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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珞珈》第153期 作者:孙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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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7-14 07:46: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lusi 于 2021-7-14 07:47 编辑

                来源:选自《珞珈》第153期 作者:孙法理 时间:2008-09-11 )

  四十年代我在武汉大学外文系读书时,老师们大都是有名的学者,如朱光潜、方重、吴宓、袁昌英老师等等。但是,也有当时年青,名气不大,后来才崭露头角的,如戴馏龄、周煦良先生等。戴馏龄先生解放后是外国文学界的重镇,而周熙良先生则是文学翻译界出类拔粹的人物。本文想谈的是周煦良先生。

  周先生是一九四七年跟他妹妹一起到武大的,两人给我们的印象迥然不同。
  他妹妹穿著考究,一口漂亮的英语,普通话也流利。我至今还记得她的一句英语:那是在一次晚会之前。她和我同时来到了会场,可别的人都还没到,会场空空如也。她望望我,说了一串英语:“不是说七点半开会么,怎么到现在,我一个鬼也没看见(Why is it that I don't See a soul。)。”我觉有趣,我怎么就不算个“鬼”了?不过,她这句生动的英语却叫我记住了,至今还偶然用用。在晚会上她不但英语和普通话漂亮,而且出语机智幽默,不同凡响。记得晚会快结束时,同学们忽然鼓掌要求她唱京戏,她哈哈一笑说,「我原来也会唱几句,学的是金少山,黑头(大家“哗”地笑了),后来却不知怎么倒了嗓子,师傅建议我改学萧长华,丑行(大家又「哗一地笑了」,我没有学,所以今天不敢献丑(“丑”字重读),请原谅。大家又“哗”地笑了。
 

  她哥哥周煦良先生给人的印象却完全不同。虽然穿西服(这在当时比较罕见),却并不器宇轩昂。是个皮肤徽黑的中年人,不像诗人(那时我们听说他是诗人,而且翻译了A﹒E﹒豪斯曼的诗A Shropshire Lad出版)。说话声音不大,带乡音(他是安徽至德人),更不像他妹妹那么风趣、犀利。他妹妹洋气,而他这个爱丁堡大学硕士却很质朴,甚至带了几分土气。

  他的教法与当时的许多老师不同。他的课分两类,讲授课和讨论课,两者交替进行。他的讨论课很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的第一堂课就是做练习,把元代马志远的《天净沙》译成英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首小令句子不长,全是短语构成,只有最後一句有主谓语。译这诗基本上就是译单词,单词译完,主要意思就有了。他让我们提出译法,由他写在黑板上。写完后他全局看了看,便跟大家一起提问题,一个接著一个,这样好不好?为什么不好?怎么改好些?让大家思考,共同修改。大家嘴里说,他在黑板上写,写到最后留在黑板上的就是译出的诗了。然后他又跟我们一起吟咏,再提出问题,再修改,改完了他说,“你们下去再仔细想想,再多修改修改。好东西是修改出来的。”不知不觉就到了下课的时候。我虽觉得很受启发,却也感到遗憾,因为他没有拿出自己的译诗给我们做个示范,看看什么才叫好的译作。比如大家把“在天涯”译作了“在地涯”(at the end of the earth),那好吗?


  下一课是讲授课,讲翻译知识,从严复的信、达、雅开始,讲一些翻译理论。内容似乎自成体系,未必跟上一课的翻译实践联系。再下一课又是练习。第二次练的是《水游传》里宋江题在浔阳楼上的反诗:“面刺两行金印,那堪发配江州,有朝一日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这诗比《天净沙》要难些,词汇难些,句法也难些。练习办法跟上回一样。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他在黑板上写,逐渐凑成了散文体的全文,然後再由他和大家一步步提问,大家根据原文和译文的需要把散文切割成行、再斟酌、修改、润色成诗。然后再念译成的诗,再讨论,再修改。最后,写在黑板上的就差不多是一首宋江的反诗了,只是用英语写的。然后他又念了念,评论道,“有几分像。还可以改进,你们再去想想吧。好东西是修改出来的。”这堂课就结束了。我仍然希望他给个示范答案,可惜仍然没有。

  他的教法对我是有启发的。记得我考他的翻译时,还就他所讲的专有名词的翻译传统发挥了一下。我说:同是Rodin一词,作为屠格涅夫小说的名字就译“罗亭”;而作为法国那雕刻家的名字就译“罗丹”。两个名字拼写相同,译名却不相同,因为一个来自俄语,一个来自法语,读音原本不同。而这就形成了传统,不能混用。我的这点心得是受到他启发后自己的发现,并不是来自课堂。

  但是,我对他不给标准答案的做法仍觉得歉然。后来我自己给学生上课(未必是翻译课),就更加觉得我的遗憾是有理的了,因为我发现学生也跟我一样,做完练习很想得到个标准答案。于是便欣欣然给学生做答案,发答案,也因此而受到学生欢迎。但是,时间久了我却慢慢发觉这种做法有著不良后果。现在看来,给标准答案对有些功课(比如某些数学练习或语法练习)必要,因为正确答案大体只有一个。但是,有些功课是否应该给标准答案却值得研究。文学问题便是其一。教师一发标准答案,学生的思考与探索便往往随之打住。到考试时难免想靠死记答案得分。于是,学习成了记忆,而分析、思考和探索被扼杀了。其后果是思维的萎缩,智力的退化,学习兴趣的降低。可惜这点道理我直到多年后才明白过来。

  一九八五年我随我校代表团访问了美国一些大学,听了一些课。其中特别引起我注意的一点正是:他们的文学课老师在课堂讨论之后只作点讲评,不作结论,不给统一答案;学生习以为常。我这才意识到自己那曾经沾沾自喜的做法的片面性。周先生是留英的,我猜想英国的这类课堂讨论也不给标准答案。这做法保持着开放,能够启迪学生的思维,发挥他们的创造性,从而提高他们的素质,同时也减少了完全不必要的负担。
  

  我一九四八年毕业离开武大后,就再也不知道周老师的去向。直到一九六四年因为教学需要到图书馆去查英国小说家高斯华绥,这才发现了周老师。原来他已经翻译了高斯华绥的主要著作出版。他翻译出版的文学名著很多,我所知道的却有限。早年的有C金斯莱的《水孩子》(这本童话我小学时就读过,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译本),豪斯曼的A Shrop shire Lad(他译作《希罗普邵少年》),后来还有《神秘的宇宙》、《地球末日记》、《活命的水》、《金羊毛的国王》、《天边灯塔》等。而最有分量的大约就数我那时要查的高斯华绥的巨著《福尔赛世家》了。他翻译了其中的三部曲《有产业的人》、《骑虎》和《出租》。我读了他译的三部曲,引起了对高斯华绥的兴趣,又读了高斯华绥的一部原作Indian Summer of a Forsyte,到文革末期无所事事时又读了高斯华绥一个中篇小说:Cherry Blossoms,很为华氏那高雅清丽的风格和勾深剔微的心理刻画所倾倒。在读周老师的译作时有两件事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一是他译笔之流畅、漂壳、成熟,一是他在译文加注上所下的功夫。这令我想起他那句话:好东西是修改出来的。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倾注在翻译作品上的心血。我进大学时自命是学文学的,但是毕业后的三十年并没有敢碰文学,因为越来越觉得文学是个雷区,随时有粉身碎骨的危险。但是,到一九八八年我退休时,形势却变了。我觉得可以碰碰文学了,便选择了文学翻译,兴致勃勃地干了起来。没有多大要求,只是想重圆一个错过了的梦。而在我拿起经典作家们的东西准备翻译时,自然想起了周老师的话,于是反覆修改,希望改到我力所能及的最好程度。我就像这样走上了这一辈子最后的一段旅程,出了二十多本译作,可以聊以自慰了。
 

  就为这点微不足道的东西,我也得好好感谢周熙良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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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7-14 07:57:32 | 显示全部楼层
感谢分享!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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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31 08:31:32 | 显示全部楼层

好文    问好诗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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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8-28 06:46:21 | 显示全部楼层
lusi 发表于 2021-7-31 08:31
好文    问好诗友

谢谢  问好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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