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13日，乌衣婷接受中国原创力量文学联盟诗歌副主编喆儿网络采访──
写作的难度与难度的写作
──答中国原创力量文学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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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从不会在“现在”忙于不朽，而是死后由人们镌刻墓志铭。
──乌衣婷组诗《表达者》 中国原创力量文学联盟：您的诗歌，以朴素、真情而打动了许许多多读者和诗歌爱好者的心。请问您是如何避免浮躁，让诗歌切实地体现真、善、美？
乌衣婷：首先声明，我不想把这次访谈弄得花里胡哨，哗众取宠，所以后面的内容跟轻浮浅薄无关，跟个人隐私无关，跟吸引眼球无关。
人们已经注意到，中国当下诗坛是座歌舞场，舞伴中有人诚心跳舞，有人乱捏乱摸，有人大喊大叫，不一而足。我可能算是诚心跳舞的人，我理想中的舞伴就是夏洛蒂•勃朗特，那个写《简爱》的漂亮姑娘。她20岁时给著名湖畔派诗人罗伯特•骚塞写信，求教如何做诗。骚塞告诫她，一个人若想靠写诗扬名显迹则必须准备失望，所以要为写诗而写诗，而非出人头地和成名成家。勃朗特很乖，她说：“骚塞的忠告须永志不忘。”我知道这个故事很早，大概从中学时代就喜欢上了勃朗特，说到底是喜欢上了一种淡泊的写作动机。我十二岁左右写诗，十三岁发表处女作，直到后来高考升学，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后时光的一场运动又让我沮丧地弃北南归，这前前后后的很多事情，更使我爱上了“采菊东篱下”的生活。现在，即使静坐于城市的某个舞厅，我的骨头仍在暗处抵达了真实的生活。这种不动声色的抵达，只会使你的诗更可能具有诗的价值，而最终越有可能达到诗的境界。如此看待诗歌写作，一定会对心胸和性灵大有裨益，势必成为一种慰藉心灵和提高修为的最可靠手段，某种程度上仅次于宗教。问题是，这么几年中国诗歌界常爆发惊世骇俗之举，绝大动因是受名利驱使，很多事情都有悖诗歌精神，使诗歌蒙羞了“非正经的生活”之名。
谈到真善美，就涉及到了诗歌的内在本质。我早年吃力做过几年的诗歌研究，最终只拈得波德莱尔的兰花一朵：“只要人们愿意深入到自己的内心中去，询问自己的灵魂，再现那些激起热情的回忆，他们就会知道，诗除了自身外并无其它目的，它不可能有其它目的，除了纯粹为写诗的快乐而写的诗外，没有任何诗是伟大、高贵、真正无愧于诗这个名称的。”潜行内心，探寻灵魂，这是一条通往真善美的幽密隧道。真实是诗歌自救的一味药草，真诚是诗人自救的一剂药引。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假大空玄的诗歌文本盛行网络和媒体，一些写诗者缺乏面真实面对现实生活和真诚面对情感生活的双重能力，更缺乏艺术地表达生活真实的素养。我们经常讲，诗歌是语言的最高艺术，诗歌文本是人类语言智能的杰出范例，这说明了诗歌写作是一个有难度的行当。这个难度，既决定诗歌文本的价值，也决定诗人的写作态度与写作方式。解决得好，作品就会透漏出真善美的气息，语言就会让读者产生阅读的快感和美感；解决得不好，作品就是敲打回车分行的废品堆甚至垃圾场，哪里有语言的欢乐可言？这个问题可以做一个很严肃的课题，如何解决原本就是一个复杂的方法论，我们在此只是点到为止。因此，我的重点仅在赞同诗歌与浮躁无关，至于你提到“朴素、真情”，是否“切实地体现真、善、美”，也有待时间的检验。
中国原创力量文学联盟：有部分诗歌爱好者，对于自己的写作水平一直停留在白水状态很懊恼，您能给我们谈谈如何才能提高诗歌的写作手法及语言技巧吗？乌衣婷：这个问题有技术含量，很大程度上跟“规范”二字关联，但事实是讨论当下诗歌规范经常会招人诟病和攻击。一言以蔽，诗歌写作既有难度，也有高度。难，并非写什么，而在如何写；高，并非假大空，而在诗歌境界和艺术水准。所说“白开水”嘛，送一句俞平伯妙语：“朦胧是成诗的一条捷径”，注意是“朦胧”，不是“朦胧诗”，个中三味自品。我有次听姜耕玉教授讲，新诗写作应该设立门槛。这个门槛很抽象，需要诗学建设到一定程度才能显山露水，但这个思路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如何越过这个门槛，并非完全由写作者的学历、文凭和阶层决定，因为一个人对诗歌语言、诗歌知识和诗歌技巧的把握，既有天赋的敏感，也有后天的训练，一个大学本科生不一定就在这方面比初中生要强。当然，谁都可以尝试诗歌写作，但并非任何人写出的作品就可以冠名为诗。康德说“天才为自然立法”，雪莱说“诗人成了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尽管我们不大赞成天才论，但也说明了诗歌是一门高贵的艺术，“法”即为道，也就是必须具备一定的学养。这个学养，包括文化修养和诗歌修养。
第一个基本功，在于语言鉴赏。诗歌语言与实用语言的主要区别在于目的不同，现实语言为实用，目的在“读解”；诗歌语言为艺术，目的在“审美”。譬如，我们常说诗歌语言的多义性、跳跃性、可感性、音乐性之类，它当然表现为语言智能，至少汉语基本语法要过关。我曾在诗学随笔《乌衣拾珠录》里谈到一个观点，允许诗歌大面积违反语法规则是错误的。诗歌具有变革语言秩序的功能，这种特质便成为诗歌可以违反语法规则的借口，很多人都以讹传讹。其实，语言的基本结构方式是隐喻和逻辑，诗歌的语言通过它的词语和语法装置，决定哪些事物和经验以何种方式进入我们的意识；语言的句法规则界定了哪些语言组织是允许的和不允许的，但自然语言的语法句法并不能消除一切语言的无意义组合。譬如，“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与“人是会思想的高级动物”，二者都要求在句法上同样正确，都有同样的语法形式，但前者会被实证论者判为无意义──尽管作为主词和述词的“人”与“芦苇”都有所指，它们的组合却使二者的所指消解殆尽。在这个隐喻陈述中，它使本属两个语义范畴的语义组织栖居于一个语境，“芦苇”带着诗的经验领域和语境融入了不可名状的命名。说到这里，我们看出了什么？诗歌的语言不是鼓励犯语法规则的错误，而是鼓励违反语义规则的词语组合，语法规则和语义规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优秀的诗人，往往违反的是语义规则的词语组合，这种组合带来语言“陌生化”的可能性。倘若我们连基本的语言关都难顺利通过，何谈写诗和读诗？大学校园里生活着一群群写不出几篇流畅作文的学生，已经不是什么奇谈怪论，就是例证。
第二个基本功，在于诗歌知识。诗歌知识涉及的内容很多，但诗体意识尤为重要，往往决定诗歌的形态、功能与价值，实质就是“如何写”。简单地说，诗体就是诗歌的体式。它是基于语言基础上对诗歌的再研究，要求我们通过对诗歌语言的韵律、节奏、语势、词汇、句法、形象、结构等方面的特点来具体把握诗歌。除此之外，诗体因诗人、语言的环境场合、主题、表现方式等原因而呈现出复杂性。就西方诗体而言，比如目前国内很多人在鼓捣十四行诗，这个诗体本是西方的东西，由于写作者并不清楚其诗体要求，结果写得“十四不像”还洋洋自得。就中国新诗而言，百年新诗的主要诗体，如散文诗、小诗、长诗、新格律诗等，都在二三十年代就初具形态，虽然目前仍没有十分成熟的诗体范式，但一个成熟的诗歌写作者一定有着自觉的诗体意识，起码得对这些知识有所了解。打个比方，每一种诗体都会有一个基本格式和若干变式，例如组诗，我们可以认为长诗、叙事诗、诗剧等都是它的变式，各自都有它们本身的特点，不掌握这些特点，我们很难想象写作者会走向何方。这几年有些朋友越写越搞不懂诗为何物，根源就在于中国新诗的诗体建设半死不活。如果诗歌写作者的诗体知识和诗体意识集体沦陷，诗体建设将永无曙光。
第三个基本功，在于写作技巧。广义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前两个问题的拓展和延伸。狭义的“技巧”，是指诗歌技巧。诗歌是语言的技艺，它当然有技巧，这是我的最基本的观点。具体到语言，即有节奏、词汇、句法等；具体到结构，即有文字的排列、章节、句群与段落等；具体到表现的基本手段，即有内在的如意象、形象、比喻、象征等，外在的如复沓、对偶、排比、呼应等。这些年，我也听到了很多排斥“技巧”的声音，声音的发出者不乏诗歌评论界名流。这个出发点总体是善意的，矛头主要对准了诗歌写作者“高深”的不知所云。我的看法可能比较中庸，既不能完全肯定，也不能以偏概全。诗歌写作的可能性是一个很时髦的说法，我们允许各种诗歌文本的试验，也就可以容忍“次品”和“废品”的出现，这些“次品”和“废品”随之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该腐朽的自会腐朽，该高贵的自会高贵。另一方面，我们更应看到一大批诗人也同样创作出了优秀之作，虽然难见千古经典，但他们秉持着经典意识，进行着难度写作，无疑是值得尊敬的。洪烛在评论南京诗人古筝诗歌时曾有一个说法：“诗歌是技巧难以到达的地方”，似乎有些绝对。我提倡诗歌有“技艺”，不能片面理解为现代诗歌必须“技巧化”，任何一首优秀的现代诗歌肯定有其自觉或不自觉被技巧化的成分，只不过能将“技巧”化为“无形”，是现代诗歌一个很高的境界罢了。诗歌是有限度规则的情感容器。对诗歌而言，情感和技艺二者不可偏废。否认技艺，只有情感，则很多悲痛欲绝的哭灵妇女都是诗人。但也记住，诗歌的精神元素成就不朽的技艺。
中国原创力量文学联盟：现代诗歌的写作，到底需不需要接触和掌握一些诗学理论？
乌衣婷：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通俗地讲，写诗者就像练武术的人，古龙笔下那些武功盖世的侠客，起初是要从扎马步开始修炼的，习武者的一招一式自然要按照套路来，不然会半途而废甚至走火入魔──这个“套路”，很大程度上便类似于诗学理论。但是呢，等修炼到一定的境界，武功出神入化甚至能够象张三丰自创拳术，那么一切便会游刃有余，刀剑在手静也有风，这种状态可能就是金庸所言的“无我”至境。这个时候，理论化为“无形”，根本不会对诗歌写作产生什么束缚，诗歌文本里则充满的是成熟和老练。你可能会说，写诗跟习武会有区别吧？我的看法是，二者形式上的确不同，但在套路的本质上则相通。一个写诗的人，刚开始练笔的阶段一般是猛打猛冲的，信马由缰，写到哪里是哪里，大多凭的是一点“小聪明”，譬如汉语功底，譬如其他文种技巧的移植，譬如偶尔的灵感，等等。但是我们必须注意，所有这些都莫过于“墙上芦苇”，完全脱离诗学理论的自发写作是可以的，但我个人是不大满意的。你不要拿古代布衣诗人的成名来反驳，因为一些“布衣”诗人在古代虽然“文凭”不高，但水平很高，他们除了八股文便是传统韵文。那么，这两样东西有没有“套路”？不仅有，而且非常程式化，单是古典律诗的音韵学就复杂万分，哪个成名的布衣诗人可能会跳过音韵训练这个学习的阶段？绝对不可能。当然，现代诗歌自由一些，如果练习者循着诗学的一些基本规律渐渐成了气候，则完全在写作时会无意识地加以创造──很多现代诗风或流派大抵就是如此开创出来的，并且通过“反刍”不断涌现出了新的诗歌理论或原则。我的基本观点最后是：初学者应该接触和掌握一点现代诗学理论，这样会少走弯路，尽量远离不伦不类；将诗歌驾驭自由后则可以丢掉理论的“拐杖”，有兴趣者甚至可以回过头来自成诗说。郑重推荐一本书，杨匡汉
（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著《中国新诗学》
（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
中国原创力量文学联盟：地震引爆全民诗歌热潮，诗歌技艺变得不重要了，您认为这对诗歌的发展是利多还是弊多？乌衣婷：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是人类的一场灾难。面对国殇，全民悲恸，这种民族情感一瞬间喷发而出，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地震题材诗歌。有些媒体夸大其辞，谓之“全民诗歌”热潮，是可以理解的。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中国诗歌的繁荣，在灾难面前，诗歌以其短小、快速、抒情的特质而成为人类表达情感的最佳载体之一，它只不过暂时打开了人类抒发悲情的阀门。在我的阅读视野中，很少见到情感、艺术和思想“三位一体”的典范之作，绝大多数诗歌仅仅具备情感的真实，我在悲痛中也容易被这种情感所打动，这是人之常情。但回过头来考察，诗歌仅有情感还远远不够，必须同时具备艺术和思想的偶维高度，这就是很多诗歌评论者批评地震题材诗歌“技艺变得不重要”的真实原因。在这批诗歌写作者当中，有些人从前较少或基本没有从事诗歌创作，还有些人则相对固定地坚持诗歌写作，但这类地震题材诗歌写作是属于冲动性的，冲动过后依旧是该干什么的就去干什么，又会回到原先的生活状态。我个人认为，这对当下诗歌的发展并没有多大的建设性影响，它只是灾难祭坛上一朵朵素洁的昙花。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探讨，就是出现了少数地震题材的政治诗歌，很多人粗暴地将之打入了“赞歌”之列而大加鞭阀。新时期以来，诗歌与政治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竭力“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的过程，说明政治始终在场，“再政治化”的诉求是在公民政治和公共正义的维度上重建诗歌与政治的关联，强调诗歌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我们也无法否认，诗歌实践体现的是一种“元政治”的关怀，即对以个体存在为本色的人类生命的关爱与尊重。因此，关键在于摆正政治的位置，确认政治的性质和熟练掌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笼统地鄙视和厌恶政治的情绪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建康的。地震题材政治诗歌的出现，对于诗界研究诗歌的政治维度和政治功能提供了范本，也有利于弘扬诗歌的批判精神。这一点，是地震题材诗歌带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思考之一，将来也必定会有人做这方面的专业研究。
中国原创力量文学联盟：今年在高考作文题中，一些省份竟然将诗歌拒之门外。前天在一车站买了份报纸，看到某省高考作文中有这样的要求：“除诗歌外，其它题材不限。”您对此有什么看法？乌衣婷：高考作文诗歌“设限”，我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原先也没准备发表个人看法，担心会卷入是非之争。既然一定要我说点意见，用“无可奉告”来拒绝也很不礼貌，就只能简单地重复一句：高考作文鼓励学生写诗为时尚早。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福建师大文学院文艺理论教研室王珂教授是我尊敬的师者，近日所撰《高考作文鼓励学生写诗为时尚早》一文说得很透彻，在此不再赘言。重庆子衣女士随后写下《繁荣中国诗歌之我见》，很多看法也比较中肯。当然，腾讯网2008年6月9日也推出过赵丽华女士《高考作文不应该限制诗歌》的访谈文章，但高考“科举”是否决定诗歌繁荣，是一个需要从历史角度来分析的具体问题。的确，隋唐科举考试中的进士科以诗赋为主要录取标准，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嬗变，除了宋初的进士科举仍重诗赋、清朝康熙年间增设博学鸿词科“以诗取士”，漫漫科举历史仍以经义取士为主，重经世致用，倡导造就通治道、经世务、兼文武、重实用的人才目标，而多次大刀阔斧地加以改革。从发展的轨迹看，“以诗取士”是一个被逐步扫出历史舞台的遗物。问题是，科举自隋唐兴盛，但此之前中国的诗歌早已蓬勃；科举以经义取士自宋始，但此之后中国的诗歌依旧蓬勃。靠什么？并非古代科举是繁荣诗歌的唯一途径，而是取决于政治经济体制前景下的古代诗歌教育。同样地，现代高考制度也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科举，我个人非常赞同王珂教授的观点，这不代表我漠视诗歌，我更多的是重视诗歌教育，只对呼吁诗歌教育最感兴趣。从远古时代起，中国古代的诗歌向来就与音乐关系密切，“乐教”也往往包括诗歌教育，《诗经》里的所有诗篇、汉代的乐府诗、唐宋时期的词、元代的散曲，原本都是配乐演唱的。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历史主要就是诗歌教育史，诗歌教育受到从帝王到百姓的普遍重视，学会读诗作诗成为学子受教育的主要内容。有个现象不可忽视，温家宝总理2007年5月14日在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赋诗《仰望星空》。现在，我们缺少的就是这种教育，而并非仅仅盯住高考，况且高考也并非拒绝了诗歌，同样在其它题型里有所反映，加大题量和提高分值也算是一种解决目前问题的办法。我们若想研究借鉴，建议参考张继红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级教育硕士）著《中国古代诗歌教育简史》。
中国原创力量文学联盟：2008年06月11日，您在博客里发表“乌衣婷诗歌七禁”公告，得到许多博友的支持，能否最后谈谈“七禁”始发的原因吗？
乌衣婷：近日博客发表声明《乌衣婷诗歌七禁》，这无需惊讶，因为真正的诗歌写作者不以发表作品为终极目的，在劳动得不到极少数刊物媒体尊重的现状下，七禁八禁或九禁都是理直气壮的，所以拒绝选登拙作而不付稿费和样刊的官刊，拒绝选登拙作而要作者购买样刊的民刊，拒绝任何索要预购费用的诗选刊登拙作。我是一个保持独立精神人格的人，向来对诗歌圈交往持谨慎态度，无意诗歌功名，讨厌巴结吹捧，不问勾心斗角，远离拉帮结派，喜欢低调，喜欢安静，所以拒绝圈子倾向严重的诗歌杂志刊登拙作，拒绝任何主义、阵营或流派的邀请入伙，拒绝任何有悖诗歌精神的媒体网络炒作。我更认为自己并非诗人，真正的诗人千年偶遇，百年难觅，真正的诗人是在诗歌中追求并达成至真、至善、至美、至智的圣者，实现诗品与人品的高度统一，与某些沽名钓誉的伪诗人格格不入，所以拒绝与几首诗发官刊而自居诗人者为友。该谢幕了，各位高声朗诵：“诗歌误我，我误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