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赋斟要·赋在汉以后的发展脉络
三余草堂文
魏晋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在东汉乐府诗歌的基础上形成了五、七言诗体,成了辞赋的主要载体。赋的总的趋势是情采结合,情显而辞美。以体物为主,讲求徘偶,声律,较诗自由,托物以抒情,这是赋的开拓。如曹植的《鹞雀赋》、祢衡的《鹦鹉赋》。托物寄讽的如曹植的《蝙蝠赋》、阮籍的《猕猴赋》把所咏之物人格化,人与物的结合体贴入微,分寸合度对后世讽谏文学有一定影响。再就是抒情、叙事、描写结合开拓了聚类化、如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类聚了各种名物,班彪的《北征》类聚了许多历史事件。陶潜的《闲情赋》类聚了种种求爱的表现。江淹的《恨》、《别》二赋把不同的悔恨、离别类聚在一起,在拓展艺术想象方面给后学以启发。这时赋对景物、和人物形神的描绘也有所发展创造,达到了新的高度,如曹植的《洛神赋》、萧纲的《采莲赋》庾信的《对烛赋》、谢惠连的《雪赋》、谢庄的《月赋》等。特别是咏物赋到晋代已具备了各种题材,天地之大,草介之微都能入赋,就如刘大杰先生所说:“飞禽走兽,奇花异草、天上的云、地下的落叶,都是他们的题材。桔子、芙蓉、夏莲、秋菊、蝙蝠、螳螂、麻雀、小蛇都被他们赋到了。”(《中国文学发展史》)可谓“大者罩天地之表,细者入毫纤之内(左思《三都赋序》)。
齐梁间受乐府民歌和五、七言诗体影响而形成的小赋,五七言诗句渗入赋中,它起源于东汉末年,马融的《长笛赋》结语就是一首完整的七言诗,赵壹的《刺世嫉邪赋》中也有整段的五言诗,班固的《两都赋》后系四言体颂诗。王粲的《登楼赋》夹有四言诗句。至齐梁沈约的《衰草赋》、刘思真的《丑妇赋》全是五言诗句。萧纲、萧绎的《采莲赋》、《对烛赋》虽有个别散文句法,则可看成一首杂言诗,并延续之唐珞宾王的《荡子从军赋》、王勣的《元正赋》、刘长卿的《酒赋》均可谓杂言诗句组成,诗赋互参,的渗透与胶合也是辞赋发展的成果。
到唐代科举取仕,用韵更严,与诗的用韵相联系,使赋的进一步诗化、格律化形成了律赋。这是一种即讲对偶,又限定音韵的试体赋,律赋由俳赋脱衍而来比俳律更讲究对仗工整,音律谐协,它是同诗的进一步格律化相联系和用韵的。律赋因应试的需要,内容多偏重于体物说理,语言也典雅庄重,在精神层面上有汉赋复归的倾向,而对骈赋徘赋诗化却有些背离,而且字数也限在四百之内,清人李调元在《雨村赋话》中提到:“唐时律赋,字有定限,鲜有过四百者”。由于应试,凭考官定韵,加之限字、对偶的束缚,其变愈下与文字游戏无异,直到元代课试改用古赋,律赋逐渐隐退。随着唐代古文运动的深入,新文赋直接承汉,如李华的《吊古战场》、韩愈的《进学解》、柳宗元的《起废答》、杜牧的《阿房宫赋》都摒弃了汉文赋的古奥板重,用形象贴切的语言生动描写,这与唐诗的发展趋势和基调基本一致,却增多了文的成分。后来从敦皇石窟中还发现了一些语言很通俗的俗赋,《燕子赋》、《晏子赋》、《茶酒论》这与荀卿的《礼》、《智》等赋,汉王褒的《僮约》、魏曹植的《鹞雀赋》晋束哲的《饼赋》是一脉相承的。
宋代在仿汉心态中实现着赋体的变革,一是以才学为赋,廓除了晋唐“绮靡相胜”的习气,创造出学殖深醇,横骛别姿的作品。
什么是才学,刘熙载说:“赋兼才学。如,汉书艺文志。论赋曰‘感物造端,才智深美’,《北史魏收传》曰‘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学,如杨雄谓‘’能读赋千首,则善为之’。”又说:“以赋视诗,较若纷至沓来,气猛势恶。故才弱者往往能为诗,不能为赋。积学以广才,可不豫乎?”(《艺概·赋概》)赋家具有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功底、良好的修养,是赋作发达的主要内在因素;二是以散体入赋,抉破晚唐五代骈俳赋艺之藩篱,着意的是喜悲自达,这是宋人尚意文风和心灵宇宙内涵的“乐与万物同荣”的情绪,以论入赋,形成与书画艺术尚意尚理的时代特征如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赤壁赋》、《滟滪堆赋》苏辙《超然台赋》等。辞赋元代以后虽有衰退的趋势,但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产生过许多重要作品,有着不可否认的文学价值。文体赋:文赋是赋体的一类。“文”指古文。即相对骈文而言的用古文写的赋,也即相对俳赋而言的不拘骈偶的赋。文体赋重于描绘深于取象,散文句式与诗、骚杂揉、散韵结合,散句叙述,韵文描写,从篇章结构上看,三、四、六言为多,还杂有一定数量散文化的长短不一的叙述句以以提提携转合,虽近于文然韵语部分多从诗、骚化出,文体赋的语言节律多姿多采,行文情理并茂,罗辑绵密无间,深深地嵌入现实生活科学地继承诗、‘骚、文的精髓,!文赋中的这种格局至魏晋以后定型为四六排比为主体的骈体赋,亦称俳赋,其特点是较汉大赋为短,内容场面缩小,抒情的诗味增强,字句对仗工整,不拘于前序后乱和对话的形式,成为文赋中的新体。其代表作品有曹埴的《洛神赋》鲍照的《芜城赋》、《飞蛾赋》、江淹的《恨赋》、《别赋》沈约的《丽人赋》、庾信的《哀江南赋》、《春赋》《灯赋》。作为赋的一类变体,中唐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在复古口号下改革了骈偶语言。他们的赋作直接继承发展先秦两汉古赋传统,象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问》、《设渔者对智伯》,虽不以“赋”名篇,但其体裁取自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正是《文选》列为“设论”一类的古赋之体,既保持主客答难的赋的结构,又用比较整饰而不拘对偶的古文语言,实质便是文赋。典型作品是《阿房宫赋》。
北宋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继承韩、柳革新的传统,反对宋初盛行的西□派骈偶文风,进一步巩固了古文取代骈文的文学语言地位,扩大了古文的文学功能。其成就之一便是使文赋这一赋体发展得更为成熟而富有特色。其代表作即欧阳修《秋声赋》和苏轼前、后《赤壁赋》。从体裁形式看,《秋声赋》和《前赤壁赋》都还保持“设论”一类汉赋的体制,既有主客答难的结构形式,又吸取韩愈《进学解》的叙事性质,但扩大了叙事部分,增加了写景抒情部分。而《后赤壁赋》则几乎完全摆脱汉赋体制的影响,独创地构思了夜游赤壁、攀登峰顶、泛舟长江及遇鹤梦鹤的情节。以这三篇为代表的宋代文赋的共同特点是,融写景、抒情、叙事、议论于一体,用相当整饬的古文语言写作铿锵和谐的韵文。
宋代文赋的实质是用古文语言写作的具有赋的结构的韵文,所以按照古代传统文论观念来看,一方面肯定赋体至“宋人又再变而为文”,是赋的一种变体;另一方面又认为“文赋尚理,而失于辞,故读之者无咏歌之遗音,不可以言俪矣”(《文体明辨》),觉得既不符合“古诗之流”的要求,又不符合骈偶声律的“俪辞”的标准,实则已不属赋体。但从文学体裁的发展规律看,宋代文赋正是赋体发展的终极阶段,前、后《赤壁赋》即为临界的标志作品。杜牧《阿房宫赋》、欧阳修《秋声赋》、苏轼《赤壁赋》等,都是代表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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