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NT size=4>林雨：左岸事件，右岸诗歌<p>□北力<p><p> 很多时候，我坐在时间的岸边，感受着周遭的一切。我无比专注地迷恋着两岸的风景，它们时远时近，或虚或实，注视着我所想象的河流，同样河流也注视着它们。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自己被它们带走了，而后，也许是更为久远的未来，它们又重新回来了。我知道，自此以后它们真的将和我在一起了，真正地属于我的身体不可分割的某一部分。<br> 从本质上而言，写作就是一个回忆并重新拥有的过程。<br> 我在读林雨的诗歌，剔除早期的几首，更多的诗歌内核呈现出的是“事件”，也可以说是被发生过的“事件”包裹着。不可否认，众多细节并不芜杂的事件就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的内心里，因此，可以推断林雨借助对事件本身，以及每一种卑微的存在的关注，进而很温和地交代出源于内心的思考和抱有扬弃姿态的人文关怀。<br> 有了“事件”存在的可能性，不管此种可能性多么地微小，只要存在，就一定会发生，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及物”，尽管它们还不确定，也不长久。在林雨的诗歌中，“及物”只是一种过程，也是一个手段，它终究是要回归于“不及物”，即无体积、无重量的内在品质。类似于她几次写到的“酒”这一物质，它能起到一时的生理麻醉作用，同时又能唤来更为长久的心理清醒效应。<br> 林雨在她的诗歌里，让自己充当了事件的话语在场者，而不是失语者，妄加推测之，或许偶尔力不从心，也颇觉迷茫，但她一直在坚持着，有谁能否定关注并讲述事件发生之外的纯粹意义呢？<p> ◆重新进入事件现场的通路<p> 论及诗歌，就不能忽略以下几个历史过程的标记——唐诗宋词是一种高度，如新生儿的胎记，与岁月之河奔向更为久远的未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时期，它开启了一个新纪元；1970年代，在理想主义的圈定之下，“诗人”成为一个让人既爱又恨的词汇；1980年代，诗坛出现了分水岭，开始出现了群体林立，帮派划分；1990年代至今，互联网的大普及，让更多的人们投身于其中，似乎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会游泳的鱼，在网刊、纸刊层出不穷欲将造势进行到底的情形之下，诗坛也从“科教兴国”的时代，一脚跨进了“科教兴诗”的时代。<br> 在纵向上，人们不遗余力地打通进入诗歌核心领域的通路，途径炯异，目标归一。<br> 尤其“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汉语诗歌的一个重大突破，如同每座城市都在进行着破旧立新，改良主义的思维方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从那个时期众多诗人的作品上，可以发现文化模式从先前的“理性本位”，经过漫长时间的过渡与阵痛，发展到了今天的“个体本位”。如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民勇敢地舍弃了“大锅饭”、“大包干”，进入各尽所能的新天地。基于社会学的角度看，所谓的集体无意识生活，只能迷失自己。历史的破旧与发展，文化的衍变与推进，恰好暗合了现代伦理学的核心讲义——理性是恶，而直觉才是善。<br> 此间，女性意识的觉醒成为个体本位文化模式的一个显要标志。今天再回过头来去审视，它的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就社会背景、人性解放而言，因为现代汉语诗歌本身裸露出了太多的荒地，随便一锄头下去，就能开垦出一块肥沃的田地，所以在本体意义上并没有更多的提高，相反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在西化的教化及传统文化的涣散的影响之下，汉语诗歌迷失得越来越远。<br> 那个时期，“自我”的倡导相比于现今，更具深度精神价值。郭沫若公开宣称，“一切的事业，由自我的完成出发。”郁达夫也为此表示，“自我就是一切，一切就是自我。”显而易见，那个时期的诗歌作品可以提炼出“自我”的积极意义。<br> 在大环境日趋开放的今天，面临文化的多元化危机，再去做任何形式的界定都是徒劳的，如同随着两滴水在纸张上被无限地摊开、蔓延，边界最终也会消失。我们惟一能做的是，为生活寻找一个更为辽阔、深邃的背景，而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观察、思考、重新讲述的个体经历。<br> 无论是借物抒怀，还是寓情于景，诗歌很大程度上供人们表达内心情感。就写作架构而言，这是一个双向循环的过程，首先从作为主体的具备观察能力的“人”出发，到作为客体的具备接受能力的“物”为止，然后再逆向而回，自然而然地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动作实施者与接受者的身份发生了奥妙变化。否则，是不会有教科书式的“言之有物”，更不会有人望月而潸然落泪了。<br> 当然，要想达成最后的几近完美的效果，其中必然有着某种并不确定的介质，它无时不在发挥着某种令人亢奋的传递作用，有了它也且只有它，才能很好地完成诗歌的最终诉求意义。打个比方地说，从物理学上去解释，当光也只有光先投射到物体表面上，反射到人的肉眼，然后人再实施“看”这一动作，才能顺利地看到这个物体。<br> 我之所以说，介质的不确定性，这是一个很隐秘的界定范畴，在不具普遍性的共同发生作用的交集之外，一种手段在某一领域有效，必将在另一领域失效。设想一下诗人与诗歌的关系、独性与复杂，也就不难理解了。<br> 林雨热衷于观察世界，内外兼顾，并以自己的方式将它讲出。在看、思、讲这三个环节，林雨更看重“讲”的效果，而这恰恰是“思”的结果，也是自己的天性使然。想到刚刚卸掉的泥山/哥哥的身体在发抖/哥哥的世界在塌方。（《民工兄弟》）。本来是一件很惨烈的事情，林雨却在变着法子讲出来，这虽然失去了直接的感官刺激效应，但强化了事故的严重后果，以及对死去生命的敬畏心理。<br> 还有什么事故能比世界塌方更历害的呢？<br> 毫不夸张地说，林雨看到了一出出惨不忍睹的灾难事件，幸好这不是一个暴君统治的时代，更不像鲁迅所说，“在暴君统治下，人们总会以暴抵暴。”所以，与其让事件的再现影响接受者的心理，不如换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敬畏，已经决定了林雨这一讲述方式。<br> 一般而言，为了收到奇效，有人爱用“缩小”或“夸大”两种修辞形式，林雨选择了后者，偶尔还通过非同寻常的角度，对事件表象进行主观地人为改变。如，“为了早点干完活/哥哥和弟弟/把一车泥垒得比山还要高。（《民工兄弟》）；每走一百米/就有三百米的痛。（《千万别穿高跟鞋》）；只是一次稍微的放松啊/你便绝然地，离我而去。（《灵感》）；在眼角的扫描中，我本来挺直的背脊/不由自主地弯了下去。（《眼色》）。”这些无一例外地对某种作用力，主观地进行夸大化，但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实际上，林雨采取了“以退为进”的迂回方式，只不过暂时地将事件本质隐藏，或舒缓一下，但她不喜欢夸张地绕来绕去，也不偏离于本质，一旦读者打开了阅读或二次创作的窗口，她本来所要讲述的意义就变得更加深刻了。<br> 林雨的最大特点是不忧伤、不阴郁，如同一个乐观的玩童，善于发现自己的叙述通道，轻松、乖巧、简洁，这能颠覆某种根深蒂固的认识。开始，拉着我的手/后来，牵着我的鼻子。（《领路人》）；我巴巴地跟着/在后面小跑/希望它大发慈悲/赐我温柔的一眼（《对一次散步的描述》）。生活，自有生活的道理。这是林雨爱思考的结果，狗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摇尾巴”，而不是“抛媚眼”，显然，她已经意识到了表面的转换，观察的深入，其实已经印证了内在的本质变化。<br> 说得恰当些，世界是个异常庞大、复杂的网络，各种各样的人、法则在相互作用时，呈现出的是极其生动复杂、几乎是充满了偶然性和随机性的图画。在林雨的诗歌里，可以发现词语语义的巧妙变换，使其呈现出的更广泛的指向。“机器人走出城堡/写字楼的灯就熄了/……/我胡乱猜想，甚至如僵尸/在家门口的转角被灯光折叠/黑而长的糊成一片/孤独地消失了任何踪影。（《灯光》）。”在这首诗里，“机器人”本来是一个名词，实际上却转换成人称代词，不确定的，可以被置换为“我”、“你”、“他”……。我想，它是指每个人。也许林雨本义是想说出上班族的麻木工作状态，必须得承认的是“机器人”一词，很轻松地就避免了主体的限制范围。<br> 这种调整表达形式的沉述，剔除了事件本身的枯燥与乏味，从而增加了大众易于接受的与渴望的美学色彩，对事件本质的进入也更加彻底。这种经过“思想过滤器”作了词语变换的行进方式，对事件本身进行由表及里的还原与追述，并引发事件发生、存在，直至消亡的内在力量，是立足于对“现在”深度思考、对“过去”努力回忆的结果，这使得林雨与现有的一部分女性诗歌写作者区别开来。<br> 从林雨的诗歌中不难看出，发现重新进入事件现场的通路是多么地重要，如果深究这条通路展开的时间，我想从“看”这一环节就已经发生了，贯穿于“思”，并在“讲”的过程中得已圆满打通。<p> ◆表面沉述，深度思想<p> 写作就是对陌生区域的一次大胆的探索和进入，它需要的是任何一个写作者首先要怀有一颗好奇心，永保一份天真和热忱，并且让自己拿出足够的有限的警觉和个体经验，去涉足无限的未知领域。当无限出现时，那个有限的边界被破解已经成为必然。<br> 在诗歌上，似乎有一个宿命般的轨迹存在着，或者是受到“口语”与“口水”诗歌是非难辩之争的影响，或者是写作者们命门的灵光顿开，大多数的诗人们果断地放弃了初期的酸不啦叽的小抒情，转而投身于深入浅出般的书写途径，让主体与客体在诗歌里发生着关系。<br> 这并没有什么不好，相对于以往那种众口一词的假、大、空套路，靠个别词语妄想将人砸倒的事实，此种更“自我”的言说方式，确实很能挑战现代人的审美疲劳。<br> 有哲人说过，我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我知道，他故意隐瞒了一个事实：在新的到来之前，更多的旧的死去。可林雨是这么说的，我知道，它每吐一口气/就有数不清的细胞起皱老去。（《2004的夏天》）。细胞是构成身体的基本成分，一谈到身体，暖昧的东西就浮出水面。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这是一个暧昧的时代，生活着一群暧昧的人们，每天在交流着暧昧的心理，以求达到某种暧昧的目的。<br> 在此，林雨对事件事实的关注态度是温和的，同样那些由关注牵带出的更深层次的诘问也是毫不张扬的，通过阅读报纸上的新闻消息，再把其中的极具社会终极价值的个案讲述出来，只不过在讲述的过程中，很随意地带有了生活的体温与辨别是非的坚定立场，而这恰恰则是一切得以展开、同时又是最能让受众信服的基本要素。<br> 这个39.1摄氏度的季节/对生命的草菅/竟如我们砍掉三十九棵大树般毫不犹豫。（《2004的夏天》）。我想，如果站在“每个人都有合法的尊严”的原则上讲，再也找不到一个能比“草菅”、“砍”更为精准的词汇了，它干脆、冷漠，在手起的瞬间，刀就已经划出一道寒光落下。对于林雨而言，从三十九条生命的离去，很自然地想到了砍掉三十九棵大树，看似是一种简单的喻体变换，却很巧妙地让事实更具体化、更通俗化了。“我们”这个可有可无的人称代词，林雨之所以强加使用，我的解释只能是，它在缩小制造事件发生的动作实施者的范围时，直指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又让每个人产生无法逃脱之感。<br> 在西方的道德体系中，是存在“原罪”一说的，要不也不会有人去写《忏悔录》。我无法肯定林雨是否在忏悔，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的关注与诘问，是以自我反省为前提的，并伴有矛盾、焦虑、无能为力的符合现代人的阴暗心迹。<br> 很久以来，对社会上弱势群体的关注心理与实际效果反差巨大，真可谓是雷声大雨点小，这当然这是由整个社会发展链条搭配极不协调造成的。像众多的诗人一样，林雨有着先天的悟性，在对事件的观察与思考上看得更为透明。<br> 纵观人类获取信息的整个发展历程，便可发现人们的脚步从读文时代，须臾间就跨进了读图时代。媒介业已结束了“媒介即信息”的光荣使命，重新开启了“媒介即隐喻”的新纪元。我这么说是有理由的，随便翻开一张报纸，总能窥探出其中某种带有暗示性质的信息。林雨不仅看清了真相，而且还能简单地讲出，以此时的隐喻应对彼时的隐喻。或者说一张报纸摊开了触目的信息/三十九条生命提前落叶/有的掉在烫脚的大街/有的凋零在高温的作业间/有的落入病魔加速吞噬的咽喉/血以汗的形式蒸发，悄无声息。（《2004的夏天》）。事实上，血的流淌是不人道的，但汗的蒸发就理所当然了，前者是心理的恶果，后者是生理的需要，当二者能相提并论，生命的重量归结于汗的时候，隐喻也就达到了目的。<br> 林雨的爱思考，还体现在她的几篇诗评里，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作为一个诗评家最基本的特点：通过作品，能把握住被评论者彼时的内在情绪，并随之对宏大背景进行深入剖析；“冷调侃”（见评论阮庆全作品）的提出，更显示出了难得的勇气。<br> 林雨初期的诗歌写作，或者在从过于沉醉古典诗词的泥沼中清醒之前，她诉求的是与“爱”紧密相联的某时某刻的情绪，这时林雨所要面临的必是两种困境：一是来自于自身的矛盾，因为“爱”的隐秘性注定了无法更光明地全盘托出，所以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欲说还休的尴尬状态之中；二是来自于外部的牵引，做个大众的代言人，成为当下公共知识分子的共同使命，最基本的也应该拿出自己的关注。<br> 诚然，我们需要爱，也比较关注个人的情感的缺与不缺。但是，爱，能成全某种行为，更多时候会遮掩真相。在诗歌的表达形式上，抒情情节一直贯穿其中，也不管是装模做样的伪柔情，还是黛玉式的愁更愁，她属实迷惑了很大一批审美神经麻木的人们。可以想象得到，一切以“爱”为基点的任何言说与行为，自然有着不可信的水分。按照浮洛伊德理论，不可信的东西绝不是人的真正心理。<br> 事实上，在这个传统文化日益涣散、非主流文化抢占主流文化位置的当下，人们诉求的是“自我”，试图通过类似于情感外泄的方式，为本来很柔软的存在披上生猛的外衣，以求实现“自我”地位的标签，可结果却与初衷背道而驰，最终在“自我标榜”的内力与“自我迷失”的外力相互作用下，让苦心经营的“真正心理”不攻自破。<br> 很快，或者是不期间地，犹如一个过于陈旧的物质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开始了蘖磐再生式的羽化。林雨开始了另一种兴趣盎然的尝试，微调视角，由最初的呓语转为更具社会效应的沉述，虽然是指向的转变与过程的迂回，但最终还是指向了自己的内心。<br> 如果，要实现真正心理的核心价值与地位，转型是种必然。所以，林雨的诗歌写作少走了一段不必要的弯路。<p> ◆寻找叙事结构的黄金分割点<p> 诗歌发展到今天,更多的人们纷纷扮演了事件的复述者,于是诗歌不再像以往那样地晦涩难懂、高深莫测，也就是口语化得以被提到核心地位，知识分子写作变得沉寂的根本原因。<br> 还不能用“口语化”去简单地定义林雨的诗歌，如果非要如此，我觉得这是有失公允的。因为人们所说的口语诗歌，在结构上的起、承、转三个环节上，是不太讲究的，更不在乎那种一唱三叹的韵律感，尽管会用些极其生猛的词语，但整体节奏上比较平直、漫不经心的，像一个小孩子随心所欲地撒娇，得到了糖块就笑，挨到了巴掌就哭，所看重的只是在“合”上来个突然拔高，让诗味顿显。这似乎已经成为个别写作者，屡试屡爽的秘笈。<br> 这样做的好处是进入状态快，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要么头重脚轻，要么头轻脚重。<br> 此外，林雨的诗歌很难用某种“主义”去准确定义，无论是形而上的与形而下的，只要是主义，就带有功利性的色彩。她的诗歌体现出了整体结构的均衡性，尽管不是对等的，但也不至于严重失衡，她的思考从“看”就已经开始，止于“讲”，而不是花更大的力量做铺垫，最后来个道德谴责或内心宣言。<br> 我们都熟知，“黄金分割定律”是最一种最具美学价值的理论，一条线段被分成两段，在三条线段的两两对比中，结果是一样的。当然，在理论上这样的“黄金分割点”存在两个，但在诗歌中能找到其中的一个，就能很好地对此做出详解了。如果把林雨的诗歌所讲述的事件与意义一分为二，让我们试着在她的诗歌中寻找这个“点”。<br> 比如，水从峦间滑过/沉睡的鸽子，扑楞楞站起/未来得及惊呼/衣裙已粘成一层皮肤/只是偶尔路过这个村庄/以为自己不懂说话/但他们说/来吧，爱我就泼我/在别人的节日/我用水瓢的语言/对身边的每个人说/爱。原来可以这么简单。（《泼水节》）。“泼水”作为事件，“爱”作为意义，通读全诗不难看出二者传递并得以联接、顺利进行的细节，“但他们说/来吧，爱我就泼我”，我之所以把这句话单独提出来，作为情感沸腾的显要标志,不仅已经给出了答案，还说明了林雨在诗歌的承、转环节上处理得相当好。二者应该处于平等地位的，假如伊始就写到“爱”或者最后才写到“爱”，都会造成“泼水”与“爱”之间的排斥与弱化。<br> 由此，此处就是这首诗歌的“黄金分割点”。<br> 他买了一个带密码的意大利皮箱/在通过N次的尝试后，终于没能打开那把密码锁/乡道上，他西装革履、意气风发地走着/手里，拎着那个空皮箱。（《荣归》）。让我们再试着分析，这首诗的着脚点应该落在“密码锁”上，而不是“皮箱”上，“打”是一个标着重点符号的关键词，“打”的结果是“终于没能打开那把密码锁”，于是接下来的结果就理所当然了，这个“点”很好地起到了承上起下的作用，而它恰恰占据了叙事结构的重要的、恰当的位置，不过于靠前，也不过于靠后。<br> 最后，再以一首短诗为例。熨平生存的折皱/把外伤转为内伤。（《熨衣服》）。纵观全局，无论是“外伤”或“内伤”，所对应的都是“折皱”，而“熨平”是它们所要接受的动作的共同实施者，作用虽不可忽略，但地位退居其次了。“折皱”是一个“点”，无论它是否被熨平，都对下面的行之有效。如果将这首诗改为，生存的折皱被熨平/把外伤转为内伤。“点”，自然还是那个“点”，但是位置被前移之后，效果就大不一样了，破坏了整体的协调美。<br> 我这么评论，并不代表在林雨的每首诗歌里，都能找到这样的一个“黄金分割点”，更何况人人都无法做到全部，全部的东西是不可靠的，是一种概念上的错误，但如果能在起、承、转、合上用力老到，总可以或多或少地触摸到一个这样的“实”点或“虚”点。（注：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是，每首诗歌都有令人兴奋的,让情感得已沸腾的“点”，我在《快感写作&阅读快感：浅析诗歌的Ｇ点效应》一文中，会从作者与读者、写作与阅读、生理与心理层面进行重点剖析）。<br> 在篇幅较长的诗歌中，寻找这样一个黄金分割点是异常艰难的过程，我们可以采取“拆分法”拆分法的方式去研究，先把整首诗歌看作一个“平衡过程”，再把这个过程分成若干个“准平衡过程”，然后再继续进行拆分，分别对每个过程进行一次美妙的发现之旅。<br> 诗歌任何技术上的细节都不是有意为之，也不能有意为之，一切都是一种纯熟之后的自然运用。在此，我提出的黄金分割点，只要很好地处理了诗歌的起、承、转、合的四个关键环节，总能找得到的。由此，诗歌毕竟不像小说，没有更大的篇幅可供铺垫，写作者也没有更多的心智穷其不尽。<br> 此时，林雨已经显露出了难得的诗歌素养，相较于那些只知道闷头写作，连诗歌的基本常识都不懂的人，林雨已经领先了，现在要紧的是选准方向，然后再坚持走下去，在磨炼中走向成熟。<p> ◆被期许的与忽略的<p> 诗歌究竟靠什么来完成？我个人的看法是，靠一个或数个的词语，以组合或叠加的方式，收到一种美妙的视觉感官享受，并通过生理的反应，最终得到心理的认同。因为，语言的巨大控制力、统治力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无所不能的，在这个人类世界上，还没有力量的统治和控制能够比语言更天网恢恢、疏而不露了。<br> 由此，一个异常有趣的现象出现了。词语的本身，促成了某种不可磨灭的“意象”的出现。优秀的诗歌总有一些独到的意象，优秀的诗人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也都慢慢形成了自己的诗歌意象，被后人再三地提起、效仿。如叶赛宁的“天鹅”、史蒂文斯的“乌鸦”、余光中的“灯笼”、北岛的“森林”、海子的“麦地”、戈麦的“靴子”、翟永明的“女人”……当然这些意象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也不是绝对和唯一的，只有写作者把它们巧妙地运用到诗歌语汇里才有鲜活的生命力。<br> 接下来，我们还会发现一个更为有趣的事情，作为独立存在的主体写作者，与同样作为独立存在的意象之间，经过重复地运用与强化，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二者之间划上了连接线，在他们所构筑的世界里，永远地在一起了。<br> 诚然，任何一个写作者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意象，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必须通过一首诗或数首诗能将意象紧紧抓住，并尽其所能地呈现出意象内在的独特性与关联性。<br> 在林雨的诗歌里，我刻意地寻找着能够属于她自己的意象，里面属实存在着一些现代味十足的符号，也有对个别事物的轻描淡写，但还无法确定为想像中的意象。但一切不高雅的东西都挡在门外/母亲们用眼神封住一张张吱喳的小嘴巴/钢琴的音符跳跃在每个肃穆的角落/未来之星在座池蹿上跳下/结束的钟声敲响，鸭子们便纷纷下架。（《星海音乐厅》）。“鸭子”的出现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可惜林雨在此只不过是运用暗指，也就决定了“鸭子”的陪衬作用。换句话说，“人”有“人性”，“鸭”有“鸭性”，也只有“鸭性”才是“鸭子”这一意象得以树立并长久存在的根本性的、决定性的因素。<br> 那么，“鸭性”究竟是一种什么“性”呢？在这首诗歌里，我还无法捕捉得到，这真有些遗憾与沮丧。<br> 我们要知道，诗歌意象很大程度上是用大家熟知的表象去置换另一个内涵更深的表象，使之更加有力，也更生动。比如，用“鸭性”达到阐述“人性”的目的，这有点近似于修辞，但意象不是修辞，意象是诗歌语言的表现手段，它是特有的，无法取代的，作用却是巨大的;或者用另一种手段，避开“鸭性”的表象，去达到阐述“鸭性”的目的。<br> 当然，意象如同一个符号的形成一样，是早期人们在认识世界过程中“任意”界定的结果。只要一个符号在不同的文本中被反复运用并得以突出、强化，直至最终的固定，成为不可忽略的存在，那么这个符号对于一个人就是一种伟大的存在了，同样诗歌的意象也是如此。<br> 无论哪种意象，对于其自身而言，均是无意义的。而对掩藏在意象之下的独特性与关联性挖掘，已经成为众多写作者被忽略之处。<br> 同样，林雨也面临着这一关键性的突破。如果真的想在诗歌上有所成就，必须警惕那些千篇一律的表扬，正所谓是“被混蛋所赞美，还不如战死在他的手里。”<p><br>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５日于佛山五步居<p></FONT> |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诗网
( 京ICP备：1202409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 )
发表于 2004-10-12 16: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