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特约记者整理
记者:
重温本系列引言、第一章《厘清叶嘉莹先生的“第一身份”干系极大 》和第二章《“非中国式诗论”竟是靠“野蛮护法”维系的》,尤其是第一章第五节《叶嘉莹先生实属一流教授、三流学者》和第二章第五节《护叶者流实乃美西方文化渗透势力之“帮凶”》,犹自震惊不已。想不到被境内外各路势力抬举到半天云上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泰斗/巨擘”、“冠绝宇内的超级诗词学术大拿”叶先生居然如彼名不副实!
吟者:
由钱钟书先生、高阳先生等前辈大家之观感、吟者、自由人等人剖析、“知乎网友”之点评和“去中国化”的“原生版非中国式诗论”之恶劣影响可知,称叶嘉莹先生为“一流教授、三流学者”,也是带有明显的客套成分的。至今“依然坚持高擎叶氏学术大旗”,“无原则”、“无条件”地“舔叶”、“挺叶”、“护叶”者流太过荒诞,无论彼等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都已沦为美西方文化渗透势力之“帮凶”了啊!
记者:
鉴于您“此前几乎所有系列都已被禁删殆尽”,请您再扼要说说叶先生“原生版非中国式诗论”的恶劣影响怎么样?就从“以情代诗论”和“知人论诗论”说起吧。
吟者:
好吧。不过,鉴于这个问题曾经谈过多次,早已讲了个通透,此处不拟展开,只是简单说说吧。关于“以情代诗论”的由来,先援引一篇到处转载的现成网文:
我以为在批评、欣赏、学习中国古典诗歌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大家常常讨论、常常伤脑筋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究竟怎样衡量判断,哪一首诗是好诗,哪一首诗是坏诗?这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也是很成问题的一件事情。你要给学生一首诗,告诉他作者是莎士比亚,他就盲目崇拜,认为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就一定都好。如果你不告诉他作者是谁,你就给他几首诗,他就很难判断,那究竟是好诗还是坏诗。也许有一些人,他自己有一点点直觉感受,他说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可是你为什么喜欢,为什么不喜欢,你能说出那个缘故来吗?而且你所说的那个缘故,果然就是衡量一首诗歌好坏的正确标准吗?
中国古人说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说到一首诗歌的好坏,先要看那作诗的人,是不是内心真正有一种感动,有要说的话,是不是有他自己真正的思想、感情、意念,还是没话找话,在那里说一些虚伪、夸张的谎话。就是说,是不是果然“情动于中”,这是判断一首诗歌的最重要的标准。
既然要“情动于中”然后“形于言”,这“情动于中”是诗歌蕴育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质素。那么什么东西才使你“情动于中”呢?
晋朝的陆机有一篇《文赋》说过,“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在那强劲的、寒冷的秋风之中凋零的落叶,人们看了,就有一种萧瑟的、凄凉的、悲伤的感觉。“喜柔条于芳春”是说,当芬芳、美好的春天,我们看见草木那些柔条发芽长叶了,我们就有一种欣喜,这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种感动。
后来更有名的一本关于诗歌批评的书——钟嵘的《诗品》,它前面有一篇序,第一段开始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气之动物”是外边的冷暖、寒暑,中国所说的“阴阳”二气,它感动了外物,所以有花开,所以有叶落。所谓“物之感人”,是说花开叶落的“物”的现象,就感动了人的内心。“摇荡性情”,所以就使你的内心有一种摇荡的感动。“形诸舞咏”,所以才表现在你的歌舞、吟咏的诗歌之中。所以,人心之动,是物使之然也,也就是说“情动于中”的一个因素是外在的大自然的物象。而如果说外在的,没有感情的,没有思想的草木的荣枯,都能感动你的话,那么跟你同样的人类的悲欢离合,难道不感动你吗?像孔子说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所以,杜甫在诗中才写下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才写下来“三吏”、“三别”。
像这些人世间很多人生的事情当然就更使你感动,不只是你自己个人的死生离别感动你,你看到别人的死生离别也同样地感动你,而诗人是有锐敏的感受能力和丰富的想象能力的,于是就不只是你自己的生活遭遇感动你,也不只是你看到别人的生活感动你,不只是你今天看到的当代人的生活感动你,古人及千百年前发生的事件也一样地感动你。所以,中国才有咏史的诗,“万古长留楚客悲”,“楚客”——屈原的悲哀为什么万古之下还感动了后代的人呢?所以,诗人就是要有一种中国古人所说的“民胞物与”之心,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对事物我都以同情的心对它,更不用说与我同类的人类,我当然就更会有同情和关怀了。当然,最好的、最能感动人的诗篇是诗人从自己的喜怒哀乐,从自身的体验所写出来的。
可是我前文说过,好的诗人有锐敏的感受能力,有丰富的联想能力,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不只是草木,不只是现在的人事,我所没看见过的,没经历过的人事,都可以感动我,这才真正是一个有博大的感情、襟抱的诗人。所以,古人才会写出来很多美好的诗歌。白居易写了《长恨歌》,他是唐明皇吗?他不是。他是杨贵妃吗?他也不是。他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他虽不是唐明皇或杨贵妃,但他能够想像唐明皇跟杨贵妃的死生离别的感情。”
叶先生可谓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但是核心内容其实只有一段,就是这段:
“中国古人说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说到一首诗歌的好坏,先要看那作诗的人,是不是内心真正有一种感动,有要说的话,是不是有他自己真正的思想、感情、意念,还是没话找话,在那里说一些虚伪、夸张的谎话。就是说,是不是果然“情动于中”,这是判断一首诗歌的最重要的标准。”
不客气地说,最后这句可谓大谬而特缪!居然迷惑了不计其数的诗男韵女啊:
“就是说,是不是果然“情动于中”,这是判断一首诗歌的最重要的标准。”
记者:
“就是说”之前可谓“伟、光、正”,“既然要”之后那一大串也大致不错。问题是核心段落中“就是说”前后并无等价关系或曰因果关系嘛!后边那一大串,其实还是在说“情动于中”,典型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嘛!那就是好诗了吗?
吟者:
问题的“症结或曰死结”在于,“就是说”前后根本不存在等价关系抑或因果关系嘛!引经据典,旁征博引,都是在说情动于中,却选择性忽略“艺术性”了嘛!
吟者曾经多次强调“诗之三要素”:“情至之情”、“艺术性”及“音乐美”。“情动于中”或曰“缘情”不过是“诗之根基”而已,并非诗之“干、叶、花、果”嘛!
前述引文大抵就是叶嘉莹先生“以情代诗论”的由来。此外,还有一篇《叶嘉莹:什么是好诗》,也是洋洋洒洒,也曾被到处转载,叶先生居然如是公然宣称:
“我以为中国诗歌中最重要的质素,就是那份兴发感动的力量。”
该文中同样是用绝大部分篇幅大谈而特谈“感动”、“兴发感动”、“感发的生命”,而对“好诗的衡量标准”这一最为核心的问题,则只在结语部分如此一笔带过:
“所以,我们认为是个最基本的衡量标准,第一是感发生命的有无,以及是否得到了完美的传达;第二是所传达的这一感发生命的深浅、厚薄、大小正邪。”
记者:
关于《叶嘉莹:什么是好诗》,我也曾经看过。的确是跟“感动”、“兴发感动”、“感发的生命”杠上了,大抵还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居然赢得了狭义老干乃至广义老干的交口称赞啊!诗词吾爱网上更有一位天涯某某如此顶礼膜拜呢:
“叶老先生总是能把古诗词真旨讲得让我们清清楚楚……”
吟者:
而在前述广义外行老干学鸣某韵之马甲《再驳有虎妄评叶嘉莹《什么是好诗》》下,曾任某大国字号诗词理论栏目首版的林先生,则曾毫不客气地当众怼之曰:
“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有人提出质疑,有啥大不了的事呢?”
“叶嘉莹总结这二条,就能概好诗之全貌?未免恭维得也太过些了吧。”
“高阳先生曾直截了当说她不懂诗(见高阳先生《莫“碎”了“七宝楼台”!——为梦窗词敬质在美国的叶嘉莹女士》一文)。”
“至于她对汪精卫其人其诗的评点,已不是在单纯评诗了。”
记者:
前述“知乎网友”的点评也够犀利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怎就没几人说不呢?
吟者:
在叶先生的“原生版非中国式诗论”强力加持之下,多少“三脚猫”、“二百五”、 “独角兽”、“半吊子”、“门外汉”型诗词学术与诗词创作“双料外行”,都得以公然“称诗”、“称诗人”、“称学人”了啊!彼等感激还来不及呢,岂能、岂敢“说不”啊!
关键是仅就“诗之艺术性”而言,起码也应包括“出新”、“得味”、“炼字”、“不隔”等等嘛!结果竟被叶先生一概略过!“是不是果然“情动于中””,居然被拔高到“判断一首诗歌的最重要的标准”了!这就导致实质性地“去艺术化”了嘛!
记者:
哦,忽然想起您那则虽属半开玩笑却颇具说服力的“简易评诗匡算公式”了:
“诗作综合得分=诗心×(审美洞察力+艺术表现手法+文字功夫)”
吟者:
“诗心”一项另有深意,其实是指“诗者仁心成色”,比“情动于中”还要重要。然而,这项固然非常重要——可以对“括号中的总和”实行“一票否决”,但是,二者终究是两码事嘛!怎么能以“诗心”抑或“缘情”一项“包打天下”嘛!
须知,这个“简易评诗匡算公式”的最大价值,乃在阐明了“诗心”与“审美洞察力+艺术表现手法+文字功夫”之间的“相互否定”和“相辅相成”关系。那是各自独立存在的两条腿嘛!再加上“舌间耳畔的音乐美”,才能“三足鼎立”嘛!
记者:
记得您好像说过,诗乃“情至之情”的“出新”、“得味”、“凝练而恰切”甚或“不隔”式“艺术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情动于中”之情应属表达对象吧?
吟者:
是的。《毛诗序》所谓“情动于中”之情、黄宗羲所谓“情至之情”、朱光潜先生所谓“至性深情”,其实均属表达对象。必须强调,无论多么高尚的“情”,都不过是诗词艺术所要表达的对象而已。“情”虽是诗之根基,但是还不够,若想发芽、抽枝、吐叶、开花、结果,必须尊崇艺术规律,或者口占,或者诉诸笔端,“出新”、“得味”、“凝练而恰切”甚或“不隔”地“表达出来”才行。惟其如此,才能成为“诗词艺术”。当然还涉及到一个“舌间耳畔层面上”的“音乐美”问题。
记者:
在《“把荒诞当事业做”的中诗学会必须立即坚决全面取缔》系列第十四期《再论取缔“中诗学会”振兴“基础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中,谈及“诗之三要素”亦即“情至之情”、“艺术性”及“音乐美”时,您这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诗之艺术性”虽有各种说法,但万变不离其宗。重中之重有三,亦即“出新”、“得味”、“炼字”。“没有出新,便没有创作”,“不能得味,便不配称诗”,纯属常识嘛!“用最简练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情感”同样至关重要啊!否则何以堪称“文学皇冠上的明珠”呢?居然全被两套“非中国式诗论”给“彻底毁败”了啊!”
吟者:
必须指出,叶先生的“原生版非中国式诗论”在先,带头大哥的“加强版非中国式诗论”在后。尚须强调,叶先生“攻其一点,淡化其余”的“以情代诗论”的社会影响十分恶劣!究其实质,便是“去艺术化”!叶先生本人得益于旧学渊源,作品尚可一观。以“新文盲”为主体的“各路强权外行老干”可就丢人丢大了啊!
当然,即便反复强调“诗之艺术性”,以“新文盲”为主体的“强权外行老干”乃至“雅腐大中小鳄”也是根本做不到的。或许正因看破了这层猫腻而又有所求,叶先生才选择迎合彼等之需,抛出“以情代诗论”等一整套“原生版非中国式诗论”的吧?问题的症结在于,“以情代诗论”是实质性“去艺术化”的啊!
联系到叶先生仙逝以来这波“逆天”级别的“盖棺论定”逆流和“禁删风潮”,有个现象颇为值得注意,那就是:至今“坚持野蛮高擎叶氏学术大旗”者流,大抵均属“文化间谍”、“诗词汉奸”、“雅腐大中小鳄”、“强权外行老干”、“诗词企业家”、“诗词企业狗子”,要么就是“已被严重愚化、同化之官民”!须当心啊,我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