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性与新诗的转型

欧阳白 · 发表于 2004-12-23 13:19:00

草根性与新诗的转型李少君     作为一个新诗的爱好者与观察者，虽然总体上对诗歌的发展抱着乐观的态度，但我也无法漠视和否认这样的事实：新诗的越来越被人漠视，写诗的人远多于读诗的人，号称成千上万的民刊大多是诗人们自慰的角落，有广泛影响的诗人或广为流传的诗歌非常之少甚至几乎没有，即使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争论带来的表面繁荣，也掩盖不了新诗圈子化、边缘化的总体趋势。已有百年历史的的新诗始终无法真正深入寻常百姓街巷胡同之中和真正进入人们的内心深处。     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每当遭遇最引发人们强烈情感的时刻或地点，每当人们最想和最需要抒发和发泄其思想情绪时，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往往是古典诗歌，很少有新诗。因为，恰恰是古典诗歌最能表达人们的那种永恒的深远的情感，比如每到中秋节，人们吟咏的肯定是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每到异地思乡时，人们吟诵的是李白的“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下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每年都到一些大学去讲课，知道大学生们毕业时，毕业纪念册上留言最多的还是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那首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有人归结于新诗教育的滞后，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年轻一代在表达现代情感情绪时经常引用的也是西方的现代派诗歌，比如艾略特的“荒原”、弗罗斯特的“林中路”，还有金斯堡的“垮掉”等等，可见年轻一代的新诗素养并不差，只是，那是西方的新诗。他们觉得西方现代诗更能表达他们对所处时代的体味与感受。     曾经有过读者调查，调查对新诗的看法，其中三类意见比较集中：一类是说看不懂---很多当代诗人对此不屑一顾，我倒觉得值得认真思考，人们对古典诗歌都看得懂，为何对用当代白话文写出的诗歌反而看不懂；还有一类是觉得太平板浅显，缺乏深度、变化与味道，这似乎应当归结为功夫不够；第三类则是觉得缺乏亲切感，难以亲近，很多人甚至觉得读西方现代诗比读中国新诗更亲切，更能表达和触及一个现代人的内心深处。这一看法其实击中要害，新诗确实有某种过于强调抽象与超越、不食人间烟火、远离读者与常识的宿疾和矫揉造作、虚情假意、假模假式的恶习。     因此，我们需要追问，新诗内部的真正现状到底如何？新诗到底蕴含怎样的危机？新诗到底存在怎样的深层的问题和发展障碍？一、新诗是先天不足的早产儿      回顾新诗的诞生，我们不得不承认，新诗其实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      我们都知道，就象中国的现代化是最初被迫的、是被西方列强的大炮强加的一样，新诗总体来说是一种学来的东西，是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宏大叙事的一部分。五四时期，痛感传统文化不能适应时代变迁，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主张重建新文化，为最终实现现代化做思想观念准备，这就是以新启蒙为主题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文化先锋领域的诗歌也不能幸免，旧体诗被认为不能承载和表达时代情感与思想，于是，胡适等学者身体力行提倡新诗。作为一个理性化的学者，被称为新诗第一人的胡适显然主要以西方的思想观念来指导诗歌，主张诗歌要表达新思想新情感，启迪民智，塑造新人。在形式上也以西方现代诗歌为榜样，主张自由、活泼、口语的形式。就这样，在向国人介绍大量现代化思潮、观念的同时，新诗也被引进、模仿、学习过来了。因此，新诗自诞生起，就担负起民族救亡与思想启蒙的重任，是一种知识分子用以唤醒民众、灌输现代意识情感的工具，因此也就具有强烈的功利性。这样的新诗显然就是一个早产儿，先天营养不良。从艺术的角度来看，由于与中国古典的诗歌传统发生了过于巨大彻底的断裂，新诗在形式上一开始也不自然，只是模仿来自西方的翻译诗歌，而在翻译过程中，又遗失了西方诗歌在自身语境中的那种自然的优美、韵律与节奏感。因此，新诗一诞生就显得僵硬、机械，缺乏艺术本身具有的自然的自由的美感，更缺少活泼生动的本民族气息。即使是穆旦这样具备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写起新诗来仍不自然，无法施展，或者干脆借助翻译的便利优势直接从欧美诗歌中照搬拿来。而当代汉语诗歌更是成长不易，在本来就很单薄的传统中断二三十年之后，朦脓诗居然能横空出世，已是奇迹。但考察其来源，灰皮书之类功不可没，毕竟不是从自己土壤里自然长出的东西，所以硬伤早已暗伏，因此直到晚近，还有人指责朦胧诗领袖北岛的诗歌缺乏“中国性”，其诗作完全可以看作一个英国诗人或加拿大诗人所写。至于对新诗缺乏原创性与雷同性的指责，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二、观念性诗歌为主导的新诗发展方向陷入误区     如果仅仅只是因为新诗是模仿引进来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学习的积累，新诗也应该逐渐本土化，完成其自然而然的转变。可是，新诗发展了百年，这一转换过程似乎还未完成，那就有别的原因存在了。那是什么原因呢？     在我看来，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百年来历史的曲折反复，一切都不断被冲突、战争打断，诗人们无法潜下心来研究斟酌诗艺，使得每一次动乱之后新诗的恢复都象重新回到起点，重新开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断裂。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我看来，那就是中国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被一种观念性诗歌主导，不断陷入误区。      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被称为新诗第一人的居然是一个毫无诗歌天赋的、非常理性的学者胡适，在他的心目，诗完全是可以制造、甚至可以经培训后制做出来的，只要事先有了一个想法、观念。这样的诗歌理念，可想而知对诗歌的伤害何其深重。从此，新诗就追随西方的思潮、观念，被各种产生于西方的新思潮、观念引领，成为各种新思潮、观念的附庸。同时，还由于一味推崇观念、思潮，对于诗艺本身就基本忽略。一种新的观念、思潮出来，也就会有一群诗人跟着出来。有时为紧跟观念、思潮，干脆直接就是喊口号，看看郭沫若早期的诗歌吧，可是那时候郭沫若还被认为是最有天赋的天才诗人。至于后来如李金发，徐志摩、闻一多、冯至等等，基本都是每人追逐一位西方大诗人，写一些语言干巴巴的练习之作（当然也偶有诗人们的天才灵感之作）。这种所谓的观念性诗歌路线，中间虽然历经历史的冲突与混乱，但总的路线没有什么变化，一直到新时期文学，基本还是西方流行什么思潮、观念，我们就引进、模仿什么思潮观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小说诗歌中，最容易引起轰动和让人激动的不是作品本身，居然是某种新的流行性观念、思潮。      我们随便举一两个例子，比如在诗歌界影响甚大、被不少人推崇的所谓“非非”诗歌，实际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观念诗歌，自诩是针对所谓文化的积淀繁冗，提出还原到简单、直接，只使用最基本的词汇，如名词，动词，认为这样反而能呈现更深刻复杂的也是更多更广泛的内容，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想当然的幼稚的语言游戏。看看“非非”那些所谓代表作吧，里面能看到一点真正的生命的体验与个人的脉搏的节奏、能呈现我们生存的严酷与背景吗？依据这样的理论写作出来的诗歌，最多不过是学生“习作”而已，难怪可以批量生产。“非非”这种理论在先实践在后的创作，其理论也毫无新奇之处，不过是混合“现象还原学”与“新小说”创作理论的怪胎，可以说诗坛的豆腐渣工程。从创作的角度来说，“非非”不过是一点刚开始时还略觉新鲜奇怪的语言把戏，根本不可能产生什么震撼性的作品。但居然还赢得不少叫好之声，可见诗歌界的某种病态畸形状况。     还有一种所谓“反文化”的观念性诗歌也风靡一时，其中典型的是韩东的《关于大雁塔》、《你看过大海》，居然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吹捧成杰作。《关于大雁塔》是最拙劣最明显的观念性诗歌，语言干瘪、生硬、机械，内容空洞，据说是针对杨炼的《大雁塔》一诗反着来做，完全是一种对着干的小青年心理，是对西方六十年代文化的幼稚模仿，也是文革时期延续下来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化惯性思维的产物。标榜所谓反传统、反权威、反文化，仅仅从观念出发，而并无切实深刻的内在体验与感觉，怎么可能引起阅读者的共鸣和深层感触？这样的小技巧小诡计怎么可能赢得人心、征服读者。但此类观念性诗歌容易模仿、学习，所以很快流行，爆得大名。李白、杜甫那样的大诗人从来不反什么，真正的诗歌就是从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涌动出来、喷发出来的。《关于大雁塔》这样矫揉造作的诗作却居然好评不少，被当成所谓第三代诗歌的代表性作品，难怪人们说当代诗歌界病入膏盲。    在这里，深入地区分一下观念性诗歌与草根性诗歌的不同非常重要且必须。我常常说其实区分“草根性”极为容易，比如同是“口语诗人”，韩东毫无“草根性”，于坚却很明显，“草根性”非常深厚，无论是其早期的《尚义街六号》、《我的女人是沉默的女人》，还是晚期的《零档案》、《事件系列》等诗歌。来自个人经验、生命冲动、地域背景、生存环境以及传统之根的源泉汹涌其中，打动一切有血有肉之人。于坚常年的历炼已经逐渐“诗成肉身”。而韩东的诗，完全不能达到如此境地，不过一些小技巧、小诡计，所以即使在民间内部，与沈浩波相比，韩东也被称为“伪民间”。但恰如一位诗人所说：“你们以为一点小诡计就真的能蒙骗世人吗？”当然，韩东本身是学哲学出身，擅长学习西方观念，只不过阴差阳错误入了诗坛。        当然，观念性诗歌在中国当代诗歌界占主流位置，背后的深层原因还可能是所谓追赶意识导致的。这是所有后发国家的通病，企图在很短的时间内赶超发达国家，而观念、思潮是最容易学的，但要学到根本的东西还需要漫长的岁月和足够的时间。当然，虽然这样，但也就在很短的时间里把西方发展积累了几百年的现代诗歌的技巧、理念演习了一遍，为缓慢逐渐涌现的可能的新的转型做了某些准备。三、危机之中的新迹象      无疑，新诗到了一个面临转型的关键时刻。       一度，对新诗悲观的人不在少数，比如当代汉语诗歌的积极鼓吹者、曾为朦胧诗的发展肩顶铁闸的谢冕先生，一度也对新诗的混乱感到十分悲观，说：“新诗正在离我们远去”。不过最近，谢冕先生改变了他的部分看法。在今年4月22日由《诗刊》主办的第二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的座谈会上，谢冕先生从三位获奖者---来自山东临沂的江非、云南昆明的雷平阳和新疆乌鲁木齐的北野等三位青年诗人身上，看到了某种新的希望。他说：“几年前我担忧诗歌正在离读者远去，但看到这一批青年诗人的创作，我不再担忧了，新的诗歌在默默地生长，从江非等青年诗人的身上，我看到一种新的写作倾向出现了，在崛起的新诗潮的基础上，在二十多年诗歌积累的基础上，新诗中的一种新的层面在展现，一道新的风景线在出现”。     谢冕先生的敏感令人钦佩，我也很认同谢先生的看法，认为在新诗的危机之中有新的希冀，这就是我称之为诗歌的“草根性”的苗头。因为，在我看来，一切外来的东西最终都需要草根化。     同时，我也注意到，“草根性”在一些青年诗人身上日渐凸现。比如近年来在诗歌界比较活跃的直面支离破碎的山河大地、对世事人心深怀悲悯之心的安徽马鞍山青年诗人杨键、呈现都市场景、体察都市人情的香港青年诗人黄灿然，从个人日常生活出发，以其草根性打破女性主义神话与陷阱的女诗人王小妮，质朴而直接的表达现代乡村情感的山东小镇诗人辰水、出自下半身却又不限于下半身甚至迅速地上升到比上半身更高的高度、最近以关于河南艾滋村为主题的组诗《文楼村纪事》引起广泛关注的沈浩波、全方位展现当代社会与生活复杂纷耘世象的谭克修、从知识分子视角深入时代方方面面、充满自我反省精神的桑克、擅长解析当代青年自我内心经历的广州青年诗人凌越，以及江非、雷平阳、树才、朵渔、雷武铃、叶辉、潘维、尹丽川、江一郎、蓝蓝、北野、胡续东、李小洛、魔头贝贝、莫小邪等等，均表现出某种共同的新的倾向与追求，从他们的诗中，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生存背景、独特个性及地域特征，他们个人的内心深沉伤痛也毫不掩饰。显示了与以前某些追求繁杂纷纭意象或粗痞简单直接写作截然不同的特征。他们的诗，具有了某种原生性和深度，一种将个人的独特内在的生活、经验、脾性甚至背景自然地转化为诗的创造性与独特性。这些具有草根性特点的诗人们，也正在暗暗地汇成潜流，逐步浮出水面。但一切还要等到混乱澄清，水落石出，他们才能脱颖而出。     这些诗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大部分都生活在边缘地区或身处边缘位置，受主导性思潮、观念冲击较少，自然的、朴素的、原生性的成分较多，本能地具有了某种“草根性”。此外，由于不在所谓中心，他们也就不赶潮流，而一心关注脚下的土地、身边的自然、周遭的群类，或内心的困境----孤独而执着地审视与凝望自己的内心的难言的伤痛，默默地成长着、茁壮着，保持着某种原生性。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可以称为幸运的因素，那就是对于他们这样年轻的诗人来说，他们没有所谓旧体诗之类的负担，他们生下来就接受了新诗，新诗对于他们来说，从来就是他们的现实，他们从来没有觉得那是外来的跟他们没有关系的东西，而且，一百年来，西方乃至大部分其他民族国家的优秀诗人作品国内几乎都有介绍、引进，他们从小就吸纳了各种营养。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还能保持自己的本性，听任自己的自然感觉与天赋的发挥，“草根性”几乎就是自然而然的。      事实上，这也是和当代汉语诗歌的的发展趋势和轨迹是基本吻合的。当代汉语诗歌最早在北京这一文化中心地区兴起。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北京作为首都，有更多的与西方接触的机会。西方现代派诗歌通过“灰皮书”之类各种渠道进入那些北京城里敏感的年轻人的心灵。现代派的形式与技巧迅速被掌握，朦脓诗崛起。而且北京是当年唯一的诗歌中心。北岛、多多、芒克、顾城、杨炼……个个竞相攀比，各从西方借来法宝、绝招，各显神通，各创门派，个个堪称当时诗坛的重量级人物。其他城市无法比拟。但这也因此奠定了当代汉语诗歌的起步是一种对西方的学习模仿，当代汉语诗歌最初的发展对主流思潮、观念、形式的依赖。后来，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步开放，原来类似武功密籍的现代派著作人人随意获得，现代派不再神秘，很快，唯一的中心被打破，北京诗人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形成了北京之外，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诗歌群体、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华东诗歌群体等两大新的诗歌中心，三国鼎立的局面显现，激活了诗歌内部的创造力与继续发展。唯一中心的诗歌格局被多中心的诗歌格局取代。而随着诗歌的继续发展与普及，当代汉语诗歌开始深入偏僻边缘地区，深入普通人家，这时，一种被我在一些文章中称为诗歌“原生态”的格局出现了。“原生态”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无中心，依赖自然原始的自然生长状态，呈现野性的勃勃生机与原始气息，这样的状态正是诗歌“草根性”发芽的最佳土壤。也是中国新诗真正进入原创性阶段的基础。中国新诗也才因此真正进入一个自然的发展状态，一种自然扩展的现象出现了，开始呈现出汉语诗歌的丰富多样化。    四、草根性可以挽救新诗吗？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从西方学习、模仿过来的新诗如何中国化、本土化也即我所说的“草根化”问题。      其实，这不仅是新诗的问题。中国思想文化界也面临同样的困惑与思考。哲学家张志扬先生称之为：“苦难转换为文字时为何失重”的问题，而且认为这一问题是当代汉语思想界面临的一个重大命题，本质上，也就是汉语的言说能力的问题。确实，具体到新诗，新诗的发展也已经有了百年历史了，中国百年来的历史也如此曲折多变，富于深度与广度。但新诗为何却无法将个人的苦难与经验转换上升为诗歌表达，无法处理和表现丰繁多姿的历史与现实，无法承担起曲折多变的时代与世界的命名与言说使命，仍然如此生硬、机械、僵化，缺乏变化与灵动性，缺乏千姿百态与原创性，以至本来应该成为呈现世界、大地与个人的主要媒介的诗歌日趋边缘化，很难占据人们的视野，很难表达出中国人的丰富深邃的情感境界与体验和思想的深度，以致本来应该成为人们生存与生活中心的诗歌言说被逐渐遗忘。      当然，诗人们不是没有努力过，在我看来，当代汉语诗歌起码有三次实质性的突围，即：朦胧诗、口语化努力、叙事性的强调。前者使中国的新诗传统在滞缓几十年之后再次与世界接轨，并逐渐同步。它最大的贡献是唤醒了一种现代意识。一种新诗现代化的意识。但它的问题也出在这里，它过于重视所谓时代性。突出的是时代特征、意识形态功能。与五四时期的诗歌具有异曲同工的特点，将诗歌纳入了民众启蒙与国家改革意识形态的建构之中。朦脓诗人中除了多多这样少数的天才之外，不少诗作容易流于口号化、宣传化。技术上也缺乏中国性。口语诗和叙事诗则是新诗在从一种拿来的状态转换成自然生长状态的过程中的两次有意义且实效明显的努力，是向新诗“中国化”的尝试与探索。口语诗人如于坚、伊沙、李亚伟等人，试图寻找一种纯正的中国日常本土语言来表达日常生活经验，且颇有成效。诗歌叙事性的强调，如萧开愚、孙文波、臧棣、张曙光等的探索，则是针对诗歌仅仅是年轻一代高烧抒情的误见，打破海子似的高调空洞，力图将诗歌变成一种持久的恒定的日常的沉着的日趋成熟的创作。但要指出的是，它们都做得还不够，因为它们更多地还只是形式上的转化，艰难而缓慢的寻找新诗的“中国形式”的不懈努力，还没有触及诗歌的“根性”的问题----而这其实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所以，我想中国新诗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无论如何，一切外来的、模仿引进学习来的思潮、观念最终要经过转换、经过潜移默化，最终本土化、草根化，才能真正成为有生命力、具原创性的来源，才能成为生生不息地涌动的源头，就象当年引进来的佛学最后转化为中国本土的禅，才最终深入寻常百姓家、渗入百姓日常生活扎下根来一样。但这一切需要时间与积累，只有等待时间酝酿到一定时候，一切才会水到渠成，而新诗经过上百年的积累，如今终于到了某种转型关口。但能否转型成功，出现大诗人和伟大的诗歌，还需要诗人们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还需要万事具备。所以，一切预言还为时过早。转自诗生活

乔书彦 · 发表于 2004-12-24 10:5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