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中国诗歌是属于这些抒情诗的,是《采薇》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是《古诗十九首》的“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是李白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是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是徐志摩的“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挥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是戴望舒的“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自然,这些都是传诵人口的佳作。但当他们读到新诗中的与之风格不同,乃至截然反向的写作时,就诧异了,甚至将之目为非诗,并将新诗写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归咎于此。这是非常不公平的,那些似乎反抒情的作品,并非凭空出现的怪物,亦非自西方强行移植的结果,伟大的古典诗歌传统中,早已有了大量此类的创作,只是今天得到了更为丰富的发展。 因此,我的这篇文章,试图从古典诗梳理至新诗,来探讨这一愈来愈盛的反抒情写作现象,将它们构成一个传统。需要说明的是,反抒情写作并非反情感写作,因为任何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都会饱含着或显或隐的情感,反抒情写作,本质上是一种反滥情写作。下面,我就将新诗的反抒情写作划分为叙述性写作,反讽写作,智性写作,冷抒情写作,戏剧对白式写作等五类,并选出相应的古今范本来进行探讨。
1,叙述性写作。 一般而言,抒情的对面是叙事,我之所以采用叙述性写作这个概念,是基于两个考虑,一是过去的叙事诗写作中,常常会插入抒情的段落,既谈反抒情写作,总要考虑到某种名正言顺;二是我所言的叙述性写作,不仅仅面向某个人,或某个故事,它还注重着某段经历,某个片断过程的叙述,展开。这种对叙述过程的专注,自然地压缩着抒情因素,甚至将之剔除出去。 相比于西方诗歌,中国古典诗歌中抒情诗令人惊叹地发达,叙事诗却令人叹息地贫瘠,因此叙述性写作可借鉴的资源并不丰厚。然而,这并不丰厚的资源,可借鉴的价值却是非常珍贵,新诗的未来,最能为读者理解并喜爱的,或就以这类传承而来的叙述性写作的诗为主。我们先来看杜甫的《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杜甫 《石壕吏》
在新诗的抒情创作占主导的时候,《石壕吏》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能与它亲近的诗人寥寥,评论家们因它是一首“现实主义的杰作”,不得不给予“高度”赞扬。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于坚等诗人终于觅得自己的叙述节奏,登上诗坛,开创出新的诗风,《石壕吏》才显示出愈来愈重要的意义。 《石壕吏》全诗,似乎是一个新闻式的速写,首句的“暮投石壕村”,即定下全诗的基调,冷静,客观。随后,诗人为我们叙述了一个“有吏夜捉人”的事件,老翁的翻墙而逃,差吏的凶神恶煞,老妇悲苦无奈的诉说,以及事件之后令人窒息的静默,在诗人似乎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层层展开。诗篇结束的“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依然那么冷静,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然而,这两句却堪称叙述性写作最伟大的结尾之一,其效果可谓叙述性写作的留白,读者内心的波澜,由此在更深更复杂的层次而荡开。 于坚,是北岛之后的杰出诗人之一,也是当今叙述性写作成就最高的诗人,他的《零档案》,可谓叙述性写作的巨作。但这里,我想举出当今青年诗人刘年的诗,以表明叙述性写作愈来愈愈广泛深入的影响,以及与传统的互动。在经历了西方各种诗歌流派的洗礼,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技艺实验之后,新诗应该有自信和能力认祖归宗了。刘年有一首《鲁迅故居》,诗中相当篇幅的道白,令人联想到《石壕吏》的结构,只是刘年诗中的老妇人,是鲁迅先生早先的夫人朱安,其道白是向着不可捉摸的命运。诗篇结尾的“从鲁迅故居出来/ 直行四百米,就是沈园”,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将一个没有爱情的凄苦了一生的女人,与另一个拥有过爱情却同样凄苦了一生的女人联系在了一起,可谓妙手偶得!刘年另有一首诗《野菊花》,也是叙述性写作的力作,值得与读者分享,它与杜甫的《石壕吏》一样,诗锋指向社会的黑暗与不公:
“日落时分,青石路口
带你的家伙,一对一,生死无悔”
时间,地点,方式,都是我定的
沐浴,更衣,焚香,祭祖,祈祷
菜刀,是妻在超市买的,还登记了身份证
胸口有铁的时候,血,苍凉起来
对手是特种兵出身,拆了王二嫂的店铺
给了补偿,王二嫂说不够
寡妇说不够就是不够,你有法律文书也不够
我话少,第七句过后,就有了这场决斗
青石路口,有九棵枫树,两块巨石
县志载,荆轲曾从这里,西去强秦
野菊,像秋风撒落的金币,一路都是
我选了两朵,放进上衣口袋
天色渐晚。想必她们已经回家
女儿可能在背书,妻,可能在厨房找菜刀
——刘年 《野菊花》
《野菊花》叙述的是一次中国式的决斗,诗篇一开始,便是决斗者与对方的决斗相约,冷静,清醒,显示出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强调的“时间,地点,方式,都是我定的”,更显示了决斗者的强悍,主动,他自信是占据正义的一方。在《石壕吏》中,杜甫一直将自己置于一个观察者的位置,而《野菊花》中,刘年直接将自己化入了决斗者的身份。第二节的“沐浴,更衣,焚香,祭祖”等一系列行为的叙述,显示了决斗者的古侠客之风,但随后的“菜刀,是妻在超市买的,还登记了身份证”,则令人意外地告诉读者,这位决斗者并不是真正舞剑如风的侠客,而是不折不扣的一介平民,同时,这一细节还巧妙地透露了决斗者所处的时代及其荒诞。诗的第三节,叙述了决斗的缘由,是中国社会如今司空见惯的因强拆而引起的不公,王二嫂的“寡妇”身份,显示了她的势单力孤,而她所面对的“法律文书”,所有人心知肚明的,是由这个社会的强势者得利者制定的。因此,决斗者行使的是传统的锄强扶弱。但问题是,诗中提醒了他的对手是一个国家培养的“特种兵”,而决斗者自己,只是一介拿菜刀的平民,强弱一目了然。但决斗者仍义无反顾地来到了“青石路口”,诗的第四节,意味深长地插入了决斗场地的介绍,“县志载,荆轲曾从这里,西去强秦”,使这样一个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的决斗,突然获得了一种历史的庄严。而此时的“野菊花”的相伴,象征了决斗者身上的理想色彩。《野菊花》的最不同凡响之处,是它的结尾,按一般的逻辑,该进入残酷的决斗时,诗的视角却突然转换入决斗者此时的家庭场景:他的女儿,正和无数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在背书,试图以此改变命运。他的妻子与往常一样准备晚餐,进入厨房,但她找不到菜刀了——菜刀已被他的丈夫提到了决斗场。读到诗篇的结尾,我们突然明白了,这首诗叙述的其实是一个令人冷彻骨髓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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