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民刊

我是南北

我与民刊

南北

卷首

无论是作为一个诗歌流派也好，或是作为一个诗歌艺术的探索团体也好，最主要最关键的，是你要能够向他人公布你的主张，并不断地呈现你的创新成果。不然，你就成了空穴来风，空中楼阁，没有形成一种影响力的可能。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有自己发言的平台，这在近现代的诗歌社团中，办法就是出书、办刊。这样的方法，也不仅仅是文学社团、诗歌流派这样做，几乎所有或宗教或政治或哲学或艺术的流派团体，也都必须这样做。佛教以及禅宗的诸多典籍经论如《阿含经》《金刚经》《楞伽经》《坛经》等等，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等，这些都是古代宗教团体实现思想理论整理和传播的方式，是以书的形式。到了近现代，书依然是重要的传播手段，但更加及时方便的，则是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而进入21世纪后，网络新兴媒体的出现，又给我们提供了更加方便及时的传播平台，这就是电子邮件、BBS论坛、博客等，以及现在已经有点泛滥的微信和微博。但我们为什么还要办纸刊呢？为什么还要出纸质的书呢？我想这样的道理，不用说大家也都明白。广播电视虽然传播迅速，网络平台虽然快捷方便，但它们也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作为物的存在感较差，很容易在快速的变幻流动中消失掉，这是其无法与传承了千百年的纸质书籍和刊物相比较的一个物理属性。所以，就目前而言，虽然纸质的报刊书籍甚至广播电视等传媒都受到了网络新兴媒体的强烈冲击，有点江河日下的味道，失去了很大部分的阅读市场，但要完全取而代之，却也还不可能。也正是如此缘故，我们的丛刊和计划中的诗选书籍，也还是在不断努力的编辑着，出版着。

卷一

无名文学社与《无名》杂志

（一），加入无名文学社

《无名》和《习作园地》，都是无名文学社（简称“无名社”）的社刊，只是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别而已。

我不是无名文学社的发起人，而是“半道出家”加入进去的。

1979年的冬天，我和一位姓周的诗友骑车路过开封大南门那里，见城墙临路口的地方，许多人在那里围着看什么。那时候，城市的街口或者墙壁上，还经常能看到一些来自民间的张贴物，这是受北京“民主墙”的影响所及。那时我们也都年轻，对文学对思想有一种新奇的渴求。

我和姓周的朋友翻身从自行车上下来，挤进人堆凑到跟前去看。原来是一份手刻的油印刊物。上面有小说，有散文，还有诗歌。

这油印的刊物纸张是那种发黄的马表纸，墨迹也时而清楚时而模糊。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兴趣。我们站在那里看着，忘记了这可是腊月天，泼水成冰的。等我们大体的看了一遍后，脚都冻麻了，耳朵也都被小北风吹得生痛。但我们谁也没有马上走掉。刊物的后面留了地址，还有联系人，叫王静湖。

我说，咱们去找他吧。

周说，走。

我知道，周和我一样，是新奇的，是激动的。

我们骑上自行车，沿着中山路一直向北。那条叫刷绒街的街道，就在龙亭湖的边上。开封古城的大街上灯火已经亮了起来，我们在路灯的照明下，查着门牌找到了刷绒街89号。那是一个大杂院，我们就沿着拥挤不堪的平房间的过道，打听谁是王静湖？有人向我们指了一个平房的门，说那就是他家。门开着，一位中年妇女在那里忙着做晚饭。她看我们站在门口张望，就问，你们找谁呀？我说找王静湖，他是住这里吗？她就对着另一间关着的房门叫，静湖，有人找。

另一间房门开了，出来一个戴眼境的人，二十五六的样子，满面书生气。这就是贴在城墙上的无名文学社的联系人，也是《无名》杂志的主编王静湖。

我们说在大南门的城墙上，看到了你们贴的刊物，很感兴趣，然后做了自我介绍。王静湖说，刚好，今天晚上我们有个聚会，在铁塔公园那里。你俩要没别的事情，可以跟我一起去，先跟大家认识一下。

于是就跟着他，骑车绕过龙亭湖到铁塔公园那里。但聚会的地方并不是公园里面，而是公园相临的一家挂着“XXX五金铁合厂”牌子的工厂。原来，无名文学社的社长姓穆名润州，又名常青。他是这家工厂的办公室主任和工会主席，活动就在他的办公室里。

穆润州是回族人，王静湖也是回族。开封市的顺河区，全称就是顺河回族区，是回族比较集中的地方。老穆所在的这个厂子，就归顺河区管。老穆有三十多点年龄，很精干的样子。其实从贴在城墙上的《无名》上面，已经看到了老穆的作品。他是写小说的。

王静湖将老穆介绍给我们，又将我们介绍给了老穆。不一会，高阳也来了。他们笑着叫他高部长。后来知道，高阳在文学社里分工会员入社等事情，就被叫成组织部长。又因为他个头高大威猛，且又姓高，所以大家又戏称他为“高部长”。想不到在一年后我们被审查时，他就因为被叫做“组织部长”而备受“关注”，非要他交出“组织名单”不可，这是后话了。

对于文学社团或者说民间的同人社团，我是向往已久的，总想有机会自己也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意趣相同的社团中的一员，大家为着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而努力。这样的向往，大概是从当时能够读到的一些“革命书籍”中产生的。我读过关于民国时期著名文人社团“南社”的资料，柳亚子、李叔同、苏曼殊等许多文人名士，都是当年的南社成员。但对我影响更大的，应该是一本名为《毛主席青少年时期的故事》的小册子。这本书主要是介绍“伟大领袖”在自己的青少年时期，是如何的走在时代前列，反军阀，反暴政，反独裁的。介绍更多的，是他如何化名“二十八画生”，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杂志等，并由此走上“革命道路”，开始了自己不同寻常的一生。

可以说，毛在当时是我最主要的影响者。柳亚子等的南社诗人，毕竟去时太远。而毛当年搞这些事情的年龄，也正与我相当，所以，就觉得很切近。当然，毛和GCD的其他主要成员，当年大多都有组织社团，创办报刊的经历，以发展凝聚力量，宣扬自己的思想主张。也可能正因为如此，当他们取得政权后，才将这些地球上任何角落的知识分子都享有的天赋权利，全面剥夺，一分不留，以防有人步了他们的后尘，从而成了他们的反对者。

当天晚上，记得我表示了想加入无名文学社意愿后，高阳就拿了一份油印的入社表给我填，填好后，说他们讨论一下后通知我。

同去的周没有填表，后来也没有再参加过文学社的活动，但我们却一直是朋友。

（二），编辑《无名》诗专号

填表后不久，我接到通知去参加文学社成员的聚会，算是正式接纳了我为社员。并且，在这次聚会上，确定了着手编辑《无名》第三期，并分工由我协助王静湖一起组稿编辑刊物。我当时是很激动的。终于，我有了一个机会，有了一个开始，有了一个方向和目标。虽在此之前，我在市里仅有的一份刊物上发表过诗歌、小说等，也算在开封古城小小的有了点名气，但对于能自主的办一份自己的刊物，还是莫名的兴奋。

但在组稿过程中，遇到了些困难：没有合适的稿件可以用。因为创刊号上刊登的主要是小说、散文、评论等，算是综合性质的。但在编辑第二期时，大家一时都拿不出合适的作品，组稿也有困难。于是，我提议将第三期编成“诗专号”。大家讨论后同意了，并由我来负责组稿编辑，大家还组织了一批河南大学、郑州大学等在校大学生的诗歌。其中有一位叫陈守中的，诗写得很好，很有叛逆的思想力度。他是和北岛、舒婷、顾城等那批人一起在中国第一官方诗歌刊物《诗刊》上亮过相的。他后来和我接触较多，送了大量他写的诗给我。在《无名》诗专号上，为了避免遭受学校和其他部门的追查，他没有用真名，而是由我给他用了个“武明”的笔名发表。除了陈守中等大学生的诗外，其他主要是我的诗，如用呼天雷为笔名发表的《自由万岁》，以野卉为笔名发表的《母亲，您听我说》等诗歌。还有一些自由来稿和国内外诗人的作品选载。

在这期刊物上，我们还在首页刊载了《无名文学社章程》，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结社和办刊的目的和方向。我们是文学的，仅仅是文学的。但文学需要在自由民主的土壤中，才能真正成其为文学。

诗专号的印刷是在穆润州家里。

由于前面两期的刊物是静湖他们请朋友帮忙在“单位”偷印的，很难再印第三次。当时打字印刷对于民刊来说，绝大多数都无法办到。全国的民刊中，我见到也只有北京的《今天》，封面是机器印刷的，内文是打印的。其他基本都是油印的。而且，连油印机、刻字的钢板、钢笔、蜡纸、油墨以及各种纸张等，也都是控制物质，没有单位介绍信，是有钱也买不出来的。大家为此很是发愁。我当时刚好在一个“单位”担任会计，财务章在我手上。为了能继续刊物的印刷出版，我就将财务章上“财务专用”几个字用纸贴了，盖在一张开好的介绍信上，用大约三个月的工资到市里的文化用品商店，顺利的买回了一部油印机，还有钢笔、钢板、蜡纸油墨等。那时工资都很低，我当时每月才28元5角的工资，还是按所谓行政人员的工资标准。一般刚参加工作的工人，月资仅有18到21元。

当时临近春节，古城开封大雪弥漫，滴水成冰。老穆、静湖、高阳和我，几个人干了两个通宵，将刻好的蜡纸卡在油印机上，然后推着滚子，一张一张的印，一张一张的散开晾干，最后又装订成一本本杂志。我已记不起这次的印数是多少了，大概有二百来本吧。

老穆的屋子里，虽然生了煤球炉子，但还是寒气袭人的。老穆离婚了，自己带着三岁的女儿娜娜生活。我们在那里印刊物，娜娜和我们混熟后，就躺在被子里，看着我们忙活，还不时的伸出小手向我们叫：“叔叔叔叔，我给你们唱个歌啊”，直到睡着了才安静下来。娜娜是个很可爱的小女孩。

诗专号印好后，我们照例是上街粘贴。这对于我是一次奇特的经历。记得是第三天的晚上10点多，我们几个人骑着自行车，分成两组。每组两个人，带着成桶的浆糊、刷子、和几份杂志。我和静湖一组，负责贴大南门、古楼广场等城南城西的地方，老穆和高阳负责贴城北城东河南大学等地方。

我和静湖骑车走在大街上，感觉就像一些小说或电影上描写的地下工作者的样子，不时的回头看看是否有人在后面跟踪。中国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正是所谓“思想解放运动”时期，我们基本是按了才颁布的《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公开行事的，我们觉得是在履行自己的正当公民权利，心中感觉理直气壮。虽当局并不予以承认，但也还没有公开干涉，只是暗中监视，并设法捣乱而已。

因为天寒，古城的夜晚是安静的，几乎没有多少行人。我们很顺利的将刊物贴到了预定的位置，没有遭到什么干预和麻烦。

贴完杂志，已经是午夜之后了。我们又按约定回到了老穆的家里，商量下一步的工作。刊物出来除了在本市粘贴和少量在大学里面出售外，主要的是与全国各地的其他民刊进行交流，并给中央、省、市的人大、政协、宣传部及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邮寄，一是表明我们是依据宪法公开行使结社、出版自由权利的；二是要求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不得暗中监视和阻挠，杂志可以公开印刷出版和发行。

我们还寄给当时诗坛上几位曾被打成右派刚刚复出不久的老诗人如艾青、白桦和李季等人，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扶持和指导。不想，正是我们这个纯粹是属于文学属于诗歌的举动，导致了我们的一场灾难，导致了我们的社长穆润州的卧轨身亡。

（三），社长穆润洲在“学习班”期间卧轨自杀

在我们的这期杂志出来后，我们曾专门带着杂志去市委宣传部，一是送样刊，二是申办公开出版的相关手续。但宣传部的一位负责人说，宪法既然规定了公民有自由结社、出版的权利，我们也就不加干涉；但我们也不能承认你们，不能办理任何手续，因为我们没有接到上级这方面的文件和指示精神。

这期出来后，文学社又有不少新的成员加入进来，有学生，有工人，更有诗人、作家、剧作家，也有机关干部，各行各业的都有。但更多的是一些文学青年，他们希望有一个地方，能够彰显他们的才能。后来，我们搞过一些诗歌朗诵会之类的活动，他们便是主要的参与者。奇怪的是，到1981年我们被捕后，这些人竟都算成了我们的“外围组织”成员。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是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但公安们却一清二楚。可见他们工作的无孔不如。当然，后来也有人透露，诗专号出来后加入到我们文学社里的那些人中，有公安派来的卧底。

到了1980年的春天，情况突然起了变化。

3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去一个指定的街道办事处会议室参加由宣传部主持的会议。我开始很迷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肯定是无名文学社和《无名》刊物的事情。等我被来人带到那个地方后，才知道我被办了“学习班”，且是脱产隔离学习。学习班共三个人，一个是我所在区的区委宣传部长，一个是当地街办的民兵营长。而学习对象就我一个人。部长负责给我念文件进行洗脑教育；民兵营长则对我负责监控看守。给我规定的纪律是，学习期间不许跟其他任何人联系，不许离开本市，不经批准不得离开住所。但我当天晚上还是搞清楚了，原来，我们遭遇的这次强制学习，不是全国性的，而仅仅是开封市的。我们几个主要成员，都被同时办了学习班。

就在学习班进行到第四天的时候，夜里我已经睡下了，突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并听到王静湖的叫声。起床开门，静湖气喘吁吁的说，老穆自杀了，是在给他办学习班期间。他在下午的时候，独自走到陇海线一处荒僻的地方，卧轨身亡。在他卧轨现场不远处的一个坟地里，有一片烟头在地上。

这一夜，我几乎彻夜未眠。和老穆在一起的一幕幕往事，像电影一样浮现在脑海中。

第二天上午，当我来到学习班地点后，看到那位区委宣传部长面色很是严肃。他没有再给我读什么文件，而是宣布，接到市委通知，学习班暂时结束，但又要我将我们印刷刊物的油印机、钢笔、蜡纸等送到市委宣传部，并说部长要跟我谈话。

是那位民兵营长到我的住处，将油印机带走的。而后我来到市委宣传部，见到了一位姓吕的部长，他说，你们的社长昨天下午自杀了，所以市委决定你们的学习班先不办了。你买的油印机我们研究了，不没收，我们出钱买过来，这样行吧？考虑到你的工资也不高么。接着他喊过来一位什么科的科长，说你先将钱给这位小王同志，其他事情回头再说。

当天下午，我和静湖、高阳等人，在人民医院的太平间里，见到了几天前还和我们在一起的文学社社长穆润州。他是回民，按穆斯林的教规，他的遗体上被白布包裹着。他是被轧断了臂膀失血过多而死亡的。他面容苍白而平静。

老穆就这样去了。

我们几个无名文学社的主要成员，此后都成了监视对象。当局想通过对我们的监控和对老穆家人的施压，严密封锁消息。他们对老穆的家人许诺，老穆按因公伤亡处理，给丧葬费、抚恤金；老穆的女儿娜娜，由政府供养到18岁成年等。而在我住处的门口，坏了很久的路灯突然修好了，且比其他的路灯都要亮。在那么严寒的冬夜里，路灯下却整夜整夜的有几个人在那里围着打扑克牌。白天外出，后面总是有尾巴跟着。

不但我们几个人是这样情况，就是那些与无名社有联系的“外围组织”，也同样被监视和跟踪。

（四），《习作园地》的诞生

尽管我们都被监视跟踪，但我们毕竟还没有公开的被抓，因此，我们就不能停止我们的行动。

对于我，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开始仅仅就是出于对于文学的热爱，大家都没有参与政治的考虑。但我们却被逼上了这条路，不得不去考虑文学以外的事情。

我们还从宣传部一位负责人那里获悉了一个令大家震惊的消息。我们的被办学习班，是因为我们的诗专号寄给北京的两位老诗人艾青和李季才导致的。这两位老诗人在收到了我们的刊物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竟上缴到了中宣部，并声称给他们寄这个刊物是别有用心，要求中宣部处理。于是，中宣部通知我们所在省的宣传部，省委宣传部又通知市委宣传部，最终导致了我们的被强制学习，导致了老穆的死。

我们决心将这个沉痛的重要消息向外公布出去。

为了慎重，在公布之前，由我起草了一封给艾青和李季的信挂号寄给他们，想证实一下是否真有其事？我们希望没有这件事，希望他们能给我们这样一个答复。

但他们都沉默着，始终没有给过我们只言片语的答复。

我们知道，这竟然是真的了。

我们怀着悲痛和气愤，重新聚集到一起，商量以后的道路该怎么继续。我们很快形成了一致的意见：打破封锁，继续出刊，将发生在开封的“穆润州事件”向外公布出去。但在具体问题上出现了点分歧。一种意见认为，若继续用《无名》这个刊名出版，很可能给当局以借口，而对我们采取极端手段。不如换个刊名。大家认为这个办法可行，但用什么新刊名呢？我的意见是用《号角》或《阵地》这样观点鲜明的刊名，但没有通过，最后用了《习作园地》这样“没有刺激性”的刊名。其实，当局对于民刊的态度，根本不在于你用什么名字，而是根本就容不得你的独立存在。

这期《习作园地》，印刷条件更加恶劣。我们的油印机被强行“买”走了，没有了印刷工具。我四处打听，终于托人在郑州的一个文化用品商店里，买到了一套更简陋的油印工具。是用蜡纸直接在纸张上刷的。纸张也很糟糕，是那种粗糙的黄表纸。这一期从撰稿、编辑到刻蜡版，基本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最后印刷也是在我那里。我当时已经被撤了会计的职，调到另一个小厂当杂工。住的地方则是这个厂临河边堆杂物的库房一角用苇席隔出来的一间屋。

又是一个通宵之后，我们终于完成了《习作园地》的印刷和装订。这次仅印了大约60来份，并且连夜装好了信封，等第二天就发往全国各地的兄弟民刊。

在这期刊物上，除了诗歌外，我们增加了各地民刊和民主人士的活动情况报道，记得有上海付申奇竞选当地人大代表的演说辞等，主要的是报道了无名文学社被强制办学习班和穆润州在“学习”期间被逼卧轨而死的前后情况。同时，也将给艾青和李季的信公开刊出。

第二天上午，我和另外一位朋友一起，去南关邮政局邮发刊物。那时邮政上对于印刷品还是免费的，不用贴邮票，只要说明是印刷品就行了。我们这次交给邮局了50来份发往全国各地民刊的邮件。但不久我们得到消息说，这批邮件全部被扣留了，根本就没有发出去。回想了一下，我们在屋里印刷的时候，外面一直有一辆汽车停在不远处的空地上。我在去邮局的路上，是刚刚上班时间，却迎头碰上了从区委出来的单位党委书记。种种迹象表明，既然我们的行动一直被监视，我们的邮件被扣留没有发出去，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只是，在一年后我被扣上组织“非法组织”，出版“非法刊物”的罪名被抓时，一位省公安厅的处长在提审时对我说，你们的那个《习作园地》作用不小啊，海外媒体的报道，都是采取了你们的消息。

那么，我们的苦心没有白费？我们达到并超越了预期的目标？这至今还是一个无法证实的谜。但这位处长说的，似乎也非编造。许多年后，也就是2001年的时候，我在郑州的书店里看到一本名为《沉沦的圣殿》的书，是廖亦武主编的，主要内容是对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地下诗歌运动的回顾，主要是北京《今天》的那一班人。在上面我竟然看到了20年前我亲手刻出来的《习作园地》的封面照。这大概可以说明，那次的邮件全部被扣的消息，是不确切的。起码，外地民刊的朋友那里，是见到并存有这本杂志的。

（五） 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及我们的命运

到1981年下半年的时候，全国各地的民刊都不同程度的遭到当局的干扰，主办人不断被捕，形势变得开始严峻起来。这时武汉、广州和上海的几家民刊首先提出组织全国民刊组织，并拟定了章程草案，在全国征求意见，作为共同发起人。我收到广州《民主之路》何求发来的文件后，连夜和静湖等人联系，并聚集到一块讨论。我们意见不太一致，有人认为这很危险，可能会导致当局更多的迫害。但我却认为，现在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各自办刊，最后即便当局不强行取缔，也会因没有统一的目标和方向而自生自灭掉。

最后大家讨论的结果，还是决定以《无名》杂志的名义，回复接受章程草案，并作为中华全国民刊协会的共同发起人之一。我和王静湖，同时作为联络人。

本来，按照发起人计划，是要邀集各地代表召开一个全国代表会议昭告成立的，但由于遭到当局强力干预阻挠，第一次中华全国民刊协会代表会议，在仅有五位代表出席的情况下，在武汉匆匆召开。但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协会基本没有办法开展什么工作。出了几期以全国民刊协会为名主办的会刊《责任》，但对各地民刊基本没能起到指导和推动的作用。

这里还应该提一下“木厂街会议”。这是1980年冬发生的事情。当时在开封木厂街我们一位同情者家里，有一次聚会，参会的有我们无名社的几名成员，有河南大学的诗人陈守中、李铁军等，还有郑州大学的耿晨、李可夫等人。耿晨是开封市公安局带职到郑州大学读书的，他向大家报告了全国公安方面的最新动态，让大家做好最坏的准备。我和静湖等报告了无名社的近况和全国各地民刊和民运方面的状况。

这次聚会后来被当局定名为“两校一刊木厂街会议”，简称“木厂街会议”。

无名文学社被定名为有组织、有纲领的“非法组织”。

《无名》杂志被定名为“非法出版物”、“非法印刷品”。

中华全国民刊协会被定为有组织、有纲领的“全国非法组织”。

1981年的春天，是异样寒冷的。

3月初，我被捕。先后软禁、关押了4个多月。

同时被捕的，还有王静湖，我们被关押在同一个地方，后来知道那是一个劳改场的禁闭室。关押到这里而不关押到看守所等地方，大概是为了对外完全隔绝的保密需要吧。不要说外界，就连我们自己，最初的一些天，也不知道身在何处。作为政治犯，我俩都是被单人关押，相互隔着一个号房。为了防止我们有接触，连放风时间都是分开进行的。

无名文学社其他成员除了个别听到消息逃避到外地的外，也都被传讯审查。

这次全国性对于民运民刊的镇压行动，是以传达到县团级的一份机密文件（既“九号文件”）为依据进行的。全国各地所有民刊负责人，各个大学的“异见学生”，全部被抓或被传讯审查。很多学生被开除学籍解送回原籍，交由当地公安部门监控。

至此，以北京民主墙为起端和标志的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民主运动”进入低潮。方兴末艾了三年多的以争取言论和结社自由为目标的尝试，也最后在当局的高压之下划上悲剧性的句号。

但我不相信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我们在当时留下的足印，我们在当时发出的声音，哪怕最后成为了一块块化石，它也会给后来者以某种昭示――民主和自由，是人类最不可磨灭和更改的向往和期待，是永远都不会停止的最为不懈和伟大的追求。

卷二

《新纪元》的创办始末

一九八七年秋的一个下午，按照约定，我在开封禹王台公园南大门见到了黎阳。他是河南大学学生，也是该校羽帆诗社的成员。我带他到我临河的家，与写诗的妻子认识，并留他晚餐，把酒论诗。

通过黎阳，我又认识了吴元成，他当时担任羽帆诗社的社长，直到毕业。

也是不久后的一个下午，我依约到河南大学，先见到黎阳、吴元成，然后一起去位于河大校园里的河大出版社，见到了该出版社文学编辑海岩，美术编辑王小木。不一会，又有一位诗人到来，他叫罗锦羽，笔名罗羽。他也曾是羽帆诗社成员，不过已经毕业，分配到平顶山日报社做副刊编辑。

聚会的六人中，除我之外，都是与河南大学相关的学生或工作人员。我们当然的讨论着诗歌，讨论着全国各地的诗歌活动，最后，我们决定办一份同人诗刊，刊名《新纪元》。创刊号是由吴元成负责主编，其他人除提供自己的作品外，就是积极组稿。

第一期、第二期出刊后，时间到了一九八八年，元成与黎阳面临毕业，已经没有时间和心思继续做民刊的编辑工作，于是我接编第三期，在五月份出刊，刊名全称为《新纪元诗歌资料》。为什么会改成这样的刊名，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不过，肯定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黎阳毕业后回了老家教书，后来去了北京，据说做教材批发生意，很成功。此后虽然还有书信往来，但再也没有见过面。

元成毕业后到了郑州，在河南农业大学校报做编辑。由于开封与郑州离得很近，所以联系多，见面也多。

罗羽在平顶山报社工作，我至今也没有去过那座城市。也有书信来往，他还在他编辑的副刊上发过我的诗歌作品，但也仅仅如此。后来我们有过一次相遇，却已经是二一世纪初了，是在诗人李霞那里。他当时已经离开平顶山，到了郑州。

海岩据说后来去了海南。王小木本来就是搞美术的，与诗歌关系不是太近。这两位与我都只一面之缘。初见即是最后。

《新纪元》在一九八八年底，还出过一期，不过不是打印的“诗歌资料”了，而是借了《诗歌茶座》的版面，做了个专号。《诗歌茶座》是开封诗人孔令更联合我等一班开封诗人，以开封市诗歌学会之名办的一份不定期诗歌刊物，刊头是找著名老诗人苏金伞题写的。

一九八八年，我刚好担任所在小印刷厂的厂长一职，所以有这个方便。到了一九八九年，一切都改变了。我被人设套陷害，从春到夏蹲了几个月的班房。等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七月份了。

《新纪元》此后是否还有过什么活动，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

这份诗歌民刊，从时间上说存在了两年左右。出刊了三四期吧，也在河南的诗歌圈子内，造成过一些影响。不过，由于诸多客观因素的作用，主要是人的变动，不稳定，这起于一时的兴趣和冲动的民刊，没有来得及提出明确的诗歌主张，也就没有明确的办刊目标和方向，所以就没有能形成一种凝聚力。几期刊物的编辑出版，基本就是元成和我在具体做，黎阳是积极参与者。他们两个毕业后离开开封，客观上也就自动解散了。所以，即便没有一九八九年的那场变故，估计也不能继续下去的。

卷三

只出了两期的《发现》

《发现》是我参与过的又一份诗歌民刊，不过，时间已经到了一九九五年。

那时我旅居郑州，在一家文化广告公司打工。一天晚上，与同在郑州旅居打工的开封诗友胡羊一起，去拜访田桑。田桑本名田玉强，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做编辑，在河南的诗歌圈子里，他人缘好，有亲和力，但也不缺少诗歌野心。我与胡羊，都是通过同在一个公司打工的他的老乡方家欣与之认识的。那天晚上除了喝酒外，我们肯定聊的都是诗歌。记得最后是三个人都觉得河南在中国的诗歌江湖上，地位太弱了，几乎没有一点声音发出。原因是没有一份诗歌民刊，也就没有凝聚力量的营盘、旗子和方向。要想在中国的诗歌江湖上形成一股力量，显示存在，就只有创办一份属于自己的诗歌刊物。我想，我那晚上一定借着诗和酒，说了很多创办民刊的必要和必须。因为，我已经有过了两次编辑民刊的经历。虽然遭遇挫折和失败，但我并没有为自己准备想要屈服和放弃的理由。

作为在省会城市旅居的打工者，我与胡羊离开田桑的家，也就放下了此事。因为诗人们酒后发一些或慷慨或激昂的言论，实在是太平常了，常常是酒席散了话语也就随风而逝。但，田桑却认真了，他联络与他同在一家出版社上班，又住在同一栋公寓房里的诗人杨吉哲，不久后就出刊了一份诗歌民刊，名为《发现》。具体的操作，我们为此是否有过讨论，我已经记不得了。

《发现》的创刊号上，没有主编，只有一份编委名单和一个责任编辑：田桑。我与胡羊，被列在编委名单中。现在想来，真是惭愧。对于这份刊物，我并没有做过什么具体的实质的贡献。

《发现》一出，立即在河南甚至国内的诗歌江湖上掀起了一排波浪，让大家看到了中原诗人和诗歌的存在和聚集，看到了可能的方向和力量，吸引了大量具有先锋精神的年轻评论者和诗人加入进来。蓝蓝、李霞、汗漫、扶桑等，都成了第二期的作者。第二期的出刊，更引起省内外评论家、作家、诗人们的关注，耿占春、陈超、单占生、潘军、陈东东、黄粲然等，都不失时机的站出来进行评说和祝贺，为这一诞生在中原大地上的诗歌民刊发一声好。

但是，《发现》的路没有伸向更远的远方，甚至有点“开始即结局”的中国式宿命。

《发现》第二期出刊不久，有关部门就开始找田桑以及相关的编委和作者进行调查和谈话。据说，《发现》第二期是在郑州街头的一家打印店里打印的。当地公安对打印店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了《发现》。顺藤摸瓜，就摸到了一张张诗人年轻的脸。

他们没有找我。大概是第二期上没有编委名单等信息。虽然有我的一首诗刊在上面，但也只是混在众多的作者之中，并无显眼之处。何况，这首名为《重读〈共产党宣言〉》的诗，后来还被《诗歌报》给转载了去，也就不好再挑剔什么了。实际上，他们针对和关注的，不是具体的作品和文字，而是“非法出版”或“非法结社”式的诗人聚集。他们认为，那是对于绝对权力的一种不能被允许的轻蔑和挑衅。

《发现》就这样终结在了被“发现”之后。但它留下的，肯定是很多诗人，特别是几位发起者编辑者的叹息和遗憾。如果假以时日，如果《发现》能够出刊到第五期第十期，我相信它一定能够成长为一片茂密而奇异的诗歌森林。

虽然《发现》仅出两期就夭折了，但以我一个“民刊人”的眼光来看，它的价值是不能也不会被抹灭的，至少在河南当代诗歌史上，它是二十世纪一个独特到不能忽视的存在，是一座民间诗歌里程碑式的建筑。它所倡导的“一种有针对性的知识分子式写作”和“极端冒险和极端个人化的努力”，以及建议写作者必须进行诗歌的“实验和探索”，都是有启迪意义的。而它提出的“不求无过，但求发现”的办刊宣言，更是对于所有的诗歌民刊，都有着积极的借鉴价值。

我相信，《发现》不会被长久遗忘。终有一天，它会被诗歌之路上慧眼独具的探索者，重新发现，重新定义和定位。

卷四

现代禅诗研究会与《现代禅诗探索》丛刊

对于现代禅诗流派来说，《现代禅诗探索》丛刊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没有这份丛刊，作为一个流派，就显得单薄，就立足不住。

2005年，现代禅诗探索BBS论坛在乐趣园网站建立。

2007年，我旅居黄山太平湖时发起成立现代禅诗研究会。既然有了一个团体，作为团体不可或缺的会刊，就是必须要办的。

2009年，开始编辑论坛电子月刊《现代禅诗探索》选刊，也就是网刊。在这个网刊之前，还编辑过6期《现代禅诗探索》精华作品选，汇集了自2005年建立论坛后所有的优秀作者和作品。这是一个很可观的积累和梳理过程。这期间，我个人也经历了成都、太平湖、上海、昆明的旅居迁徙，然后抵达云南大理，终于在一个临着洱海的白族村落下鸡邑安定下来。然后，这件事再次被被提上日程。在这里，我想应该感谢几位现代禅诗研究会的早期成员，他们就是张黎、何兮和若与等。我与张黎的认识最初也是因为现代禅诗，虽然后来发生了某些观念之争的不愉快，但她对于现代禅诗所做的贡献，还是应该记取并感谢的。当时创办这份刊物时，她也旅居在大理，我告诉她自己手头没有办刊经费，书商欠我的版税又迟迟不能兑现。这时张黎说，你办吧，我先垫三千元钱给你。有了她的这个援手，我就在2009年9月开始了创刊号的编选工作，到当年11月底基本编竣。何兮我们的认识，当然也是缘于现代禅诗。创刊号着手编辑后，何兮就开始积极找人设计刊物封面，找人排版。现在大家看到的创刊号封面，就是何兮找人设计的。刊物编竣后，开始在论坛上征求意见，寻找合适的印刷厂家，当然是希望印价低又能保证质量。这时论坛上一位网名若与的诗友（后来曾加入研究会，不久又退出），说他自己就是开办印刷厂的，且报价是单价五元（起印数670本）。这在当时询问过的几个厂家中，是最低的。更重要的，是他这个印刷厂主，还是我们的诗友，现代禅诗的同人。但他和他的厂子，在遥远的甘肃白银市。所以，第一期丛刊，是在甘肃省的白银市印刷的。印好之后，通过物流公司发到云南大理，然后我又从大理邮寄给分布全国各地的同人或诗友。直到今天，如果你搜索一下《现代禅诗探索》创刊号，可能还能找到一家白银那里的网上书店，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售卖这本刊物。当然，价钱已经不是当初的五元，而是最低100元了。

万事开头难，这是一个规律。再难的事情，只要开了个头，以后做起来就会顺利得多。第二期丛刊，2011年出版，是在大理编辑印刷的，起印500本， 成本单价10元。第三期和第四期是在沙溪半山的现代禅诗院编辑的，印刷和封面设计则是何兮负责在成都完成的，分别在2012、2013年出刊。第三期起印1000册，是截至目前单期印数最多的一期。第四期没有印那么多，只有600本。第五期2014年出刊，那时我还在沙溪半山的现代禅诗院，而印刷则是在大理古城的一家印厂，印数350本。第六期是在2015年大理古城编辑，我到河北衡水后在当地一位文友负责的印厂印刷的，印数300本。第七、第八期是在我新的旅居地石家庄编辑，印刷依然是衡水。印数也都不多，这两期分别是300本和350本。

值得特别致谢的，是在这将近十年的丛刊编辑出版中，得到过诸多朋友、诗友和同人的无私支持和捐助。丛刊创刊号出来后，第一个捐助者，是当时也旅居在大理的河南老乡陆勇。在创刊号出来后的一次聚会上，我带了两本新出的丛刊给大家看，这位常居北京但喜好游走的老乡，很爽快的掏出1000元钱，说是支持一下文化事业。就这样，现代禅诗流派有了第一笔捐助。也是万事有开头就有后续，此后的捐助，我们都刊载在丛刊上，以示感谢和铭记。最值得记住的是我们研究会的同人石上硫，他是对丛刊以及现代禅诗院建设、丛书出版都进行了捐助，且持续时间最久，数额也最大的。虽然我们丛刊的出版走的是同人自助办刊的路线，但如果没有大家的无私捐助和支持，能不能坚持到现在，真是很难说。就第八期丛刊来说，本来我由于琐务的挤压，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编辑，但几位同人的捐助，让我不得不继续强打精神，勉强挤出时间来编辑了这期刊物。大家如果熟悉刊物的编辑和出版流程，就会知道，一本刊物从选稿编辑到印刷出刊，最快也要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所以，尽管我们一年或一年多点时间才出一期，但要长期坚持，也是需要一个可行可持续的办法才行。不然，时间一久，也难免会像大多数民刊那样，走到无疾而终的那一步。

当然，《现代禅诗探索》丛刊自2010年创刊，到现在已经出了九期。这是我生命中编辑时间最长，出版期数最多的一份民刊，还是相对比较顺利没有遇到大麻烦的一份民刊。作为一个曾经屡受挫折的民刊编辑者，能有这样的一份成绩，也算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更是对于那些自己景仰的前辈作家、诗人曾经道路的一种继承。

（约13000字）

山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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