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精致的艺术表达
如何将宏大的历史叙事和高度凝练的诗歌文体完美地结合起来是每一个书写军旅长诗的诗人在创作中必须解决的实际难题。这批中青年军旅诗人通过对语言的艺术性操作、营造意境、采用多样化的修辞手法和叙事结构的合理安排等，让自己的长诗创作在情感和艺术上达到了有机的契合并成就了作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语言表达的形象性是诗歌的基本品格，但对于表达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残酷的战争而言，语言的生动形象更能显示出诗人艺术创作的成熟。周承强的《风从大崮走过》生动地刻画了孟良崮战役的惨烈景象，周启垠的《血之水》则用大量的诗行描述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动人场面，这两首诗应该是近年来军旅诗歌中将战争场面刻画得最为逼真的作品，读之会产生一种真实的现场感。而吴天鹏的《铁血红》主要书写的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诗人在回望这段历史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激越的情感，在强烈的民族情感的驱动下对日本军人侵略面孔的刻画显得入木三分：
洞开的城门更适合进入
于是一面血淋淋的膏药旗进来了
伴随着怪异的号叫
高筒靴子之上的小胡子
摇晃着挂在腰上的东洋刀
靴底的铁掌敲击在石板上
滑稽而杂乱
这几行诗勾勒出了日本国旗表征出的侵越气质和日本军人丑陋而狰狞的形象，反映出诗人语言表达能力的高超。王久辛也善于雕琢诗歌的语言，他常常把沉重而抽象的道理表达得诗意盎然，比如他在写共产党员方志敏、瞿秋白等人因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忠实而不惜牺牲生命的时候这样写道：“他们用他们全部的生命/昭告世界 信仰啊/就这么绚丽夺目 迷人烂漫/生如鲜花娇艳之盛开/死若流星横空之一闪/仿佛天下的美集于一身/命她所有的钟情者/海枯石烂 心也不变”。很多诗人在表达抽象而坚定的政治信仰时通常很难具有如此形象的诗意呈现，王久辛能够在表达技巧和诗歌精神等方面达到这样的高度，足以见出他诗歌艺术的成熟。
诗歌语言的形象性更多的时候是通过意象和意境体现出来的，这种将作者的主观情感与客观景象交融而成的表现方法使诗歌显得优美而婉转，诗情饱满而含蓄。“移情入境”是中国诗歌传统中非常典型的意境营造方式，诗歌艺术的隶属度很多时候取决于意境的营造，如果仅仅有强烈的抒情冲动而没有理想的抒情媒介，诗情就会流于空洞和浅白，因为“情仅仅是诗的胚胎，要将它培育成诗，必须找到适合于它的媒介物，这就是景。诗由情胚而孕育，借景媒以表现，情胚与景媒交融契合才产生诗的意境。”[5]郭宗忠的诗歌很好地承传了传统诗歌的艺术表现方法，其作品中充满了具体意象与感性情感的有机结合，充满了抽象情感与具体物象的搭配，诗歌情感的张力与语言的弹性让《醒狮》等作品诗性浓重。诗人这样表达“卢沟桥事变”后的民族危难：
那一声炮响是一场梦吗？
划破了卢沟桥晓月的宁静
摇动的大地。停顿的风
危难的日子 惊飞的鸽子没有了窝
孤单地落在别人家的屋顶
警醒不睡
惊慌失措的月亮
从此蒙上一层惨淡
蒙着岁月和历史的雾纱
郭宗忠没有直接写日本人的入侵让中国人失去了昔日宁静的生活，让中国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让中华民族的历史蒙上了阴影，而是通过对“晓月”、“鸽子”和“雾纱”等意象的刻画诗意地表达出了“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大地、人民和民族历史等遭受的巨大变迁。诗人在写中国人民奋力抗击入侵者时所体现出来精神气魄时也别具特色：“我知道了源源不断的黄河水/为什么一直狂奔不息/我知道了万里长城/为什么会是一个民族的脊梁”，这种“托物言志”的表达方式让郭宗忠的作品在军旅诗歌中格外醒目。此外，张春燕的《大疆无涯》也是通过诗人细致的艺术探求和意象间的奇特组合而形成了强烈的张力，其“文本空白结构”留给读者充分的鉴赏和想象空间。
如何将宏大的历史叙事在诗歌中表现得形象生动呢？通常情况下，诗人注重采用一些修辞方法来烘托这类诗歌的艺术效果。正文在《光辉的八一》中通过外在韵律和内在韵律的统一来达到书写解放军历史的目的。郭宗忠应用“虚”与“实”的错位搭配中凸现作品的诗意，比如他的长诗《醒狮》中有这样两行诗：“把隐忍的苦难/一层一层缝进厚实的鞋底”，“苦难”是抽象的虚的情感，而“鞋底”是具体的实的物象，二者通过诗人的抒情需要而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诗歌的张力和艺术性由此而生。周启垠在《血之水》中也应用了这样的艺术表达形式，比如在“四月芬芳的桃花汛/上涨着战争的浪涛”这两行诗中，“桃花汛”分明写的是桃花开放的花期，它怎么会像洪水一样“上涨”呢？即便是像洪水一样上涨，又怎么不是水的浪涛而是“战争的浪涛”呢？但正是这种“错位”的搭配，形象地表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周承强善于通过一些具体的细节和画面来突出重大的思想主题，《风从大崮走过》为了表达解放军和人民的鱼水深情而择取了“帮奶奶挑水劈柴的十名勇士”和“邻居大娘”因为战士的牺牲而“痛心得哭红了双眼”这两种具体而典型的形象，同时夹杂着对在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士坚韧品格的诗意歌颂：“血水流红的坡地板结坚硬/多年后仍然寸草不生/我听到一种深情的鸟叫/它在呼唤一种什么样的情怀/苹果滴翠板栗飘香山楂透红/……/尽情展示着沧桑中的坚韧”。周承强还通过蒋介石和毛泽东等将士在战争中的行动和心态来体现人民解放战争中两支军队的人心所向和最终必然出现的历史结局。王久辛则在《大地夯歌》中采用了多种修辞方法，他的序诗沿袭了《诗经》中“兴”的抒情传统，即为了言说红军当年为了求得生存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而先言井冈山五月清晨的景象，通过猜疑一只松鼠看见的内容而引出自己眼中的历史情景。他还应用顶针的修辞手法在作品中造成一种紧凑的音乐效果，比如：“这夯歌的每一个音符/都不是音符而是命运的旋律/这旋律的每一节乐章/都不是乐章而是生命的绝响”。
中国新诗在节奏韵律上因为对“内在律”的把握而实现了对传统诗歌的超越。作为当代新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军旅抒情长诗在注重外在形式和音乐性的基础上也十分看重诗歌的内在音乐性。在新诗历史上，《女神》因为摆脱了古诗形式的限制而确立了自由诗的经典范式，同时它还在音韵上开创了不同于古诗的内在音乐性传统。郭沫若在《三叶集》中说：“我想我们的好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表现，命泉中流出的strain，心琴上弹出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底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6]郭沫若认为诗完全是情绪的表达，这与华兹华斯所说的“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有一致性。因此，如果按照古诗那样去品读今天的新诗，去讲求音韵的抑扬顿挫，那我们的阅读期待就难以得到满足，但如果我们顺着诗人的情绪一直读下去，就会体味到浓厚的情绪和急促的情感节奏给诗歌带来的是情绪美、抒情美和音乐美。正文先生《光辉的八一》是外在音乐性和内在音乐性俱佳的作品，该组诗由10首诗构成，每一首诗的第一节都记载了解放军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人民和民族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第二节都是讲人民军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和气势，以及每个历史时期领导人的治军思想。从长诗的角度来讲，这种有规律性的情感抒发有助于造成一种内在的情感节奏，在增强诗歌音乐性和节奏感的同时使整个组诗得到了有机的协调统一。再以王久辛《大地夯歌》中的诗行为例：
夯锤 夯锤哟夯锤
重如千钧的夯锤哟
当你被举起来
就是希望被举起来了哟
举起希望 举起希望哟
把希望举得高高 举得
高高哟 夯下去夯下去
夯下去啊 把希望
夯实啊
这样情绪急促的诗行在王久辛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但诗人并非仅仅使用这样的抒情方式来打造诗歌的内在节奏，因为优秀的诗歌总会有丰富的音韵方式，如果仅仅以强烈的节奏来一以贯之的话，那长诗就会给读者的阅读鉴赏带来“劳顿”，在激昂的情绪支配下一口气读完上千行的诗歌非但不会让读者达到净化心灵的目的，反而会使读者感到疲惫和茫然。因此，在王久辛的诗歌作品中，我们还会经常读到这样的诗行：“一线金橘色的霞缕/从云翳的缝隙中穿出/斜斜地照在赶往乌江的/先遣团脚上”这种具有深远的意境且节奏舒缓的诗行夹杂在诗中，与那些情绪紧促的诗行一道共同造成了跌宕起伏的音韵效果，诗歌的节奏也由此丰富起来。像吴天鹏的《铁血红》、刘笑伟的《和平颂》等长诗作品都具有这样的音乐性效果。
宏大的历史叙事决定了文学作品不可能是单线条式的表现方式，对于诗歌而言同样如此。俄国文论家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复调”理论，他认为文学作品中存在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小说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合成真正的复调，其借用这个音乐术语在于说明文学创作中的“多声部”现象。[7]王久辛在《大地夯歌》每一章的开头都用老百姓劳动时为了减轻体力耗损带来的痛苦而唱的夯歌，通过一种原始而晓畅的文学形式将每一章所要抒发的情感传递给读者，消除了读者的诗歌鉴赏活动与诗歌文本之间的“隔膜”。从结构的角度来讲，每一章都是在先采用夯歌后创作出富于智性和艺术性的现代诗，有助于形成“双文本”，造成长诗的复调效果，通俗的民歌体和学院气十足的新诗体之间交相辉映，从不同的艺术和语言形式上传达出诗人对人民军队曲折而光辉的历史的书写。王久辛在表达自己对长征感受的同时，插入了长征路上诸多的英雄形象，比如对毛泽东雄才伟略的刻画，对方志敏、瞿秋白为了信仰而不惜牺牲生命的歌颂，对董振堂、陈树湘以及众多战士为了信仰而搏杀沙场的钦佩。同时，诗人选取了长征路上比较重要的几个据点作为自己诗情展开的依托点，比如红色革命根据地瑞金、确立了新的领导集体的遵义、逃过了敌人封杀的赤水、处于国统区的闽浙赣根据地、考验人的生命极限的雪山草地、打通了中央红军北上的腊子口等，这些地点使红军长征途中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有了具体的依托，使读者对历史有了形象而生动的现场感。在这些人物和大量场景的描述如同一个个动听醒目的音符，共同组成了王久辛在他的诗歌作品中精心谱写的“夯歌”。如果没有这些具体人物和具体场景的刻画，《大地夯歌》就会失去现有的鲜活的生命而成为一首空活动的曲调，读者就不会从中获得巨大的灵魂的震撼和心灵的净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人物和地点的交替出现和抒情对象的交替更换让诗歌更加血肉丰满，它们构成了长诗的两条主线，每一条主线在自己所承载的情感中又自成一统，在长诗中发出了自己完整而优美的“音调”，最终让这首《大地夯歌》谱写成为一个复调式的交响乐。
三、军旅诗创作的艺术启示
以上从诗歌内容和诗歌艺术的角度分析了当前军旅抒情长诗取得的历史性突破，从纵向的新诗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各类诗歌比较中，我们发现这种突破不仅预示着军旅长诗已经跨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显示出军旅诗歌的艺术性和历史性进步，而且其艺术成就在当下诗坛中具有普适性和启示性。在诗歌艺术追求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时代，目前的军旅抒情长诗在诗歌精神、诗歌文体、艺术观念等方面显示出来的巨大成就无疑为新诗的发展路向提供了合理的参照。
从诗歌精神的角度来讲，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转型改变了包括新诗在内的文学精神价值的取向。在惯常的价值体系和审美观念遭受“解构”后，新诗在艺术上有了长足进步的同时却脱离了社会与时代，导致担当意识的缺失。回顾新诗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在诞生之初的艰难的生存语境下，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救亡”思潮中，在建国后政治至上的一段时期内，新诗的精神一直跟着时代和民族命运的脉搏在跃动，尽管诗歌可能充当了“工具”和“传声筒”的社会角色。因此，我们在承认诗歌的文学性身份的时候也不应该将社会担当意识、时代使命以及精神建构放逐出诗歌门外，达到生命意识和使命意识的协调。那么，面对嘲弄意义、反对理性、解构崇高、取消价值的“后现代”思潮，优秀的民族诗人应该在作品中表现怎样的精神和情思呢？当前的军旅抒情长诗冲破了“平面化”的价值取向，对历史、人性、社会现状等进行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对民族的美好未来作出了寓言式的判断。比如正文在《光辉的八一》之《和平征途》中写人民子弟兵在新中国建立后积极地参与到建设中去，广大官兵自觉地发扬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思想政治上永葆军人的本色，怀着“为人民服务”的信仰在“急难险重”中“赴汤蹈火”，艰苦创业。诗人表达这种情思实际上警醒人们包括军人应该把持创业精神，不断推动民族的发展进步。王久辛对社会有敏锐的洞察能力和担当意识，这导致他的诗歌总是充满沉重而忧虑的音符。他在《狂雪》、《致大海》和《大地夯歌》等作品中都表达出了浓厚的忧患意识，目的是希望他所热爱的民族和人民能够在“渔歌”声中、在“阳光”下、在“和平”里幸福地生活。周承强在符合人性的立场上创作诗歌并在作品中思考人性，对价值取向紊乱导致人性扭曲的当下社会而言是一种鞭挞。总之，为庆祝建军80周年而作的这批军旅抒情长诗对历史的诗意表达本身就是对新诗精神的积极建构，必然带来军旅诗歌乃至整个新诗精神和价值取向的新变化。
从诗歌文体的角度来讲，诗体重建始终是当代诗学的前沿性问题，因为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有“重内容轻形式”的发展趋势。面对今天诗歌艺术的多元化发展态势，我们不必将创作拘泥于郭沫若的“内节奏”或艾青的“散文美”，也不必寻迹闻一多的“三美”的创格主张和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论，新诗要真正地实现诗体重建，“在无限多样的诗体创造中，有两个美学使命：规范自由诗和倡导格律诗。”[8]“自由诗”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自由，并非没有任何形式约束的完全自由，诗歌创作界尤其是部分“诗人”应该打破“自由诗便是无形式、无格律的散文语句的分行排列”的错误文体观念，要注重诗之为诗的诗性要素。现代格律诗建设的中心问题是艺术实验，要在借鉴西方诗歌形式因素的同时承传传统诗歌形式因素，才可能建设起符合当下审美观念的格律新诗。的确，诗歌作为一种形式艺术，“新诗诗体建设再不能无政府主义地听之任之下去，必须一步步走向定型，”[9]军旅抒情长诗的创作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比如正文的《光辉的八一》整个组诗由10首诗歌构成，每一首诗歌之间的形式是相对应的，保持着整齐的诗歌创作形式；而每一首诗歌分为两节，每一节之间也是对应均齐的，不仅注意到了每一诗行之间的整齐，而且还注意到了押韵，即注意到了诗歌的外在音乐性。在诗歌形式建设被很多人忽略甚至有意遗忘的当下，正文的这组诗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诗学意义。像王久辛的《大地夯歌》、周启垠的《血之水》以及刘笑伟的《和平颂》等可以说在一首长诗中实践了多种诗体，虽然总体上讲他们创作的是自由诗，但我们从长短不一的诗行中经常会看到几行押韵或排列整齐的诗句，表明他们在创作的过程中有自觉地形式意识。如何让中国新诗走出“形式建设难”的处境，自觉实践并探索多样化的创作道路，戴着适合自己情感舞步的“镣铐”才能成就优美的姿态，诗人如果没有一定的形式意识或形式常识，就如同舞者失去了音乐和节奏而会导致舞步的杂乱无章，诗歌也就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外在生命力。
此外，近期的军旅抒情长诗为长诗创作也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比如王久辛在《大地夯歌》中采用了“双文本”并有意造成了“复调”效果，有助于多角度地展现宏大的历史现场和现实思考。张春燕的组诗通过对相对独立的具体的人和景的写照让读者联想到一幅幅连动的画面，从而将某一历史时期军人的生活及情怀整体性地传递给读者。正文从思想和形式上保持了长诗的同一性；郭宗忠通过意象的巧妙组合而增强了长诗的张力和诗性色彩；吴天鹏用自己的语言天赋成就了“最富动感”的长诗；郭宗忠的形象思维赋予了长诗出色的诗性品格；周承强和周启垠通过细腻的战争刻画传达出长诗应有的宏大意义；刘笑伟的长诗展现了“和平”年代的军人精神。
总之，当前的军旅抒情长诗由于抒情主体所处的时代语境的变化和历史知识构成背景的差异而呈现出新颖的艺术表达和深刻的情感体验，在对历史、战争、社会和生命个体的客观思考以及对艺术的不断创新中体现出新一代军旅诗人的创作特点和军旅诗歌自身的发展进步。愿军旅诗人在不断进步的时代和艺术语境中创作出更多具有社会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抒情长诗！
作者简介：蒋登科，文学博士，心理学博士后，美国富布莱特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熊辉，文学博士，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参见第2-15页。
[2] [英]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6页。
[3] 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6年10月22日。
[4] [德]阿多诺：《谈谈抒情诗与社会的关系》，载《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上卷），朱立元、李钧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86页。
[5]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6] 郭沫若：《郭沫若致宗白华的第一封信》，载《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
[7] [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载《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下卷），朱立元、李钧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8-92页。
[8] 吕 进：《从文体看中国新诗》，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1期。
[9] 骆寒超、陈玉兰：《新诗二次革命论》，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