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沈用大《新格律的遗产》（2）

转发沈用大《新格律的遗产》（2）
                          二、新时期的赓续

      进入新时期以来，老诗人臧克家率先于1977年12月24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新诗形式管见——学诗断想》，丁芒、唐湜、卞之琳、吴奔星等纷纷响应，重新提出新格律问题。但是随着“朦胧诗”的崛起，自由诗迅速全面占领诗坛，新格律问题被挤到一边。然而地火仍在运行：1993年9月以著名诗人公木为名誉会长的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成立，翌年10月会刋《现代格律诗坛》创刋，因其同时在北京雅园宾馆召开学术研讨会，被称为“雅园诗派”；2005年7月又有以重庆市作协评论委员会主任万龙生为站长的“东方诗风”论坛网站创立。其间，西南大学吕进教授于2004年高屋建翎地发起“中国新诗的二次革命”。所谓“二次革命”是相对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而言，其内容包括三个重建：“重建诗歌精神，重建诗歌文体，重建诗歌传播方式”，在“重建诗歌文体”一项中提出了“建立格律诗”的课题。
      如果说“建立格律诗”是一个总纲，那么还要有具体方案，这就有赖于一批新的探索者。
      首先要提及的是哈尔滨铁路系统高级讲师程文，他于1987年就在《淮阴师专学报》第3期发表《从<死水>及<诗的格律>略谈闻一多实验新格律的得失》，提出“完全限步说”：“所谓完全限步说，是指以音步（不是字）为着眼点，在限定音步数量的同时又兼顾几种音步的有机配合，从而构成步数与字数的统一、音节与字句的和谐、节奏与造型的谐调，以便最大程度体现內容的精神，进而求得內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1997年他加入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2000年《汉语新诗格律学》（与程雪峰合著）由雅园出版公司出版。
      浙江大学骆寒超教授于2001年出版《20世纪新诗综论》（学林出版社），这是一部全面总结新诗“诗潮”、“诗质”、“形式”的巨著，在“形式论”里论到了自由诗、格律诗等，其中特別提出：“……虽然，关于新格律诗的节奏在不同‘音尺’的有机组合上显示这一点闻一多并没有多少理论探讨，但把‘音尺’（‘音组’以及‘顿’、‘拍’等等，均属同一个对象）引入现代汉语诗歌的节奏表现系统中，并以‘二字尺’、‘三字尺’作为基本的‘音尺’型号来体现新诗诗行节奏，这可是值得在20世纪中国新诗的创格中大书特书的，并且也是闻一多这套新格律诗建设方案中最重要的一条。”
      程、骆两人都致力于对闻一多新格律资源的发掘。如前所述，闻一多最耀眼的地方是打出了“三美”旗号，其光辉足以对他以下的一些真知灼见形成遮蔽。其实闻一多不仅提出了目标，还提出了实现目标的方法，这就是他对自己“第一次在音节上最满意的试验”的《死水》一诗的分析。他从胡适的“自然的音节”即“两个字的联合”、“三个字为一节，或四五个字为一节”和陆志韦从“言”（字）转而为“拍”（词）之中，拈出“二字尺”、“三字尺”，构成新诗的基本节奏单位；而这“二字尺”正是何其芳说的“双音节”。在白话中，“双音节”的确大大超过了其他词汇。闻一多以“三个‘二字尺’和一个‘三字尺’”、亦即以二字尺为主三字尺为辅的模式来构成诗行，不失为对新格律的积极的构想。并且，由于这种“音尺”的限定，字数的整齐是从属的必然结果。闻一多的这些真知灼见，在当时（20—30年代）并未引起普遍重视，甚至同属于新月派的叶公超也把字数的整齐与音组（顿）数的整齐对立起来，主张放弃前者、确保后者，是限顿（音组）说的真正代表。究其原因，可能与闻一多本身尚处于一种感性认识、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有关，也可能与字数的整齐过于一目了然、相比之下顿数的整齐不易觉察有关，结果竟使闻一多成了“限字说”的代表。何其芳根据叶公超的主张再作适当放宽，又成了“限顿说”的代表。这里的紊乱向未理清。程文的“完全限步说”是字数与顿数的统一论，正符合闻一多原意。所以骆寒超和程文两人对闻一多新格律资源的发掘，有拨云驱雾之功。
      对闻一多、新月诗派、甚至全部实验新格律的作品进行分类，即探讨新格律到底有几种类型，也是一项重要工作。
最早进行这项工作的是“东方诗风”论坛网站站长万龙生，[7] 他于1997年出版《诗路之思》（中国三峡出版社），首次把每行顿数相等的称为“整齐式”、把节与节对称、相应行顿数相等的称为“对称式”（《现代格律诗：回顾、现状与展望》，载《诗路之思》）；并以此两式为基础，把综合组织节奏式、段式、韵式而形成的各种变化无穷的体式称为“综合式”（《现代格律诗的无限可操作性》，同上）。这就是他对“格律体新诗”类型的三分法。后来又吸收程文、孙则鸣的意见，[8] 改称“整齐式”、“参差式”、“复合式”。[9]
      常熟理工学院许霆教授于2006年出版《旋转飞升的陀螺——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流变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一部全面探讨新诗“诗体流变”的大著，又于2007年出版《新体格律与格律体新诗》（雅园出版公司），则是一部探讨新格律问题的专著。他抓住“节奏”、“格式”、“韵律”三个要素，分析了百年新诗格律形式建设的重要成果，是一种宏观考察。其中他对朱光潜《诗论》[10]“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的分析”一节中关于音顿与义顿难以两全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就一个诗行说，‘意顿’的划分确实不能构成音律，但两个或数个诗行间意顿的对称，就会使‘时间的段落’有规律运动——循环、反复、再现，形成音律。”从而提出“两大节奏体系”：把闻一多的实验基本上归为音顿，即单靠音组排列形成节奏，是为“形式化节奏”；而把意顿、即凭籍相对称的诗行之间间隔对应形成的节奏，称为“口语化节奏”。
      江苏大学教授周仲器与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淮合撰《格律诗的“自律”与“共律”》（载《未名斋文存》，周仲器著，雅园出版公司，2007年），提出了“自律体”和“共律体”的概念。文中采用比方说明：自律体即“一诗一律”，共律体即“千篇一律”。两者的关系：“自律体是原创的母体，共律体是再创的子体，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共律体是一种复创、共创的形式，也是格律诗的成熟的提高的形式。”该文简要回顾了中国诗歌史，指出：“‘自律体’与‘共律体’的创造、互动、交替、演变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认为在新格律运动中，“首先提倡一诗一律”的是闻一多，而“真正想独立创建共律体的当首推林庚”。
      以上三种分类：万龙生关于“整齐式”、“参差式”、“复合式”的三分法最为实用；许霆关于“形式化节奏”和“口语化节奏”中的“口语化节奏”，实际是万龙生所分“参差式”、“复合式”两式的理论依据；周仲器和黄淮关于“自律体”和“共律体”，则揭示了古今中外诗歌格律发展的一个规律，这两体的关系，既可同时，又为历时，表达了他们对于新格律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愿望。
              [此文曾发表在西南大学《中外诗歌研究》，共七部分，限于篇幅，后五部分暂不再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