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长篇随笔出版于2009年,作家出版社】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在川南的游历已经结束了,或者说,再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还能在川南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快活时,我开始写这本书。 那时,两所学校合并,相干与不相干的人事就杂在了一起,我也得经常坐上校车、公交车或的士,穿过整个城市到岷江北岸去上课,然后回到金沙江边的住处,在空无一人的足球场或篮球场上捶打着筋骨和业已不多的青春,之后,在打算与过去作别的心态下,继续写这本书。但我知道,任何文字形式的缅怀,抒情和议论,都不能将时间和人情怎么样。在匆匆忙忙与焦虑不安之中,我存在的空间怎么样了呢?从表象上看,空间是拓展了的,从西郊以西,延伸到岷江以北,长宽高都在增加,但究其实质,我十二分清醒地意识到,这个空间其实是萎缩了的。于是,我整个的时间形式就变成了金沙江边一幢掩映在龙眼树、疯长的野草、江上横亘的浓雾与长廊之间的高楼,以及永远半隐居半现代的新村了。金沙江照常流动,日月照常升降,人类照常生死,地球照常旋转,可我托在掌心的世界已经不够我使用了,无数人的姓氏也丢了,我只剩下内心这座“殿堂”,我相信它是博大的,但它却开始与身外的世界显现出极不相干的迹象来。我触及到了一个叫无限的东西,它在天外,天外之外。于是,我渴望开凿的世界抽象无比,未知的时空显得异常美丽和干净;我闯进了极其狭小的一部分天地,而绝大部分时空,就这样在意念之中或意料之外存在,或者消亡,感受得到的人获得了生命,感受不到的人,则回到并获取了生活,但与文学和我不相干。我试图走出这些空间,但我依旧无从心平气和,更无从重新建筑一个青春、艺术和性灵合并的世界。 我仍然得继续写下去,不排除感伤,忧郁,短暂的幸福,思想的快感和爱情那永恒的美和虚假。我继续了阿鲁耶达和我的浪世风范,那是一个神,有时又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凡人,更多的是一个在市场经济和急功近利下的爱者和被爱者。不过,当时间踱着碎步进入二00一年的时候,我察觉了我对爱情的误解。于是,快乐的元素更少了。既然快活如此稀有,那就思索去吧,是的,得加倍地思索。这种思想的愉悦对于生活来说,是一种内耗,内伤,但在爱情和生存互相胶着的时候,有意无意之中,衷爱与怨恨之间,我仍然得思考,必须得思考。没有思想,可以成为这个滥情却没有忠诚的时代的商标,却绝对不能成为我生命的符号。如果没有思想的爱情成立,没有爱情的思想也成立,那我倒宁愿削发为僧。这不容易,却也是现实。可快乐那么少,一切景象回归生活时,又显得多么实在和轻而易举。卧室兼书房的好处就在于我在不能过爱情生活的时候,可以伙同无数先贤一并思索;而在思想暂时歇息的时候,我可以在这里与爱情做游戏,或者在伤感和激情中体验着灵肉之欢。就这样,我需要展示我爱情经历的一本书,不是传记,但确实是思想和肉体互动的一个“传记”。于是,我想到了阿鲁耶达,想到了刚刚面世的《山中随笔》中的那个神,意识到在爱情的盛筵上,必须得有“思想”这样一道菜。于是,我就捉了笔来,逮着阿鲁耶达,说话,沉默,发呆,做爱,打球,去南岸看“人”,在金沙江江边散步,出外旅行……我实质上就是“我”和“阿鲁耶达”的重叠,说成重合也好,我只能借助“阿鲁耶达”,让“阿鲁耶达”进入“我的我”,在川南进行最后的旅行,当然,此番仅仅是在文字里旅行了,实际上也是将回忆旅途风光强行摁在了文字里,迫使自己做自己新一轮的亲历者的同时,也能充当一个严肃的看客。至于功利世界里的“他们”,或者“他们的他们”,只不过是一些不折不扣的丢弃了自己的人。 用了三个礼拜,我写完了这本书。速度很快,随笔的必然性使然,爱与恨、思想与抒情使然。在圈上句号的时候,川南就像一艘下行的驳船,渐渐驶离了我生活的水域。我必须脱离一般游记那傻瓜相机般的记载,读者也必须在灵敏的想象和智慧的勾兑中,去阅读和巡游川南。是啊,就像我们很快就过完短暂的一生,我迅速地写完了这本书,为的是那些更大块的空间,更大方的时间,更美妙的诗意,连同爱情,当然,也有自恋,但这个自恋肯定不与世上泛滥的自恋属于同一个概念。 这是我的第十一本书,距离它降临红尘已整整七个年头。我仅仅对一些用诗歌的方式来表达的句子进行了修正。对于那些不懂诗歌,误解诗歌的人来说,诗歌过于神秘和自我。其实,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创作,都是少数人的事业,懂得文学的人是越少越好;倘若众生都喜欢文学,也不是坏事,但确实是一种接近变态的奢望。但我仍然保留了我一贯的在随笔和小说的创作中必须得有的诗意呈现,“诗意”是一个高度,而情节或思想,可以看成是底气。遗憾的是,诗意正在远离这七年的时光,这使我心有不甘,也直接促使我出版这本书。 “书籍已将时间推送到了性灵和思想无穷阔远的领域!”这是我送给朋友的一句话,现在看来,此话有些过了。因为书籍虽然抬升了文明和文化,但文明与文化往往是最不可靠,最具有欺骗性的两件东西。 当然,我也毋需将这句话的主语换成爱情,或别的什么。
二00八年十月 于旅行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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