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老子：倒退？不作为？激愤之言发于圣哲之口

先锋的影子

倒退？不作为？激愤之言发于圣哲之口

       ——浅谈大众对老子的普遍性误读

    据任继愈先生考证，我国历史上关于老子的著作不下几百种，关于老子的译文和论述，单是最近五十年来，用各种文字发表的共一百余种。我国近代学者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马叙伦等对老子都作过相当深的研究。在包括许多学者在内的大众眼中，老子思想一直带有浓厚的消极色彩。脸谱化的民间形象中，老子主张的是反朴复古、小国寡民，无为清净。曾有批评家把“老子的无为思想”归结为“方法论上的不作为”；又有云者，依据“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第八十章）。“常使民无知无欲。为无为，则无不治（第三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第十九章）等言语得出“世界观上主张倒退”这样的观点。我认为这于思想学术的研究是失之偏颇的，因而作斯文，为反正之作。

      老子被批判的愤激之言与被误解的方法论

    单就小国寡民这一点，老子历来饱受古今学者的诟病。清人姚鼐言：“小国寡民”是老子“虽欲返上古之治而不可得”，胡奇窗也认为“与当时的历史任务背道而驰的”，“是消极退缩的心情”，是“设想了一个小乐园作为他们逃避各种现实斗争的避难所”，是“带着时代的创伤，逃向原始的乐园，显然是想为时代开倒车”。宋代苏辙、王雱都认为老子想要自己来治理一个小国。至于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使民无知等言论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更是被当做愚民政策和非道德论进行过严厉的批判。甚至有学者联系到犬儒主义创始人安提西尼在晚年对哲学丧失了信心，主张希腊回复到原始社会，而不受各种习俗和规定的限制的极端思想。这些看法都没有把握住老子思想的内核“无为而无不为”。正如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老子之言亦不纯—，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不为者，以欲无不为也。”

    许多人对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解读是“表面上什么都不做，背地里什么都做”。这样的观点相当浅薄，陈鼓应先生在其著作《对老子误解的澄清》中写道：“无不为”只是“无为”的效果，顺其自然没有一件事做不好。”老子一直主张自然、顺应规律，这就要求统治者做到无为。《道德经》第五十七章的思想，最好的解释了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如此看来，老子又怎么会自相矛盾地主张社会倒退、主张消极不作为呢？老子的“愤辞”本身就是积极入世，针砭时弊的。在《道德经》中，这类“愤辞”数见不鲜。

大方面上，关于“无为而无不为”的方法论问题解决了。回到“小国寡民”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来，对于这四个字，许多人的理解是有问题的，评价自然也就带有主观性的歪曲。三国时学者王弼给出了一种比较客观中肯的点评：“国既小，民既寡，尚可使返古，旷国大民众乎？故举小国而言也。”（王弼《老子指略》）马恒君先生相当欣赏王弼的观点，“应该说王弼切中了要害，他的意思就是说，国小民少都可以返归古代的淳朴，更何况国大民多呢？所以举小国来说，也就是说，举小国寡民更能说明问题。”马恒君先生认为这句话主要针对当时诸侯嫌自己领土小而发动战争的时代特征：“老子觉得国家小，人民少同样可以推行大道，并不是说国家小、人口少是理想”。（马恒君《老子正宗》）

对于《道德经》第三章，马恒君先生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是为了实现“使心不乱”的欲望弱化。也就是不以功利示人。这很好地解释了“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的观点，既不是要求我们虚心学习，也不是要让人民没有思想，而是虚弱人们的“欲望”，在“腹实而骨强”时不争功，不为盗。无知无欲（知同智，指心眼多的人，有贬义），是天下取治的根源。老子曾经以愤言指责过统治者不该“重物贵货”来背“道”；如《道德经》第五十三章所言：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为盗夸。非道也哉﹗呼应了第三章的内容，旨在告诉统治者不可渲染“欲望”，这里老子用激烈的言辞抨击统治者好奢侈、重功名、讲礼序。翻译成现代汉语大致为“这样的人君真可称为强盗的头目”（林语堂语），我们也了解到老子一贯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语言风格。

      老子愤激之言产生的原因           

       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七章中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这样的言语流露出老子对当时的统治者失望的情绪。他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很容易理解、很容易实行，却没有任何人理解和实行。因而他感叹道：“知我者希”。对此，任继愈先生说：“他自以为很高明，颇有怀才不遇、曲高和寡的苦闷。其实他唱出的是没落阶级的挽歌。并不是人们不了解他。而是历史抛弃了他。”（《老子新译》）鲍鹏山先生说：“老子出关而去是一件意义严重的事件，它表明，我们已经不配受哲学的引导；而我们自己由于迷醉与迷失于物质世界，也可耻地抛弃了哲学。一个绝顶的哲人，不屑与他的同胞为伍，甚至不愿埋骨乡梓，这难道不使他的同胞自信与自尊受挫吗”？（《鲍鹏山－老子：颠倒的世界和扭曲的哲学》）这又从老子个人境遇入手，证明老子对社会和时代的心灰意冷。理想的难以实现、世界的不可挽救是老子愤慨之辞产生的根本原因。
    愤激之言里埋藏的“道”
    了解了老子壮志未酬的政治境遇催生其愤激之言，我们再来分析他愤激之言下不单纯的思想和独特的表达方式。且看《道德经》第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关于这句话，林语堂先生认为其体现了老子本心论，告诉人们要“小心不要伤到人的本心”。（林语堂《老子的智慧》）林语堂先生从人的本性出发，解读很有道理，也得到了后来马恒君的赞同。鲍鹏山先生也认为，这是他捍卫“人性的纯洁”。任继愈先生认为这一句更像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愤激之言。我个人觉得，这句话不是老子要表达的“正言”，是老子激愤的“反论”。马恒君先生所谈的“被误解的小国寡民论”本是老子为证明自己推行的“道”的普遍适用性而举的“反论例证”，这也从老子叙述的风格和表达技巧上印证了我的猜测。                        由此可见，老子正是因为痛心时局，忧心激愤而出言。但是这种激愤并非口不择言的胡言乱语，更不是吊影自怜的悲歌痛曲。举个例子：辩论者要表达“人是动物”这一观点，而反语“动物是人”，人们就会对这个荒诞的命题进行反驳，叫“人”的唯一动物才是“人”，不符合唯一的“人”的特点的动物都不是“人”。出言者再话锋一转，直插对方底线，只有“人”具有“人”的特点。这就是老子一贯的话语方式“愤怒而不失方寸”,由“小国寡民行大道”反证“大国与小国都可以行大道”；由“绝仁弃义”反证“呼唤仁义”。而证明这一切的最好的论据，就是那句“无为而无不为”。

结论

    老子对于社会与人的关系要表达的观点是“顺自然、承赤子本性”，这是“无为而无不为”这一方法论在人身上使用的立足基础。如《道德经》第五十五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第二十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在表达方式上，老子更是如“婴孩”一般质朴而纯粹，在江河日下的时代，以愤怒的言辞喊出真理。同时老子像范睢、张仪这样善于慷慨陈词的辩士一样，用圣哲的心态在激愤时有策略的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老子的言论，把表象当做实质，老子的言论“愤”中有“哲”；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愤辞”理解为壮志未酬的牢骚。

徐倩倩

1v1飘过

王晓冰

这些干净的诗歌往往通过复现记忆来呈现诗意，当然这不是单一的原封不动地照搬记忆，这些回忆已经经过了感情的整合和诗化，诗人把记忆中被扭曲的人性和自然重新掰过来，或者把不美好不诗意的记忆过滤掉，通过幻想重新组合成新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