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分享】赵明生：作家的定义与贫困

红领戴

     作家的定义与贫困



今天一天的不爽。

按理说，自从七月二十二号全日食后，太原的气温骤然降了许多，早上起来，忽然有了点初秋的味道，在这样的季节里，应该是大快人心的。可是，就是高兴不起来。刚才到车站送大姑娘去武汉实习，她妹差点哭出来，但懂事的小家伙还是强装平静，笑着与她姐道别，惹得一旁的我也怪难受的。在车上与姑娘分手时，我没有安顿什么，也没有回头与女儿道声再见，就径直离开了。那些必然的形式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算了吧，儿女大了不中留。真正空寂落寞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从车站出来，看到炎热的广场上左一堆，右一伙，前后一大片的外来农民工，心一下子又软了。夏天热要过，冬天冷也是要过的，月月过了有年年，今天没了有明天。日子就是这个样子的，你把它看作是痛苦，它就是无休止的地狱；你把它看成是享受，它就有无限的希望在等着你。前者就如什么也不缺、什么也不用发愁的上层高级人士，后者就是眼前这些来异地打工的草民了。而作为一介不高不低的自己，处于社会的中层地位，那应该是怀有满腔的希望呢，还是拥有深深的苦楚呢？

一个双手残疾的年青人与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婆婆印入了我的视线。相依为命的母子两人都向我投来一双渴望许久的目光。年青的用那一只没有五指的手拿笔，在一张废旧的报纸上书写着几个非常合体的毛笔字，一个则用另一双长满老茧的黑黑的手，为对方拿着墨汁。墨汁是盛在一个破烂的矿泉水瓶底里的。借文来活命，这是这对母子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唯一的生存方式了，可惜，面对眼前这偌大的城市，往来的人群，他们的收获太少太少了。放一元钱进去，我的腰只轻轻弯了一下。把另一张一元的钞票捏在手里，悄然若失地等着公交车的到来。

“国家一线作家贷款出书”，突然，《三晋都市报》头版头条位置上，一行明显的标题吸引了我的神与魂。对三晋作家还有点了解的自己，心中一动，虽然不不知道对方是谁，心里却已经开始哭泣了。

“王树森”。

知道的，这是距老家不远的一个叫宁武县里的一位基层老作家。前些年就很是有名了。任过县文联的主席，曾发表出版过好多作品，主要进行着报告文学、小说与散文的创作。今年六十五岁，退休应该好几年了。

记得当年，自己第一次听说到这个名字时，心里还很是激动的。认为，那么一个只有巨岩与黄土的穷山沟里，能走出这么一位有名的作家，很是不容易的。不久，便有幸与之见面了，交谈中，那气度，那学识，那成就，一下子就把自己给折服了。虽然宽宽的脑门上那道道岁月的痕迹深深，但浑身上下，却没有一点的土气、窝囊、落魄，俨然一个典型的文人。那开朗的笑声，直冲晋西北高深莫测的云天，那挺直的腰板，透射出一个高原汉子的巍岸与不屈。

要是自己能达到这水平，这辈子也就知足了。理想从来就是对比着树立的，当一个作家，是那个刚刚改革开放时期，一个山里文学娃最大的成就与希望了。

沧海能化桑田，时空能造乾坤。转眼，几十年就过去了，如今自己也早已步入了中年，正昂首阔步向老年迈进。与往日相比，除头发花白外，只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居住点由县城换成了省城，职业与爱好却依旧，依然是一老九，依然是两点一线地往来，依然是看书的同时去写书。但，我是幸福的，非常的幸福，幸福到了天上了。虽然，我只有花一元钱坐公交车的经济能力；虽然，我看到那一本本精装的书籍，犹犹豫豫后也不能把它们买下来；虽然，此时，我身上的衣服，加起来不值二百元，腰兜里只有三百元现金。可是，与王树森相比，我一无贷款，二家中无病重的亲人，三无生活的担忧，四无骑着单车四处卖书的酸辛。如果自己也可以勉强算一个作家的话，那我可以说是作家中较为自由、舒适、幸福的了。

但是，我还是心有不满，重重的失落与愧疚还是不自觉地袭上心头。就同那一年，看到国内著名作家的收入排行榜一样，酸酸的，如大街小巷到处可见的老陈醋。

王树森，六十五岁了，发表出版了那么多的作品，而且早就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特别是在妻子得了不治之症期间，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但他还是坚持着文学创造，写出了三部很是有水平的长篇小说。这真的不得不让生活无忧，身体无累的我眼红与自卑的。如果老天在安排天下事务的时候，很是公道与无情的话，那么，像那些既当省长、院长、处长、又搞研究，写作，出画册，财名兼得，生活、事业、爱好都很好地兼顾的大人们，岂不是又有失公道和偏差？对那些真的写出了流传天下名作的作家，如史铁生、余秋雨、余华、贾平凹之类人物，人家就是得到多大的名，多厚的利，自己心里也只有羡慕而不敢去鄙视和攀比的。但是，时下，这样的生命又有几人呢？相反，到是那些名不见经传，作品更是不能登上几尺高的文学殿堂，却每天都有大把银子进账，有破烂书稿从印刷厂拉出所谓的作家，却是红遍了天下，各方面赚了个金碧辉煌，齐齐全全。

“‘你会去追随时下文坛流行的那些东西吗？’王无语以对，只低下了那双无奈的眼睛。”

这是记者采访王树森时的真实情景。

面对物质上的困惑，在眼下这样特别的年代，作为一介普通的要养家糊口的已年过花甲的人，谁能抵挡得住？王树森的儿子，面对父亲一辈子的经历与收获，长长地叹息之后，道出这么一句让人沉思的话：“在当代的中国，当一个作家真的很难呀。”

是的，真的难，特别是这些基层的作家。独守清贫，恪守情操，远离世尘，心存高雅，执着追求，无悔无懈，直到呼尽最后一口气。让各级作协把天下所有的作家都养起来？那是不可能的，也是出不来经典作品的。政府与社会都不管了，那更是自生自灭，对整个民族也是个灾难。半养半放？可真正的纯文学又与纯市场经济不大相融，其前途也让人担忧。怎么办？回到民国那时，言论自由，出版自愿，那样的话，眼下这个文化管理制度必须进行一次重大的改革重组。而这必将又会涉及到许多严肃的政治敏感问题。前几年，有东北一作家到大街上乞讨，让天下文人容颜丧尽，斯文扫地；今年，年纪轻轻的郭敬明荣升副处，反腐作家张平出任副省长，又让世间的作家倍受感慨和启发。作家，你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职业而让为之者倾慕不已，有时又无所适从？社会该以何种态度与目光待你，以何胸怀接纳于你？

相反，在眼下的中国当一个作家也很容易。只要你会写几个字，或出了点名，有了点权，有事无事了你就动动手（自述也行，自有他人代笔，或专人捉刀），风花雪月、风土人情、风流韵事、风尘世故、风云天地、风骚曲赋……爱写啥就写啥，不让写啥就不写啥。有点闲钱了你就出书，书中加许多图片，放大字号，缩小版心，再请名人作序，让作协研讨，求组织鉴定，让媒体吆喊，雇博士写感受，然后便是发大财，出好名，成高人……凭此德性成为的所谓的作家，焉有贫困之苦？思想之惑，精神之虞？

    “作家就是坐在家里什么也不管，只会打字的人。我爸爸就是这样的。”

哈。前几天，与亲戚一家聚在一起时，问起我近日忙啥，小姑娘这样回答她的姑姑。

孩子说得一点不差。这几日，我正忙着校对一部书稿，出版社要求能在八月份出版。同时，每天再写点东西。这样下来，一天十几个小时，也只能是与电脑为伴了。苦是苦些，累也累，可是，这种累是身子上的，不是心上的。我完全可以接受，而且还以此为乐，乐此不疲。而王树森之累，我感觉主要是心上的。是与他的妻子有关，与他承担的那个家的责任有关。作家的心可说是世上最累，又最贱的。虽然有时也是最高贵的，最值得整个社会敬重的。因为真正的作家创造的是一种具有无限深度的思想，一种无法相言的美感，一种精神永远需要的精神和思想的食粮，一种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动力与目标。如果没有了他们，这天下一年四季该是什么样子，白天和黑夜有啥区别，那可能就不是你我可以知道的了。

“看遍书店里所有的新书，没一本有价值的。”

“这世界也太疯狂了，什么人都可以出书了。”

“这买卖不错嘛，名利双收，有空了，我也去当当作家。”

是的，这话不错，现实确是如此。可是，写作是天下谁也可以干的活吗？对写作痴迷的人就全都是为了名利吗？十分的心血却换不来一点果腹的口粮，这难道也是上天对那些思想精神生产者特别的照顾安排？想想，也许是的，巴尔扎克、杰克•伦敦、高尔基、蒲松龄等好多伟大的作家就是如此才成功的。可是全天下的作家都成了乞丐，这个社会就非常的正常或和谐美好了吗？

从自身体验出发，说句真实的话，但凡几十年不懈如一日，孜孜不倦坚持写作的生命，他的理想必然要较其他人高远，他的精神世界也必定要比普通的生命丰厚，他的使命的实现，也比常人重大而艰难。因为他们进行的是有关人类的生命、思想、精神、艺术等的探究与创造，虽然他所付出的心血与得到的收获的比率好多时候是不对等的。

写作，是天底下消耗能量最大，所需时间最长，又最容易让人痴迷的一项事业。写作者从醒来到睡去，永远处于不断探索，思考，前进，挫折与痛苦的过程中，而最后等待你的却不知道是洒满阳光的五彩园，还是冰天雪地的寂寂荒漠。

从这点上说，王树森同仁是幸运的，最起码，他的书还是可以出版的，虽然是贷款。虽然还得自己骑着单车去卖。只要有那么一点阳光，王树森就会永远地走下去的。这是他本人的回答，坚定而有力。

想到这里，我必须说一个人，四十多年来，在文学界里，为我感慨最深的、天下最为可怜低微、却让我不断下泪的一个伟大的农民。

这位农民今年也四十多岁了，身体很瘦弱，常年有病，中等个头，眉目清秀，说话低声低气的。居在黄土坡上一个只有三五户人家、一个已经不是村庄的村庄。两个正上小学的孩子，一个半瘫的老人，一头牛，十几亩薄地。年收入最多是二千多元。但是，他是个作家，一个真正的作家，因为他从小学退学后就开始文学创作了。每天从地里劳动回来，喂完牛，收回鸡，吃了饭，伺候老人躺下了，安顿孩子睡着了时，他才点燃煤油灯（我敢肯定，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全世界再无这么一个作家是在这种光明下进行写作的），进入他的有关历史、民族、生命、生活与神美的文学世界中，为这个时代营造着文学宏大的殿堂，精神丰厚的家园。

一眼黑黑的窑洞，整个大山寂寞的世界，一个无比光明而圣洁的天与地。它的主人就是这位作家。什么名号头衔也没有，也没人给他封赏。天下所有的文学组织根本不知道这个地球上还有这么一位在这样的困境下进行着优美诗歌、深沉散文、探究历史与社会变迁的小说创作的生命。虽然他也出版过一本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虽然我也全力向圈子里的同行推荐过，可惜，一切全归于零。出版社是香港那里的，大陆不能发行。且还是自费出版。六千块钱是他半辈子的积蓄，更是他全家五口人的性命。此事在本县也曾引起了一点轰动，个别县长、部长、局长们知道后，也仅是深深地感叹了几声，便再没有了下语。但他还在写。在废报纸上，在儿子的作业本背面，在从学校垃圾堆里捡来的白白的纸张上。前不久，给我打电话（用公话，他没有手机，更没有电脑，根本不知道网络文学与交流阅读），说又写出一部四十万字的长篇，与上一部相比，感觉就像是名家的经典与小学生的作文，有种史诗般的震憾，现阶段，中国还没有这样一部内容的著作呢。

我一听，顿时无语了。如果他不货款，这厚厚的四十多万字的心血能变成一本本漂亮的图书吗？三五万元的货款，够国家规定的必须交的书号费、管理费、审稿等费吗？又有哪家出版社会给他免费（真正的不要一分钱）出版呢？曾问过他，不写不行吗？

“不行，也曾放弃过无数次，但一放下，我的心就无法安静，就难受得要命，整天整夜的睡不着觉。”

“管它呢，什么日子也是个过，这样过好受点，只是老婆孩子跟着自己受罪了。”他有一个特别聪明而贤惠的妻子，长得也很漂亮，对他的写作全力支持，但从来没指望过他当个什么作家，得到什么名与利。

在文学壮美的殿堂下，这样的基石还有多少？

相比之下，王树森，你还是幸运的，还在天上呀。

文章至此，也应该结尾了。可是，我又想起一件事来。前天看到著名作家韩石山先生写的一篇有关季羡林的文章。里面说，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道义上没有什么担当，感情上对家庭没有尽职，不够一个国学大师的。根据他的表现，还不如叫“国师”的好。我在这里不想对季的为人与学问作什么评价，感觉，只要是个写作者，在这年头混，就很是不容易了。文人虽然相轻，同行虽然是怨家，可是，只要能写出点东西来，那就不应该小视的。我想说的是，韩用一个“担当”来衡量一个知识分子道德的高低，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确是，一个通过文字来参预社会，用自己的思想认识来改造这个时代的人，没有对社会的一定的担当，不付出一定的责任，不对生活中的正义与邪恶作出应有的表态与抗争，那是根本没有资格当一个真正的文人的。文人，最大的资格就是承担社会的道义，辨别真理的方向，及对神美的全力发现与呵护。

一个人以文字为生，是为了求名得利，养家育小？还是借文字来营建一份美好的生活梦想，修筑一处精神的乐园，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发展，这才是断定他是否是作家的最好标准。如果王树森想借写一些狗屎样文章来获得名与利，那他饿死也活该。买卖的事从来就是如此的。否则，不管怎么说，一个国家级作家货款出书，骑车卖书，这既是中国作家对文学艺术执着追求精神之最纯洁的证明，也是整个人类文学、现代化中国及中华民族未来最可怜可怕悲哀的例证。

从车站回来，我的心沉沉的，让“作家”这个词压得，一直爽不起来。

对了，那个“作家”朋友叫秦治国，笔名琢锃。是岢岚县人，与我与王树森都是晋西北老乡。

紫连漪

感觉，只要是个写作者，在这年头混，就很是不容易了。文人虽然相轻，同行虽然是怨家，可是，只要能写出点东西来，那就不应该小视的。我想说的是，韩用一个“担当”来衡量一个知识分子道德的高低，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确是，一个通过文字来参预社会，用自己的思想认识来改造这个时代的人，没有对社会的一定的担当，不付出一定的责任，不对生活中的正义与邪恶作出应有的表态与抗争，那是根本没有资格当一个真正的文人的。文人，最大的资格就是承担社会的道义，辨别真理的方向，及对神美的全力发现与呵护。

一个人以文字为生，是为了求名得利，养家育小？还是借文字来营建一份美好的生活梦想，修筑一处精神的乐园，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发展，这才是断定他是否是作家的最好标准。如果王树森想借写一些狗屎样文章来获得名与利，那他饿死也活该。买卖的事从来就是如此的。否则，不管怎么说，一个国家级作家货款出书，骑车卖书，这既是中国作家对文学艺术执着追求精神之最纯洁的证明，也是整个人类文学、现代化中国及中华民族未来最可怜可怕悲哀的例证。

这段是文章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