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胡话20怀旧无益，珍惜当下——答老茅屋朋友

先锋的影子

    从马克思到当代卢卡奇、哈贝马斯、马尔库塞，阿多诺。他们的“文学生产论”都是基于工业革命后的社会出版情况提出的。近30年是信息爆炸的30年。不通过出版我们还有很多途径去让比人了解自己的作品。这几年好几位一贫如洗，却坚持多年的农民诗人被发现，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且，我认为，康德说的“文学的根本动机是人生的游戏”，而所谓文学生产，也不同于一般商品生产，是伊格尔顿所谓之“审美意识形态的塑形”，我们的创作本身只是为了寻求乐趣，而生产则是附带产生的审美意识形态效果，而非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如果说封建时代无版权制度就是好的，那么左思为何泣血写下这首感慨怀才不遇的《咏史》：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此类诗歌遍布历朝历代，南朝鲍照《拟行路难》、唐代大诗人罗隐的《馋书》、宋代江西三祖之一陈师道的不少愤世诗、明清两代怀才不遇者数以万计，唐圭璋大师的《全明诗》录数万人，多贫寒无名之人。清代吴敬梓、蒲松龄也都是科举失意，生活艰难的寒士。

    杜甫说“儒冠多误身”，古今多少文人在这条路上被埋没？估计我也是这样。我只想多学东西，有可能的话做做学问，将来教书育人足矣。我可从没想给自己树碑立传，出书对我来说，没有多大意义，邀三五知己，冲上一壶浓茶，当作游戏足矣。如果想要留点文字供后人怀念，到时自费也好、与出版社恰商也罢，再出书也不迟。
    为什么我说这是好时代？这是人身依附完全消失的时代。当年司马相如拜托给武帝养狗的杨得意，去用作品讨好武帝，才得到天下扬名；杜笃、冯衍等人都不过是大将军的仆人；南朝萧子良、萧衍、萧纲身边不知蹲守着多少拍马屁的文人。庾信、鲍照、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王安石、韩愈、苏轼、萨都剌、吴梅村都是大官。王安石、庾信、张九龄、王维是正副宰相。苏轼、韩愈是侍郎（副部长）。哪怕那个忧国忧民的杜甫也做过右拾遗（皇帝身边谏官，相当于中央书记处书记），感慨怀才不遇的鲍照还有后来的李贺都是八品官，相当于副县长。
起码今天诗人创作的独立性是空前的，当代的诗歌不再是达官贵人的专利。
    您说海子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然海子15岁就考入北京大学法学系。其可谓神童啊！计划经济搞了几十年，为什么没出其他的海子？还是一个人能力的问题。
    文革时期，不少作家都失去了创作的权利，比如大诗人穆旦。他晚年的“地下写作”从未被发表，但谁能否认这些诗歌是杰作中的杰作？孙大雨、施蛰存、艾青、牛汉、曾卓，刘半九在那时无与伦比，早晚都可能失去生命的环境中创作，不但不能发表，泄露一点（比如六十年代刘半九的《重读圣经》）就容易被红卫兵去杀头（朱东润大师当年被红卫兵用一把日本刀切脖子，如果不是刀太钝只伤皮肉，恐怕早就没命了，朱先生被刀割着脖子，还一直喊着”写作的权利“、”学术的权利“）。人家的创作是一种什么心态？这是生命的沉潜！是康德所谓的“无功利性的合目的”创作。作为创作者，有的只应是对文学的虔诚，文学是创作者的灵魂之母，岂有”子嫌母贫“之理？
    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指出，新时期的文艺指导思想的”不干涉创作“，在较之前代如此宽容的创作环境下，我们为何还要抱怨环境不好呢？解放前是资本主义社会，严肃作家的生存同样艰难。鲁迅、茅盾，钱杏邨的书也无太多读者。相反茅盾曾说”张资平等三角多角恋小说家“真是脍炙人口。张资平、刘云若、潘旭祖、徐枕亚，李定夷等人的爱情小说一出就是万人空巷，可这几个人现在谁还认识？所以我说，切记浮躁。美国当代先锋派大师堂·德里罗差不多50岁才成功出版第一部有影响的小说。现在他已经80高龄，作品收入世界第一经典文丛——企鹅经典。与巴尔扎克、左拉、托马斯品钦、塞利那、施尼茨勒等经典作家同列。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乐观，怀旧也于事无补，何况旧的未必是好的。

山城子

起码今天诗人创作的独立性是空前的，当代的诗歌不再是达官贵人的专利。

————是的！

山城子

作为创作者，有的只应是对文学的虔诚，文学是创作者的灵魂之母，岂有”子嫌母贫“之理？

——是的！问好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