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性的自由，我们曾付出生命的代价
搜狐文化：聊聊童年，你小时候受文革影响很大吗？ 杨黎：小时候，我就在文革长大的，我1962年，1966年的时候我四岁。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呀，我的童年也都一样，不一样的一点，我肯定没有现在小孩那么聪明和优秀，我当时懂的那么少，没有见过手机，没有玩过电游。 搜狐文化：你是80年开始写诗的吗？ 杨黎：准确讲我是从1974年就热爱文学了，那时候我才十二岁，热爱写作，读点古书， 跟着毛主席一起批林批孔，在他的影响下，他一说话国家就开始印书，印一些书就开始看书。真正自己写作是1979年，但是真正写第一首新诗是1980年，所以我把1980年定位为我的写作元年。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傻逼一样的，充满激情地表达内心的痛苦，喜悦呀等等的，就是别人怎么做的我也怎么做的。 搜狐文化：为什么当时你们给自己的流派命名“第三代”？ 杨黎：因为是一个自我命名吧，我们这群人在给自己找一个说法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个说法很幽默，那是一个美国佬说的，通过毛泽东的一篇声情并茂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而传扬在中国：帝国主义把他们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第三代人、第四代人的身上。这个演变是我们责无旁贷应该选择的，所以就叫“第三代”，并没有第二代，也没有第四代、第五代，它是个名词，而不是个数词。 搜狐文化：你在《灿烂——第三代人的写作和生活》书里写，朦胧诗那帮人，非要你说的话，你可能会喜欢顾城，为什么？ 杨黎：因为他的诗更接近诗歌的本质吧，比如说简单明了直接，有悟性。顾城也会用一些意象，他是老人嘛，我也要用，我也是一个老人嘛，并不等于就是对的。 搜狐文化：八十年代已经被符号化了，你回忆八十年代是什么样子？ 杨黎：历史永远要被符号化，任何人谈到历史，都是他的历史，你坚信这一点就好了，所有人说的话都不要相信，多看看，多想想，没有毅力就看今天，你最知道的摸得着的事情就行了。所谓的还原真相，实际上也都是假象，现在没有真相，也没有假象，都是按自己的在理解着一切。 八十年代要从七十年代末谈起，要从粉碎四人帮谈起，一开始就是血腥的政治斗争，整个七十年代末期都在不停地斗争之中，迎来了八十年代，我们就从那样的环境中长大了。所谓的第一个事件，就是毛泽东从神坛走下的过程，因为他代表了一切所谓正义和趾高气扬、庄严的东西，被打反揭穿。我们从对毛泽东的神话，到觉得毛泽东的笑话的时候，奠定了青春期。 紧接着就是改革开放，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开放，意味着中国面向世界，全世界所有的东西一下涌进来了，有过去的，也有现在的。我们那个时候是排队买书的，一个人只能买两本，排到我的时候只剩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了，我排了一晚上，我不能不买呀，我就买了两本，买两本来干什么呢，比如你买了两本《当代英雄》，那我们交换一下，就形成了自由市场的泛滥，阅读打开，读到很多“禁书”。除了读书，还有“偷听敌台”也是八十年代的主要娱乐，如果说我们的长辈听敌台，更多的是听美帝和苏修，对中共的攻击，我们想听的敌台，是在听邓丽君。 然后开始有人下海做生意了，个体户也要出路，农村解放了，农村可以有自由地等等，城市里面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允许个人做生意了， 这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对我们那个时代是很重要的，经济的富裕就带来了新的转机，比如说有钱的人家里就有录像机，可以看到电视里面没有演的图像和故事片，带来了一种新的变化嘛。 所以就引发了八十年代第二件重要的事情，严打。严打还不纯粹是政治斗争，它是一群老人看不惯社会，看不惯年轻人乱搞男女关系。对现在而言叫可笑，对那个时代而言就是很乱。严打就是领导阶层对老百姓的镇压，他认为老百姓分为几种，有些人已经变坏了，他们从道德、经济和形式上，都与他们的传统观念相违背，一切好坏都以男女关系来定夺。严打时候的笑话，都是真实的，老公去偷人，老婆把他告了，就把老公抓去，抓了就要枪毙，老婆又哭又害怕，但是跟你没关了，你告都告了，抓了该杀就杀。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为了性的自由，我们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的。 然后围绕着这个东西，就产生了所谓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中国的保守派不是指美国的保守党，更不是指英国的主流意识，它是指一群，我们应该用一个词叫“封建”，但他们有权利，那就引发了高层的斗争，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为所有保守势力所反对的，国家何从何去，党还信不信党，一直斗争了很久，在这个斗争中，所谓激进一点的改革派牺牲了，失败了。然后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到此终结了。 1990、1991处于观望时期，内部斗争观望的结果就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意味着他重新调整，重新确定他还是得走改革开放的路线，然后才有所谓的中国的全面资本化。 搜狐文化：八十年代的时候你为什么会练气功呢？ 杨黎：这个问题你问得我很羞愧。当时我们禁锢的眼光全部被打开了，整个世界的东西全部涌进来了，有好的也有坏的，成灾已泛滥。在七十年代我主体受的还是中国教育，那个时候我11、12岁，正属于对知识如饥似渴的时候，我看了大量的，比如说孔老二的书，那些书是作为批判资料印发出来的，学了一些儒家的学问，对中国文化比较感兴趣。很容易对练气功、妖魔鬼怪这些也感兴趣。那个时候又有气功潮流，气功还有另外一个名词，叫特异功能。它对渴望奇迹，追求意外的人，有一种示意的作用，很容易迷信，很快我就重新认识了这一切，我从逻辑关系皈依到科学，知道世界的本质，即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该是什么样的呢？我后来逐渐逐渐地明白了，就是它的语言性。
后死为大：未来永远比过去要强
搜狐文化：你觉得什么时候更自由？ 杨黎：当然是现在。现在肯定比以前自由，今后还要比现在更自由，我还有一句话叫后死为大，所以我从来不回头看后面，过去的很多人都是傻子。无限的自由肯定是在我们所有的限制全部消失以后才能达到。这个所谓的限制，不是政策的限制，而是时间的限制，空间的限制，怎么打开它？那就是现代科学无限地形成互联网。当人类顺利达到了上帝那个级别，我们都是上帝了，我们都绝对自由了。 搜狐文化：以前橡皮网还在的时候你写诗就发在上面，后来是博客，现在是在运营一个微信的公众号，你是不是无所谓出版纸质书？ 杨黎：我们国家的人，脑子是有问题的，文化水平根据书籍发行量衡定，这是错误的，很多书是直接在网上读的，凭什么要买你纸制的书，这个书在网上有我就不再买了。这都是对资源进行伤害和破坏，最好的就是人类不要有书，就是电子产品。 我都是在网上看，我从来都不买书的，我家里没有书，我自己的书都找不到。而且印刷这种形态就不对的，以前做个学问好难的，难在方法上，把那么多参考书看完得花多长时间？现在做个学问好容易，我一上网，全世界所有哲学家论存在是怎么论的，比较、研究。技术带来了人类的愚钝，技术也解放了人类，使人类变得很聪明。 你看这次的围棋人机大战，对人类还没有冲击吗？人类觉得还有脸面去应对吗？我就说古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古人懂得东西比我们少多了，就这一点，没了不起的，未来永远比过去要强。 但是未来和过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更大的世界，就是没有人们所想象的未来和过去，那是一体的，人类总是愿意把自己的局限当成世界的争议。
三千万可以被买断写作
搜狐文化：你是职业写作吗？ 杨黎：职业写作是要饿死的，我的职业是一个影视工作者，做电视剧、电影。我是做前期的，做剧本的，都是吃饭的事情，工作。 搜狐文化：很久之前你说，三十万可以买断写作，现在呢？ 杨黎：现在三百万都不行了吧。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九几年，当时人民币很值钱，三十万可以在北京买套房子。现在三千万可以。 搜狐文化：你现在在写什么？ 杨黎：刚写完了一首长诗，叫《成语》，三万多字，想再加几万字，变成一本书。这个超越一种文体性的写作，既不是论文也不是诗歌，也不是小说，但是它有小说的愉悦性，有论文的深刻性，有诗歌的语言性。我想写就分行，不想写就不分，分几句而已。就是达到一种绝对自由，我的书以后都叫《废话暨》。
杨黎：诗人，小说家，《橡皮》先锋文学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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