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一个诗人的态度－－于坚访谈

江鸟 · 发表于 2004-9-14 11:51:00

问：马铃薯兄弟 答：于坚马铃薯兄弟（以下简称马）你自上世纪80年代活跃在诗坛，至今也有20多年了。你对这么一个漫长的时期里的写作，有没有一个自我的评价，你认为你的写作最值得自己记忆的是哪个时期？连带的一个问题是，哪些作品是你非常看重的？你最看重的代表作是什么？ 于坚（以下简称于）是的，如果从７０年代算起的话，我的写作已经持续了三十年。怎么说呢，我想我一直是个心无旁骛的诗人，我的写作已经经历了我们叫做“时代”的那种东西，毛时代、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等。有一点，时代不同了，我的写作从未改变过，就是写作的初衷也是开始就是结束。我好像总是有激情和灵感，我有写得比较顺的时期吗？没有。我有不顺的时期吗？没有。哪些作品我比较看重，都看重，我从不敷衍自己，我不随便动笔，我记得每一个句子诞生时的喜悦，心烦、犹豫和决心。《０档案》是我的代表作么？不是。《对一只乌鸦的命名》是我的代表作吗？不。也许《尚义街６号》？不。它们只是我某个时期的心情而已。我认为如果要进入于坚的作品，读者应该读他的全部，而不是可怕的代表作！没有比所谓代表作，更可以遮蔽于坚的东西了。马：你认为决定一个人成为诗人的因素有哪些？在这个浮躁的年代，为什么要写诗？什么力量在支持着对诗歌的痴情？对不起，也许这个问题过于机械了。作为一个实力诗人，你对那些正在期望成为诗人的文学爱好者，有什么建议？你觉得诗人的成名有捷径吗？我想知道，在你成为诗人和优秀诗人的道路上，有谁、什么事情或什么作品对你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于：因素：１、天才。２、智慧。３，对此在、人生的那种没有彼岸的热爱。４、孤独。 　　　　为什么要写诗？我作为人的存在因此得到证实的主要方式之一。其它方式当然也可以证实我作为人的存在，但不像诗歌那样，我总是感到喜悦和快乐，因为创造了句子而喜悦和快乐，就像什么――吴哥窟的神像面部浮现的那种神秘的微笑。 　　　　我建议他们不要指望成为所谓的诗人，而是成为一个作者，而且起码的，你先要写出那种令你母亲感动的东西。今天的诗人好大喜功，为全世界写作，为国际上写作，为诗坛写作，但世界难道不是从你自己的母亲开始的？一个诗人的影响决不是因为在某刊物发表，或者得了什么奖，或者在某网站有几百个跟贴。影响力是什么？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闪出来一个幽灵，素昧平生，只是告诉你，他是你的读者，就消失了。 捷径？没有。就和农民种地一样，你不能抄小路越过季节。写诗是一生的事情，捷径是什么？写到４０岁，就到头了？ 影响？多了。我想提到的影响，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昆明的四五个工人，我青年时代的朋友，我当时写的诗歌，都是给他们看，他们总是把我的诗歌奉若神明。马：大诗人的话题，也是很多人心底拂之不去的痒。据说有一位研究诗歌的老先生断言，在北岛之后，国内还没出现大诗人。你怎么看所谓大诗人的标准？大诗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 件？ 于：他的断言只是他的断言而已，不必认真。李白在世的时候，不也是许多人断言没有大诗人，或者把庸才当大诗人么，你看过《唐人选唐诗》么？我的天，都选了些什么垃圾呀。我们这个时代被叫做“大诗人“的多了，各有各的标准，大诗人是什么？走着看吧，如果河流下面有巨石，潮流退去的时候，自然会水落石出的。大诗人不害怕冬天。 马：网络为人们提供了许多的方便，也为诗歌提供了发表的便捷，交流的便捷。但其混乱和无序也是有目共睹的。有人乐观地认为诗歌进入了互联网的时代。你对网络持什么样的评价？你认为它对诗歌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为主？ 于：网络是个游戏的地方，但也有严肃的一面，它是中国民主生活的培训所。什么把戏都可以在那里表演，其环境类似”文革”时代的大字报专栏。但好处是，有些把戏，表演多了，发现很乏味，玩的人也就少了。比如”文革”的那些把戏，揭发隐私，杀熟、扣帽子、上纲上线，以绝对真理自居等等，后来发现，玩这一套要有效果，除非你真正掌握了权力。网络游戏的快感之一就是没有权力的人们可以在虚拟中获得权力的快感。网络对诗歌的影响是好的，无名天才可以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快地被发现，但也别高估网络诗歌的影响力，一首诗点击最高的时候也不过是八、九百，这点人两三辆卡车也就运走了。 马：你的第一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题目是？你第一首（次）发表的诗是什么时候？你是怎么开始写起诗来的？ 于：记不起来了，应该在７０年代初，是古体诗。我发表的第一首诗歌是在昆明的地下刊物《地火》上。第一首发表在出版物上的诗歌是《新唐吉珂诃德之歌》，在香港的《观察家》杂志上，是１９７９年，我的一个工人朋友帮我弄出去的。我怎么写起诗来，忽然有一天，年轻，心情好，天空中来了一只乌鸦……就这样……，一个传奇的开头。 马：请你给我们推荐一些你认为在当代诗歌中具有实力，或者有前景的诗人的名字。 于：可以参考我组稿的《大家》杂志。我在那里主持诗歌栏目。 马：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在近年诗歌界几乎是壁垒分明的，你认为这种分野是客观的还是人为的？他们的真正的分歧该怎么认识？请分析一下。你认为民间和知识分子写作，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个互相可以补充的东西？有被列入知识分子诗人的人士很自信地说，要20年后再 来看两种写作。你对民间和知识分子写作的实力与阵容的强弱有什么判断？ 于：这种分析早就存在，一开始就存在。无非八十年代没有工夫去细说而已，也不是没说，可以看早年我和韩东的言论，例如《在太原的谈话》发表于１９８８年的《作家》。为什么《他们》里面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写作”，不是偶然的呀。“卢骆王杨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我记得８０年代一个上海诗歌作者写文章骂我的《尚义街六号》，骂口语粗俗，我看了他的文章，明白了，这些人没有幽默感。“知识分子写作”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幽默感。朦胧诗没有幽默感，知识分子写作也没有幽默感，幽默感是从第三代才开始的。我说的幽默感不是北京油子的那种调侃，幽默后面是正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风度。知识分子写作的理论和作品，给我一种体制的印象，像那个过去时代的体制一样硬邦邦的。玩语言的人没有幽默感，智力是很成问题的，进入不了语言的高级层次，与他们中很多人争吵，我经常感到事情要从ＡＢＣＤＥ说起，而我的思维在Ｗ以外。他们骂我的文章，我总是感到好笑，高中水平，我不回答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我说什么。”文革”之后，我对中国所谓知识者的智力和良知是很怀疑的。不存在互补的问题，因为我没有发现对手。那是一个阵容么？我感觉不到。哦，要２０年后再看？《尚义街六号》１９８６年在《诗刊》头条发表，已经快２０年了。我今天倒是很想和２１世纪出现的那些青年诗人互补一下。 马：说说你的写作习惯与工作规律。产生一首好诗的当时状态是怎样的？你认为在什么状态下肯定出不了好诗？ 于：无可奉告，我并非一条名牌汽车的生产线。 马：现在我们来说说“他们”文学社。在这个问题上，你和“他们”当初的同志们之间似乎有些心结没有解开。很抱歉，我不得不说，有一种议论说起你和韩东围绕着“他们”的争执，是 一种在“他们”中正统地位的争夺，而显然，如果认可这个概括的话，那么我要说的是，在这个争夺中，你显然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因为，实际上，“他们”名称的继承者——同名网站在运转，而你已和这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关心的是，你如何看自己和“他们”文学社的关系。你能为我们回忆一下当初你和“他们”的情况吗？ 于：好吧。我与韩东是在１９８４年左右认识的。当时封新成在兰州大学办一个叫《同代》的油印刊物。第一期发表了我、韩东等人的诗。那时候兰州是中国先锋派诗歌的堡垒，张书绅在那里编《飞天》的大学生诗歌专栏。第三代还没有出现，还在地下。但许多第三代诗人都已经在《飞天》抛头露面了，当时《飞天》可不得了，我们的作品在中国基本没有什么刊物会发表，就哪里敢登。１９８３年，中国先锋派诗歌的核心是在各大学里，我在《飞天》发表的作品获得大学生诗歌奖，使我与许多大学里的未来的第三代诗人建立了联系。《同代》出来后，我接到韩东的信，（他知道我的地址，是因为那时候发表作品，名字都印着某大学某系某级学生）。和我商量办一个刊物，我很高兴，回信给他取了一大堆名字。后来把诗也寄去了，还寄了１００元人民币，刊物是大家联合出钱办的。我们没有说过主编的事情，那时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你署名谁主编意味着出了事情谁就要负责。所以《他们》创刊号署名主编付立，是集体化名，如果出事情，大家都要负责。《他们》创刊号目录前面有一首诗，每一句说的是一个诗人。例如“南京的韩东有钱上得了赌场往后全凭运气”。“昆明于坚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有人断言南京的付立会让你们大吃一惊”等等。大家是平等的，付立就是他们的化名。创刊号还有一个副标题“他们文学社内部交流资料”。《他们》就是朋友作品的一个合集。我认为我们是心照不宣地编一个朋友刊物，我后来曾经就此事情专门问了丁当和吕德安，这一点他们都一致肯定。韩东做了一些具体的事情，刊物又出版在南京，大家误以为韩东是主编是可以理解的。但有关部门不这么认为，并不认为这个事情只是韩东的事情，胁从不问，后来该经历的事情我都经历过，该去的地方我都去了，该承担的我都承担了。《他们》当然要出事，只是我们对此已经有足够的估计，对此很低调，不怎么说。主编和负责编辑是两回事情，《他们》当时的想法是轮流编辑，第６期是我编，稿子都已经寄到了昆明，吕德安的钱也寄来了，但韩东寄来的南京的某些稿子我不喜欢，主要是新人的，我只是负责编辑，我就和韩东在就稿子展开通信争论，两个人都很固执，我后来把稿子退回去了，没有编这一期。我当时比较倾向最优秀的少数同人的刊物，而韩东想扩大阵地，这是我们的分歧。第５期开始韩东已经扩大了《他们》的作者，除了原来的作者，这期进来的有大西、肖明、谷梁、文钊、赵刚、阿白、以及杨黎、柏桦、唐欣。唐欣是我推荐的。朱文是第七期出现的。８期我没有参加，作者多达３４人。１９９５年出版第９期，最后一期。《他们》结束。后来的事情就与我无关了。《他们》８５年３月７日出版，到８６年底就出了３期，在深圳的现代诗大展之前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反响。１９８６年《诗刊》邀请我和韩东参加“青春诗会”，我的感觉是去接受主流诗坛的投降。也许９０年我与韩东发生争论后，韩东与后来的作者是主编与投稿的关系了，我不知道，他没有告诉过我。前期的《他们》作者很少，一般都是十个左右。我记得最主要的作者除了我、韩东、丁当、吕德安、小君、小海、于小韦之外，还有贺奕，他和于小韦是第２期出现的，这个小说家也是《他们》早期最优秀的作者之一。 我不认为我和韩东的争论是在争夺什么，争论是由于其它因素。《他们》有什么好夺的？我们的存在又不是因为《他们》，而是我们的诗歌，当时还有许多很响的地下刊物，今天到哪里去了？诗不好。我现在与《他们》的关系只是１９９５年以前的一段历史，我很喜欢我现在的独自一人，与什么诗歌团体都没有关系的状态。马：你有过一个说法，说是狮子都是独行的，而狼总是成群结队。你是针对诗歌圈的某种现象。为什么会那么说？我实际想问的是，你似乎不把提携年轻人当作自己的一件事情，尤其不刻意去这么做。其实，据我的了解，其实你并不是是那么绝对，你对比你年轻的，你认为质地优良的诗人，也是非常地关注与关心的。我的问题是，你认为诗人的成长是否需要某种外力的扶助，或者，某种外在的影响对一个诗人的独立成长是不可或缺的吗？ 于：这不是我说的话，需要我说？我不过是重复一个常识。这个话我在尼采还是谁那里看来的。我说这些话，是基于我自己的经验，我在诗歌写作上可没有什么外力的支持，我有十多年时间是一个人在黑暗里自己瞎写，没有发表这一说，我早年不知道诗歌可以发表，还有稿费。好像卡夫卡们也是一样。外力是什么？你先要有东西，外力不过是运气，没有外力你就不写了？我早年写作，有什么外力？不过是时间到了而已。现在更不需要外力了，今天写明天就可以去网络上发表。 我帮《大家》组稿，是一个工作，要干就干好，不是要行善。马：一首好诗的标准是什么？当你说一首诗好或者不好时，你的依据是什么？同样，当你说一个诗人好或不好时，主要根据什么做判断的标准？ 于：感觉和经验。我读过那么多书，而我的感觉一点也没有丧失，我没有既定的就是说可以印出来ＡＢＣ的标准，我凭感觉。这不只是对未名诗人的作品，也包括那些已经被大学认为是好诗的诗。在汉语中，那个什么保罗·策兰，还有那个什么荷尔德林，可是一点感觉也没有。依据大学的诗歌理论来判断诗歌的好坏和依据时尚杂志的三围来判断女人的美一样的愚蠢。 马：有一个流行很久的命题，认为诗歌是属于年轻人的，而我现在越来越怀疑这个命题。 你从自身的状态来看，是否在远离青春以后，创作上面临问题？你在回头看自己一路走来的诗歌创作之路时，你怎么看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变化？你如果要在过去和现在时的创作中进行选择的话，你会舍弃谁？ 于：这是２０世纪的谬论，我认识的一个当官的宣传鼓动诗的作者每次开会都要说，诗歌是属于年轻人的，就像在说手淫是属于年轻人的一样。真是恶心。我在２０年前就说了，我的诗歌不只是要影响青年，也要征服那些较为世故的人群。见《诗六十首》。很多诗人在不知不觉里面是为年轻人写作的。因此他们只可以影响某个年龄段，而不能影响文明。古代的诗歌不是这样，诗人是为人生而写作，因此他们的读者是没有年龄的。我好像从来没有过那种因为年轻而得意的心情。我一直都是这样，我假设的读者之一是那些我热爱的诗人。我有变化吗？也许在叙述方式的丰富上？我一直是如此，我最近刚刚出版了５卷的《于坚集》，我收入的作品最早的是１９７５年写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没有想过，我越来越觉得我是同时置身与过去与未来之间，我已经掌握在时间中自由往来的语言方式。 马：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是中国文人们绕不开的话题。也有人在刻意否认它的重要性，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待？ 于：我不认为这么大一笔主要是奖给一些老人的钱有多么值得期待。它是一个残酷的玩笑，库切先生获奖后，说，他这辈子终于不愁钱了。啊，这个可怜的老头。 马：您通常如何安排每天的写作计划？可以描述普通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情景吗？写作大概会占用你每天的多少时间？ 于：我是在世界的梦里写作的人。我６点就起床。当他们大多数人在写作的时候，我在睡觉，我晚上１１点左右睡觉。写作，我的感觉是最不占用我的时间的事情，我在写作的时候，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 马：你理解的诗歌在当代世界的生存空间在哪里？诗人的寂寞和清贫你不难看到。许多人离开了诗歌，许多人在写作别的东西以为生，你有没有感到生存的危机，有没有诗歌之外的写作的计划？ 于：还是在读者和世界之中，我们必须写出他们喜欢的诗歌。我们不能抛弃读者和世界。诗人的寂寞是诗人写作时候的寂寞，而不是作品的寂寞。那些离开诗歌的人也许是他们的作品太寂寞了吧？我好像没有生存的危机感，我一直都是在写诗，生活也不怎么阔绰，但我充实得很。我的计划是，到８０岁的时候出版我的第Ｘ本诗集。 马：进入人生的中年，当生命冲动减弱，是什么支持着创作？写作的动力在哪里？面对时间的流逝，衰老无以回避，你是否有某种深刻的恐惧感？你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对写作有没有什么影响？那些曾经坚持过的美学观念，是否也受到了冲击？是否有某种“回归”的问题？是顺其自然，还是与时间抗争，以维护自己曾经坚持的？ 于：生活！生活！生活！我是如此地热爱着这世界，这人生。我当然怀着恐惧，我总是不安，那是创造的自由再次被剥夺的恐惧和不安，这也是我写作的一个动力。我将坚持一切，我将颠覆一切，如果它们妨碍了我的创造的话。 马：作为曾以反传统形象博得掌声的诗人，你现在对中国的传统诗学，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你认为传统，对中国诗歌、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一种财富，还是负担？ 于：我一直是个传统的诗人。是崇尚“前进”“维新”的时代把我看成了叛逆。我好像从来不在你说的这两极内想问题，传统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我早年从背诵古代诗歌进入诗歌，从来没有觉得它们是所谓“古代”的，我记得我在昆明一个叫花箐的农场背诵王维的诗歌，觉得他写的就是我见到的世界。 马：这个问题和我问北岛的问题相近。中国当代诗歌中，有许多有才华的和创造性的诗人，但他们大多处于一种自我生成，或自我湮灭的境遇中，我们缺少一种真正可以鼓励诗歌写作的机制，甚至，我们还没有一个具有公信的诗歌优劣的评定者。就是说，我们尽管有学院，有作协，但他们二者真的是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对好诗歌的评定标准。标准是散在个别诗人，或小的圈子中间，或者在创作个体中，分散而不一致。我的意思不是强求一致，而是强调一种真正正常的诗歌价值观。我们没有。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诗歌环境的确是令人沮丧的。我们对真正的好诗人，缺乏评判的机制，所以要形成一种对诗歌的相对一致的敬重，也似乎是一种幻想。你看看吧，任何的诗歌评奖，都是一种偏颇和另一种偏颇。表面的热闹，利益的分配，别的好像没什么了。在诗歌圈子里都没有公信力，更不用说可以推及公众范围了。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于：在１９６６年以后，在中国写诗是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人们也许估计不到那场革命对人的影响。在人们对诗歌和诗人的尊重上，我是悲观的。诗歌评奖的公信度的建立是很复杂的问题，我不指望很快会有这种公信力出现，这不是可以去做的事情，听其自然吧。也许各种标准的对立就是公信度。 马：诗人之死，曾引起国内诗歌界的思考。你怎么看待诗人之死这个问题？你对和你同属于第三代诗人的海子的创作如何评价？撇开他的悲惨不幸的结局，你认为他是不是一个值得享有很高地位的诗人？ 　于：诗人的死并不比他的作品重要。死掉诗就好了？真是荒唐。海子已经成为诗歌体制的一部分，说也没用，并不影响大学诗歌教授用他去代表诗歌的形象。但他确实不是当代诗歌的基本形象。 马：写作的朋友们公认的是，我们的诗歌教育状况是很糟糕的，教材似乎只接纳那些不二流以下的作品。他们似乎只愿意选容易分析，容易讲解的诗歌。这样，好的诗歌根本就无法进入孩子们的视野。这样恶性循环。诗歌教育培养了错误的诗歌意识，而那些受教育者就用这样的标准来看待诗歌。而且普遍培养了一种对个性化创作的不宽容心态。你对国外诗歌教育方面的情况有了解吗？是不是有可借鉴的地方？ 于：国外的教育我不知道。问题倒不是他们选了那些，他们可以选，但他们应该都选选，让阅读诗歌的人知道有彼此完全不同的诗歌，让读者去判断。北京大学有一个选家，编了一本给当代中学生阅读的诗歌，他选的年轻一代的当代诗歌几乎都是北大学生的诗歌。这也是一种诗歌教育啊。我不指望教育，那是要有权力的。 马：你是文联的作家，换言之，是个体制内的作家。前一阵，作家退出作家协会似乎成了时髦的风气，作为一个有自由精神的诗人，你还能在作协里坚守下去，是否感到过某种不适？你认为作家退会，是一种个别的现象，还是有某种更深层的问题包含在其中？ 于：云南目前没有专业作家。我在云南省文联的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２０年来一直是《云南文艺评论》的普通编辑。我要负责组稿、印刷、排版甚至发放稿酬和邮寄的工作。这段时间我干过的事情还包括办《他们》等等。卡夫卡也在体制内工作，“工商事故保险公司”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之一。这只是一个饭碗问题，不是拿卢布的问题，如果卡夫卡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恐怕也不会有《变形记》了吧，在柏林发传单，为李卜克内西写文件？问题是你写了什么。我是《０档案》的作者。我会继续在这个单位呆下去，为什么不？它会支付我的养老保险。吃饭的单位有那么重要么？人们关心这些问题，为此自卑或者以离开单位为荣，都是中国式的撒娇， 像”文革”时期的划出身、成分一样可怕。 马：作为一名诗人，同时在文联支薪。你对作协的作用怎么看？你认为，它可以为作家们做什么有意义的事？ 　于：我不关心这些问题。我关心的是我自己的写作，它变好变坏对我的写作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是７０年代开始写作的。 马：作为口语诗歌的代表诗人，你对口语诗歌有没有什么理论的思考？能不用一句话，比较准确地概括，什么是口语诗歌？ 于：不知道。我只知道什么是诗歌，什么不是。 马：2003年，你在网上和韩东之间有过一次短暂的交锋，似乎旁观者并不能看出其原则问题，你怎么看那次攻防？那是不是一次纯粹的意气之争？ 于：我记得我大多数时候是保持沉默。现在还是让我沉默。 马：在创作者眼中，我们的文学批评尤其是学院派研究和创作之间，好像总在游离着，或者说是隔靴搔痒。诗歌批评大致也是这样。你如何看待诗歌批评的现状？他们的成果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你理解的批评和创作最理想的关系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近年比较有力量的诗歌批评文字大多出自诗人之手，包括你本人的一些文字，这是否是一种趋向？就是说，对诗歌的发言权，越来越需要具备诗歌创作的背景？ 于：我没时间去想这些问题。我不关心这些问题，我在想什么，老挝的琅勃拉邦，那是一个天堂。 马：汉语诗歌处于一个现代化的不断的进程中，但在你的心目中，现代化的，比较成熟的中国诗歌，在形态上怎么样是比较理想的？ 于：您也许可以阅读一下我的诗歌。 马：许多写作者关心自己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及能否进入的问题。文学史是否总会以遮蔽一些优秀的诗人为代价？你认为，文学史由什么人来写才会做到基本的客观与公正？你对现在一些有关当代诗歌的史的总结认可吗？ 于：杨黎的《灿烂》写得不错，有点第三代诗歌史的味道。如果以为文学史就是如今大学里面一本一本用来评职称的那种就错了。我想象的文学史是今日大学诗歌教授做梦也想不到的某种东西。 马：再说说关于诗歌教育的问题。我们现在的那种教育，和诗歌的现实几乎是毫无关系的。所以培养出来的学子，他们认为的好诗歌，和诗人认为的好，简直风牛马不相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一个诗歌的大国，现在弄的诗歌是很沮丧的事，诗人甚至被和滑稽，可笑画上了等号。大众娱乐，一度很无知很愚昧地拿诗歌和诗人作取笑的对象。这真是一种悲哀，一个缺乏对诗歌的基本的敬重的民族，肯定是精神上出了问题。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虽不以 诗歌为衡量，但肯定也是一种参照。 于：我说过，在１９６６年的革命之后，这个国家看待一切事情的观点都是史无前例的。他们可以把所有河流都视为水利，可以把汉语改造为普通话，他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诗人视为多余呢？这个国家曾经有过把编辑了《诗经》的圣人孔子打倒搞臭的历史，你指望他们会尊重无用的诗人？ 马：为什么要写作，为谁写作，你对自己的读者考虑过吗？对你老说，你为自己确定的最重要的诗歌写作原则是什么？ 于：因为我听见怒江在云南的黑夜里流动，因为１９６６年的革命，因为我的耳朵。因为这是另一个春天…… 自由、诚实地的创造，目击道存。本贴由马铃薯兄弟于2004年4月12日16:59:01在〖他们论坛〗发表.

晓曲 · 发表于 2004-9-14 21:50:00

已拜读。有些启发。 谢谢江鸟转贴学习！

朱枫 · 发表于 2004-9-21 09:09:00

看过的，诗人谁也不必迷信谁。于坚的诗我一般就不看。

凯华 · 发表于 2004-9-22 09:36:00

读.

晓曲 · 发表于 2004-9-23 21:49:00

尽管诗界早些年已热闹非凡，但偶关注的不多。现在发现，感觉诗歌也在经历自己的“文化大革命”——派系纷争不断。。。偶不大爱热闹，还是在旁边看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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