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棣：北岛，不是我批评你(四）：诗歌危机：谁的危机？“危机”的诗歌政治

侍仙金童

第四部分 诗歌危机：谁的危机？“危机”的诗歌政治

钱一鸿：北岛说当代诗歌甚至当代文学都处于“危机四伏”之中。关于当代诗歌的“危机说”，这些年来一直持续似乎不断？北岛的看法是：“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文学正失去意义，失去自身存在的理由”。那么，人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当代诗歌的危机呢？老臧，我知道十多年来你一直不愿使用“危机”这一视角看待当代诗歌。但是，还是请谈谈你为什么不愿使用这个视角？

臧棣：我确实不愿从“危机”的角度看当代诗歌。我也厌恶在诗歌上谈论“危机”。因为对写作而言，对文学而言，“危机”太像一种绝对的政治正确。从大的方面说，这涉及到人文智慧。任何一个文学现象，任何一种文学实践，总会在它的施展过程中遇到各种问题。也就是说人们所说的“危机”。从某种意义说，万事万物都处在危机之中。尤其是地球。如果从文化新闻报道的角度说，在任何时代，人文活动都会遭遇到“危机”。所以，这就有一个麻烦，这个“危机”似乎是什么时候都存在的。比如，我们看新诗的历史，新诗的“危机”说在每个文学史的时段中都会出现。但结果呢，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新诗万古流。而且我发现，凡是在新诗语境里使用“危机”这一视角的言论，它们对诗歌本身的领悟和对新诗的现代性的领悟都很差。轮到举例说明时，更是粗鄙不堪。最后几乎所有的“危机”说，都陷入了空洞的指责和说教。

我厌恶和诗歌有关的“危机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从新诗的文化战略的角度看，这些危机言论在文化新闻层面和大众舆论层面，很容易堕落成散布偏见和制造谬误，给新诗的文化形象造成了一种深刻的伤害。很多散布当代诗歌有危机的人，其实，他们根本没有精力阅读新诗，也从不花时间阅读当代诗，却喜欢在公共的文化空间里对新诗和当代诗发表不负责的言论。比如，这里，我实在看不出北岛的“危机说”和季羡林先生有关新诗陷入危机的看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那么，“危机”这一视角可不可以用于诊断当代诗歌的状况呢？从理论上说，没什么不可以。但是，还是从理论上说，“危机”这一视角包含着很复杂的“总体论”或“同一性”，不具备相应的知识能力，而又对使用这种“总体论”视角缺乏足够的自我限定，以及必要的文学智慧的话，那么，最好还是别用。像北岛现在这样从诗歌政治的角度，空喊危机，不过是他自身的诗歌危机的扩大化。我的另一个顾虑是，在我们的文学语境里，关于当代诗歌的“危机说”，太容易被大众舆论或文化舆论利用，在文学政治上，给当代诗带来一种妖魔化。

我们的诗歌史必须意识到，诗歌是一种非常高级的东西。我们的公共文学空间及其文化舆论也必须逐步地学会意识到，诗歌是一种很高级的东西。换句话说，诗歌的问题有一半可以放在文化的公共空间里谈论，去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和历史作用；但是诗歌本身，也还有一半永远都不能放到这个公共空间里来谈论，它只适合于私人领域，或秘密的阅读。诗歌的这另一半，属于生命的个人空间，属于个人的自我教育领域。这一点，如果回头去看我们的古典诗歌传统，就更明显了。

但现在的问题是，北岛及其背后的文学意识形态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以为文学和历史之间应该是一致性的，并且将这种一致性用于文学意识形态的偏见。不仅一致，而且现在连起码的保持距离的权利都不允许了。这种功利性在北岛的言论里已到了变态的地步。某种意义上，我也能体会到这种功利性为什么会表达得如此迫切。但是，还是从这种迫切性上讲，新诗史或现代文化史在这方面留下的教训太多了。一句话，即使是打着历史和文学的一致性的旗号，我也不赞成如此功利地使用诗歌，或诗歌批评，或批判性。而如果不是在历史和文学的一致性的框架内这样使用诗歌，或是建构诗歌与批判性的关联，那就更不得体了。这是对诗歌尊严的公然的冒犯。我现在就感到了北岛对我的诗歌的冒犯。我不知道，我在大陆的文学场域里写写诗，怎么就被“犬儒”了呢。从精神上，全面地投降了呢。北岛，还是扪心自问一下，上帝敢这么讲吗？他不都敢讲，你敢讲，你们敢讲，这是什么意思呢？

诗歌的问题，涉及到生命的秘密，时间的秘密，真理的秘密，天赋的秘密，人类创造力的秘密。从历史的角度看，诗歌是一种文学实践，但它也有非历史的一面，它也是一种生命的自我教育实践。作为一种自我教育的实践，它并没有在历史面前处处透明。这是体现在北岛的言论中的那种文学意识形态所不愿想到或是干脆就不愿承认的事情。但是我还是要说，诗歌的问题，不完全是我们在公共的文化空间里看到的事情。所以，焦急得甚至功利得连起码的诗歌的尊严都不顾了，何必呢？我曾在我的诗话《诗道鳟燕》里讲过：从批评的角度上说，诗歌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这种不解决问题，反而是诗歌之无用的大用。诗存在于我们的生命能力之中。诗体现的是一种人类的创造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曾经说，诗是一种慢。

钱一鸿：那么，如果一个批评家真的感到有某种“危机”呢？或者，一个诗人感到确实存在某种“危机”呢？

臧棣：你说的这些都允许。但是，请自我限定。对诗歌写作而言，从来就不存在着一个可作为普遍性尺度使用的“危机”角度。你在诗歌上遇到，但并不意味着我或他，也必然会遇到同样的危机。当代诗歌写作，作为一个空间现象，太多样了，交织在丰富的差异之中。怎么可以用一个危机的帽子，就这么打发掉呢。

比如说北岛自己吧。他完全可以感到有“危机”，特别是从海外的角度看到国内目前的诗歌状况。很多诗人都处于巅峰状态。年轻诗人一出手，就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北岛说国内的当代诗歌陷入危机，这无异是酸葡萄在心里作怪。我认为，目前这个阶段，是新诗历史上中国诗人达到过的最好的写作状态。于坚也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只有北岛反复重申：这是“痴人说梦”。从文学心理学讲，这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嫉妒和绝望。否则，就是厚颜无耻的文学上的无知。看到国内的诗人比他自己的状态好，就声嘶力竭地散布：国内诗人已“犬儒化”，已全面向物质和权力投降，已陷入深渊般的“浮躁”。这些观点和言论，用诗歌上的无知或是立场上的偏见，能完全解释吗？

说好听一点，北岛是以“危机说”来在大众舆论层面混淆视听。也就是说，他把他个人在诗歌写作上遇到的“危机”，夸大成国内的诗人的共同的“危机”。他自己的“犬儒”程度，绝不比别人轻。对不起，北岛。我们没这样的诗歌危机。你用文学意识形态的偏见和“犬儒化”的文学政治来给当代诗歌扣帽子，也许能得逞一时，但终会是“不废我们万古流”。在国内当代诗歌 面前玩“危机”，还佐以“犬儒化”，有点班门弄斧了。对这个问题，我在这里还真就扮演代言人的角色来回答你一次，抱歉，危机这帽子，我看挺适合你本人的诗歌的，还是留着自己戴吧。新闻媒体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找国内顶尖的当代诗人作一番调查。

在当代的文学语境里，确实有些批评家喜欢用“危机”来看当代诗歌的问题。这里面原因很多。有知识素养的问题，有文学观念的问题，有审美水平的问题，也有在接受采访时媒体喜欢听你这么说的问题。但几乎很少有批评家会使用北岛使用的尺度：诗歌的危机与犬儒化关系密切。。从批评实践的角度说，很多批评家在这个话题上，都存在着把局部现象夸大为整体问题的倾向。他们很少想到“危机”这一视界所包含的整体主义的角度。从诗学讲，如果诗歌真遇到什么危机，那也只能是与语言与审美观念有关。用“犬儒化”来硬套当代诗歌，并冠之以“危机四伏”，这不过是对当代诗歌玩文学政治，甚至是在当代诗歌面前撒娇。我自己当过记者，从事过专业新闻报道，所以，我多少能理解从新闻角度说，“危机”是一个方便的标题和话题。所以，有些媒体人士喜欢用“危机说”来偷懒。正因为如此，北岛就更不该用危机说来误导公共媒体。不仅误导，甚至利用国内媒体对当代诗歌进行妖魔化。这就太诗歌政治了

自有新诗以来，人们已经无数次使用“危机说”了。新诗发展过程中的每个时期，都留下了危机说的泡影。但是，哪一次“危机说”留下过哪怕是一点点真正的东西。抱歉。没有。北岛此番散布的有关当代诗歌陷入危机的闲话，这次也绝不会是例外。

宋乾：你刚才提到“诗歌智慧”，好像还隐隐约约把“诗歌智慧”和诗歌史写作联系在一起。这是怎么回事？抱歉，我有点跟不上了。

臧棣：你就别抱歉了。还是我先抱歉吧。真的，我觉得在我们的诗歌语境里谈北岛，谈着谈着就会忍不住想到“诗歌智慧”这个词儿。我先声明啊，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诗歌智慧”，否则就不会答应你们进行这个访谈了。因为从个人处境上讲，这么做，按我们的诗歌文化的规矩，做这个访谈就已谈不上有“智慧”了。不是都被说成是“自毁”了吗。哪里还有智慧可言。但是，很奇怪，每次谈论北岛，我总是忍不住想到这个“诗歌智慧”这个层面，想到北岛这个诗歌符号和诗歌智慧之间的意味深长的关联。特别是，由北岛引发的那些问题，在一个更高的审美层面上和诗歌智慧之间的好玩的关联。

罗向前常常在我面前说，北岛现在怎么会蠢到说这种话呢。诗歌的发言怎么能蠢到这个地步呢？这不是让“友邦人士”看咱们的国际笑话吗？向前还喜欢玩激将法：老臧，难道你们当代诗歌界没人啦？所以，应该说，正是向前的质问促使我想到北岛的发言姿态和诗歌智慧的关联。在某种意义上，也促使我想到诗歌史写作和诗歌智慧的关联。我们的诗歌史写作里，太多历史主义的假设，而极度缺乏涉及诗歌智慧的一些默认规则。但这个问题太深邃，我们这次就不谈了。先把它作为线索留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