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的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宝库中的两颗明珠,自唐代就有了“李杜优劣”的论争,迄今各诗论大家仍然各执己见。其实李白与杜甫孰优孰劣是一个没有结果的争论,关键只在于审美主体的审美趣味各不相同,以及审美对象的艺术特色各不相同。李白与杜甫本来就是两个各不相同的审美对象,他们在属于各自的诗歌领域绽放了耀眼的光芒。 一、李杜论争不同的审美趣味 从审美主体上说,大部分情况下,由于读者一方面要受到当时的社会思想的流向和审美思潮的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要受到个人的认识水平和审美趣味的影响,由此观点来看历代读者对李杜诗的不同认识和评价,我们才会感到,不论是抑李扬杜,或是抑杜扬李,并不是李杜诗的客观成就和价值产生了什么变化,而是历史上的文学思潮在变化,审美取向在变化,且读者个体在思想倾向、个性嗜好和审美趣味方面存在着差异,因而在李杜的争论下各有看法。 在李杜生前,并不存在抑此扬彼的现象。从实际情况看,李白在世的时候早已名动天下当时李白结交甚广,当世才学之士多与李白惺惺相敬,名僧名道更是与李白多有交往。贺知章见了李白的诗作则击节称叹,赞之为“谪仙人”。而杜甫泽没有李白那样多那样大的盛名,他的作品之流传也远比李白为晚。只是到了中唐以后,经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推崇和鼓吹,杜甫的诗名才开始与李白相齐。元稹、白居易二人出于个人的审美观,主要是出于他们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写现实的诗歌主张和“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推崇杜甫的新题乐府,因而不惜贬低李白,这可以看做是他们抬高杜甫地位的一种手段,来达到他们宣传现实主义文学主张的目的,但也是由于中唐以后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高涨所致。 中唐之后的诗坛是沿着李杜所开辟的道路前进的。韩愈、李贺、卢仝、杜牧等诗人显然是对李白富有激情与充满奇幻色彩的浪漫风情更感兴趣;而元稹、白居易:李绅、张籍、王建的新乐府诗派等诗人对杜甫深刻反映现实和民生疾苦的“史诗”般的深沉诗风更为钟情。其他如刘禹锡、李商隐等诗人则对李杜兼收并蓄,都在以自己审美眼光和趣味来选择接受李杜不同的诗歌传承。正是李白和杜甫相反相承的诗学传统,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一经一纬,才使中晚唐诗人织成了百花争艳、花团锦簇的诗歌画卷。 到了宋代,李白的地位急剧地降落,而杜甫的地位开始大幅度地上升,抑李扬杜是宋代主潮,主要是从思想和道德人格方面。总之,宋人尊杜贬李,主要从封建礼教和儒家的忠君思想观念出发,他们对杜甫的忠君爱国的儒臣形象表示倾慕,而对李白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的叛逆形象十分反感。当然这与宋代的尊君崇儒的道德观念和理学思想的盛行有关。他们有意地把杜甫塑造成“每饭不忘君”的忠臣形象,而把李白看做是不遵礼法、放情酒色的“浪子”,这是他们受时代偏色变型的“眼镜”所扭曲之结果,他们没有完全看到杜甫和李白的真正形象和李杜诗的真实面貌。 从诗歌创作的方面来看,宋诗是在杜诗的笼罩之下。无论是北宋的王安石、苏轼、陈与义,或是以杜甫为不祧之祖的黄庭坚的江西诗派,都是杜诗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即使是南宋四大家尤、杨、范、陆,在创作方面也都受到了杜甫的深刻影响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国家命运前途奠测,人民生活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杜甫的忧患意识、爱国精神、关心人民疾苦的伟大同情心,都更容易在宋代诗人的心中引起共鸣。相对来说,人们对于李白不遵礼教、藐视权贵的反叛精神却未产生足够的同情。宋人的经世致用的现实态度,更容易接受杜甫,而疏远李白。 明代有一股崇李思潮,他们普遍尊李抑杜,这说明明人是喜爱李白那种高扬的人格和浪漫的诗风的。这些人普遍是社会地位较低,或有坎坷经历的人 他们才高位卑,怀才不遇,恃才做物,非常向往李白那种狂放不羁的叛逆精神和独立做世的气度。同时,明代尤其是明末思想解放的市民阶级的启蒙思潮和浪漫主义的审美倾向,很显然给李白的狂放精神和浪漫诗风,提供了滋生土壤和成长的温床。明人很自然地选择了纵情放浪的李自作为他们向往崇拜的偶像和榜样;而对于循规蹈矩的杜甫的兴趣,显然是减弱了。 总之,从读者和接受者心态变化的角度来研究关于李杜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浮沉变化的历史。更能够说明,历史上的作家和作品的审美作用,是顺着历代的读者、接受者所处时代的思想潮流、审美思潮的变迁、个人的思想、爱好和审美趣味的变化而变化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是同一个读者主体,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心境状态下,其思想状况和审美情趣也是在变化着的。只要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艺思潮还在不断地变化,只要人们的审美情趣还在不断地更新流变,只要读者个体的思想、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还存在着差异,还在不断发展变化,李杜优劣的话题今后还会不断地论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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