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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诗歌中的节制和精确截然相反,毕晓普的私生活放浪无羁,她的机智、幽默、恰到好处的愤世嫉俗和脉脉含情非常诱人。毕晓普和迪金森、莫尔一样终生未嫁,却不象她们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她一直把生活看得比写作重要。毕晓普有过五位同性恋伴侣,其中两位比她年轻近三十岁,另有两位情人为她自杀,但她厌恶爱伦.金斯堡那样的宣泄狂;她是位病理学上的酒徒,同时是个出色的厨师,其它家务则由女友操持。毕晓普和小她六岁的洛厄尔毕生相爱,却充分意识到两个诗人在一起生活的后果,这一点她比普拉斯明智,后者因为与英国诗人特德.休斯的婚姻破裂导致精神崩溃。
毕晓普的诗歌和小说大多在《纽约客》上刊登过,这家杂志和她签有长期的首选合约。虽然她的诗歌全集只有两百来页,却得到了数十项形形色色的奖励和荣誉,其中《北方和南方:一个寒冷的春天》获得普利策诗歌奖(1956),《诗合集》获得全国图书奖(1970), 《地理之三》获得全国图书批评家奖(1977)。她的小说(还有翻译)是她的诗歌的有益补充,代表作《在村庄里》曾获得《党派评论》小说奖。此外,毕晓普担任过国会图书馆诗歌顾问,还获得Neustadt 国际文学奖,巴西总统勋章和美、加多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晚年毕晓普当选为美国文学和艺术学院院士,出于谋生的需要,她返回故乡马萨诸塞,在哈佛大学教书。
毕晓普以罕见的意志力为我们的时代奉献出一首首美妙的诗歌,她的幻想翱翔在现实和超现实之间的天空,每一次写作都意味着冒险和付出代价。毕晓普的早期作品《人蛾》包含了一整个新的世界,她从中分享到一种深度的逃避,若你逮住他举起手电照他的眼睛。里面全是黑瞳仁,自成一个夜晚,他瞪着你看,那毛刺的天边紧缩,而后闭上双目。从他的眼里滴出一颗泪,他仅有的财产,象蜜蜂的刺。他隐秘地用手掌接住,如果你没有留意他会吞下它。但如果你发现了,就交给你,清凉宜人犹如地下的泉水,纯净可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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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数学家、思想家布莱斯.帕斯卡尔认为,“几乎所有灾难的发生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屋子里。”这句话曾经被他的同胞诗人查理.波德莱尔引用到散文集《巴黎的忧郁》里面, 但毕晓普不以为然,“憗帕斯卡尔或许不完全正确”。憖对毕晓普来说,一张地图可以提供给她一次完整的神游经验, 我们能够抚摸这些迷人的海湾,在玻璃镜下面看上去快要开花了,又象是一只笼盛放着不可见的鱼。
然而,毕晓普最初的旅行或迁移并不令人愉快,六岁那年,祖父母亲自到新斯科舍接她回美国,在返回马萨诸塞的火车上,她感觉自己象是被绑架似的。当她开始在伍斯特上小学,每逢要向星条旗举手敬礼时,总觉得自己背叛了加拿大。从被迫迁移到喜欢流浪、漂泊的生活,诗歌无疑起了关键作用,反过来,旅行也是她写作的主要源泉。对大多数诗人和普通人来说,旅行只是一种爱好和愿望,惟有毕晓普倾其毕生心血,记录她旅行的所见所闻,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整个二十世纪,或许只有波兰出生的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可以与之媲美。记得在一架国际航班上,一位法国海员曾经提醒我,康拉德是全世界被水手们阅读得最多的作家。
有一年夏天,毕晓普主动要求和洛卡的一位朋友结伴去游亚马逊河,起初那位朋友颇有顾虑,担心诗人摇摆不定的情绪,没想到出发以后她就换了个样,变得那样随和,容易相处,毫无疑问,大自然唤起了她的童心,旅行使她的灵魂得以安逸。还有一次,小说家阿尔都斯.赫胥黎夫妇来访,在毕晓普眼里,这位慈祥的英国老头把自己束缚在渊博的知识里,他想给人留下和蔼可亲的印象,却未必能够奏效;然而,他的小说对地理的依赖却让诗人获得共鸣,在一番深入的交谈之后,她决定抽出几个星期的时间,陪伴客人游览巴西西部的印第安人居住区。
直到因脑动脉瘤破裂猝死那年,毕晓普仍身体力行地倘佯在自然中,或许是考虑到总有一天自己会走不动,诗人对最后一个家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和安排,以便足不出户就能面对世界。从她的阳台上可以俯瞰整个波士顿湾,以及童年和姨母住过的两处地方;客厅里竖立着一面巨大的威尼斯镜子和一只装着彩色小泥人的玻璃柜子,这些小玩意是法国南方人用来装饰圣诞马槽的;墙壁上挂着两件船首和鸟笼的雕刻,还有巴西人用来祈祷病人康复的头像,是用生长在热带雨林中的白塞木做成的;卧室里有一支木桨,上面镂刻着一面巴西国旗,那是她漂流亚马逊河最好的纪念品。正如批评家海伦.文德勒指出的,参观毕晓普的寓所犹如阅读她的一首诗,每个细节都非常别致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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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处女诗集《北方和南方》(1956)问世后,毕晓普在美国诗坛的地位即已经建立起来,她那“梦幻般敏捷的”诗歌感动了三代读者,包括约翰.阿什伯里、詹姆斯.梅利尔、马克.斯特兰德、C.K威廉斯和尤莉.格雷厄姆等风格迥异的诗人都承认毕晓普对他们有着主要的影响,甚至同时代的罗伯特.洛厄尔也从她的作品里受益匪浅并对她推崇备至,兰德.贾雷尔在一次演讲中引用了洛厄尔的评价,称她是他们那一代最杰出的诗人。
虽然如此,由于前有玛丽安娜.莫尔和希尔达.杜立特尔(欣赏她们的同代诗人艾略特和庞德的名望超过了洛厄尔和贾雷尔),后有西尔维娅.普拉斯和安妮.塞克斯顿(她们的自我剖析尤其是对死亡的谋划和提前实现使其诗歌地位飙升),再加上毕晓普本人的羞怯、缄默(多次拒绝参加女诗人选集和同性恋游行),长期远离文学中心,作品数量少得可怜,灵魂又“躲在她的文字背后”(小说家玛丽.麦卡锡语),她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国,翻译家和批评家们会轻视她,诗人的作品和知名度限于小范围的圈子里 (这些人对她倍加珍惜)。
进入九十代以后,随着毕晓普当年的崇拜者阿什伯里、梅利尔和斯特兰德逐渐成为英语世界的顶尖诗人,美国当代最权威的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和海伦.文德勒对她激赏不已,特别是她的两位生前好友和推崇者--奥克塔维奥.帕斯和谢默斯.希尼(分别写有《伊丽莎白.毕晓普:缄默的权利》和《数到一百:论伊丽莎白.毕晓普》)先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毕晓普的诗歌地位和声望日隆,她甚至“证明了越少即是越多”(希尼语)。在毕晓普去世二十年后的今天,她终于被确认为是继爱米莉.狄金森、玛丽安娜.莫尔之后美国最重要的女诗人,并被牢固地安置在爱默生、坡和惠特曼开创的传统中。我在告别波士顿以后,又一次开车途经伍斯特(诗人的骨灰安放在她的家族墓地里),目睹一辆汽车从后视镜里消失,忽然联想起毕晓普诗歌中的美,绝不是精巧和对称一类,也并非痛苦和裸露一类,而是象江河的支流、高远的飞鸟和夜晚的萤虫那样蓦然显现。可以告慰诗人的是,她在《旅行问题》中表达的疑虑,哦,我们是否必须梦着我们的梦并且将这些梦留存?
已经被部分消除,毕晓普的梦连同她的作品一起留在热爱生活和诗歌的人们心中。
1999年9月9日于杭州西溪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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