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终归要 回到原始心态

吴梓谷

文学终归要

回到原始心态

——刘醒龙访谈录

刘醒龙  / 朱朝敏

从血性抒情到贤良方正

朱朝敏：

先从您最近发表的长篇小说《黄冈秘卷》谈起吧。《黄冈秘卷》书写黄州大地上的一段历史，我们的父亲“老十哥”一生的命运，从他革命到后来的反腐和退休，命运几番起伏，暗合了黄冈这块土地特色，苍茫宏阔的底子上漫溢着痴心不改的精神气质，一个人背后，时代风云和民族之魂犹如旗帜猎猎招摇。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是否意味着您一开始就在准备宏阔叙述，以更大的视野写出“鄂东史”？

刘醒龙

二〇〇五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自己确有写成史志的想法，却被广泛理解为家族。《黄冈秘卷》的情况正好相反，小说刚一发表，就被定性为史志，而我本来只想好好写一写几位很有代表性的父辈。长篇小说很博大，也很意味深长。能够读出多种可能的长篇小说，才是真正的长篇小说。很早以前，我就觉得父亲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很精彩的小说，至于是不是真的写写父亲，我并没有认真想过。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的理想和情怀，放在时间的长河里观看，有着很大的不同。越是用心去写，越是发现父亲他们这一代，看上去平凡普通，貌不惊人，但在他们所面对的一百年里，其心其意，其行其为，远比通常所见的那些肤浅文字来得深刻而高尚。用“我们的父亲”这样的称谓，也是为了表达作为后来者的“我们”，经历了上世纪80 年代的“寻根”，90 年代的“写实”，在又一个一百年的背景下，为“父亲”塑一尊令我们问心无愧的文学雕塑，理应成为与“父亲”最亲近的“我们”的天职。

朱朝敏：

《黄冈秘卷》小说名来源于您撰写的《黄州安国寺重修记》文章及书法时的灵感，其中一组数字：明清两朝，各中进士276 员和335 员——您认为，春野秋山，必留圣贤风范……《黄冈秘卷》的言说，都是这类风范的延续。很好，“秘卷”与“风范”，这中间包含了诸多不可言说的意味。“老十哥”的命运，令人唏嘘又肃然起敬，与黄冈这块土地很自然地锲合，昭示我们这个族群的精神气质。于是，小说抵达了历史维度中的灵魂痛处。“秘卷”到“风范”，小说完成了它的尊严叙述。您现在来看，风范具体指什么？

刘醒龙

写作是要自始至终都得尊崇内心的。自己渴望写什么，就心甘情愿写什么，不硬写。在《黄冈秘卷》后记中，我写了一句话，为故乡立风范，为岁月留品格。我一直觉得，养育我们的故乡是非常之伟大的，只是我们对它的品质，或者是视而不见，或根本看不见。年轻时我对故乡有种种偏见、激愤，现在越走越发现，故乡太了不起了。爷爷说，从古到今，黄冈这地方从来没出过奸臣！这只是一位乡下老人很普通的话，老人说这话时，是不会去想有什么重大意义 。恰恰这样一句原始心态的话，成了故乡的一种品质。这个品质，也是与老人一起生长，在我们前面行走的那一代代人的品质。这个品质是怎么立起来的，哪年哪月，在什么地方，被哪些人出于何种动机遮蔽后，又该如何重新发现？也是我在写作中寻求答案的过程。从爷爷到父亲，他们都只是在普通人群中还要靠后的识字分子，四十岁以前，我看重他们身上的血性，如今，却常常被他们身上那种贤良方正的细小印记所震撼。

朱朝敏：

您在采访中表示，写《黄冈秘卷》，不需要有太多想法，处处随着直觉的性子就行。我想，这不仅是灵感，更多的是一种感怀，可以说积蓄已久。您如何评价这部新作？

刘醒龙

用一种直截了当的说法吧，写完这部小说后，清明节回老家在爷爷和父亲坟前磕头时，心里少了许多愧疚。往年，自己只是在心里对他们说，我来给你们磕头了。今年清明节，我突然大声说，爷爷，您的大孙子给你磕头来了！转过身来到父亲的坟前，我依然大声说，爸爸，您的大儿子给您磕头来了！当然，说话时，我用的是方言。在后记中，我一再提到自己每次面对故乡时，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害羞。千万不要以为我写了这部《黄冈秘卷》后就不再有害羞了。我已经有所预感，因为《黄冈秘卷》，自己会更加不敢在故乡面前昂首挺胸。醒过来的故乡，被正确理解的故乡，那前所未有的魅力，才是需要自己认真评价的。

朱朝敏：

许多经典作品，不约而同地具备“补充历史和重新叙写历史”的功能。那么，在多种史著存在的今天，文学仍在孜孜不倦地重新叙写历史，您觉得有意义吗？意义在哪里？

刘醒龙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文学来说，一切历史更是当代人的心灵史。比如黄冈，过去一百年来，直接写史或者只是从史的角度来写的著作不在少数，《黄冈秘卷》的出版，依然突显出不同寻常的东西。文学中的史，往往被说成是一个人的，一个人的黄冈，一个人的武汉，一个人的上海，一个人的北京，一个人的意义就在于与众不同，在于前所未有，只要与众不同和前所未有，自然就具备作品存在的意义。

朱朝敏：

文学又是如何介入历史的褶皱中，从而最有可能地捕捉“真相”？

刘醒龙

在资料永远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完整、真相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的历史面前，看不清楚，弄不明白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似乎任何随手之举都能将历史撬开一扇窗口，实际上并非如此，除非人都死光了，否则就还会存有真实的人心。真正可靠的还是人心，只有与心灵一脉相承的历史才能够与真相狭路相逢。

刘醒龙作品《黄冈密卷》

用独有方法发现文化细节

  朱朝敏：  

记得，您在湖北省青年作家培训讲座中提到小说的细节问题，您强调：注重细节，尤其是文化细节，对文化细节的发现是作家独一无二的创作方法。结合您几年前出版的小说《蟠虺》来说，这部糅合了悬疑侦破、历史文化、学术良知于一体的长篇小说，笔调饱满有力，结构自由又不失严实，叙述上大开大合、大雅大俗，要我看来，这小说的气势源于一个基点“楚文化”，比如，关于曾侯乙尊盘的蟠虺纹饰、内部构造、高贵气质和种种神秘异象……这是否在证明您推崇的“文化细节”观点？小说中，青铜器范铸法与失蜡法的学术争论下，曾本之不断更新认识，不断否定自我，推动情节发展，将历史反思和现实关照无缝对接，人性的欲望和良知由此尽显。能否说，文化细节在一定程度上触发了您创作的灵感？

  刘醒龙：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坛，曾流行一个说法，一个好的细节能写一个好的短篇，两个好的细节可写一部好的中篇，三个好的细节就可能写一部好的长篇。到了九十年代末期，“知音体”鼓噪起来的泡沫一样的伪细节写作消失后，有几个文坛中的熟人熟脸四处游说，今后的小说不需要细节，因为读者已不耐烦读细节了。一晃二十年了，没有任何小说家在小说前进过程中，真的抛弃了细节。在更年轻的写作者中，对细节描写到了如痴如醉程度。甚至那些本不值得大写特写的地方，也会极尽渲染之力去注水掺水，将细节抻面一样拉伸扩张为情节。这不是细节的错，这样的劣作也与细节没有关系。没有细节就没有小说，这个原则到现在也还是颠扑不破的。《天行者》写到一位记者到界岭小学暗访后，许诺要将老师和学生们的情况写成文章，发表在省报的头版头条上。不久，记者的文章果真在省报的头版上发表出来，但不是头条，头条是大力发展养猪事业。这个只有几百字的细节，决定了这部二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的品质与气象。文化的模样看着有些虚幻，文化真正的着力点，只能是诸如此类不可复制的细节。

朱朝敏

非常喜欢《蟠虺》中的这个细节：“曾小安说郑雄很伪娘是有几分道理，像我们这样纯粹搞研究，只对历史真相负责。自打当上副厅长，郑雄就不能再对历史真相负责，首先得对管着他的高官负责。所以，但凡当官的，或多或少都有些伪娘。就像昨天下午的会上，郑雄恭维庄省长是二十一世纪的楚庄王，就是一种伪娘。只不过这种伪娘，三分之一是潘金莲，三分之一是王熙凤，剩下的三分之一是盘丝洞里的蜘蛛精。”读起来既美妙玄幻又横空穿越，最过瘾的是新加坡的鞭刑那样的批判。在《蟠虺》中这样令人会心的文字比比皆是。您又是如何把握灵感和“文化细节”之间的关系的？

  刘醒龙：  

《蟠虺》就是一部来源于文化细节的作品。我当第二十九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时，曾在评委会严厉批评某部参评电影，既不尊重文化，也不尊重历史，完全地方利益需要所驱驶的广告宣传片。在历史器物的求证中，这种急功近利的现象屡见不鲜。《蟠虺》的背景是一件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仅此一件的青铜重器曾侯乙尊盘。仅仅是唯一性还不足以产生小说灵感。关键是曾侯乙尊盘的制作方式，分明从未有过定论，却有一些人轻率地对公众下断言。前一阵热播的电视片《国宝档案》中煞有介事地说的那些，其实是莫须有。这其中还有文化源流与兴起，人文品格建立与崩坍等。就这部小说而言，想不出有别的把握的可能，只有良知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参与到文化之中。

朱朝敏

《蟠虺》里的对话很有意思，涉及的知识点广博繁复，但叙述简洁干净，以至于里面的时空纵深感强烈，有时几句话拉出一个广阔的时空范围，很多时候，让人产生瞬间即一生的感觉。请问，您如何看待这样的感觉？这个感觉是有意为之吗？

  刘醒龙：  

《蟠虺》是我在长篇小说写作中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一部。这之前的长篇，绝大部分文字都在写乡村，偶尔写写城市，似乎从没有尽兴。就像写中篇那些年，也偶尔为之的《暮时课诵》，写了一座寺庙里的人和事，这么多年，一直为自己所偏爱，也是因为写作的状态格外畅快。最好的状态不可能是有意为之，凡是刻意相求，往往力有不逮。理想的写作状态毫无疑问是顺其自然，似山水天成。

朱朝敏

您的小说散文几乎带有强烈的楚文化色彩，这是鄂地作家的显著标志，但具体到每个作家又各各相异。这涉及到古典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的传承问题，还涉及到作家的个人气质风貌。这方面，五十年代的作家做得不错，而70 后80 后，显然较为欠缺。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就这一现象，您对70 后80 后作家的创作有何建议？

  刘醒龙：  

这实在不是一个需要特别强调的话题。人在地上，又不是在天上，吃的喝的穿的说的听的唱的都在受着当地风格影响，只不过那些手拙的人，文采不到位，没办法写出来。气质风貎却是值得每个人琢磨的。一个人成天疑神疑鬼，事事处处都在准备，从头到脚到处藏着掖着各种伤人暗器，再怎么乔装打扮也成不了正人君子。吃亏是福，这话还有功利的一面。吃亏应当是一种人格历练，而不是会给自己带来最终好处。凡是老年人，都是从年轻人的年轻事中过来的。年轻过了，才明白年轻是机遇，不是资本，也不是本钱。有人可以最大化，有人却弄成虚化。谁能早一点从云端回到地上，谁就能早于同龄人将未来紧紧控制在自己手里。

朱朝敏

我很喜欢《上上长江》这部长篇散文，里面充满了机锋的细节，还有不少神来之笔。比如，您写到通天河遇到狼的事情，它从车前跑过，从右到左。而您认为：看见狼，才知道，这一路对长江的认识算是彻底完成了。当然，狼在当地人眼中，是吉祥之物，能从人身边按照从右到左的顺序经过，便是最吉祥的。仅仅是因为“狼= 吉祥”之感，才促使您产生“对长江的认识彻底完成”的感觉吗？还有其它吗？请您具体谈谈。

  刘醒龙：  

走长江，刚出发时，对长江的感觉除了神奇就是神秘，等走到金沙江变成通天河的那一段，忽然觉得长江一万里，与小时候和小伙伴们戏水的那条小溪一样亲切。行走长江的最后阶段，在曾经令人谈虎色变的可可西里，随行的一位记者忽然对我说，你可能是文学史上第一位将长江从头走到尾的作家。我回头一想，可能事实就是如此。对长江的认识彻底完成，正是由于自明白即便是浩浩荡荡的长江，它所承载的万物，原来也都是由常识所建构的。李清照以一介女流，为何能够写出关于项羽的千古绝唱，不是她有多大的英雄气概，而是对恩爱夫君赵明诚遇兵变只顾自己逃命，日后路过乌江时所涌现的感同身受。常识最动人，因为常识是人人都能读懂的，也能够进入人人心里的。长江流淌的只有常识，走长江所见到的也都是对常识的一再强化。

朱朝敏

这种感觉在行走中是隐喻，也是神谕，而对于创作又何尝不是？请您展开谈谈您的看法吧。

  刘醒龙：  

说实话，面对长江，常常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连一滴水、一片云都不是，更别说将自己认作是来写长江的作家。越接近源头越是如此，若不是遇见那匹狼，还真不知道如何写通天河。狼最懂得狼！羊最懂得羊！一滴水最懂得一滴水，一条江最懂得一条江！当我说长江就是一本常识时，也许长江正在那里窃笑。我不是长江，也就永远也不可能真的懂得长江。写作者可能写小说，却不可以成为小说，所以才要切记，不要妄议小说，只能尽最大力量去接近小说真相。

qq复活的依然

读过作品，问好诗友！

qq复活的依然

读过作品，问好诗友！

姚大鹏

夜佳要作！问好诗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