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珞珈》第153期 作者：孙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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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选自《珞珈》第153期 作者：孙法理 时间：2008-09-11 ）

　　四十年代我在武汉大学外文系读书时，老师们大都是有名的学者，如朱光潜、方重、吴宓、袁昌英老师等等。但是，也有当时年青，名气不大，后来才崭露头角的，如戴馏龄、周煦良先生等。戴馏龄先生解放后是外国文学界的重镇，而周熙良先生则是文学翻译界出类拔粹的人物。本文想谈的是周煦良先生。

　　周先生是一九四七年跟他妹妹一起到武大的，两人给我们的印象迥然不同。
　　他妹妹穿著考究，一口漂亮的英语，普通话也流利。我至今还记得她的一句英语：那是在一次晚会之前。她和我同时来到了会场，可别的人都还没到，会场空空如也。她望望我，说了一串英语：“不是说七点半开会么，怎么到现在，我一个鬼也没看见（Why is it that I don't See a soul。）。”我觉有趣，我怎么就不算个“鬼”了?不过，她这句生动的英语却叫我记住了，至今还偶然用用。在晚会上她不但英语和普通话漂亮，而且出语机智幽默，不同凡响。记得晚会快结束时，同学们忽然鼓掌要求她唱京戏，她哈哈一笑说，「我原来也会唱几句，学的是金少山，黑头（大家“哗”地笑了），后来却不知怎么倒了嗓子，师傅建议我改学萧长华，丑行（大家又「哗一地笑了」，我没有学，所以今天不敢献丑（“丑”字重读），请原谅。大家又“哗”地笑了。
　
　　她哥哥周煦良先生给人的印象却完全不同。虽然穿西服（这在当时比较罕见），却并不器宇轩昂。是个皮肤徽黑的中年人，不像诗人（那时我们听说他是诗人，而且翻译了A﹒E﹒豪斯曼的诗A Shropshire Lad出版）。说话声音不大，带乡音（他是安徽至德人），更不像他妹妹那么风趣、犀利。他妹妹洋气，而他这个爱丁堡大学硕士却很质朴，甚至带了几分土气。

　　他的教法与当时的许多老师不同。他的课分两类，讲授课和讨论课，两者交替进行。他的讨论课很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的第一堂课就是做练习，把元代马志远的《天净沙》译成英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首小令句子不长，全是短语构成，只有最後一句有主谓语。译这诗基本上就是译单词，单词译完，主要意思就有了。他让我们提出译法，由他写在黑板上。写完后他全局看了看，便跟大家一起提问题，一个接著一个，这样好不好?为什么不好?怎么改好些?让大家思考，共同修改。大家嘴里说，他在黑板上写，写到最后留在黑板上的就是译出的诗了。然后他又跟我们一起吟咏，再提出问题，再修改，改完了他说，“你们下去再仔细想想，再多修改修改。好东西是修改出来的。”不知不觉就到了下课的时候。我虽觉得很受启发，却也感到遗憾，因为他没有拿出自己的译诗给我们做个示范，看看什么才叫好的译作。比如大家把“在天涯”译作了“在地涯”（at the end of the earth），那好吗?

　　下一课是讲授课，讲翻译知识，从严复的信、达、雅开始，讲一些翻译理论。内容似乎自成体系，未必跟上一课的翻译实践联系。再下一课又是练习。第二次练的是《水游传》里宋江题在浔阳楼上的反诗：“面刺两行金印，那堪发配江州，有朝一日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这诗比《天净沙》要难些，词汇难些，句法也难些。练习办法跟上回一样。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他在黑板上写，逐渐凑成了散文体的全文，然後再由他和大家一步步提问，大家根据原文和译文的需要把散文切割成行、再斟酌、修改、润色成诗。然后再念译成的诗，再讨论，再修改。最后，写在黑板上的就差不多是一首宋江的反诗了，只是用英语写的。然后他又念了念，评论道，“有几分像。还可以改进，你们再去想想吧。好东西是修改出来的。”这堂课就结束了。我仍然希望他给个示范答案，可惜仍然没有。

　　他的教法对我是有启发的。记得我考他的翻译时，还就他所讲的专有名词的翻译传统发挥了一下。我说：同是Rodin一词，作为屠格涅夫小说的名字就译“罗亭”；而作为法国那雕刻家的名字就译“罗丹”。两个名字拼写相同，译名却不相同，因为一个来自俄语，一个来自法语，读音原本不同。而这就形成了传统，不能混用。我的这点心得是受到他启发后自己的发现，并不是来自课堂。

　　但是，我对他不给标准答案的做法仍觉得歉然。后来我自己给学生上课（未必是翻译课），就更加觉得我的遗憾是有理的了，因为我发现学生也跟我一样，做完练习很想得到个标准答案。于是便欣欣然给学生做答案，发答案，也因此而受到学生欢迎。但是，时间久了我却慢慢发觉这种做法有著不良后果。现在看来，给标准答案对有些功课（比如某些数学练习或语法练习）必要，因为正确答案大体只有一个。但是，有些功课是否应该给标准答案却值得研究。文学问题便是其一。教师一发标准答案，学生的思考与探索便往往随之打住。到考试时难免想靠死记答案得分。于是，学习成了记忆，而分析、思考和探索被扼杀了。其后果是思维的萎缩，智力的退化，学习兴趣的降低。可惜这点道理我直到多年后才明白过来。

　　一九八五年我随我校代表团访问了美国一些大学，听了一些课。其中特别引起我注意的一点正是：他们的文学课老师在课堂讨论之后只作点讲评，不作结论，不给统一答案；学生习以为常。我这才意识到自己那曾经沾沾自喜的做法的片面性。周先生是留英的，我猜想英国的这类课堂讨论也不给标准答案。这做法保持着开放，能够启迪学生的思维，发挥他们的创造性，从而提高他们的素质，同时也减少了完全不必要的负担。
　　
　　我一九四八年毕业离开武大后，就再也不知道周老师的去向。直到一九六四年因为教学需要到图书馆去查英国小说家高斯华绥，这才发现了周老师。原来他已经翻译了高斯华绥的主要著作出版。他翻译出版的文学名著很多，我所知道的却有限。早年的有C金斯莱的《水孩子》（这本童话我小学时就读过，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译本），豪斯曼的A Shrop shire Lad（他译作《希罗普邵少年》），后来还有《神秘的宇宙》、《地球末日记》、《活命的水》、《金羊毛的国王》、《天边灯塔》等。而最有分量的大约就数我那时要查的高斯华绥的巨著《福尔赛世家》了。他翻译了其中的三部曲《有产业的人》、《骑虎》和《出租》。我读了他译的三部曲，引起了对高斯华绥的兴趣，又读了高斯华绥的一部原作Indian Summer of a Forsyte，到文革末期无所事事时又读了高斯华绥一个中篇小说：Cherry Blossoms,很为华氏那高雅清丽的风格和勾深剔微的心理刻画所倾倒。在读周老师的译作时有两件事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一是他译笔之流畅、漂壳、成熟，一是他在译文加注上所下的功夫。这令我想起他那句话：好东西是修改出来的。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倾注在翻译作品上的心血。我进大学时自命是学文学的，但是毕业后的三十年并没有敢碰文学，因为越来越觉得文学是个雷区，随时有粉身碎骨的危险。但是，到一九八八年我退休时，形势却变了。我觉得可以碰碰文学了，便选择了文学翻译，兴致勃勃地干了起来。没有多大要求，只是想重圆一个错过了的梦。而在我拿起经典作家们的东西准备翻译时，自然想起了周老师的话，于是反覆修改，希望改到我力所能及的最好程度。我就像这样走上了这一辈子最后的一段旅程，出了二十多本译作，可以聊以自慰了。
　
　　就为这点微不足道的东西，我也得好好感谢周熙良老师。

多梦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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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si

多梦的江南 发表于 2021-7-14 0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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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    问好诗友

lusi

lusi 发表于 2021-7-31 08:31
好文    问好诗友

谢谢  问好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