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 殇

李霞

诗 殇<br>李 &nbsp;霞<p>显然，我们没有理由来争论诗是什么。因为，在我们张嘴时，已经离开诗了。<br>诗不是就是诗，诗是无言。<br>从孔圣到此刻，谁说清了？<br>诗的确叫我们越来越熟悉，又越来越陌生。我们每天都在写诗，诗是我们生命的方式，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体会得到诗心的跳动，甚至每一次呼吸的快慢。<br>可是，我们还没有写出一首好诗，甚至没有见过几首好诗。诗在逃离我们，诗的背影越来越模糊，我们眼前一片空白。<br>诗，几乎使我们走入死亡。<br>人类没有灭绝，诗还在生长，诗是生命的旗帜，诗是生命的光芒。多少次，我们日夜渴望奔向山头，那怕肉体成为岩石，发际成为草丛。<br>然而等待我们的，仍是西西弗斯的结局。<br>我们几乎晕倒，妈呀——就是在这一刻，我们终于发现了诗：<br>“你到了婆家，千万不可做好事！”“那么就可以做好坏事喽？”<br>“嗨，傻丫头，好事都不能做，何况坏事呢？<br>一千多年前的刘伶，他的苦闷达到了极点，他向跟在身后荷锄的仆人说：死，便埋我。当女儿出嫁时，他把他的苦闷凝成简短的几句话，几句怪异的话。环顾四周，我们仍没有逃离人类全面精神危机的极点。<br>诗歌，作为思想的思想、艺术的艺术，在进入21世纪后受到的挑战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严峻了。在表面的热闹中，谁能或谁去发现远忧呢！？<p>一<p>首先是哲学之殇。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儒、道、释，中国古代文学将是怎样一种情景；如果没有萨特的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学，西方现代派文学将是怎样一种情景。<br>历史上，一切伟大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广义上的哲学家。哲学就是对思考的思考。只要有超凡的创造，就会有广阔而深沉的背景，因为哲学原是思路和眼点学，思路和眼点一变，一切皆变。<br>赵鑫珊在《哲学与人类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一书中的话，每每想起，总令我激动不已：<p> &nbsp; &nbsp;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家，否则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没有头脑的时代，成为一个没有头脑的民族。<br>不能产生大哲学家的时代多半是一个茫茫然的时代。它所造就的，必然是一个平庸、等待、盲目和自我混沌的社会大群体。<br> &nbsp; &nbsp;哲学家当然不是什么太阳。但是他能拨开遮盖太阳的乌云，或托起千百万人的精神境界，拓展他们的视野，让他们看见太阳，沐浴在和煦的阳光里。<br> &nbsp; &nbsp;我想起了联邦德国的迅速崛起和振兴。战后，这个国家和民族之所以能从一片废墟中站起来，并成为一个经济巨人，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便是出了六位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家，这就是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霍克海默、布洛赫、海森伯和魏扎克（最后两位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兼哲学家）。<br> &nbsp; &nbsp;十分遗憾，我们现在只拥有一支庞大的、浩浩荡荡的哲学家工作者的专业队伍，而没有几个真正够格的堪称为我们时代和我们民族的哲学家——“牧羊人”。<br> &nbsp; &nbsp;——没有牧羊人的羊群是一支盲目的、星散的和慌乱的队伍，它容易遭到草原狼群的袭击。<p>诗是原初的哲学，哲学是本真的诗。哲学和诗本是一体，都孕育于神话的怀抱，大哲学家与大诗人往往心灵相通，他们受同一种痛苦的驱逼，寻求着同一个谜的谜底。<br>没有哲学的眼光和深度，一个诗人只能是吟花咏月、顾影自怜的浅薄文人。在屈原、李白、苏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的诗篇里回荡着千古不衰的哲学叹喟，同时哲学的智慧光芒、悲悯情怀，又为他们的诗篇增添了无穷的艺术魅力。<br>唐朝诗人陈子昂留下的诗不多，但有《登幽州台歌》这样一首也就足够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20个字绝妙地一表述了人在广袤的宇宙空间和绵绵时间中的孤独处境。这种处境并不是个人一时的感触和境况，而是人类的根本境况，即具有哲学普遍意义的境况。或者说它已上升到“普遍世界的自我”意识。陈子昂用一首短诗表现了这一境况，因而在中国文学史上赢得了不朽的地位。<br>赵鑫珊还说，如果我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就把李白写进去，李白的诗句“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表述了一种极深刻的人生哲理，这无疑是存在主义思潮的先声。<br>古西腊哲人苏格拉底说：“未经反省的生活是无价值的生活。”这反省主要靠哲学智慧，哲学能使人经常有非常人之见，从而超越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而达于天地境界。这正是诗人富有独创精神、发现意识和深刻思维的心理条件与前提。<br>杨炼说，回到要害处，当代中文诗贫血的原因，就是匮乏精神性。<br>从五四到现在，我国虽然出现过不少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和军事家，却几乎没有出现过一位哲学家。所谓的哲学家，无非是哲学的研究家或宣传家，这就造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先天失养。<br>没有一种崭新的属于自己的现代东方哲学，中国艺术家对社会、历史、人生及生命就无法有独到而深刻的体验，艺术视角单一重复，永远挣脱不了自己影子的困扰和目光的折磨。思想无着苍白浅薄，信仰危机不时出现，后殖民文化厨窗般装饰在大街小巷，消费艺术、泡沫艺术浸泡着人们的灵魂。邪教的出现与泛滥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br>真正的哲学著作往往是诗化的，如尼采的许多哲学论著完全可以作为诗来读，但诗的哲学化往往使诗概念化远离甚至亵渎了诗神，如古典诗中人们对宋诗的非议，现代诗中人们对郭沫若《百花齐放》的非议等。<br>当今许多有识之诗人，都主张诗追求生命意识或原始意识或宗教意识，其实这正是对现代东方哲学的呼唤，更是诗人对哲学失恋后的自怨自哀。<br>《文艺争鸣》1995年第三期范钦林的文章认为，近来在对西方的文化交流关系和交往中，“缺乏自己的理论话语，只能亦趋跟在别人后面嘀嘀咕咕、唠唠叨叨的‘失语’景况已使中国文化界陷入某种尴尬的处境。”当我们在进行新的民族文化的选择与重构的时候，全盘西化与回归传统、或重操东方古人的话语都是不行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超越中西方现有文化，才能形成自己的现代的民族文化，获得现代的民族话语。”这种“话语”本质，应该是东方的现代哲学体系。<br>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br>陶潜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br>雪莱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br>波德莱尔说“太阳沉没入自己的凝血里边”。<br>埃利蒂斯说“第一滴雨淹死了夏季”。<br>北岛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br>顾城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br>这些话，是格言，是咒语，还是预言？但它们的的确确是黑夜里的闪电，只要目光一触及甚至只要一想起，我们的灵魂就会颤栗。<br>北岛以来，中国先锋诗人不少都意识到了哲学对诗歌的救命作用。非非写作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哲学写作。垃圾派的精神领袖老头子在《垃圾派宣言》中说：“垃圾派三原则是，第一原则：崇低、向下，非灵、非肉；第二原则：离合、反常，无体、无用；第三原则：粗糙、放浪，方死、方生。------我说过，垃圾派是一种哲学，是一种人生观，是一种人生态度。一旦有了这方面认识的真正提高，哪怕你是一个文盲，你也可以做一个优秀的垃圾派。”遗憾的是，这些“哲学”在当今中国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生命力可想而知。<br>21世纪已经开步，面对变幻莫测的地球和充满了无限诱惑的未来，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头脑”在哪儿？哪儿是我们的“头脑”？何以产生我们的“头脑”？<p>二<p>第二是语言之殇。《圣经·约翰福音书》开首说：“太初有言。语言与上帝同在。语言就是上帝。……万物都是藉着语言被创造的。生命在语言之中。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有的版本把这里的语言译为“道”。道在中华传统文化有着特殊的内涵，老子在《道德经》里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语言与道有着同样的魔力，都是万物之母。现在，随着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不仅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而且以语言的方式在世界上存在，语言对人的制约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如计算机语言几乎成了当今社会的主宰。<br>诗歌作为语言的语言，尤其是现代汉语诗歌，面对语言，它遇到的魔力与尴尬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br>从诗经到唐诗到宋词到元曲到白话诗，诗歌变革没有一次不是以崭新的语言表现形式为标志的。新诗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语言的危机。<br>新诗又称白话诗或自由诗，新诗的出现就是“诗体大解放”的结果。<br>20世纪初，中国诗歌还是穿着唐宋时代的古装，迈着老态龙钟的步子，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难怪梁启超振臂大呼要“诗界革命”。直到1919年10月，胡适《谈新诗》的发表，一场在诗歌领域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才算开始了。此文是新诗初期的一份纲领性文献，其着力张扬的便是“诗体的大解放”：<p>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的大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和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大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思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句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br>——见《中国新文学大系&#8729;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１９３５年版，第２９５页。<p><p>胡适的主张对中国诗歌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从此中国诗歌也走上了“非诗化”之路，要么平淡如水，成了分行的散文；要么痴人说梦，使人如坠云雾。迄今人们对新诗的病诟仍集中在此两点。<br>有人把新诗的“非诗化”归罪于当初胡适主张的“诗体大解放”的理论主张。其实我们也误读了胡适。胡适主张“诗体大解放”并没有主张诗歌放弃诗体呀。当然古典诗体是必须放弃的，不然新诗就无法产生。<br>新诗从古典诗中解放出来后，虽失去了枷锁，却又坠入了陷阱：无韵无形的随意排列，诗体的自由却使新诗成了千诗一面的无体之诗，共性代替了个性。只能是面目可憎。<br>其实，新诗产生以来关于诗体的自由与格律的问题，也即是戴着镣铐跳舞还是裸体跳舞的问题的论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br>倡导新格律诗的代表有闻一多。他提出了诗的“三美”说，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情愿戴着镣铐跳舞。<br>主张“诗的散文美”的代表有艾青。在艾青看来，假若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反之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宁可裸体跳舞。<br>诗歌是艺术，谁也不会否认。艺术就必须注重形式美，这一点也无法否认。诗歌作为艺术，如果不注重形式美，就是非艺术的，只少说是残缺的。<br>现在，我们不再强调内容决定形式，但内容代替或等同形式也是一个误区。<br>新诗的形式美，不能再重蹈古典诗的复辙：先做好模子，然后填空。应该是自己做模子，是一人一模，而不是千人一模。这也应该是新诗的形式美与古诗的形式美的本质区别。<br>诗体的创新，每位大诗人都有自己的风气之先。如郭沫若《凤凰涅槃》的诗剧形式，后来的蒲风、柯仲平等人模仿也创作出了一些力作。台湾诗人痖弦的《深渊》发表以后，诗坛上也形式一股学习的热潮。欧洲的十四行诗，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散文诗，都在我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当今诗人于坚的长句式，莫非、树才的两行一节，在体式上都有独到之处。北岛的一字诗《生活》“网”，迄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但现代汉诗的体式的特色和创新，往往被诗人们所忽视。诗歌语言体式的创新，也是诗人个性魅力之所在。<br>对艺术而言，形式不仅重于内容，而且有时形式还决定内容，有时形式就成了内容的一部分。古代文言与诗言是绝对不同的文体，这是古代2000多年诗歌一直是文学皇后的真正秘密。现代诗歌语言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看怎么处理诗与文的关系，要么还诗于文，就像还树于林，让诗体消失；要么让诗真正独立，不再混迹于散文甚至小说之中。诗人肯定不想让前一种情况出现，但要使现代诗歌恢复在古代汉语中的地位，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p>三<p>第三是自我之殇。对诗人而言，现实应有两个，一个是物质现实即外现实，一个是心理现实即内现实也即自我。<br>前者主要表现诗人与时代、传统及生存环境的关系上；后者主要表现在诗人的个性、经历、人格、学识、创造力等方面。<br>我们常说的现实只是外现实即环境现实和行为现实，而对诗人而言，内现实即心理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因为心理现实才是艺术的生长环境。用外现实来代替内现实，艺术只能成为工具或非艺术。文艺心理学近年发展迅猛，但诗歌心理学仍在起步阶段，诗歌思维绝不是形象思维。诗歌思维的黑洞亟待探明，有的诗人已发现了黑洞的秘密，遗憾的是却没能理性化。<br>这两个现实都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可诗人往往企图用心理现实来替代物质现实，就不可避免产生与世界现实的矛盾，尤为表现在与生活、时代、传统的矛盾，当今先锋诗人受到的赞扬和非议都缘此而生。<br>无论怎样，随着科学的发展，地球会越来越小，全球化已势不可挡。但，全球文化并不排除或消除民族或地域文化，正如中国有普通话，也有地方话河南话一样。<br>当今，诗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应是来自自身的挑战，即心理现实的挑战。创作要进入自我状态，首先要战胜自我。<br>自我，才是诗走向新生的最后一道门槛。<br>唐晓渡在1995年第2期《文艺争鸣》谈到文学发展趋势时说：一种通过先入为主地注入价值，使时间具有某种神圣性、再返过来使这具有神圣性的时间成为价值本身的“时间神话”，一直“影响、甚至支配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而对这种由“某种巨大的、纵深广阔的历史幻觉”和“围绕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性的文化——心理结构”——“时间神话”的无条件认同和肯定，不止使郭老，甚至源于五四的中国现代新文化、新文学和新诗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十多年来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诸领域内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并不意味着曾经主宰了两三代人的“时间神话”已归于消逝。它“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和理论模式仍然足够活跃，作为昔日‘巨大的、纵深广阔的历史幻觉’也仍然大有市场。”这种“时间神话”应是诗人心理现实中克服“自我”的最大魔影。<br>诗人真正的敌人只有自己。要创新只有克服惯性，即环境惯性、历史惯性，更重要的是心理惯性。<br>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没有出现世界级的大诗人，就是因为没有出现越写越好的诗人。青春期写作能造就诗人，但绝对造就不了大诗人。如果北岛一直是20世纪80年代的北岛，诺贝尔诗歌奖不给北岛不仅中国人不愿意，世界人民也会不愿意的。如果伊沙一直是20世纪90年代的伊沙，伊沙早就成了中国人心中的民族英雄了。如果郭沫若只有“风凰涅槃”时代的郭沫若而没有“百花齐放”时代的郭沫若，如果杨黎只有“非非时代”的杨黎而没有“打炮时代”的杨黎，如果杨炼、多多、欧阳江河不浪迹海外，如果食指身体健康，如果舒婷、廖亦武没有在诗坛销声匿迹，如果昌耀、海子不是英年早逝，如果韩东、海男不误入小说，如果翟永明、唐亚平、伊蕾、阿坚、余怒势头不消，如果沈浩波、李磊、依湖水不作贱自己，如果徐敬亚……<br>我们都明白，如果毕竟不是现实。<br>目前，于坚的诗歌之挺已属罕见，但大师的气象仍需营造。<br>王家新、严力、西川、张曙光、开愚、陈东东、孙文波、柏桦、臧棣、西渡、桑克、徐江、蓝蓝、胡续东、姜涛、朱朱、树才、莫非、车前子、海上、盛兴、侯马、马非还没有出现明显的颓势，但新近的力作没有见到。<br>自由、互动、迅捷、平等的梦幻般的网络写作，给诗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造就了一批诗坛新锐，他们有全新甚至另类的诗歌观念，有旺盛的创作热情，有较全面的艺术修养，中国诗歌的希望也许在他们身上：安琪、春树、木桦、冷眼、墓草、尹丽川、巫昂、魔头贝贝、南人、符马活、马铃薯兄弟、格式、梦亦非、白马非马、张嘉谚、朵渔、谭延桐、鲁西狂徒、徐乡愁、李磊、皮旦、小月亮、蓝蝴蝶紫丁香、张作梗、小引、唐诗、阿翔、祁国、香港君临、虚云子、郑小琼、庞清明、海啸、林童、谯达摩、杨通、十品、凸凹、李霞、田桑、西北龙、小鱼儿、李拜天、孙慧峰、白沙、大路朝天、人与、衣水等等。<br>这些新锐们尽管也钟情于民间写作，可是当地下写作成为一种传说时，他们放纵的情欲和想一夜成名的浮躁，已形成又一轮“幼稚病毒”，其杀伤力会立刻毙命。<br>2004/10/19于七望居<p>通联 450003郑州市纬一路一号河南工人日报<br>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br>

欧阳白

同意很多的观点<br>但对很多诗人的评价不敢完全苟同!

丁速

认同诗歌是一种艺术，并循艺术方向发展。

白沙

问好李兄!欢迎光临本论坛!

蒋书余

诗的思考、思考的诗。独特，有见解。精！

赵福治

“诗出口，淡无味”，问好！

藤萝

无言

白开水

事实是，昙花一现的太多，现实中缺乏真正的诗人大师！<p>

南香子

出不出大师没看到，但大师会有的，泱泱诗国怎会没大师？中国目前缺少两点，一有博学的批评家，二收编上百年所有的诗歌作品。像全唐诗那样收。大师会有的，相信未来。南香子。一笑。

朱枫

诗在路上，重在创造，不只是写。现在写诗的太多，创作诗的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