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部分 复旦大学教授脑子进水了，还是北岛脑子进水了？文学史研究是做什么的
宋乾：北岛似乎很斤斤计较“朦胧诗”的命名。他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的采访时说：“历史从来没有什么定论，总是在不断重写的。在重写过程中，命名极为重要，因为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命名，对世界的命名。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今天诗派”长期被“朦胧诗派”这个含混的官方命名所遮蔽，是除掉这个遮蔽的时候了”。老臧，当代诗歌史领域，可以你的专业领地，你怎么看？
臧棣：呼吁重写当代诗歌史，很好。“历史从来没有什么定论，总是不断重写的”。北岛能有这个认识，不容易啊。但是，重写当代诗歌史，可能不像北岛希望的那样，似乎只是针对别人的。重写当代诗歌史，也包括目前对他的高过评价的重写。既然今天他自己正好把话说到这里，那么也好，其实，当代诗歌史最需要被重写的部分，可能就是北岛的被高估。确实还没有什么定论呢。
而且，我怎么看这段话，都味道不太对。动机非常不纯。按北岛的口气，似乎经过他点拨后重写的当代诗歌史，应该以“今天诗派”为主轴，今天诗派的领袖自然是北岛。这里，有种企图用“今天诗派”独霸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前期的当代诗歌状况的口吻。真的有必要给北岛这种斤斤计较历史名利的心态，好好上一次文学史的课程了。
从心态上来说，一个流派的名字，如何命名固然重要，但也没北岛想得那么重要。文学史上的命名，有个约定俗称的默认规则。就是既然在那个文学史境遇里，已经使用了“朦胧诗”的命名，那就没必要因为他个人的要求而改名。如果现在打着重写的名义，随意改变，北岛倒是痛快了，但会造成大量文学史里的原始文献的名称混乱。仅此一项，就不能因为你北岛个人的好恶，而随意在文学史里更名一个流派的名字。
插几句话，给北岛上点文字扫盲课。要改名的话，相对于文学史目前的状况，严格地讲，这叫“更名”，不叫“命名”。只有脑袋进水的人，才会管对文学史上的既有名称的改动叫“命名”。记住了，此类文学史行为，叫“更名”。什么是“命名”呢。如果是最开始的时候，一个事物没有名字，我们给它个名字，这种语言行为，才叫“命名”。而且，记住了，连更名和命名都分不清的人，千万不要随意说别人“脑袋进水”。连文学史上“什么是更名，什么是命名”都拎不清的人，哭着喊着要重写文学史，起点就已经很可笑了。从临床症状角度看，这才属于典型的“脑袋进水”。
再从文学史写作的角度讲，“朦胧诗”的命名，不可否认有官方色彩，但也有历史的因素。不完全是官方授意的产物。也还有大家约定俗称的问题，以及文学史语境的文献维度的存真的问题。你北岛授意一帮人，给随意改了，这就会导致当年大量文学史文献的针对性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朦胧诗”这一名称，它涵盖的诗歌现象不只是“今天诗派”，还有“今天诗派”以外的青年诗人的诗歌写作。比如，同时代贵州一些青年诗人的写作。你北岛现在随意更改了，用“今天诗派”取代“朦胧诗”，那别人怎么办？贵州的“启蒙诗社”，怎么办？人家愿吗？。像北岛这样拍怕脑袋，就想随意更改文学史上的名称，不照样属于“脑袋进水”的想法吗？如果真改成了，那么不是“今天诗派”的诗人，但又在同一时期写作、具有相同的写作倾向的诗人，不也同样就被你给“遮蔽”了吗？
“朦胧诗”的命名，可能却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已是历史现象了，而且又基本上没有妨害读者认识到那一时期的诗歌面目和文学评价，就没必要再随意更改了。北岛，还是要想开点。别手里现在掌握了文化资本，就脑袋发热，里面的水要是开了，会不得了的。
多想美国那个叫奥斯卡的电影奖的命名过程，这么重要的奖项，它的命名，那不就是个普通人信口一说而促成的吗。奥斯卡这无名小卒的出身，影响到这一奖项在电影行业里的声誉了吗？多多这么想想，脑袋里的水就会蒸发得快一点的。所以，更名的事。还是宿命一点，还是幽默一点，随它去好了。没人遮蔽你北岛，截止到目前，大陆的主流文学史也没遮蔽你北岛。倒是有一种可能，现在流行的文学史里有不少阴影，是因你北岛的遮蔽而造成的，特别是有关历史主义角度的那部分。
宋乾：老臧看来对复旦同行被北岛说成“脑袋进水”，很在意啊。哈哈。我引述北岛的原话啊：“去年在澳门举办的关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研讨会上，一个复旦的教授，居然说“伤痕文学”也包括所谓的“朦胧诗”，我很生气，站起来反驳他说，你既然研究“伤痕文学”与“朦胧派”，怎么连《今天》创刊号都没认真读过？我们在创刊号上惟一的评论文章，就是针对伤痕文学的，评的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刘心武的短篇小说《醒来吧弟弟》”。北岛又说：““伤痕文学”基本上是工农兵文艺的变种，是主流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治性表达，使文学再次成了工具，失去了文学的自主性和丰富性。我看这些教授脑袋进水了，抱残守缺，这么多年过去了，却连一点儿长进都没有”。
臧棣：北岛的此番谈话就很心里扭曲。对个人，对知识的理路，对学术的规矩，对文学史的言述方式，对公共场域里的知识对话，都缺乏起码的素养和尊重。言语之间，颐指气使，蛮横无理，自以为真理在我，其实是贻笑大方。等我分析完了，你们就会知道到底是复旦大学这帮教授脑袋进水了，还是北岛这个所谓的当代诗歌的代表人物（我这里就不点他现在是哪个大学的教授了）脑袋进水了。话说回来，就是复旦大学教授的看法有偏差，北岛在学术研究会议这样的知识对话的场合，也可以举证说：我现在给你拿出一个资料，我觉得你的结论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个资料包含的文献价值，因而值得商榷。甚至是不成立的。北岛现在也顶着香港的教授名头，参加学术会议，也该懂点知识的规矩。实在搞不懂，也行。起码的风度，也可以有吧。像北岛这样，“我很生气，站起来反驳”。这么玩，还真把自己当“野兽”啦。复旦大学教授坐在学术会议的桌边，你陡然“站起来”，怎么？学术对话变成了现场发言时比谁的嘴巴海拔高？海拔高的，就比坐在那里的人有理？北岛，也过了孔子讲的知天命的年龄了，还是有点精神的境界或风度？待会儿，再给北岛讲，为什么参加学术会议时不能这样？还是那句话，如果真觉得知识场域里的学术规范束手束脚，可以不参加。可以潜沉于写作的孤独，写诗去啊。什么场子，都要去晃一下，那不就成了华威先生？但是，华威先生还知道此类情境中我不生气的道理呢。
复旦大学的教授，或文学史学者，他们有自己的专业视域，和清理文学脉络的理路，以及从专业角度去写作文学史的写作权力。这种文学史的写作权力，不会由文学现象的参与者来最终认定和鉴定。也就是说，文学史的评述符合不符合文学史要描述的现象事实，它的描述范围，它的组织材料的方式，它对文学史现象的结构呈现，不是由文学的参与者和亲历者来最终拍板的。北岛，你有生气的权力，但复旦教授也有他作为学者那样梳理和结构文学现象的理路和权力。但北岛用自己的个别材料来否定复旦教授的文学史叙述是否正确的做法，就属于无理和无知了。
好吧。这里就教教北岛，文学史写作是怎么运用文学史材料的；不然，他最近叫嚷的所谓重写文学史，肯定是国际笑话。既然他已经忝入大学教席，是该有人教教他了。先说复旦大学教授的做法合理不合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朦胧诗里有没有“伤痕文学”的主题，甚至可以问得更具体点，《今天》杂志上发表的作品里有没有“伤痕文学”的主题，如果回答是有，那么，复旦教授的做法，就有他的文学史叙述的合理性，就有他的对文学史材料重新组织的依据。我现在没看到复旦教授的发言原稿。我们就从理论上讲，单就文学史叙述把“伤痕文学”和“朦胧诗”联系起而言，复旦大学教授的做法，在文学史写作的规范上肯定没问题，因为“伤痕学”和“朦胧诗”从主题学的角度看在文学的创伤记忆这一话语层面有密切的重合。北岛作为“今天派诗人”，对“朦胧诗”里的创伤主题，缺少认识和理解，我估计他也没看过多少其他“朦胧诗”的作品。所以，不可能懂得文学史的叙述是可以透过现象来重新梳理深层的主题关联的。当然，从文学史叙述的技术层面说，两个现象之间的隶属关系，特别具体关联的构建，则需要细致推敲。但是从理论上讲，从文学史视域的角度看，运用一种文学结构模型，用“创伤记忆”和文学性的关联，如果重新组织材料，来重现1970年代末至1980年中期的文学史景观，以及相关的文学史的流脉和线索，完全成立。复旦大学的教授这么做，从文学史写作的角度看，从文学史写作的权力看，都没问题。洪子诚教授也曾在他的名著《中国当代文学史》里，使用过“历史的创伤记忆”这一术语。虽然洪子诚教授并未讲这一术语扩大。换句话说，复旦教授将这两个现象的内在关联，根据新的文学史理路，加以重新言述的。有什么错呢？目前看来，不过是，细节部分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从文学史写作的角度讲，复旦教授愿意的话，他可以那么讲，虽然比较冒险。但像北岛这样，在公共媒体上，表态说复旦教授似乎完全没依据，人家的知识视域似乎完全是错误的，还公然叫嚣复旦教授以及教授群体是“脑袋进水”，“一点长进都没有”，就不得体了。重话，这里也就不多说了。复旦大学教授爱惜羽毛，不跟你计较——这个境界，我倒是也有，但是从诗歌的正义出发，为了当代诗歌的诗歌正义，我就当回兽医了。可巧你也刚表白过——“野兽怎么活，诗人怎么活”，所以，兽医遇治野兽，也算是对路。
另外，从知识的伦理上讲，从对文学史的理路上讲，或者就我们朴素点，就从北岛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名号上讲，从最起码的理解力上讲，在这个例子里，脑袋进水的，肯定不是复旦大学的教授，而北岛这个香港的教授。从这个例子里，我也有点为香港的大学担心，作为大陆同仁，呼吁一下，谨防你们那里的大学知识共同体被进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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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2-16 18:04:19
也许还能给你提供一点素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