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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俊明：是的，通过诗歌“童年”化的方式我们能够重新找回那些最为可贵的已逝和将逝之物。很高兴你终于谈到“鹅塘村”了。我在《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一书中也反复强调了“鹅塘村”的个人性的时代发现以及不容忽视的诗学甚至社会学意义。从被频繁转载的《热爱》到《暖风吹凉》、《时光再现》，再由“青春诗会”的《鹅塘村》到《为花招魂》、《鹅塘家书》、《磕头虫》，再到2008年的《亲人谱》、《乡村生活》、《燕子落脚的地方》等系列组诗，你成功而独特地构建起属于自己的鹅塘村话语谱系。“鹅塘村”作为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书写的代表性符号以及精神坐标，为你赢得了众多的读者，也为当下乡村书写的困境和出路提供了重要的文本参考。能谈一谈关于“鹅塘村”的最初构想以及个人的经验（尤其是曾经的乡村生活以及历史惯性在此间的遗留和遭受到的挑战）和写作之间的关系么？你在写作这类题材的诗歌时是否自觉地意识到同类题材写作的“当代”困境。因为自新世纪以来，在新一轮的国家伦理和主流诗学的强调中，乡土成了被“征用”和“消费”的潮流。自此，在此类题材的写作中出现了大量的相互复制的“伪作”。与此同时，因为你的很多诗歌都涉及到了“乡土”，当有评论者就此称你为“乡土诗人”时你是认同还是感到了被“简化”和“标签化”的尴尬或者反感呢？同时，我还注意到很多人在评价你的诗歌时普遍注意到了你的诗歌与“当下”或者“现实”的关系，但是却普遍忽视了你诗歌中强烈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换言之，你是如此有效地通过平凡而细小的场景同时打通了当下和历史的关联。而这恰恰是目前很多的年轻诗人所不具备的能力。 徐俊国：首先表明一点,我确实在构建一个富有中国农耕文明特色的小村子,频繁地使用与乡村意象有关的材料来营造自己欲求的诗意效果，但我对“乡土诗人”这一概念化的归类表示怀疑。单纯依靠题材和诗人身份来命名一个诗人的写作，我们已经目睹了太多却哑口无言。我们不应该只看一个诗人在写什么题材，或者他的身份是打工者还是煤矿工人，关键是看他以某种身份通过某种材料写出了什么，这种被他写出来的东西才是命名一个诗人写作的根本依据。雷平阳在写云南，但他用盘根错节的语言，极具深度地写出了这一地域的灵魂特色，比如大地的道德、万物的颤栗以及一方水土绵延不绝的精神血脉等等，单纯的“乡村书写”显然涵盖不了其诗歌内核。 鹅塘村系列是我让自己避开空泛的乡村写作所做出的努力，时至今日,在朋友们的质疑和规劝声中,我仍然固执地坚持“重复自己” 、重复“鹅塘村” 。我想，在通往那个清晰可信的精神家园的路上，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好。汉语新诗诞生以来的零乱记忆中,明信片式的风景诗、解说式的民俗诗、浮光掠影的田园诗、呢喃软弱的怀乡诗、不食人间烟火的隐逸诗、虚情假意的悯农诗充塞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乡土题材的诗歌写作已失去了基本的艺术尊严。我给自己的警告是，即使不能独辟蹊径，最起码也不能再落窠臼。其一，力图使自己的写作沉下来，落到大地和充满灵性的万物上，把蝼蚁之卑、虫豸之微放大给人看，敬畏大自然，热爱它的亿万公民及其生命法则。在观照方式和写作姿态上，弃绝俯视，反对平视，倡导仰视，尊崇跪拜式。其二，用尽量简洁的文字，记下吹拂苍凉人世的那缕春风、穿透冰冷时光的那阵疼痛，记下活着的人脚下抖动的阴影、死去的人眼中残存的光明……其三，关注人的生存实况和灵魂状态，用来自《诗经》和乡野的泥巴，把二维的画面转换成三维的立体效果，在工业化时代隆隆前进的嘈杂声中，为守护农耕文明的人递一盏马灯，做一尊雕塑。 大师康德有一句蕴藏深意的话，我常常在对自己的坚持表示怀疑的时候默念上几遍。“头上的星空和内在的道德律，于我心中充满着常新的、益增的敬仰与畏惧，我们越常思考，便越坚定它”。
霍俊明：从你的创作谈中，细心的人会发现，你曾集中阅读过《埃及生死书》、《西藏度亡灵》、《死亡美学》、《灵魂信仰》等大量与死亡相关的书籍，请问这种阅读选择是偶然的个人际遇还是有意为之？ 徐俊国：这里有一个关于恐惧的问题。在我的老家，很小的时候就被告知，大雨过后，天空中的彩虹不能用手随便指划，否则会烂手指头的。再如，不能在祖宗的牌位附近吐痰、说脏话、做污浊之事。其实农村的很多禁忌，都折射出人们对某种特定事物的敬畏，你一旦怠慢或亵渎了，就会受到相应的报复和惩罚。人只要遵守了某些潜在的规则，赋万物以礼节，恐惧感就会相对减轻。死亡是一个无法从自然规律中抠掉的巨大阴影，它的存在无时不压抑和折磨着人类，一味地回避，表现出来的其实是更深的恐惧。只有把它拎出来，面面相对，我们才有可能找到对抗它的勇气。 2004年在北京进修美术那段时间，大白天憋在地下室画画，因为长时间落入巨大的黑暗和沉寂，我陷入了对死亡这一命题的深度思考。我企图在《埃及生死书》、《西藏度亡灵》、《死亡美学》、《灵魂信仰》这些书籍中寻求答案，但很失望，我更加困惑，有时在白若尸布的月光下发呆，恍如隔世的感觉不时袭上心头。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灰色记忆。后来我找到了两个词，一个是“信仰” ，一个是 “感恩”。前者通过对灵魂的渗透作用带给我们抚慰，关键时刻提示我们在困难、烦恼、磨难甚至死亡的威逼下不招供，不屈服；后者教会我们在消极的处境或糟糕的际遇也要相信宽容和悲悯，找出向光的一面和报答的理由。在一个个半明半暗的深夜，我陆陆续续完成了大型组诗《写在沙上的祈祷》的写作，也许其中掺杂了过于幽暗的死亡意识，这部分作品的发表极不顺畅，除《十月》集中用过几首之外，其它的都被我零零碎碎肢解在别的组诗中浪费掉了。
霍俊明：还是让我们从死亡这个沉重的话题中挣脱出来吧！再谈谈“70后”吧，关于这一代诗人的写作，你如何看？实际上很多人误解了我多年来所指称的“70后”。我已经无意将之视为荒唐的或者被一些相关诗人争来抢去的什么所谓的诗歌流派，我更多是在注意这一代诗人的写作的精神征候。我也无意将我们这一代人同前代人和后代人之间做同样荒诞的排队式的划分以及人为的为我们加上各种附加的象征义。我只是将之作为代际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在我看来是有效的，关键在于你如何去处理。 徐俊国：一代诗人的写作在大浪淘沙之后还能剩下足够经典的作品供评论家归纳和言说，附加给这代诗人的命名才具有意义，如果仅仅是人为制造的诗歌事件和自我炒作的夸张表演，那么包括代际划分和任何漂亮的命名在内，都有在诗歌史中化为泡沫的危险性。现在给70后的定位，和10年之后应该给70后的定位，不可能一成不变。就像对朦胧诗那一代的评说，此一时彼一时也。70后最大的尴尬在于，还没有影响到承接其后的80后、90后。但是，如果再过10年、30年，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时间总能在我们即将看到答案时给我们带来惊喜。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中国文学总是隔代相亲，近代相斥，每一代好像总想在pass上一代的基础上确立自身的写作价值。相对第三代和朦胧诗而言，70后有可能成为大器晚成的一代，特殊的成长背景和文学宿命注定“理想远大但怯于牺牲”的70后，精气一旦丰足，即走向最后的成熟。70后是一个宏大的题目，亟待剖析、梳理和还原的问题太多，原谅我只说这些。
霍俊明：从山东到上海，地域和工作的改变对你的人生和写作有影响吗？在城市文明的挤压和穿越时空的远距离回望中，需要在自己的诗歌词典里重新定义“故乡”这一概念吗？ 徐俊国：我已经无颜谈论故乡。在离它几千里之外的异地，在城市的水泥地上，我真真切切体验到一种被连根拔起的悬空感。故乡是我的活命地，它既是地理概念的家园，又是更宽泛意义上的精神向往地和灵魂回归处。亲人们祖辈厮守，一代代忍受着环境的恶劣与肉体的劳顿却从不轻言离开。而我与那个被花花世界勾走了魂魄的负心人差不太多，身体已经背叛了故乡，梦里还留恋着它的草木和安静。 我是个嚼着城市的口香糖，站在楼顶上歌唱地瓜花和苦苦菜的罪人，诗歌替我向父老乡亲谢罪，说出愧疚，悔恨，回望，骨肉撕扯般的悼念。亲人们都以为，家族中出了一个会写诗的人是很光荣的事。岂不知我暗地里写下的，不是在苦水中苟延残喘的庄稼，就是忽然累死在田埂上的老黄牛。我甚至写下了让亲人尊严全失的贫穷，被开发商追打，掉进粪坑的耻辱。一次次晾晒整座村庄的伤疤，靠出卖亲人的疼痛赚取稿费和声名，每一年春节回老家，我哪敢领受亲人们褒奖的目光？只能使劲弯下头颅，每走一步都像在鞠躬，在认罪。
霍俊明：“某种意义上，诗的功能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希尼这段话被反复引用。诗歌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徐俊国：生活之余，还有诗歌，诗歌之外，尚有宗教等培育和修补灵魂的方式，而“除了宗教之外，世上还有梅花，还有樱花。”（南坡库）通往未知的秘密通道有千万条，按照自己的心灵需求，找到自己的生活轨道和生命节拍非常不易。在平淡的世界中发现神圣，在高大的事物面前保持不迷乱，不盲目，能做到这些就很不错了。毕加索说“艺术洗去蒙在心灵上的日常生活尘埃”，诗歌的作用大致如此，何求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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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2 01:1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