怎么擅长逃亡，终究会成为世俗生活的俘虏。所有的自由都是假定的，抑或有限的。抗争的惟一武器就是手中的笔。可这支笔已逐渐感到无力。
我写诗，为了给上帝交作业。我们不约而同地写诗，为了给上帝交集体作业。诗人即使再寂寞，也不用担心失去这最后的读者。跟别人的认识不一样：我的诗篇，绝不仅仅是写给自己的。
生活就是在叙事中抒情。而回忆则是在抒情中叙事。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位双重的诗人。
从羽毛那儿感受到的不是重，而是轻。只有一种情况例外：你握住的不是羽毛，而是一杆羽毛削制成的蘸水笔。
不能再这么写下去了。你的诗歌，只是被肢解了的散文。分行，不仅没有建立起新的秩序，反而打破了原先的完整。
艺术品是艺术家自掘的坟墓。只不过他想埋葬的是自己的精神而非肉体。为了装修得华丽一些(纯粹供自身享用而非供他人参观)，他愿意付出更多的劳动。从创作的那一瞬间开始，这就是一项属于未来的事业。或者说，这是一场漫长得可以持续一生的葬礼。
狄金森的诗：“造一个草原，要一株苜蓿加一只蜜蜂，/一株苜蓿，一只蜜蜂，/再加一个梦。/要是蜜蜂少，光靠梦也成。”草原是可以造出来的，如果你用梦作为建筑材料。用有限的梦，造出无限的草原——你比任何一位蛋糕师傅都要高明。但这有个前提：你必须是有梦的人。因为梦，在建材市场是买不到的。
方言是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它不仅有色彩，还有气味、有温度。讲述者甚至将自己的生命都灌注其中了，因而它是活的——藏匿在字典里的仅仅是它的影子。经历的讲述者越多，它就有着更为深邃的背景。正如夜幕的衬托，使星辰的闪烁带有传奇般的韵味。
当我用理智来写作的时候，潜意识里却期待着一次无法自控的脱轨。写着写着，逐渐变得放肆，或疯狂。突如其来的力量，改变了我事先设计好的路线与方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冲出去吧。厌倦了秩序之后，才能更有效地制造混乱。我逼迫自己造反。一篇文章，只有这样才会出乎读者的意料，体现非人工的美感。“废墟，其实比纪念碑更具震撼力。”也更有纪 念意义。
他的每一幅画都像在修改前一幅画。自从第一幅画完成之后，他就成为人质，无法摆脱对自身所施加的影响。他还在继续创作，但更像是沦陷在无限的修改过程中。谁能够解救这位可怜的画家?别看他那么勤奋，却是不自由的。与其说他在创造，莫如说在徒劳地抗拒、无奈地挣扎……天才永远是一次性的。剩下的时光，只能延续匠人的命运。
诗歌有两类：激动的，或宁静的。激动永远是单一的，宁静却可细分为两种：一种是原始的宁静，另一种，则是台风过后的宁静。这后一种宁静，甚至比激动还要具有震撼力。一位隐忍住疼痛，尽可能用克制的语气述说往事的诗人，注定比一位激动得语无伦次的诗人更能唤起读者的同情或共鸣。而这种返璞归真之后的宁静，又比原始的宁静丰富得多，厚重得多。我觉得这才是诗歌的最高境界。所以，诗人还是要经历风暴，但要学会在死亡般的风暴之后复活，或者说获得新生。
罗丹的思想者，不是坐在石块上，而是坐在马桶上。他哪是在托腮沉思呀，他只不过是一个“便秘”的男人。他的思想“便秘”了。
我是一个敏感到极点的人。许多事情，对于你是一种痒，对于我却是一种疼。
诗人永远站在匠人的对立面。艺术与技术，是有区别的。笔尖，也许不如斧头有力，但它就像蜜蜂的那根刺，会使你的身体，出现哪怕最小面积的“化学反应”。而匠人，只能从物理学的角度改变世界。诗人都是蜜蜂。我敬畏蜜蜂随身携带的那种微型的“生化武器”。它会使我痒，使我痛，使我从麻木中惊醒……
一支歌曲唱道：“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里，诗人，该算作第五十七个民族。当然，诗人无疑属于少数民族，但他们有着祖传的血统，和独特的性格。甚至他们所使用的语言，都被称作诗的语言。他们说话，既好懂又难懂。他们坚强地活着，并且相互友爱，为了避免这种秘密的语言的失传。
他就像士兵怕上战场一样，怕在那张书桌前坐下来。坐下来，就必须进入角色，拿起上帝交付的武器，迎接一次看不见敌人、却异常惨烈的斗争。从烟灰缸里，升起了今天的第一缕硝烟。每完成一篇作品，都觉得是在死里逃生。“生活原本就不轻松，为什么还要让自己更累呢?”只能以无法推卸的使命来解释。大千世界，唯有那张磨掉了漆面的书桌是属于他的故乡。他要么成为故乡的哨兵，要么承担逃兵的耻辱。后者简直比失败还要折磨人。所以，与其说他在日复一日地守卫故乡，莫如说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尊严。
在写作中，应该忘掉自己是人，应该做一回鬼。做一回没有名字、没有社会身分的鬼。少一些外在的或自我的束缚，胆子慢慢大起来。说出鬼才能想起来的话。哪怕仅仅为了吓你们一跳。你们不是这么想的，你们不敢这么想，我却敢!因为我离鬼近一些。
每个诗人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不断地吐丝，为了织一副茧。当自己的风格形成之后，有的人将其视为蚊帐，在里面安然酣睡；有的人，则努力咬破它，宁愿变成一只健忘的蛾子。他把苦心经营的秩序一举推翻、并且产生恍若隔世之感，就提前迎接到自己的来生。写作开始变得真正有意义了。而在此之前，他打造的不过是注定将成为废墟的建筑。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哲学家类似于天文学家，总在为自己并未置身其中的那个世界喜悦或担忧。他熟悉星空胜于熟悉自己的城市，从建筑规划到交通状况。仿佛那才是他的祖国。可惜，他一出生，就是流亡在外的国王。对于现实是多余的，对于所谓的理想，也并非不可或缺。
我并不是想坚持写诗，而是不舍得放弃一种快乐。
也许每个时代都有一个李白，只不过生于唐朝的那一个，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时代。所以他活了下来!其余的时代没准也有类似的人物，因为身不逢时，而夭折了，或被埋没了。说到底，中国诗歌，有一个李白就足够了。他并不需要更多的替身。即使你可以模仿他，你所置身其中的时代，却无法模仿唐朝。
李白的伟大在于他超越了万有引力。杜甫的伟大在于他体现了万有引力。前者的飘逸，后者的稳重，盖源于此。我所谓的万有引力并非仅指地心引力，还包括道德、传统、体制等社会性的价值观。
诗人的写作，都是为了寻找自身那看不见的胎记。也许并不是胎记，而是这种对虚无的寻找，使他们与平庸的人群区别开来。诗人的神秘感最终迷惑的只是自己。如果你不曾迷失，你就没啥可写的。诗人一生中所有的路标，都是为了帮助他更快、更彻底地迷路。
诗不会教我怎样生活(不会教我怎样生活得更好，却有可能教我怎样生活得更糟)，而生活却可以教我怎样写诗。我写诗，不是为了生活(其实它已构成我的另一种生活，精神生活)。我生活，却是为了写诗：酝酿出诗之后，我所有的生活都已成了酒糟，散发出谷物发酵的气息。形而下是为形而上服务的。而不是相反。
诗是一种瘾：中毒者呼唤着的其实不是解药，而是更大剂量的毒品。你在其中越陷越深。每一首诗带来的陶醉都增强了你的依赖感。你仿佛永远在为下一首而活着。
我今年38岁。正是普希金死去的那个年龄。我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双重使命：不仅为自己，还要接替另一个人活下去。我要把普希金没来得及写的诗全部写出来。包括他那些还没来得及开始或完成的爱。我正在把虚拟中的普希金的下半辈子变成现实。这也是我的下半辈子：与另一个活着的死者同在。
和伊沙等早年的诗友重逢在一次朗诵会上。我说了一段话：这么多年过去，我的诗既不是“知识分子”的，又不是“民间”的，更不是“第三条道路”的，它还是我自己的。为之感到骄傲还是遗憾?相对于流派林立，争论激烈的诗坛，我更乐意保持一种“票友心态”。因为诗不属于热闹，而属于宁静。诗的意义，不在于共性，而在于个性。艺术可以划分群落或派别，而诗比艺术更为高明之处，正在于：每个诗人都应该自成一派，有独立的审美体系。人数越多的诗歌流派，越令我怀疑：其诗风要么是太容易模仿了，要么是太容易被模仿了，缺乏必要的难度。一个诗人，做到拒绝仿效别人，是容易的；做到令别人无法仿效，则太难了。 相比而言，我更关注诗坛上“孤独的人”或“多余的人”。
口语的倾向和书面语的倾向，分别证明了文学的两种野心：前者是为当代的读者而写作的，后者则把读者的范围延伸向未来，或者说，它力图为永恒的读者而写作。一位作家的语言风格，潜在地受到他臆想中的阅读对象的影响。同时体现出他视野的远和近：是热衷于对空间的感召力，还是热衷于对时间的穿透力?是追求生前的伟大，还是追求死后的光荣?是说给已存在的耳朵听的，还是写在纸上，留待尚未出现的眼睛读的?是比音量，还是比耐心?
我们那个年代的许多人，都是在并未真正懂得诗是什么的情况下，开始写诗的。所以注定将走很长的弯路，才寻找到真正的起点，体会一番重新出发的感觉。这已算是幸运的了。有些自以为是的诗人，至今尚未懂得什么是诗，纯属按照个人对诗的错误理解写着“非诗”。我可以宽容地认同他们为诗人，却拒绝承认他们写的是诗——至少，我在阅读时无法说服自己。
我不是神的儿子，我是诸神里的最后一个。是最新诞生的，也是最先衰老的。仅比他们多一副肉体而已，灵魂却是相同的。
王子是未来的王。王子是成为王之前的王。除了第一代王，所有的王都是从王子开始的。并不是每个王子都有弑父的勇气，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需要学会的是等待。他们在为父王送葬之前，首先葬送了自己漫长的青年时代——这是一种重复了两次的悲哀。王子身上有成为王的最大可能性，但他必须是孤独的。我这个诗歌的王子哟，在孤独中等待，在等待中又体会到加倍的孤独……
他说他在写一部禁书。一部还未写出就提前被禁的书。一部比作者本人还要不幸的书。明知道不可能有读者，但他还是要写，否则这部书将更为不幸。上帝啊，你可以禁止读，却无法禁止写——一个不听话的臣民，雪夜闭门，写着一部诚实之书。写着写着，他觉得自己，逐渐成为新的上帝——因为书里面有他独自创造的世界。在限制中他找到了自由。
在风起云涌的时代里，他是一个被遗忘的英雄。因为他只出现在战场上，却拒绝参加任何庆功的盛宴。他独来独往，那些死去的敌人才见过他的身影。作为一个超级英雄，他觉得留下块墓碑都是多余的。
看见月亮我就想起李白。月亮是李白的遗孀。
你写诗等于是纸包火。纸包子，以火为馅。我每读一首，都要下意识地吹吹气，生怕烫着。轻轻咬一小道缺口，顿时有火苗冒出来了。
应该询问舞台下面的莎士比亚，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心理感受。当他走进剧场，面对第一千零一个哈姆雷姆(假如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一推论成立的话)，是否为自己预备好了手绢?今天，悲剧王子就要死给他看!为了赚取几滴额外的眼泪。
因为相信缪斯的存在，我算不上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诗歌与宗教的区别，仅仅在于它更虔诚、更狂热，更富有牺牲的精神。作为诗人，我心目中的上帝是个女的。她的乐器(譬如竖琴)是我的武器。
卡夫卡修筑了文字的城堡，为了在那里隐居。正如他所希望的：城堡里熙熙攘攘的居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无名的作家，并且拒绝承认自己的生活，与所谓的“造物主”有任何关系。 可见艺术家的理想，即使真的实现，也必将世俗化了。
阅读史书，我总是充满了参予意识。就像舞台下的观众，面对伟大的戏剧，不得不克制住自己涨潮般的表演欲。一次次地感叹：可惜，我没有生在那个时代!是在为自己遗憾呢，还是为那个时代遗憾?仿佛我的缺席，导致了历史的改写……
在务实的社会，虚构不再是超常的能力，反而成了一种缺点。小说家比诗人还要孤独：即使你有讲故事的勇气，别人却没有听故事的耐心。正如生活在一大群无神论者中间，想制造新的神话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必须时刻牢记：自己也是一个人。应该和面对的对象保持一致。
有一个学理工科的大学生问我诗是什么。我回答：诗就是用你所学的知识无法理解的一些东西。诗不是常识，也不是知识，却是更为朴素的真理——与心灵有关。即使在它反常识、反知识的时候，也能让人信服。
“凯撒的归凯撒，耶稣的归耶稣。”可我两样都想要。只好让两只手各司其职：左手捧着圣经，右手挥动刀剑。既追求天堂的荣耀，又不忍舍弃世俗的功名。集殉道者与征服者于一身。
只有屈原才是真正的老诗人。跟他相比，李白与杜甫，都算是年轻的。
我的墨水瓶是一座不冻港。我的蘸水钢笔，一会儿停泊，一会儿远航。把蓝色的海水，写在纸上。“诗人的头脑怎么可能结冰呢?即使结冰了，也会及时地驶来一艘破冰船。”瞧，蓝墨水又要涨潮了。
四十岁了，写的诗还跟二十岁时一样，多么可悲?那不等于在写同一首诗，不断地复制自己?即使写得再好，又有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变换一种写法?哪怕需要先变换一种活法，也值得。当一位诗人的写作陷入模式化，就应该死一次，然后再获得新生。这样或许可能写出仿佛是另一个人的诗。一生，要不断地摆脱自我，去做全新的另一个人。要像蚕一样，努力咬破亲手织就的茧壳，哪怕变成一只身份模糊的蛾子。千万不要把这层薄茧当作带来安全感的蚊帐，在其中高枕无忧。现在，你需要的不是安全感，而是破坏欲。
屈原在官场失意之后如果不死，就有可能变成李白，或李白的先驱。但他还是扛不住，选择了自沉。李白也是跳水溺死的，但他是喝醉了，为了捞月亮。他其实不想死，他更热爱生。如果不是因为意外事故，他恐怕还准备无限期地活下去——就像理想中的神仙一样。
不管是否可能，他说死后想安葬在月亮上；除止之外，再也没有让他满意的墓地。他写下了一份不可能实现的遗嘱。然而他至今仍健康地活着，似乎并不急于料理自己的后事。月亮对于他来说，不过是增加了的一座别墅。“这就是诗人!”你只能如此解释。
想像不出李白怎样谈恋爱。因为李白很少写爱情诗。他只写过屈指可数的几首，也是献给杨贵妃的。那顶多算一场精神恋爱，连手都不敢拉一下。
我不想做李白，不想做莎士比亚，也不想做歌德或普希金，只想做一个小语种的诗人，在小范围内得到推崇。大世界与我有什么关系?我的诗歌随时准备伴随自己的母语失传，成为一件微不足道的殉葬品。所以，它一诞生就充满了宿命般的悲壮。作为小地方的诗人，自给自足，我的朴素对于你们反而构成最大的神秘。
我不愿做蜘蛛的亲戚。更想做互联网时代的隐士。在自己的桃花源里，刀耕火种。写诗、做饭、睡觉，都是一个人的事情。活在纸上，其实比活在网上还要虚拟，还要抽象。不信你就试一试?
纵观既往的文学，能够像鲁迅那样“直面惨淡的人生”，寥寥无几。其实，比“直面惨淡的人生”更难得的，是“直面惨淡的自己”。批判社会还是比较容易的，更难做到的是剖析自己，剖析自己骨子里的病与弱。即使你手中确实有一把手术刀，也不见得有这样的勇气。作家们总喜欢以强者自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是一种先天性的“假、大、空”。每个人从根本上都是弱者，文学注定是弱者的事业，并以感染弱者为目的。这才是它的力量之所在：以弱为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炼狱。文学属于那些饱受煎熬、苦难深重的人们。虽然许多人已把炼狱装修得像豪华别墅一样舒适，但你仍被看不见的火焰灸烤着，热血沸腾、大汗淋漓。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你同时又是自己的狱卒。你理解并无条件服从的所谓人生，其实是一部个人的受难史。
自从你选择做一个诗人，就可能成为不死的人。你的诗篇将代替你的肺叶继续呼吸，制造着最微弱的风。话又说回来，做一个诗人是你所能选择的吗?是一种更为博大的命运选择了你。你只能服从。逐渐跟别人活得不一样。甚至对所谓的死亡都要做好多种准备。
我是一条内陆河，永远找不到自己的入海口。就像心中的那些诗，浪花般自生自灭，却不可能流淌在纸上——它逃避着纸如同逃避坟墓。恐怕只有那些对大海抱有幻想的河流才愿意殉情。而我只相信自己。
诗人不是手艺人。诗也不是一门技术。恰恰相反，它是靠技术无法达到的地方。是非理性的。是人与世界相遇后产生的某种化学反应，而非物理反应。因此，它笼罩着一份神秘主义色彩。正如我们日常所说的神来之笔、下笔如有神呀什么的。灵感，即是诗人头脑中分泌的古老的兴奋剂。在诸多文学样式中，诗从来就不是常规武器，而是化学武器——无论对于作者还是读者，它都会产生难以言传的感染力。
我反对凌空蹈虚、云里雾里的诗篇。即使诗确实是一架飞机，它也需要一小片飞机场。许多诗人力图从虚无中寻找存在的意义，注定是徒劳的。诗应该从存在中发现虚无，正如通过身体感知灵魂——存在是绵延的群山，而虚无是山顶积雪的反光，或白云的花边。
曾经以为用“啊!”的句子就是诗，曾经以为喜欢用“啊!”说话的人就是诗人——那天我又遇见了一位，只不过他是疯子。但我知道，把“啊!”写在心里、不发出声来的诗人，其实更为疯狂。当“啊!”在生活中显得夸张、显得戏剧化，抒情的时代就结束了。可抒情诗人并未死光，他们很策略地代之以沉默——就像有人用“啊!”来表演疯狂，他们用沉默来伪装冷静……
不喜欢宏大叙事，也不欣赏高深莫测。我理解的所谓诗，就是那么一点小意思。虽然小，但确实有意思。小意思比大道理要管用。只要有一点点，就够了——如同味精。诗能有多大意义呢?有点意思就可以。诗意说到底不过是洒在日常生活中的调味品。加了点味精，一道家常菜在性质上就变成了“核武器”。
“你把诗看得那么重要。可诗真有那么重要吗?”一个人翻来复去问着自己，“它可以替代粮食、房屋、爱情?或者，它可以给你带来别的什么?”这么看来他是一位诗人，正在对自己倾诉着无法对别人表达的苦恼。思考诗的意义，常常比写诗更伤脑筋。
活着而进入文学史，是他最大的梦想。自从他在文学史里留下一笔之后，再也写不出诗来。仿佛已提前进入死者的行列。“唉，干嘛那么着急呢?你难道不知道，所谓文学史，不过是一座公墓?做一个瞻仰者，比做一个被瞻仰者要幸福得多。”
不要在书桌前正襟危坐，或托腮遐想，不要把写诗当成稳定的约会——它没有任何规律。诗是等不来的，除非，它也在等你。可它等的人实在太多了，你算老几?
一个诗人，要么选择长江，要么选择黄河，他需要精神上的继母。一个诗人，如果一生中既不曾歌颂长江，又不曾赞美黄河，他就不算是这块土地孕育的诗人。他就是私生子。一个诗人，不管喝长江水长大的，还是喝黄河水长大的，他永远留恋乳汁的滋味，他等不到情感上的断奶期。诗歌是最好的童话。一个以婴儿的眼睛打量世界的诗人，终生都是敏感而纯洁的。而我则更为奢侈：前半生选择了长江，后半生又选择了黄河。我是一个儿子，却同时拥有两个母亲。
马雅可夫斯基为诗歌建筑了向天堂攀登的阶梯，我尾随着他巨人般的脚步，体会着某种没有止境的过程——哦，悬空的诗神！
冬日的阳光穿透玻璃照耀在室内写诗的我，它同样也将穿透我的肉体而直到晦暗的灵魂。我就如此祭典生命中的白昼。
从我荣幸地被称为诗人的那一天起，诗就离我远去——我因为疏忽了开车的铃声被甩在中途的站台上。这是应该避免的失误，还是必将到来的不幸？从此只有一堆逐渐冷却的铁轨、枕木陪伴我——那是昨日的诗篇。
一位诗人的内心如同一座焊花飞溅的造船厂，新船下水的时刻构成其真正的节日。我重复地体验着那张灯结彩的狂欢——如同某女诗人所言：“每次恋爱都像初恋一样。”
一次雪崩，可能比一次造山运动给我们带来更大的震动。偶像倒塌了，那绵延了一个时代的崇拜也就在瞬间瓦解。
这个世界从来就不缺乏赞美者。因为赞美本身，也是使自身获得安慰的一种方式。至于我们所热情赞美的事物，某些时候反倒作为道具而存在——烘托人类所苦苦追求的戏剧性……
裴多菲说：“诗人都是夜莺，苦恼的夜莺，折磨它吧，这样它就能唱出美妙而苦恼的歌声。”人类中唯有这一群体，会将命运安排的磨难视为珍贵的赐予，在刀刃上跳舞——使痛苦演化为一种美。
一次失败的写作，就像农夫本指望在田地里挖掘祖辈藏匿的金块，结果挖出的却是一只普通的土豆——他被自己的愿望所欺骗了。
在一个物质文明首先得到提倡与发扬的时代，文人的力量会呈现弱势——准确地说这应该属于精神的败化。因为只有他们，是纯粹为精神而活着的。跻身于拥挤而喧嚣的世俗宴席上，文人的内心比任何时候更冷清，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甚至还不算一个排队等座位的顾客，而彻底是局外人。
幽灵从来不会大声说笑。更多的时候他们宁愿选择倾听，而且倾听的是你内心的声音。因此他们即使在你最孤独的时候也不急于显形——每位写作者都拥有一个从属于自己的幽灵，一个心灵的隐形伴侣。
历史在造就一个李白的同时，也会造就一个杜甫。由此可见：浪漫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人数是相等的。没有多余的人。
如果一位游吟诗人激动地把眼前的事物命名为风景，那么同时他也下意识的为其安装了一副无形的镜框——悬挂在记忆的墙壁上。
写作对于我，意味着一个尝试着说服自己的过程。这甚至并不是真的为了改变自己，而仅仅在考验自己所具备的说服力。我首先是第一个被打动的人——不管是因为说服的技巧还是说服的理由。
“世界的存在是为了一部书”——马拉美如是说。而这部书的作者注定是匿名的，他甚至比这部书本身更为神秘。围绕这部书及其作者的关系，人类争论不休，产生了最初的神学。
斯威夫特如此概括自己的创作：“我的头脑就像施了魔法的精灵，假如我不给精灵工作，它就会捣乱。”是我们纵容了这种精灵的游戏，并心甘情愿地成为精灵的奴隶。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重新铺开稿纸——并不在意会写什么；就像一只心痒难耐的老鼠，啃着木器或者纸张，并不是出于饥饿，而仅仅为了磨磨自己的牙齿。这就是我卑微的写作：文字，是最经得起咀嚼的东西了。
推销员的微笑跟他所推销的产品一样是可疑的。因此，在写作的时候，我努力忘掉读者的存在。这能帮助我恢复那一度迷失的真实性。
思想的洁癖比生理的洁癖要可怕得多。你把自己作为真理的标准，而将其余的一切视若谬误或者异端。看来你只适合生活在理论的真空里——如果存在的话。但理论的真空要么能成为天堂，要么则是地狱的象征。一个清洁的世界——永远只是你孤独的空想。你不是一位思想家，而是一位清洁工。
我少年时代的诗歌偶象是闻一多。闻一多叼着那枝著名的烟斗，成为我心目中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的火车头。他走了，只留下逐渐冷却的铁轨和随时能把我绊倒的枕木。
在迷路的那一瞬间，我丧失了自己。我的灵魂失去了对世界的判断能力。写作对于我也意味着一个迷路的经历——一个匿名者的留言，必然有着更多的神秘色彩。我只是自己的替身：一个失败的向导。
马尔科姆?考利如此总结二十年代美国的文学流浪生涯：流放者的归来。归来意味着流放的结束呢，还是新的流放的开始？在过去的记忆中重新流放，或许比把你发配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更为沉痛。在你体会着现实的折磨之时，记忆还以加倍的力量折磨着你——折磨着一个无法学会遗忘的人。
词语能够制造某种幻觉。或者说，富于幻想的人才能真正读懂词语的原始意义，并从中发现世界的本质。与其说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莫如说是由形形色色的词语构成的。词已成为物的替身。
凡是理论强盛的年代，常常也是创造虚弱的年代。创作的侏儒，只能投靠理论的巨人的怀抱，而获得不无耻辱意味的保护。这是一种虚伪的繁荣。
在政治风云变幻的时代，是需要马雅可夫斯基的，需要广场上的演说家——他大刀阔斧的手势和铿锵有力的韵脚，他传道士般神圣的朗诵及其煽动性……与其说是他影响了一个时代，莫如说是时代影响了他——影响了一个诗人的道路。而一旦进入和平的日子，眉飞色舞的诗人便赋闲了，他曾经在广场上占据的位置，已由卖唱的乞丐、牵狗的贵妇人甚至一位疲惫的交警所代替。
诗人的灵感全部灌注在他的墨水瓶里，而且通过一杆古典的羽毛笔去吮吸。我们所阅读到的深浅不一的墨迹仅仅是其无意中流露的部分。
这是一位大师使用过的裁纸刀。它的锋芒沾满看不见的血迹——他曾经借助它在蒙昧的地域披荆斩棘。今夜，我正行走在他所开劈的道路上，终于发现：他作为先知裁开了一个沉睡且封闭的世纪……
巴乌斯托夫斯基回忆自己读到优美的诗篇，总恨不得将书页对着阳光照一照，想察觉里面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这种虔诚的姿式同样保留在现代人身上，只不过用来观察钞票里的水印。跟艺术相比，金钱具备着另一种神秘的力量。
我努力像盲人那样贪婪地触摸文字——那里面隐蔽着世界的化身。这也是我热爱世界的方式。痴迷到只相信自己的触觉。
波德莱尔在旧时代街边咖啡馆的橱窗里呢喃着：巴黎的忧郁。于是一座城市的性格因为一位诗人的怀疑而产生了演变。
琥珀是世界的一滴眼泪。只是那里面记录着不为人知的忧伤，以及过期的故事。世界的喜怒哀乐只会流露给千年后的人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老的艺术品都拥有类似于琥珀的秘密。
写作带给我的感觉类似于公路上的行走，我时常猝不及防地被一阵尾随而来的风追上了——那是一个通体透明的瞬间，灵感把一位世俗生活的漏网者捕捉住了。当然，这正是我长久期待的洗礼。
一柄闲置在冰凉砧台上的铁锤，也潜伏着某种沉默的打击力量。很多时候我期待着炉火、期待着扭转一切的手势，以锻炼脱口而出的炙红且生硬的语言。
毕飞宇的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一把亮着的手电筒被失手落进黑夜的河里，在河水的深处，一把手电筒继续孤独地亮着……我是这样评价的：它先是照亮着别人，最终照亮了自己。在众人入睡的深夜，一位醒着的诗人、一位坚持着的写作者，就类似于在黑暗的流水中迟缓降落（而不是沉沦）的光束。
如果我写作时的思路受到干扰而被迫中断，只能说明生活比艺术有着更为强烈的磁砀。它偶然出现的一个讯号就足以打乱我原先虚拟的计划。
夜晚投射在人类生活中的倒影是抽象的，但是它有可能潜伏着更为具体的冲动：譬如阅读，譬如抚摸，譬如与做梦相仿佛的艺术创造……我分别在白昼与夜晚写下的诗篇几乎存在着像性别一样明显的差异。我宁愿相信它们是由两个人写出的。
那忍耐了一个世纪的乞力马扎罗的雪，是从海明威的笔尖上开始溶化的。血管里的液体是热的，而他拧开笔帽灌注的墨水却是冰凉的。这是一部书写在冷暖之间的小说。诗人王家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怎样从钢笔中分娩出一个海洋？”而我设想的却是：怎样让一座寒光闪闪的雪山彻底地消失在人间模糊不清的字迹里。
如果说有一种关于痛苦的音乐，那就是呻吟。呻吟使演奏者所承受的痛苦减弱了（这是它屡禁不止的原因），却使我们听觉中的痛苦增强了。也就是说，呻吟使痛苦不再是个人的事情，并获得成功的转移。
流浪汉期待着一张属于自己的床。正如我期待着稿纸和笔。空白的稿纸，足以成为我虚幻的梦境的承载之物。我一生中将换洗多少张纸做的床单？纸快构成我皮肤之外的皮肤。
我怀念古希腊。古希腊既是一个古老的时代，又是人类文明永远的青春期。在我想象中，荷马是其唯一的皇帝，海伦是其唯一的王后。这是被诗与美所彻底统治的王朝。
人类认识一个天才的存在，比上帝创造一个天才的过程要漫长得多。而毁灭他，却是最容易的事情。尼采说过类似的话：天才就像炽烈的太阳，总是使自己周围的环境一片荒芜。可见天才比上帝还要孤独。甚至没有谁会承认他的孤独是有价值的。
惠特曼在我想像中是大胡子的诗人，可是他为什么要终生歌咏草叶——以其为自身的象征？或许，壮士的影子里反而隐蔽着最脆弱的根须。
对待头脑中嗡嗡作响、四处飞窜的思想，我会手足无措，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词汇有效地表达。这时候，我会羡慕养蜂人的从容。
一枝来历不明的简明，嗖地一声钉在树上。很久以后，那隐蔽的射手都已经消失了，可这枝被遗弃的箭依然存在。青铜的箭头早已生锈，构成无法解释的悬念。我路过树下，读到一首佚名的诗篇。
哲学家有无数个，就像在森林里拉开散兵线的猎手。而野猪仅有一只——就是所谓的世界的意义。当哲学家们为被围剿的猎物争吵得不可开交，野猪却偷偷地溜走了，在不引人注意的山谷自得其乐地嬉戏。
我坐守在诗神散步的路线，面前摆着一只空空的罐头盒。哪怕是她随手抛下的一枚面值最小的硬币，都能给我带来巨大的欢乐。我是衣裳褴褛的乞丐吗？可是为什么我一点也不羡慕人间的帝王？
余光中说过：“蓝墨水的上游是汩罗江。”我写诗惯用的蘸水钢笔，也有着古老的泪腺。
从蒲宁的回忆录里了解到：俄国著名歌唱家夏里亚宾一生从未义演过，这并不因为他嗜财如命。他很早就不缺钱了。“只有小鸟才免费唱歌。”这是他的口头禅。然而在我周围，却有许多诗人，自费出版自己的诗集，为了争取更多的听众。我同样很钦佩他们——当然这钦佩里多多少少掺杂了一丝怜悯。
鱼的身体其实比水还要柔软，游动时甚至激不起一点浪花。它一扭身，我几乎担心它会被水溶化了。我经常要求自己的写作，能达到如此舒展的程度。在夜色中诞生的诗篇，也将为夜色包容。
接生婆在看见太阳升起的时候，都会有一丝非同寻常的兴奋。这是职业习惯造成的。也正是她，能更敏感于万物的诞生——值得诗人们学习。诗人们为什么越来越对死亡感兴趣？其作品仿佛是呆在太平间里苦思冥想出来的。
大师与匠人的区别，恐怕在于他不仅有精湛的手艺，还有超越职业的激情。没有哪个大师出自于冷血动物。而匠人却冷静得近乎麻木。
明明知道先知已死了，我们还是经常以迫切的心情，向先知求解——哪怕借助于他遗留下的只言片语。其实我们崇拜的并不是他的智慧——智慧也是有极限的，而是他无法再被剥夺的权力。
贝多芬给我的印象是个忧郁的人，可是他却谱写了属于全人类的《欢乐颂》。歌词是席勒写的。这是两位巨人的拥抱，同时也拥抱了你我。欢乐其实才是人性的极致。
假若我在写作时被打扰，就会听见高速公路上刺耳的紧急刹车声。唉，又一副轮胎将报废了——我那可怜的轮胎！
《诗经》里的“国风”部分，有不少篇目以爱情为主题。想起来真让人惆怅：先民们的情书，都已变成最古老的遗书了。那些曾经岩浆一样喷涌的伟大情感，都已凝固为冷却的文字。
也许应该给诗人不加节制的感情安装一道闸门。这样至少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水灾，以保护读者理智的防线。这道防线几乎不堪一击。诗歌是最富于煽动性的文体。
在无神论者的世界里，做个传教士是孤独的——甚至比上帝还要孤独。即使喊哑了嗓子，也感动不了那些麻木的耳朵。你最终不得不怀疑自己的使命。
如果没有错觉的话，世界恐怕会显得单调许多。甚至可以说：艺术正是错觉中最严重的一种——而且自始至终都不愿加以承认。
坐在火药桶上，你就能写出最短的诗。并且对别人在讲坛上的长篇大论很不理解。
当许多诗人都像雪撬板一样省力地滑下山坡，你却想做一枚钉在墙壁上的钉子。并且，还尽可能地往上面挂一些不实用的重物。这是在考验墙壁的承受力，还是在考验自己的耐性？
对于敏感的人来说，心灵才是最沉重的肿瘤——而又无法割舍。它制造并扩散的是无法解释的幻觉。
戏剧的魅力在于永远给予你一种现场感——不管你面临的是多么荒诞的情节。你接受它正如接受事实那样顺从。更没有理由逃离或提出抗议。
鸟儿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仍然懂得调整自己的音节并控制自己的音量。大名鼎鼎的歌唱家，即使能掌握这门技术，但不见得真的具备这种本能。我更欣赏那些凭藉本能而咏叹的诗人。
大量地阅读经典造成了你的消化不良。这绝非食物的过错。有些东西是不能简单地兑水冲服。甚至连牧场上的牛，都懂得咀嚼并反刍。
如果能用玻璃营造一座迷宫，肯定比使用其他材料需要加倍的智慧。我希望自己的作品不仅有玄妙的结构，而且笼罩着一种无需掩饰的透明——但愿这同样能使你迷失。
这是工兵的习惯：我手持探雷器，亦步亦趋地在大师的著述里，寻找他巧妙埋设的伏笔。我所体会到的收获的喜悦，一点不亚于他种植时的乐趣。
只有死水的表面，才会漂浮着一层华丽的词藻。它与铁锈、苔鲜、油垢具有相同的属性，都代表着绝望的一瞥。当然，这种欺骗性某些场合也能奏效——假如意识不到自己面临的是腐朽的深渊。
在词的旋涡中，总会有形形色色的遇难者。选择一个有颠覆意味的词汇，比一般情况下容易犯的语法的错误还要严重。
大师的作坊里留下了一堆半成品。或许它们还不具备拍卖价值，但恰恰能使我意识到：大师似乎并没有死去，随时可能回来完成剩余的工作。我并不为之感到遗憾。
平展的鹰翼，一动也不动。我景仰这样的飞行：如果察觉不到作为背景的天空在挪移，几乎会怀疑它是静止的。同样，冷静的诗句，有时候更容易影响读者的情绪。
天气太冷，圆珠笔时常写不出字来，我不得不往笔尖上呵气。从此，写诗时我都会有这下意识的动作。你可以认为这仅是一种习惯，我却觉得它更接近于神圣的仪式。写作的过程变得漫长，仿佛准备呵化一个冻僵的雪人……
感情会有各种各样的结晶。一粒盐，可能比一颗钻石还要珍贵。因为一粒盐的孕育过程，其实比造就一颗钻石更加漫长。虽然它只用了一秒钟就溶化在你的舌尖。
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完稿之时，几乎弄不清坐在写字台前的是谁——是自己，还是日瓦戈医生？更不敢相信自己，一直坐在书房的凳子上。他仿佛已代替日瓦戈医生活了一段时间。
烟灰缸里堆积的烟蒂，令我联想到战壕里散落的空弹壳。这记载着一个诗人内心的战争。枪声早已平息，可他的稿纸上仍然浸染着若有若无的一缕硝烟。
不知这是否是其精心策划的结果：瓦格纳使歌剧成了一种暴力。音乐有时候比炮弹还要灵验。
凝视着断臂的维纳斯，我几乎忘却这是一尊雕像，而以为就是她本人。我为她的疼痛而疼痛——假如大理石也会疼痛的话。石头的伤口虽然不流血，但不见得比肉体的伤口更令我感到轻松。什么时候我才能真正地学会麻木？
匠人即使死后，也无法忘却自己的手艺。这是他的尸体——可他的手似乎并未完全失去知觉，下意识地痉挛了一下，仿佛在摸索那被卸除了的工具……
“你捉住过闪电吗？”这是诗人廖亦武的句子。我想补充的是：谁能捉住闪电而不怕烫手？闪电为什么总是能逃脱？它钻进地下，变成烧得漆黑的树根。
所有人体的雕塑，譬如大卫，譬如掷铁饼者乃至罗丹的“思想者”，都不过是一尊最贴身的桎梏。哪怕由大理石做成的，也是对血肉的束缚。甚至爱美成癖的维纳斯，也只能无奈地从这牢笼里挣脱出一双胳膊。穿着石膏的紧身衣，灵魂也会窒息的。
普罗米修斯的受难比耶稣要早得多。在还没有出现十字架的年代，他被钉在高加索的悬崖上，比岩石还要裸露。诸神派遣的鹰每天都来啄食他的心肝，而心肝会重新长出来，承受永远无法摆脱的痛苦。时间长了，他的肢体变得陈旧与麻木，而心肝总是保持着新鲜，热气腾腾。这是一个充满血腥味的神话。根据卡夫卡的演泽：“普罗米修斯不堪鹰嘴又啄又撕的痛苦，便把自身日益往岩石深处挤进去，终于同岩石合而为一了……遗留下不可解释的大块岩石。”岩石已是他最后的避难所。莫非最原始的雕塑，正是这样产生的。
写作对于我，如同配制一把把钥匙（用模具、用锉刀、用自己对尺度的把握），为了尝试着打开世界的锁。我的劳动永远笼罩着失败感，因为这只锁绝非任何人造的钥匙所能开启，容不得丝毫的误差。或者说得绝对点，在锁背后，并不存在另一个世界。但我不会轻易放弃。我已成了锁的囚徒。即使失败，毕竟证明我曾经奋斗过、努力过。我打制的钥匙，正无限地接近神的手指——哪怕神的指纹早已经失传了……
不要打搅我，世界！此刻我已经不需要你。我正在做着自己的事情。用纸、用笔、用紧张的手，记录头脑中一闪即逝的文字——这一切都与你无关。我不是你的奴隶、你的秘书，你也不曾对我口述什么——我只想主宰自己。我一边奋笔疾书，一边用空闲的另一只手掌紧紧捂住鲜活的诗行——仿佛怕它溜走了，又仿佛怕别人发现我内心的秘密。不要打搅我，阳光如风。即使让我深陷在黑暗里，也不可能影响我的视力——相反，我眼中的景物越来越清晰。我比阳光幸福，比风幸福，比窗外的任何一棵树都幸福，因为我会思想，会创造一些不曾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事物。我一点不担心会因失去你而变得残缺，我只想使这个世界更加完整。
挖掘，再挖掘。就像野兽用爪子刨着土地。我用工兵锹，用指甲，用笔，用任何可以找得到的工具。挖出深藏不露的根茎，挖出井水、煤抑或化石，挖出许多遗忘了的词汇，直至挖出——整个地狱。即使野外的考古学家也不会比我更有耐心。铁锹锈损了，指甲磨钝了，笔尖折断了，我仍然坚持着这孤独的劳动。挖掘，再挖掘，伴随着纸张被欣动的沙沙声，泥土被翻动的沙沙声。等我老了，四肢再无活动能力，我也会固执地用最后的目光，去挖掘，再挖掘，在最深的地方，安葬自己，安葬自己的梦想……我的一生，都在从事着写作——这最伟大的工程。像矿工一样，我已习惯了寂寞，适应了黑暗。我深陷在一种无法与别人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