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诗人能够说正常话

赵良田

       编者按：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诗歌写作一直是最受争议且最受非议的；在所有的作家中，诗人是最能引起大家心照不宣的。生活中，如果说某某是诗人并非荣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被人嘲讽的对象。诗歌沦落到如此地步，是被很多当代所谓诗人糟蹋的结果。今天编辑发布关海山老师的这篇诗歌评论，供当代的广大诗歌写作者学习、参考，希望引以为戒，让诗歌走上有感而发，通俗易懂，关注现实的正常轨道。

    《诗人会不会说正常话》（作者：关海山）

    对于这篇文章的标题，有必要进行适当的解释。第一，这篇文章中的“诗人”，指写新诗的诗人；第二，这篇文章中的“诗人”，并非涉及所有写新诗的诗人，仅涉及大部分写新诗的诗人；第三，标题中“会不会说正常话”并非指人们交谈时的说话，主要是指他们写作时的语言。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诗歌写作一直是最受争议且最受非议的；在所有的作家中，诗人是最能引起大家心照不宣的。生活中，如果说某某是诗人并非荣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被人嘲讽的对象。

    那么，被誉为文学的象牙塔的诗歌是怎么变得如此尴尬的？曾被众多文学爱好者尊敬和追捧的诗人，又是怎样沦落到如此令人不屑的地步呢？

    解铃还须系铃人。原因就在诗歌和诗人自身之上，归根结底，原因都在诗人身上。

    新诗被中国人接受的时间虽说还不很长，但在中国人写新诗不久，便诞生了不少堪称经典的诗歌和诗人，比如戴望舒及其《雨巷》，比如卞之琳及其《断章》，比如艾青及其《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再往后几十年，随着“朦胧诗”的兴起，更有北岛及其《回答》《宣告》、舒婷及其《致橡树》《双桅船》、梁小斌及其《雪白的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杨炼及其《诺日朗》、周涛及其《牧人》、顾城及其《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弧线》、伊沙及其《车过黄河》、韩东及其《有关大雁塔》、海子及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阿尔的太阳》《弥赛亚》等，因此，有人借口新诗在中国的历史太短而遮掩新诗的混乱和无序，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诗坛便出现了骚动不安，继而便出现了众多林立的“山头”，以各种寻求 “真理”的姿势来标榜自己“主义”的正确。于是，新现实主义、口水诗、梨花诗、羊羔体、下半身写作……各种名目让人眼花缭乱，写出的诗歌却越来越让读者摸不着头脑、越来越让读者厌而远之。由于长久以来心中对诗歌的爱，因此，无论外界如何纷扰，我仍然坚持读诗，读着读着，却逐渐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读不懂诗歌了，不仅理解不了诸多诗歌中借以表达各种意象的污言秽语，而且连许多诗句都读不通顺了。开始时，我不断地责备自己的颟顸，慢慢地，随着读不懂的诗句的快速积累，我不得不以客观的态度认真分析那些诗句，分析的结果令人吃惊：我必须承认，那些所谓的“诗句”，确实是病句、错句，比如我随手从手边一本公开发行的诗歌杂志上挑出几句：“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一直到现在，十月/都黑暗一样”；“野雀衔来猎人散布的圈套/这是一个囹圄的讥咒”；“河谷之上，两只白鸟翻腾春天的飞翔”“传言中呆头呆脑的斑鸠/春天里行动着她们的聪明”；甚至有些诗歌的标题就让人云里雾里：“我底把那些缸里放进鱼底”！还有，我曾经读过一位诗人写的不长的言论，全篇八九十句中，就有50句左右读不通！根本用不着断章取义，根本用不着专门去寻找，到处都有现成的例子，简直是举不胜举！

    《论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亦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读现在的许多新诗，我却从中几乎读不到怡情、励志或使人身心愉悦的东西，更不要说对人性的探究、对生命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等终极命题，读到的多是些牢骚和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对人对物对事的仇视，以及不知所云的泼妇骂街式的词与句的堆积！歌德说：诗人病了就得先治，治愈后再写作！诚哉斯言。

    把造成诗人们不能正常说话的原因粗略归纳，可为三点。首先是许多诗人没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诗歌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可以沟通心灵的共享时空。如果诗人（当然也包括其他类型的作家）没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那么，他的作品即使不“走错方向”，也不会大气。诗人唐晓渡认为，“当代诗歌和社会脱节，诗歌没有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诗人没有承担他的社会角色，尤其是在牵扯到社会正义、良知、苦难等公共问题的时候”。是的，只从小我出发，只热衷于抒写自己的小感受、小欢乐，无病呻吟，矫情发嗲，这样的诗歌，注定要被读者所唾弃。其次是多数诗人写作基础不过关，换句话说就是，连起码的写作修养都没有。无论哪种体裁的写作，基础的基础就是语言，不说好坏、不说深刻与否，至少得通顺吧？“言为心声，气盛言宜，语言的推敲是为了更精致地展示独特的体验。”庄伟杰在《诗意空间缘何日益狭小》一文中说：“拒绝平庸化、单向化，让诗歌语言从习惯性和一般性的表述中脱颖而出，需要诗人运用陌生化的思维方式和陌生化的语言。”那些常写病句的“诗人”连熟悉的语言都不能熟练地运用，何求在语言上放出光彩？第三是多数诗人自我感觉太过于良好。这真是最要命的一条。

    许多诗人像样的诗没写过几首，却自认为文曲星下凡、自认为世人皆醉我独醒，就像罗曼·罗兰在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借约翰·克利斯朵夫剖析法国诗人的心态时所说：“他们每个人都崇拜自己，这是他们唯一的偶像……他们随便碰上什么人都要炫耀一番，甚至对一个迎面走来的、对他们的装模作样感到莫名其妙的行人也不放过。要不，他们就在举手投足之中象征着某种观念：如力量、欢乐、怜悯、团结、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信仰、自由等等，这些都是他们扮演的角色形象。他们有本领把最宝贵的思想变成了舞文弄墨的玩意儿，并且把人最豪迈的激情变成只起到时兴的领带的作用。”林纾在谈到自己为什么对诗人有恶感时说：“余恒谓诗人多恃人而不自恃。不得宰相之宠，则发己牢骚；莫用伧父之钱，则憾人卑啬。”诗人又互相鄙薄，好分门别类，“矜其识力，张其坛坫”。他们往往以地域为界，自高其高：“必揭麾举纛，令人望景而趋，是身为齐人，屈天下均齐语；身为楚产，屈天下皆楚语，此势所必不至者也。不善治生，又好孤行其意气，则取穷之道，又宁咎人？且诗人者，又乞儿之穷相者也。”在现实中，他们总是认为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因此看到诸多人、诸多事都不顺眼，装疯卖傻，喜怒无常，从而写些“只有后世人才能理解”的诗句。岂不知，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自己走入更加狭窄的精神胡同。

    要想做一名合格的诗人，就要放下虚无的“架子”，老老实实地从正确表述自己的思想做起。

打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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