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反思录（1—6）之二·呼唤诗美规范与本质属性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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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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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4-09 14:56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中大 1^#

新诗反思录（1—6）之二·呼唤诗美规范与本质属性的回归

新诗反思录（1—6）
二 ·呼唤诗美规范与本质属性的回归

人们都赞成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的观点。的确，一遇到最令人激动或神往的意境时，人们就会说：真有诗意！“诗意”诚然是诗歌必不可缺的关键的内容要素，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是，仅仅有了诗意，就能算是诗歌了吗？诗意盎然的抒情散文，毕竟也还是散文。在称赞好散文时，往往用“如诗”二字，可见一方面诗歌被视为了“文学中的文学”，另一方面，诗歌与散文又存在多方面的差异，区别不应当仅仅限于分行与否。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二者缺一不可；构成诗歌节奏体系的内、外节奏也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样缺一不可。诗所以是诗，而不是散文，其差异不光在内容方面，还包括形式方面。诗沦落为分行散文的后果，就是特有品牌的丧失，就是给别人以取代的机会，就是诗歌的自行泯灭或者说自杀。
新诗初生时代，胡适等人提出的“作诗如作文”（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的观点，对当时诗体的大解放和新文学的产生是曾有过积极意义的；然而此话又是颇有时间性的，到了需要新诗进行诗体建设的时代，如果仍然如此，诗歌也就不再是独立特行的诗歌了，也就因丧本质属性而沦落为不三不四的散文了。可见负面影响之大，不容轻视；这种谬种流传的现象，至今也还没有彻底肃清。对此，俞平伯早就警告说“白话诗可惜掉了底下一个字”（成了白话）；梁实秋也客观地总结说：“新诗运动的最早的几年，大家注重的是‘白话’，不是‘诗’，大家努力的是摆脱旧诗藩篱，不是如何建设新诗的根基。”（《新诗的格调及其他》）
“自由诗的理论基础是内节奏论，从郭沫若到艾青均是内节奏论的倡导者。”吕进在《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说过，“其实，内节奏作为一种音乐精神蕴涵于一切高品位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中（这样的作品给人‘像诗一样的感觉’）。而外节奏才是诗的专属，诗的定位手段。诗歌史（包括新诗史）上的几次废韵的尝试不成功便是证明。一种感情体验可以外化为小说、戏剧、散文，但有了外节奏，它就外化成了诗。诗歌史上不乏这样的作品，它们得以久传不衰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它的内在诗情，不如说是它的外在音乐性。”又以《诗经·关雎》为例，引用了鲁迅的话：“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吧，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 另外，“经过翻译的失去了原诗风貌的西方现代诗的涌入，中国新诗的外节奏就更加理直气壮地贫弱了。”严格说，译诗是做不到“信达雅”的，因为内容只能译个大意，而形式则是无法翻译的。不少读者特别是不懂外诗原文的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再加上译者不加说明地译为自由体，结果把欧洲格律诗也当成了自由诗，好像世界上有格律诗的国家只有古代的中国，当代的全球都成了自由诗的天下；而格律诗倒成了怪胎，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倒成了精神病。
诗歌是最早出现的，并且是以形式为基础的的文学样式。远在文字现之前就在民间口头流传着民歌民谣，这可以看成是最早诗歌的滥觞。正是这样的创作与流传方式，自然就歌诗奠定了精炼、大体整齐和押韵的基础，并逐渐形成了诗歌根深蒂固的本质属性。历经三千年的发展演变，自然就形成了中华民族诗歌的格律传统。综观我国诗史，诗经、楚辞，五七言古体诗，五七言近体诗（律诗）、宋词（长短句）以及元曲。诗体的变革，自然是伴随着社会进步和语言发展的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使诗歌更好地“寻觅容纳更多的诗情内涵”，更好地抒情言志。这样我国诗歌就形成和造就了其他文学样式所不具有的精炼、大体整齐、押韵的本质特点、诗美规范以及源远流长的民族传统。因此吕进说“诗是以形式为基础的文学，诗体则是形式的第一要素”（《论新诗的诗体重建》）。而且又明确指出“诗体‘解放’必然继之以新的诗体建设，这是一条铁的诗学规律。新诗的缺失正在这里。‘解放’以后的新诗不但只有自由诗，而且自由诗‘自由’得缺乏诗美规范。”（《三大重建》）
谈诗美规范与形式主义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吕进在上文中有段话说得非常好：“诗是以形式为基础的文学，在新诗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形式的时候，提出形式问题，何来‘形式主义’？诗美是诗的灵魂，在新诗‘丧魂落魄’的时候，提出诗美问题，何来‘唯美主义’？”同时，吕进先生又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对于诗而言，从来没有绝端的、漫无边际的‘自由’。格律诗与自由诗的确有所不同。然而在同为诗歌上它们没有区别。走路与跳舞的确不同。但是，跳舞有舞步，走路也有走姿。走路虽然有别于跳舞，二者却都有自己的规范，还有一些共同规范。形式上的美学节制与控制，是任何诗歌文本所共有的。”继而又引用了徐志摩的话：（读了《死水》）“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吕进提醒诗人们“要警惕野性”，“野性必然破坏诗美”。
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任何优秀的诗歌都应该是内节奏与外节奏的完美结合，漠视诗歌长期形成的特有的本质特点和诗美规范，就会使诗走向非诗，就会使诗失去读者。高尔基说过：只有用华丽的外衣装饰了你的思想，人们才能倾听你的诗。
半个世纪之前，鲁迅致窦隐夫的信中告戒道：“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这不就是对新诗回归诗美规范与本质属性的最早呼唤吗？如此有远见的预言，看来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啊！遥想1957年毛泽东同志旧体诗词的首次正式发表，震撼了整个诗坛，震惊了新老诗人；处在文革岁月的1976年，以旧体诗词为主的天安门诗抄冲破重重压力，人人传抄，致使“洛阳纸贵”；近年旧体诗词又再度全国性地蔚然兴起，气势直逼新诗。特别是一统诗坛的自由诗不能不瞠目而看，为什么自己没有受到这样的欢迎和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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