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一个国营工厂工作。那时，我们家乡的合资企业还很少。我一个月工资全加起来是150元人民币，比我做大学教授的父亲一个月90元人民币的工资还高出许多，那时的中国人想吃苦赚钱都没机会。
厂领导说，新来的大学生要到基层锻炼几年。于是，哪里缺人就让我到哪里去。团委缺人，就让我干团委。工会缺人，就让我干工会。我是集体这个大机器上一颗小小的镙丝钉，那个年代人们必须服从组织的分配与安排。
我们家没有关系帮我调到好一点的单位。那时，中国的人事制度还很紧，调动工作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觉得这样下去没什么前途，一辈子就完了，就瞒着厂领导偷偷地报考了研究生。我想考出去，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后来，我幸运地考上了国际贸易研究生班。我兴冲冲地去找厂领导，要求他同意我去读研究生。但厂领导很生气，说我不安心本职工作，目无领导，坚决不放我的档案。在那个年代，没有档案就没有一切，你就是社会上的黑人。我不甘心失去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就和父亲骑着自行车去给厂领导送礼，乞求他网开一面。我们走进厂领导家里时，他连眼皮都懒得抬起来看我们一下。他不是人民的公仆吗？他为什么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呢？连**亲民党主席宋楚俞都说：“人民才是我们的头家。”
虽然厂领导收了礼，但还是坚决不放我走。我当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好放弃了。忍一时，风平浪静，但退一步，并不能海阔天空。一个小小的工厂厂长就能扼住我命运的咽喉。我在这里并不想怪罪厂领导，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体制的问题。厂领导也不容易，要体谅他们，民主要一点点来。
自从那时起，我下了出国的决心，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那时，中国的年轻人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他们很想出去看一看。出国给人一种希望，一个以为一切可以重新开始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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