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汉诗新世纪：诗人写作或我的写作

蔡宁

汉诗新世纪：诗人写作或我的写作<br>李 霞<p>一<p>20世纪90年代汉诗写作，有两个比较明显的阶段或主线，即后现代写作和个人化写作。且不谈此命名的可疑性，当它们不得不作告别状时，我们该怎样对诗发言，况且我们不能不对诗发言。?<br>无意中看了两篇文章，几乎给我留下了刺伤般的触动。一篇是于坚的《棕皮手记：诗人<br>写作》，发表于1998年9月23日的《中华读书报》上，一篇是王家新的《文学中的晚年》，<br>发表在1998年第9期《人民文学》上。?<br>于坚提出了一个几乎要冒风险的诗学命题：诗歌写作不是知识写作，而是神性写作。因为诗歌来自大地，而不是来自知识。这个充满伪知识的世界把诗歌变成了知识、神学、修辞学。真正的诗歌只是诗歌。诗歌是穿越知识的谎言回到真理的语言活动。我们时代最可怕的知识就是某些人鼓吹的汉语诗人应该在本文诗歌中获得语言资源，应该以西方诗歌为世界诗歌的标准。这是一种通向死亡的知识，这是我们时代最可耻的殖民知识，它毁掉了许多人的写作。“神性”，并不是“比你较为神圣”的乌托邦主义，而是对人生日常经验世界中被知识遮蔽着的诗性的澄明。诗人并不是神，他只是替天行道，他只是神的一只笔。诗人写作反对诗歌写作中的进化论倾向，伟大的诗歌从过去到今天都是伟大的诗歌，这种诗歌中的一成不变、这种原在性，就是诗歌的神性，诗人就是那种敢于在时间中原在的人。这里的“神性”，显然不是他以前主张的平民写作、零度写作而反对的崇高与英雄的神话写作里的“神性”。<br>王家新告诫诗人，不要为大学生写诗，为一个“老人”写诗吧。这是因为墓碑比其它更能照亮一个人的一生。那些名噪一时到后来却江河日下的人，终归不过是文学中的过客。在历史上能构成“经典”意义的总是那些愈写愈好的人，或是后期比早期更耐读，甚或更“晦涩”的人。显然，这里谈的“晚年”不是一个年龄概念而是文学中的某种深度存在或境界。诗人不能再陶醉在“青春崇拜”的诗歌氛围中了，应避开许多诗人在当下所追逐的东西，而进入到文学的“黑暗内部”去工作，这样我们一生的写作才能获得某种更深刻和保证。因为只有“晚年”，一个审判的年代将会升起，时间的威力将震撼一位诗人的良知，并迫使他重新为自己的存在找到这样一个“晚年”之中，这将对他构成最根本的挑战或考验。?<br>在当今诗坛，于坚和王家新，不仅是杰出的“运动员”，而且是难得的“裁判员”，他们的发言有如刚下赛场的“冠军”，比纯粹的“裁判员”的话往往更有感染力和权威性，但他们令我不能不关注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不断给诗坛带来的启发性和挑战性。?<br>从他们的文章里，我们可以体悟诗歌应该发展的方向——?<br>1.独立写作。?<br>2.原在写作。?<br>3.内部写作。?<br>4.深刻写作。?<br>5.创造写作。?<br>这也许并不新鲜，几乎都是常识。其实我们现在缺乏的就是常识，只有常识，我们才能再一次来到“诗歌”面前。?<br>请注意于坚的题目是“诗人写作”，他在文章中重新命名的“神性写作”其实就是“诗人写作”，遗憾的是他在文中没有明示。而我们说了不知多少写作，却几乎忘了这个根本的写作。诗人拥有的难道不仅仅就是诗人的写作么?这如同在赛场上，一个运动员不停地越位，不停地被警告，自己却不知道原因，还一味指责裁判故意刁难，也埋怨观众不主持正义。我们已不能再抢着做哲学家、政治家、理论家、科学家、文化学家、历史学家、新闻记者甚至小说家了，其实我们做得再像，人家仍会指着我们的鼻子说，“看，这就是诗人!”?<br>诗人已失丢了“我”，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诗人几乎成了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整天陶醉在“青春崇拜”的幻光里。诗人看到的“我”，只是镜中的“我”，而不是原本的“我”。<br>“我”在哪里?首先，我们至少应该分清什么是我的，什么是我们的。如果政治说我的是我们的，独裁就开始了；如果经济说我的是我们的，腐败就开始了；如果诗歌说我的是我们的，代言人就出现了。?<br>于坚和王家新也许给我们指出了方向。诗人首先应该回“家”，不应该再干那种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的傻事了。<p>二<p>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br>“今天”们，把诗从歌中救了出来，中国终于又有了现代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回答》)“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自我”的呼喊，最终却被“我们”强暴，不得不作鸟兽散。?<br>“非非”和“他们”们，反文化与平民化，把诗皇从马上拉了下来，但面对手持金碗的乞丐，投币者或赐食者，多为好奇与凑热的人，“我”并没有出现。杨黎只有(《冷风景》和《怪客》。?<br>后现代们，太孤独了，也只好自己与自己开玩笑：“我呼吁：饿死他们/XXXX的诗人/首先饿死我/一个用墨水污染土地的帮凶/一个艺术世界的杂种”(伊沙《饿死诗人》)“你”们差点被当成了泼皮无赖或精神病患者。?<br>个人化们，在字里行间制造出的一块块石头，投进海里还没见浪花，就被奔过来的波涛淹没了。所以有人拼命记事，想事怎么会腐败呢，不料事却使诗失血过多，几乎苍白如尸了。“我忽然也想像它那样‘嘭’地一声 跳出去 但人不能/身为一本诗集的作者和一具六十公斤的躯体/我仅仅是弯下腰 把这个白色的小尤物拾起来”(于坚《啤酒瓶盖》。?<p>三<p>但，个人化已接近“我”了。?<br>“我”是一，一即第一也即一切。“我”追求第一也追求一切，艺术除了这两追求别无他求。第一和一切的同一才是艺术的至境。?<br>“我”组成了人，人就是“我”。?<br>“我”是人之一，“我”乃一元，有“我”们，才有多元，才有世界。?<br>自我，不同于“我”，因为前者可能会有第一，却不可能有一切。?<br>英语“我”即“I”，竟然一模一样于汉语的“1”。也许这是天合。?<br>“我”中，第一和一切的关系，有如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的一样：“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显然，君子就是诗人。?<br>赵世民在《汉字悟语》(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12月版)里说：“我”字形，从古到今，变化虽有，但都保留了似“戈”形一种兵器。它之所以能代表“我”，据考证在早期甲骨文中，“我”不代个人的自称，它代国家、集体，充其量代首领、国王。“国”字古文字表示的就是拿着兵器(戈)守卫着自己的土地范围，使人民安居乐业。国是放大的“我”，“我<p>”是浓缩的国，这显然是对第一与一切关系的最形象说明。?<br>“我”的诞生之日，也是“私”的产生之时。“私”的更深层意义当指个性。世上第一个自称“我”的人该有实力证明自己是有个性之人，这样构成了大千世界人类的丰富。?<br>从“我”字当中的“戈”，说明“我”也有冲突矛盾。真正实现一切的“我”的人都要经过“无我”阶段。庄子在《齐物论》里说的“吾丧我”就是这种状态。其目的是为了彻底实现“我”。老子的“无私故能成其私”也即此理。?<br>我的写作或诗人写作，比个人写作更具有思想的哲学性和世界的人本性。而个人，则很难洗掉天生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痕迹。?<br>文学即人学是真理，人学不是文学，也是真理。?<br>现在艺术家追求“无我”之境与上不可同日而语。其“无我”要么将我缩小到构成世界的原子，要么就扩大到宇宙那么大，而“我”讲的是“我”与天地宇宙同一，那可是个大境界，没有大实力的人是达不到这种“无我”之境的。?<br>其实，我的最高境界不是无我而是非我，因为艺术的最大悲剧就是似曾相识，不仅与我相识，而且与别人相识。非我就是另一个我，即新我，新，是艺术的存在的唯一理由。可见，“打倒我!”才是诗歌革命的开始。?<br>我的写作，是以生存经验为原动力的写作。“我”不以诗篇作生命，而以生命作诗篇。<br>诗人“我”的缺失，最直接的后果是有“诗人”而没有诗。这也是“后朦胧”诗人，不管嘴巴多么硬，一触历史和时间最起码和朦胧诗相比便瘫痪的致命伤。?<br>诗论和诗作的严重脱节，使诗人在当今社会的生存尴尬中，又多了一个发言的尴尬。其实，诗人生存的尴尬最终源于发言的尴尬，而发言的尴尬最终源于作品的尴尬。?<br>像于坚和王家新这样当今的代表诗人，一下让说出他们的代表作，当然不是面对当下而是面对历史与时间，我们也深感心里发虚。有时一首诗感到不错，但试图一行一行寻找精典时，却又茫然了。韩东说过这样一句话：写了这么多年诗，只有“诗到语言为止”这句流传开了。真不知韩东在说这句话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但我看到这句时，心里至今仍酸酸的。<br>诗歌写作和许多因素有关系，诸如阅读、思想、人品、性格、心境、获奖、实验、发表、评论、稿费、爱情、观念、灵感、健康、朋友、家庭、机遇、时间等，但最终的关系，类似刀与刀的关系，即诗与诗的关系。?<br>我们不禁要问：好诗在哪里??<br>好诗在诗人“我”的写作里??<br>当然，最终的答案不在任何一位评论家的嘴里，而在哪怕他不是诗人的“诗”里。<p>四<p><br>诗人至少要有三颗心：生活、思想、语言。?<br>现在诗人修改读者的能力越来越弱了，读者就要来修改诗人了——读不懂，脱离生活；诗歌的危机主要源于诗人自身。但有一点我想不通：读不懂，怎么知道它脱离生活了?脱离生活，是不是也是一种生活??<br>是读者把生活简单化了，还是生活把读者简单化了?我的困惑，源于我对我的理解力的困惑。?<br>文如其人。?<br>为文先为人。?<br>老老实实做人，滑头滑脑写诗。?<br>像平民一样生活，像上帝一样思考。?<br>不能像人一样生活，可以像人一样写作。?<br>这几句话，不仅说明了诗人与作品的关系之变异，更说明了诗人与作品不得不脱离甚至相悖的现实。?<br>诗人在生活中的尴尬与无奈，是在说明，他只能存在于诗中。诗歌在当今的尴尬与无奈，是不是说，时代精神亟待校正?可见诗人的命运是多么的悲壮。?<br>尽管，有人说文学尤其是严肃文学，在世界范围的不景气似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早在80年代美国《批评探索》杂志主编M·米歇尔来华讲学，就曾断言20世纪文学的最大成就乃是批评和理论，相反文学创作却不值得称道。将当前西方文学理论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三大主潮的米歇尔，甚至讥嘲现今只有殖民地和第三世界读者才津津有味品尝诗和小说。?<br>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人几乎成了玩偶；在经济挂帅的年代，精神成了物质的奴才。是不是有第三种年代，才是诗的年代。中国的唐诗宋词，都兴盛于封建时代。?<br>当今谁来说出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相?我发现，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人无法脱掉人皮。这当然是一句废话，所以它才是真话。?<br>诗歌是在世界对另一个世界的发现。发现往往在一瞬间完成，习惯往往把发现扼杀。如果我们能坚守原感，不被经验暗示、引导、规范、提升，自觉拒绝进入设定的程序和系统之中，诗的创造就逼近了。如果真的是一个怪胎，诗的欢呼就可以开始了。?<br>叛变和起义是同一举动的两种说法。?<br>诗歌起义了，他已举起散文的大旗。?<br>诗歌叛变了，他开始投身小说的怀抱。?<br>隔墙有耳，也就是说，我们能听见墙那边的声音。如果没有错，我们的许多话只好烂在肚子里；如果没有墙，我们的耳朵会觉得听多么乏味。阻挡，诱发神秘，也产生神秘。?<br>那么，诗中的墙是多了还是少了，诗人往往心中有数。可是，诗与非诗的墙，是多了还是少了，诗人往往迷惑不解。?<br>有时墙拆除了，人们才明白，噢，原来这里有堵墙。——仿佛诗人之死。?<br>有人把诗的危机，归罪于“诗言志”。其实祖训并没有错，主要是我们理解错了，大多数人是上了歪嘴和尚的当。?<br>诗言志=诗：言；志?<br>如果这样理解，我们就会发现这不仅是真理，而且一些西方现代文学大师也成了鹦鹉之辈。<br>可见对于传统，我们也犯下了太多的传统错误。?<br>汉诗审美的新趋势，应该是具体、朴素、单纯、喜剧。?<br>具体和喜剧，在一些优秀青年诗人中已得到了一定的张扬，但有人以叙事代替抒情来作为实现具体的唯一方式，甚至走向小说化，也许是上了某些诗评家的当，这比有的先锋诗人以牺牲阅读为代价达到前卫更严重，因为“事”正在强杀诗感，这对诗来说没有更致命的了。遗憾的是一些“著名”诗人仍以此为先锋。?<br>如果说诗与非诗的区别，没有比朴素和单纯更逼近本质的了，从内容与形式的综合审视更是如此。?<br>现在诗已给诗留下了太多的债务，诗民不堪重负。?<br>这表面上看是“意象”和“象征”造的孽，骨子里是“上帝”在作怪。?<br>诗人在写诗时，往往忘了“人”，总想代神言，风格之高造成了人性的丧失。当然这里的“神”已不是北岛们诗中的“神”，而大多是“才子”们自我感觉出来的“神”。?<br>难怪余华说：知识分子，我恨你们!?<br>口语是消神丸。?<br>伊沙说得又一次非常到位：说到口语，我一直感到十分悲哀，一个连这样普通的两个字都不敢正视的民族竟写下了那么多的“诗”，不敢正视口语就是不敢正视语言发生的原初状态，难怪别人会说：“这是一个嘴上说的和手上写的不一致的民族。”有些人那么反感口语，我想问问他们：非口语又是什么状态的语言?它是真实可靠的么??<br>现在中国的诗歌幽灵，正游动在几个新的张力场中——民间性与国际性之中；学术性与日常性之中；宗教性与世俗性之中；经典性与世俗性之中。其共生互生、共存互存的姿态，难免使我们暗喜。?<br>在新的一千年开始不久，我们的诗歌战友不应该因疲惫不堪倒头即睡而忘了清场。这横七竖八的语言的尸体，正在腐烂。醒来的黎明，可能被瘟疫或蛆虫毁灭掉。<p>1998年写于洛阳，曾发于1999年《诗探索》。<p>通联 450003郑州市纬一路一号河南工人日报<p><p><p><p>本贴由李霞于2004年9月24日19:53:53在〖新诗代论坛〗发表.<br>

蒋书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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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白

神性写作应该是写作时的神性灵性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