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家纾难赋采薇——首任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汪道涵抗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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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家纾难赋采薇

——首任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汪道涵抗战经历

      

贡发芹

公元1915年3月27日，位于芜湖赭山脚下的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校理化教员汪树德家再次迎来了添丁之喜，妻子陈揖华诞下一个男孩，汪树德乐得合不拢嘴，于是为长子取名汪导淮，意思是希望其长大后在治理淮河水患上有所贡献。1937年8月，为便于中共明光临时支部开展活动，汪导淮建议大家改名，自己为牢记父亲“做一个有道德有涵养的人”的教诲，改名汪道涵。

汪道涵童年时代一直随父生活在校园之中，受到良好教育和熏陶。1926年9月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1932年9月，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33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组织学习马列主义和抗日救亡宣传；参加平民的夜校工作，发展工人入党。担任中共上海交通大学党支部宣传干事，中共法南区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11月底，参加“飞行聚会”，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他太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崇高气节。

1934年1月，汪雨相得知汪道涵的共产党员身份没有暴露，就利用各种关系，将汪道涵营救出来。汪道涵回家乡继续从事革命工作，被聘为明光初级中学和泗县中学教师，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34年暑假，在明光中学与从外地回乡度假的昔日好友秦其谷、李正恩、戴皋汝等秘密成立“二三读书会”，组织青年阅读进步书刊，学习社会科学理论，讨论国家大事，传播进步文化，宣传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号召进步青年积极投身抗日活动，对汪雨相的思想转变产生了很大影响，开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完整的认识。

1937年7月7日，日寇蓄谋已久，制造了卢沟桥事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消息很快传到上海，上海各界都投入抗日宣传之中。7月中旬，汪道涵从上海回到明光后，就在家中与李星北等明光进步青年筹备组织“明光抗日救亡青年战时服务团”，随后又发动明光进步青年组织“抗日救亡剧团”，李星北任团长，汪道涵任副团长，以各种方式积极宣传抗日。半个月后，汪道涵见时机成熟，就于8月2日发展李正恩、李纯儒、戴皋汝、秦其谷、汪乃枢等5名青年学生入党，成立中共明光临时支部，汪道涵被推选为临时支部书记。临时支部不断将抗日前线战况以及前方将士挨饿受冻情况编成消息在《抗日快报》上发表，号召家乡人民为前线捐款，得到明光镇及其周边乡村广大群众的纷纷响应，在明光很好地宣传了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中日不宣而战。这是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战前，日军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但其“速战速决”的美梦很快在上海破灭，在中国军队主动撤退情况下，日军3个月才拿下上海。

会战进入到近两个月之际，抗日战争形势进一步恶化，日军不断增兵，上海势在必得，中国军队有可能挡不住日军攻势。随着日军不断扩大对华的侵略，全国形势越来越紧张。日军一旦攻占上海，下一个进攻目标将是南京，其罪恶企图已经很明显。如果没有抵抗，日军沿沪宁线，一天就可以抵达南京。而与南京咫尺之遥的明光明显危在旦夕。明光是一个江淮腹地小镇，与大城市相比微不足道，但它位于津浦铁路之上，居于南京与蚌埠中间，地理位置特殊、地理形势复杂，自然成为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汪雨相、汪道涵父子及其家人也处于抉择的十字路口。

汪雨相早就做好离开明光的准备，鉴于他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熟悉国民政府中不少要员，明光许多士绅都建议他投奔蒋介石，不光自己有靠山，几个儿子也会前途无量。但汪雨相“4·12”之后就已经看透了蒋介石面目，不可靠，不可以全家拿性命相托。听说延安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但知之甚少，无人引路。，何去何从，始终处在犹豫之中。汪道涵知道父亲的真实想法，但他觉得时机未到，不能点破。

中共方面已在淞沪会战初期于8月22日至25日在陕西洛川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以后的新形势和战争的持久性，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面阐述了抗日战争基本政治主张。汪道涵已经知晓内容，并时不时在父亲跟前提及此事。

明光已经呆不下去了，举家外迁，势在必行。父亲汪雨相主动征求汪道涵意见，汪道涵毫不犹豫建议去向延安，正合汪雨相心愿。于是汪雨相以二女儿病重，急需用钱为由，悄悄变卖部分家产，筹集赴延安盘缠。10月9日，汪雨相召开家庭会，宣布投奔延安计划，汪道涵具体说明了投奔延安的理由，解释了毁家纾难投奔延安是父亲和他的共同决断，并要求大家高度保密，不能惊动邻居，分头通知相关亲友，做好行动准备。

10月10日下午，大家轻装离家，分头赶到后山头集合，然后向小溪河出发。汪道涵与父亲汪雨相在关键时刻，依然抛弃房屋、土地等一切财产，共同带领全家亲属及中共明光临时支部成员一行28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坐上去徐州的闷罐车，再从徐州转道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受到林伯渠、叶剑英等人的亲切接见。约10天后，历经艰难，行程千里，终于到达延安。很快，汪道涵就被安排到陕北公学学习政治经济学。毕业后，被中央派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

1938年1月，汪道涵受上级委派到达湖北黄安县七里坪，参加了新四军四支队。他先在中共鄂豫皖特区委员会的青训班学习。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成立后东进皖中，汪道涵任副团长。同年冬，战地服务团根据支队指示，进入霍山两河口山区发展抗日武装。

1938年12月，战地服务团奉命从舒城向皖东进发，于1939年2月22日到达全椒县大马厂一带。1939年4月，汪道涵被任命为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团长，回到家乡嘉山、来安、盱眙等县边缘地带发展党组织，建立党支部，开展抗日和统一战线的各种工作。

按照中央指示，1939年5月19日晚，中共苏皖省委委员、津浦路东前敌委员会书记方毅率领新四军四支队8团挺进纵队汪道涵领导的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借着夜幕悄悄地在张八岭以南通过日伪封锁的铁路，顺利到达自来桥镇，开辟皖东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汪道涵任新四军五支队办事处处长，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抗战故事。

1939年冬中共嘉山县委在自来桥成立，这时汪道涵受指派到盱眙做统战工作，没多久，县委书记陈东明就离开嘉山。次年元月，五支队命令汪道涵任嘉山县委书记，负责组建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

在自来桥，汪道涵先后与嘉山、盱眙、来安三县的国民党县长见面会谈，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他们与我党我军合作抗日。嘉山县县长周少藩、盱眙县县长兼常备十旅旅长秦庆霖是国民党顽固派，他们表面抗日，暗中反共，汪道涵在上级党组织和新四军第五支队支持下，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到1940年初，新四军的抗日政策已深入人心，国民党嘉山县政府在人民心中已失去了威信。当时，新四军五支队情报部门得到了周少藩准备带部队投靠秦庆霖的情报，于是，罗炳辉专门派汪道涵到自来桥东南十几里地的朱山港劝说周少藩留下，共同抗日。

1940年4月，汪道涵组建了人民武装“嘉山县总队”，下辖一个独立营，有两个连武装，总队部设在自来桥，汪道涵兼任总队长。之后，来安、天长、六合、盱眙、高邮、淮宝、甘泉，先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嘉山县的自来桥和来安县的半塔集附近成了皖东抗日中心地带，成为皖东抗日根据地之一。

翌年5月，汪道涵任皖东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副主任；8月任中共嘉山县委书记、县长兼县总队政委、总队长，县参议会参议长。9月4日，盘踞在来安县城的100余名日军和伪军长程万军部积约2000人，开向自来桥、白沙王一带进行“扫荡”，汪道涵率按照新四军五支队罗炳辉司令、郭述申政委要求，率领嘉山县总队在自来桥、白沙王一带打响皖东反“扫荡”第一丈。汪道涵与五支队独立三团李世安副团长、县总队副总队长杨嘉恩把反“扫荡”地点设在白沙王，他们诱使敌人进入伏击圈，共同指挥部队在白沙王一带山区成功地狙击了敌人，共打伤日军30余人，伪军100余人，缴获机枪8挺，长短枪200余支，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打掉了日伪的嚣张气焰。很好地保卫了皖东抗日根据地。   

1942年1月，上级决定，金山担任中共嘉山县委书记，周济之担任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汪道涵专门协助方毅工作，先后调任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副主任，并兼任津浦路东专署专员、淮南地委财经部部长。1943年2月任路东淮南行政公署副主任。8月调往华东局党校学习。1945年10月任苏皖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建设厅副厅长，在此期间，为淮南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