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小龙：诗歌的“意”，在“意境”而非“意思” | 徐敏

雨夜人鱼

诗歌的“意”，在“意境”而非“意思”

——裘小龙

裘小龙，诗人、翻译家，出生于上海，目前在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任教。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裘小龙有诸多以英文诗歌为主的译著，如《四个四重奏》《抒情诗人叶芝诗选》《意象派诗选》《拜伦传》等，叶芝名篇《当你老了》也是出自他优美的文笔。裘小龙在西方还以写作推理小说著称，他的推理小说创造性地将探长设定为一个“一边写诗一边破案”的人物，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译作、著作俱佳，裘小龙的作品和译文选《舞蹈与舞者》是漓江出版社“双子座文丛”中的一本。据此，新黄河客户端记者专访了裘小龙。

新黄河记者：徐敏

诗歌双语写作受益于卞之琳、杨宪益

记者：《舞蹈与舞者》这本书收录的您个人创作的诗歌，大多创作于何时？可否谈谈您早期的阅读和发表诗歌的经历？

裘小龙：我个人创作的诗歌，大多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经历了整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末赴美留学，开始用英文和中文从事双语诗歌创作，90年代末开始偏重英文小说创作，所以这一阶段至今的诗歌有许多是直接用英文写了，不过也有不少自己后来改写成了中文。

我写诗的缘起纯属意外，1978年我考上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师从卞之琳先生读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研究生。他布置的第一份作业却是要我写一组中文诗，因为在他看来，从事外国诗歌翻译与研究，最好自己也能写诗，这样才能对诗的感性有真正的感悟。更没想到他读了我的诗后表示赞许，我激动之下投给了《诗刊》，还真发了出来，也就一直写了下去。

对我诗歌创作起了很大影响的，还有一位是杨宪益先生。他当时主编英文版的《中国文学》杂志，在《诗刊》上看到我的作品，鼓励我自己翻译，直接发在《中国文学》，这给我后来的诗歌双语写作带来了不可或缺的自信。

记者：书中有一首《断章：戏仿卞之琳先生》，我却觉得《生日》这首中的两句“是狗吵醒了我的梦，还是我梦到了这一切”更有卞之琳《断章》的神韵。可否谈一两个多数读者不太熟悉的与卞之琳老师的交往事件或者诗歌、翻译观点？

裘小龙：我跟卞先生读研究生时，社科院研究生院没有自己的教室，只能借用北京师范大学的场地。卞先生因为已上了年纪，就让我去他家里一两次。在他干面胡同的家里上课，与课堂里上课颇有些不一样。卞先生诗兴勃发时，常天马行空，思想充满了跳跃。

有一首写我当时与他交往的诗《远与近》（未收入《舞蹈与舞者》集子中），其中有一节是这样的：“一到国际新闻的时刻，你忙打开电视，/思路似乎通着电波，来自今天的卫星，/然后，打字机的嘈杂和厨房的烹调味儿，/都在你的头脑里把一个新的整体形成。”

那时我正在跟他写关于英国著名诗人艾略特的硕士论文。按照艾略特在“玄学派诗人”一文中的观点，“但尼生和勃朗宁是诗人，他们只是思想，却不能像直接闻到一朵玫瑰的气味似感受到他们的思想。对多恩来说，一个思想是种经验，在改进他的感性……玄学派诗人们拥有可以容下任何经验的一个感性机制。”也不妨说，在诗人的感性机制中能容下、融合不同的经验，在作品中形成一个新的有机整体。

这是我在卞先生身边感受甚深的一点。

诗歌翻译的重点在于传达审美意境

记者：我注意到“诗人译诗”这个观点。卞之琳、冯至这批诗人同时也是翻译家，当下似乎很多译者并没有诗人的身份。在您看来，诗人译诗的优势在哪？可否具体举例说明？

裘小龙：我个人确实也偏向这一观点。这并不是说译诗的一定要是诗人。不过，诗是特别讲究语言的艺术，诗人翻译者在不同语言深层次感性方面的探索，有一定的推敲和自觉性。换一种说法，译诗在目标语言文本中读起来也应该是诗。举个例子，关于杜牧的“赠别”一诗：“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杜牧在前两行中使用了中国古典诗学里“赋比兴”中“兴”的感性技巧。在美国诗人庞德看来，这种意象的呈现恰恰是西方诗人所不熟悉、要向中国古典诗人学习的。用庞德的话来说，这是中国诗歌语言感性中特有的“意象叠加”，即把一个意象与另一个意象、或一个意象与一个陈述放在一起，中间不加英文中常用的“as”或“like”等连接词，让读者自己进入诗的境界，因而获得更丰富、更多义的审美再造经验。庞德自己也因此写出了意象派诗歌中最著名的一首代表作《地铁车站》：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Ezra Pound)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on a wet, black bough.

“地铁车站”

人群中这些脸庞的隐现：

湿漉漉、黑黝黝树枝上的花瓣。

这里，诗中陈述叠加意象的次序都与杜牧诗中的一样，两行诗之间究竟是什么的关系，是要让读者自己走入这一场景中去体验、解读。因此，诗的多义性给读者、批评者带来了不同的审美经验和感受。庞德从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中学到、运用了这一感性技巧，为二十世纪初的西方意象主义诗歌划出了新的地平线。

关于这首诗，我们来看国内一位著名的汉诗英译者的翻译。

At Parting (X译)

Not yet fourteen, she’s fair and slender,

Like early budding flower tender.

[Though] Yangzhou Road’s beyond compare,

Pearly screens uprolled, none’s so fair.

首先要说一下，X先生是用诗体翻译，即英美诗歌的格律体翻译，讲究音步与押韵。只是，格律体在现当代英美诗人再也不是主流，一定要抱残守缺，不考虑目标语读者的审美变化，或许也可以聊备一格。X先生其实不懂格律体，不数音步，因韵害义，这样做只能贻笑大方。更要命的是，X先生不是诗人，硬要在英译文本中的“娉娉袅袅十三馀”与“豆蔻梢头二月初”之间，强作解人地加了“like”，抹掉了中国古典诗歌所特有的、庞德所为之推崇的感性，化神奇为乌有。在翻译中，只需把原诗中前两行意象叠加的处理，直截了当地移进译诗即可。顺提一笔，X先生把诗中三四行的意思完全译错了。这样的瞎译显然无助于我们要让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努力。

记者：《舞蹈与舞者》中有几首关于李商隐、李白、王昌龄等中国古代诗人的诗作。您对古典诗歌也有研究？在您看来，古典诗歌的翻译，是否意思容易传达，而意境难以体现？

裘小龙：我谈不上对中国古典诗歌有什么研究。因为喜欢李商隐、王维、李白等人的诗，在国外翻译、出版了几本汉诗英译集子。你的问题很好，诗歌其实不在于讲什么（意思），而在于怎样讲（意境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面）。卞先生的《断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读者感性地走入意境，得出自己。诗歌翻译也一样，是要让文本的读者走入诗的经验（身临其境），让翻译诗读起来具备创作诗的感性。最近，联合国邀请我讲了一堂有关中国古典诗词与禅宗的课，我也着重讲了这一方面。

塑造“一个在破案时也写诗”的探长形象

记者：我此前对您的知晓来自于诗歌创作和翻译，对您还写作侦探小说知之甚少。常规意义上来看，诗歌属于高雅的艺术，侦探小说是通俗文学（这么说并非贬低侦探小说，正是因为类型化小说拥有大量读者故而如此）。诗歌和侦探小说带给读者的审美享受有很大差异，您是如何在这一雅一俗的两种题材之间转换自如？

裘小龙：诗歌与侦探小说确实属于不同的文类，带给读者的审美有很大的差异。我最初的想法是，美国书店里看不到中国诗歌集子，在侦探小说里“走私”几首诗或许可以一试。我的美国出版社一开始不赞成我这样尝试，最后妥协，在第一本小说夹带一小部分诗，以后再决定是否可行。没想到小说问世后，出版社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说喜欢其中的诗。我自己也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诗人探长”形象的塑造，其实也多少可以提增小说的不同纬度。他不仅仅是从一个侦探、也是从一个诗人的角度，对案情以及种种社会现象加以观照。这两种视角时不时会对立、冲突，为作品带来内在的张力。

记者：国内外有哪些侦探小说作品和作家对您影响比较大？在您看来，侦探小说如何写出“差异化”？

裘小龙：国内的侦探小说我读得不多，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影响。有两个瑞典作家MajSjowall（马伊·舍瓦尔）和PerWahloo（佩尔·瓦勒），他们属于社会学派侦探作家，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其实在西方侦探小说写作中，有不少的派别，上面提到的社会学派既是一例。与传统的小说不一样，他们比较侧重写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中，人物形成、案件产生以及侦破。

如果说我与侦探作家们有什么不同——按照西方批评家的说法——或许是我的主人公探长，是全球侦探小说中唯一一个在破案时也写诗，甚至通过诗来破案的人物。

注：本文摘自济南时报2022年9月14日。

                                                

木四水

地铁车站多低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