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崇拜我的父亲，他虽然去世十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坎坷不平的人生旅程却时时萦绕在我的脑际；我深爱着我的父亲，他执着坚强、不畏强暴的精神，勤劳俭朴、乐善好施的品德永远是后辈们效法的榜样。 父亲是“大鸣大放”的牺牲品。解放前，父亲兄弟四人随祖父租地耕种，由于一家人都是种地能手，虽租地耕种却吃穿不愁，每年还小有结余。那时候，种田人做梦都想自己有份田地，拼命地节衣缩食，一点一滴地积攒，一年、两年……家中逐渐殷实，可愿望一直也未能实现。在解放后的岁月里，每与儿女们回忆过去时，父亲总要说一句：“还有一年不解放，我们就可以买一份田地了。”脸上洋溢着自豪而又夹着一丝无奈。每到这时，母亲总要补上一句：“谢天谢地，不然，你不混个地主分子才怪。”提起“分子”，父亲黯然了，全家人都黯然了，它就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全家人喘不过气来，它摧残了父亲的身体，也伤害了父亲的尊严。
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遍布农村，共产风席卷全国。成片的树木被仍进炼铁炉，把山炼成了衣不遮体的乞丐；大量的劳动力投入炼铁，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被打乱；缺粮少油的集体伙食，把人们饿得面黄肌瘦。这种没有物质支撑的共产主义，把老百姓 “共产”得瘦骨嶙峋。父亲--- 一个农业生产能手，对这一切早以痛心疾首，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也是一九五八年，“大鸣大放”运动一夜之间在全国展开，动员和鼓励机关干部，村社群众说真话、说实话。起初人们有所戒备，在工作人员的再三鼓励下，胆大的才不得不实话实说。父亲读过十年私塾，平时也爱好看书，有较高的文化，在老百姓中还算能言善辩。本就早有一腔怨气要发的他，也积极投入了大鸣大放运动，把平时看到的、听到的不快事、不平事都一股脑儿吐了出来。
还是一九五八年，多少忧国忧民的国家工作人员因不满浮夸风在“大鸣大放”运动中说了真话、实话被划成了右派。至此，接受劳动改造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中又多了一类——“右派分子”。父亲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符合右派分子的主体，但在那个年代是可以变通的。将阶级成分提一级，由富裕中农提升为富农，父亲便成了富农分子。接下来就是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会场设在我家门前的河坝内。那天人山人海，父亲双手卷背捆绑着跪在人海中央的沙地上，还有一批“四类分子”陪跪在周围。替国民党当过壮丁，又被共产党俘虏后释放回家的王麻子是出了名的群众积极分子，有一套整人的手段。他打人从不用素手，而是用鞋底板。王麻子左右开弓猛抽父亲面颊，抽得父亲脑袋像货郎鼓摇晃，两颊肿得像猪肝。从此，父亲留下了脑震荡后遗症，隔三岔五发一次，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有好多次因发病在野外几乎丧命。这顶富农分子帽子在父亲头上戴了十五年，他谨小慎微地生活了十五年。他少言寡语，埋头苦干，一年有三分二的时间安排在水田里干活，犁田打耙，栽秧插草，割麦打谷，耕板田，打力块。老百姓说：常年在水田里干活，每餐要多吃一碗饭。父亲没有选择劳动工种的权利，只能服从安排，每月还要参加“五类分子”的例行活动：修路，开“训话会”，写交代。父亲“文革”中写的《交代书》我到现在还记得：开始是姓名、住址、生平简介；然后是交代罪行，“解放前替父亲代理了两年保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解放后，混进革命队伍，在农民互助组当了两年财粮干事。大鸣大放时期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受到了人民的惩罚”；结尾是表决心，什么“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之类的话。
父亲交代自己“骑在人民头上作威又作福”我觉得还不算太冤。据父亲讲，快解放的那几年，国民党苛捐杂税繁多，抓丁拉夫任务重，都不愿当基层干部，乡公所便硬分派我祖父当保长。祖父是个老实人，不敢不干，只好硬着头皮接了，父亲便成了祖父任保长期间处理日常事务的代言人。其实，这期间父亲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推掉了乡公所的不少摊派，还常常为“壮丁户”通风报信，要他们躲一躲，老百姓十分感激。但话又说回来，他代理的毕竟是伪保长，管老百姓的官，凭我的经验判断，作威作福的现象也不一定没有。说父亲当两年财粮干事是“混进革命队伍”我总有些想不通，因为解放初，减租退押和土改运动需要能写会算的人。父亲打得一手好算盘，又快又准，是当地出了名的。农民互助组聘请他去当财粮干事，怎能说是混进革命队伍呢？庆幸的是，这个说法在一九八○年我升学的政审材料中，终于被长期看父亲《交代书》的领导们更正了过来，说是“曾在互助组为党工作了两年”。
一九七三年，全国大多数右派分子被平反并恢复了工作，而父亲，一个农民，工作从未被开除过，仿佛更受到“重用”，干的是别人不愿干的重活，要谈“恢复”，只希望能恢复到一个正常同龄人能承受的劳动。他没有资格当右派，也用不着平反，只是在一次“训话会”上村治保主任对他宣布：“你这几年表现较好，我也为你说了不少好话，上级决定摘掉你‘富农分子’的帽子，下次‘训话会’你就不参加了。希望你继续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父亲感激不尽，连忙点头称“是”。他哪里知道这是在纠错，还得糊里糊涂地接受最后训斥。
父亲并不是一个懦弱人。在替祖父代理保长的两年中，由于替老百姓说了些话，办了些事，引起了伪乡公所的不满，多次派人到家骚挠。这年腊月的一天，几个荷枪实弹的乡公所团连来我家找父亲“借”腊肉过年。父亲知道这是“灶里送柴，有去无来”，可来人又有几分面熟，不好直接回绝，就上楼取了一块质量较差的软肋肉甩下。领头的团连见了把嘴一撇，阴阳怪气的问：“就没有好点的吗？”“没得了。”父亲回答得很干脆。“那我们自己到屋里去找！”他们得寸进尺。父亲一下子火了，捡起取下的肉说：“差的也不给你这些杂种吃！”抬手抛到了楼上，吩咐我的母亲、婶子和两个姑姑：“你们都把菜刀拿起，一扇门前站一个，谁要敢进房门半步，就往死里砍，砍死了我抵命！”母亲她们迅速就位。团连们看到这架式，哪敢进屋，灰溜溜地走了。这个故事父亲讲过无数遍，我记得滚瓜滥熟。
父亲并不是一毛不拔。他常告诫儿女们要多作善事，还引经据典：“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矣；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矣。”哪怕是在那些食不裹腹的岁月，每有乞丐上门，父亲总要吩咐舀一碗包谷，捡几个红苕，遇着吃饭还得送上一碗。在一九五八年的那次批斗会上，王麻子把他打成了脑震荡，他却从不怨恨。王麻子没儿没女，老婆也被他打跑了，孤人一个，就住在我家隔壁，极不会生活，长期饥一顿饱一顿，老来生活无人照料，极其可怜。父亲非常同情他，每到杀年猪或逢年过节，总要请他来家吃一顿；几天不见，总要到他门前去转转；衣服穿脏了，总要吩咐家人替他洗洗。王麻子常常感到内疚，觉得对不起父亲，父亲却开导他：“那是运动，是当时的政策，怪不得你。”
父亲一生与农耕为伴。在他受管制期间，只要不放假，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在我的记忆里，他的每个劳动日，底分从未评上过十分。他的儿女们——我们兄弟姐妹七人，劳动底分也比贫下中农家的同龄人底分差个一分、半分。可还得好好表现，不然，“又在翘尾巴”之类的言语就会劈头盖脑而来。父亲总开导我们：“底分低点不怕，可以找其他门路弥补，少生两天病都在里头。”父亲也确实在想办法弥补，每年生产队用肥季节，我家出售的农家肥总比别人多，可头等肥也总比别人少。为了卖个头等水肥，父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上几里路捡野粪，一篓一篓地背回家往厕所里倒。到用肥时，粪水粘糊糊的，生产队长看后评了个二等。“唉，总比上年高了一等”，父亲自我安慰地说。后来评粪水等级用上了“粪度计”，父亲又燃起了希望，每天起得更早，背回家的野粪也更多。这年卖粪水时，打粪人轻轻推开粪水表面的硬壳，舀清的往粪桶里倒，然后将“粪度计”放进粪水里。这个玩意儿缺乏“阶级觉悟”，按下去又浮起来，按下去又浮起来，十度，超过头等肥标准很多，父亲露出了微笑。我家用水要在一里以外去挑，因此，用过的脏水都习惯往厕所里倒。这天中午，一盆洗红苕的水照例倒进了厕所，厕所坎上还留下了苕皮和泥水，生产队长看到后，硬说我家专门挑清水往厕所里倒，想多卖粪水。父亲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结果硬是将一坑头等肥充了公，父亲为此呕发了晕病。虽然遭受了这次打击，但他仍未放弃努力。中午或烟时分，父亲常带着儿女们扯野草，捡树叶，倒进猪圈，种洋芋时卖渣粪，四挑渣粪可以记十分。三伏天，中午休息时间较长，父亲将稻草捶软了和竹篾绞成犁田用的纤绳卖给生产队，四副纤绳也可记十分。就这样，我们家一年挣加分也有七、八百分，尽管整劳动力不多，又有一大家人吃饭，但每到年底生产队决算时，我们家还是进钱户，进个十块二十块的，也可用作来年的油盐钱。
父亲从不乱用钱。常说：“一个钱要掰成两半用，要在手里捏出汗来才用。不管怎样家里要有点积蓄，要不有起急事来，抓石头打天啦！”一九七二年冬，母亲突然得了重病，吐了几大碗血，当时不知道是什么病，请来几个医生诊断，有的说是肺病，有的说是胃病，拿不定主意，但都说要赶紧用药止血。父亲拿出家中仅有的几十元钱，请医生治疗，又赶紧把自己最喜欢抽的叶子烟拿到集市上卖了，后来连过年猪也卖了。母亲的病渐渐好了，父亲却一天天消瘦了，这次也幸亏父亲留了几个救命钱，不然母亲恐怕就有性命之忧了。
我小时候最不愿和父亲一起走路，因为他一路上事情特别多，但又由于他有晕病又不得不跟着。乡村小路随时都有石头滚在当中，他却总要将石头捡个干净，还一边唠叨：“别人走夜路容易踢着摔跟头，也很容易把石头踢进田里，顺便捡一下也不费事。”看见路边有野粪，他总要将野粪弄到庄稼根底下，有时没带锄头，就用手捧。记得有一次，父亲正蹲着将野粪往玉米根下埋，被生产队的下乡知青老远看见，以为是在偷洋芋，忙过来查看，见有松土，弯下腰就用手刨，抓到一手的狗粪，用力一甩，又甩到了裤子上，二话没说，红着脸走了，我在边上直好笑。我当时认为父亲多事，谁知在年底贫下中农对“五类分子”的评议会上，还将此事记成了他的优点。
改革开放后的十多年，是父亲一生中生活得最愉快的年代。从不做家务的他，这时任何家务活都干，有闲空就看书，什么《古文观止》、古典小说、武侠小说、易经八卦等书籍都看，里面的名言锦句，趣味章节还能背下来，几个老伙伴相聚时能如数家珍地讲给他们听，大家乐哈哈的。
惋惜的是父亲去世得太早，享年七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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