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白烨:2004年中国文学年度白皮书

朱枫

<p><p>2004年中国文学年度白皮书<br>(中国社会科学院)白烨 执笔<p>开场白2004年的文坛，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理论批评，都表现出一种平稳前行的姿态。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文坛，已逐渐去除了前些年的浮躁，向一种应有的常态回归。但即便是“平稳”的进取、“平实”的收获，在文学创作的各个方面，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热点”，在理论探讨和文学现象方面，也形成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焦点”。这些“热点”与“焦点”，是文学探索中出现的新倾向，折射出2004年中国文坛的活跃现状与大致走向。现将2004年我国文坛的总体格局和发展态势综述如下。<p>创作走势<br>长篇小说的出版越来越走向市场化。一部长篇小说的经济收益、社会影响和文学地位怎样，与作品的印数是否大、读者是否多相关，因而出版社对长篇小说除了在选题上精挑细选，还要在形式上“精耕细作”，这也对作家的创作发生着微妙的影响。“回到故事”，尽可能使作品好看一些，钩深致远，尽可能使作品独特一些，已成为许多作家的写作追求。2004年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正是在这样一个总的态势下平稳发展和悄然进取。<br>长篇小说的可读性普遍增强。从2004年初王蒙的《青狐》，徐坤的《爱你两周半》，到此后徐小斌的《德龄公主》、张平的《国家干部》，受到众多读者的青睐。《青狐》由某位女作家的“性史”带出文坛乃至社会的诸种骚动；《爱你两周半》由“出格”的恋情被“非典”所“定格”，在恋情的明暗比衬中鞭挞了对于人生的游戏态度；《德龄公主》从独特的视角表现了中西文化在晚清时期的激烈碰撞；《国家干部》以“邪”难压“正”的故事，揭示了干部蜕变的严重实情。这些作品故事既引人入胜，又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br>长篇小说在立足于本土经验而又追求个性表达。孙惠芬的《上塘书》，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阿来的《随风飘散》，格非的《人面桃花》等，都因其别具新意而具有代表性。而令人记忆深刻的，则有范稳的《水乳大地》，姜戎的《狼图腾》，王刚的《英格力士》。《水乳大地》以几大教派的弘教和相互较量，道出了精神对于大地的、信仰之于人生的意义；《狼图腾》以对狼群、狼性的感性写真和理性探析，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复活”了狼的精神；《英格力士》通过一门功课的起落和一个学生的成长，描述了“文革”的悲剧和成长的忧伤。这些作品都是从日常生活故事入手，生发出丰沛的人生意蕴。<br>中短篇小说创作在直面现实和表现人生方面丝毫不逊色于长篇小说，以出新人和出力作的进取姿态，使小说创作保持了与生活相应、与时代同步的态势。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有葛水平的《喊山》，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映川的《不能掉头》，晓航的《师兄的透镜》；短篇小说有莫言的《月光斩》，铁凝的《小嘴不停》，须一瓜的《穿过欲望的洒水车》，潘向黎的《清水白菜》，陈希我的《我疼》，张楚的《樱桃记》等。这些中短篇小说作品，或写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忧怨，或写人与人之间的温馨与沟通，“冷”的旨在揭示人寰病象和探悉人性变异，“热”的旨在疏通人际关系和呼唤人间真情，透出的依然是创作主体忧患人生和关怀人性的社会意识与艺术激情。<br>在散文随笔的写作方面，历史与社会、自然与生态等宏大主题，都在散文家博大视野的观照之中。因而，我们看到了袁鹰的《又到甲申》，朱增泉的《一个难解的怨结》，王充闾的《千载心香域外烧》，李存葆的《绿色天书》；而在村舍与家庭、爱情与亲情等生活常态和人之常情的细微末节方面，也同样有情深意切而又情文并茂的文字感应，如树儿的《娘，我的疯子娘》，胡子宏的《怀念我的妻子》，季栋梁的《过年》，春儿的《臭臭，我想你》。散文随笔从“写什么”到“怎么写”都无拘无束的状态，使它本身就构成了社会人生的艺术视镜。这样的一个基本趋向，在2004年表现得尤为鲜明。<br>在纪实文学这一大门类中，报告文学中比较引人瞩目的是一些带有“社会问题纪实”特点的作品。如表现教育领域深度改革的《中国新教育风暴》（王宏甲），描述户籍管理对人的深重影响的《横亘在国人心头的户口之病》（海默），揭示乡村民主步履维艰的《灰村纪事》（朱凌）。与过去的“社会问题纪实”文学不同，这些作品既在敏锐而深刻地发现“问题”的严重存在，又在真切而热忱地描述“问题”的解决过程，由于作者的立足点更具有了前瞻性和建设性，读来在让人忧心的同时给人以信心。<br>纪实文学中传记文学的闪光点主要是一些带有自叙色彩的传记作品。如余秋雨的《借我一生》，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黄永玉的《黄永玉的柒柒捌捌》等。这些作品对了解传主本人具有重要的价值，对了解他们所置身的社会生活和所经历的历史事件也颇具“第一手资料”的价值。<br>近年来，诗歌创作一直都在艰难中生存并奋然前行，诗集出版的困难和诗歌读者的减少，迫使诗人们奋发图强、另谋生路，于是，非正式出版的民间诗刊出现了，非纸质形式的网上诗坛增多了。这一方面使诗歌通过网络媒介获得了新的志同道合者，加强了诗人与诗人之间联系，密切了交流；一方面也由于网上诗坛和民间诗刊的出现，拉近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br>网络文学方兴未艾。在过去，网络文学还不能构成文坛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越来越不可小视。2004年，与网络文学有关的有两件大事不能不提：一是依托网络写作的“80后”悄然崛起，现已在图书市场占有相当份额，其中一些人逐步成为文学的生力军；二是新浪网举办的“原创小说大奖赛”有近千人参赛，其中数十人获得各类奖项，获得一、二等奖的作品均在看取现实和表现生活上有较高的艺术水准。网络文学正在迅速成长，并不断派生着新的文学方式，如短信小说、拇指文学等。它将会对文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人们也在拭目以待。<br>事件举要<br>文坛开放，文学活跃，意味着取向多样了，观念多元了，而派生出的另一个现象，便是各种各样的事件纷至沓来和此起彼伏，人们经由这些事件进行着沟通和对话。这是当今文坛除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之外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走向。<br>2004年的文学现象和焦点事件，影响甚大又值得关注的主要是“‘80后’的悄然崛起”和“名家遭遇‘历史问题’质疑”两大现象与事件的凸显。这使得2004年的文坛增添了锐气，也平添了火气。<br>“80后”写作，指出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从事写作的青年群体。他们最初的现身文坛，约在上个世纪末，当时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韩寒（代表作《三重门》）、许佳（代表作《我爱阳光》）等。如果说以上作者的崭露头角还属个别的和分散的现象地方化，那么，进入本世纪后，新作层出不穷，新人不断涌现，尤其是“新概念作文大赛”连续数年举办，推出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写手，使“80后写作”的“群体性”愈来愈明显。尤其是郭敬明、张悦然等人的作品在网络文坛和传统文坛所占的读者数量和市场份额越来越大，几乎可以和一些著名作家平分秋色。像郭敬明的《幻城》和《梦里花落知多少》，接连在2003年和2004年文学畅销书排行榜中位居前列。最近，《羊城晚报》甚至还根据作品的冲击力及文坛内外的关注度，推出了一份最新的“‘80后’作家人气排行榜”。虽然这些举措引起了一些争议，但“80后”写作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忽视的一个文化现象，已越来越显见。<br>伴随着“80后”写作的崛起，有关“80后”写作的评说也成为近期媒体的热门话题。首先的一个话题是，怎样看待“80后”的“偶像写作”与“实力写作”。这样的一个说法见诸报端，是“80后”写手张佳玮在《中华图书商报·书评周刊》发表的《“80后”写作：你认为什么是文学？》。他在文章中提出，以韩寒、郭敬明、春树为代表的所谓“80后”只是商业包装的假象，而有一批真正富有创造性的写作者被遮蔽，如李傻傻、胡坚、小饭、张佳玮、蒋峰等；与此相对应，他们把在市场上和媒体上走红的韩寒、春树、郭敬明、张悦然、孙睿等人称为“偶像派写作”。此后，有关“80后”写作的“实力派”和“偶像派”之争，在天涯、网易等网站持续升温。对于“80后”写作实力派和偶像派之争，文学批评家张柠表示基本同意他们这种分法，认为所谓的实力派是写作冲动大于市场冲动，当两者犹豫不定的时候，他们更乐意于满足写作自身的冲动；而偶像派则是市场的冲动压倒了写作的冲动。青年批评家徐来评价说，不管是“偶像派”还是“实力派”，都还不够成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他指出，已经浮出水面的这些人，未必是“80后”写作的代表，不断地会有新的人冒出来。<br>在名家遭遇“历史问题”的质疑上，先是余秋雨“文革”期间参加“石一歌”写作组的问题因《借我一生》的自传的出版被重新提起，随后又有余光中的“历史问题”，胡兰成的“历史问题”相继被提了出来。如何看待这些名家的“历史问题”，以及这些“历史问题”是否影响对其文学的成就与地位的评估，都形成了一定的讨论，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p>文坛走向<br>2004年的文坛，同它所依托的社会一样，在逐步去除浮躁而渐趋平稳。与世纪之交和世纪之初相比，可以说，当下的文坛已由平和取代了焦躁，沉稳取代了喧嚣。如果结合文学的现实来探悉背后的原因和概评眼下的状况，值得关注的文坛走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br>其一，人们对于社会和文学的认识越来越切实。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新旧体制的交替，使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一度陷入了紊乱。置身于这样一个氛围的文学工作者，既遇到了“多元化”的社会变异，又遇到了“市场化”的强劲冲击，普遍感到难以适应。在那样一个焦躁不安又无所适从的精神状态之下，人们对于社会文化生活现象的批判此起彼伏，文坛内部有关文学、文化问题的争论也层出不穷。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市场化”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文学领域自身的不断调整，人们对社会现实和与之相连结的文化、文学现实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了，也越来越切实了。那就是社会生活的以经济为轴心，经济生活的以“市场”为中心，既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存在，也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置身于这样的一个环境氛围的文学，只能在适应中求生存，必须在生存中求发展；而已经发生着的事实也证明，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构成，不仅须臾不可分离，而且应该也可能在社会的演进过程中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不是没有出路，而是要探求新路。<br>与这样一个总体认识相衔接的，是人们的具体文学观念随着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的渗透，也发生着新的变化。如多元意识增加了，个性意识强化了，等等。这些内在的意识的变化，反映在文学的实践活动之中，就是文学创作中更见个性化，理论批评中更具宽容性。<br>其二，“市场化”的“双刃剑”性愈来愈显见。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市场化”还是一种纸上谈兵的话，那么，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市场化”在文化领域长驱直入，在文学领域也不断渗透，现在已成为文学、文化生产的主要方式。但“市场化”的“双刃剑”性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以长篇小说为例，在没有“市场”介入之前，长篇小说的写作与出版是少数名家的专利，一般作家即便作品确乎不错也很难得到出版社的垂青。因而在长篇小说领域，一方面是出版的作品为数不多，一方面是出版的资源只为名家所专有。但在“市场”的手段进入文学出版之后，出版社借助于媒体的宣传和评论的推介，可能使一本不知名作者的作品引人注目，更可能使得名家的新作与力作成为畅销作品；民营出版者和图书工作室介入长篇小说的出版，更是直接运用“市场化”的模式精心制作和尽力运作，使得长篇小说的出版渠道多了，门槛低了。故从90年代中期开始，当代长篇小说的出版从原来的每年200部~300部不断增长，到世纪之交稳定在每年1000部左右。这种情形是过去所难以想像的。<br>但是，“市场化”的手段介入文学出版，既给长篇小说的出版带来了不小的助益，也给长篇小说的发展带来不少的问题。因为出版商竞相争夺名家书稿，使得一些名家在重重包围之中难以精心、静心和耐心写作和打磨作品，令一些出自名家之手的作品与其身份和声望不成正比；又因为选稿的标准不一和过低，一些可出可不出的作品和应该修改润饰的半成品被提前推了出来，使得长篇小说领域泥沙俱下、良莠不齐。这样的一些现象和内含的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认识与关注。因而，文学批评界对于一些缺点明显的具体作品，批评的意见也明显见多；对于总体走势中的倾向性问题，也时有一些精到的针砭和善意的提醒。2004年间，不少批评家刻意追踪中短篇小说中的新人新作，着意阐扬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成就，大力吁请人们关注中短篇小说的艺术质量，也可以看作是以评论的方式对相对芜杂的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反拨”。<br>其三，“新”、“老”媒介的互动越来越频仍。“市场”的渗透，“网络”的崛起，使文学、文化领域不再像过去那样，作品只刊发于纸质媒介，评论只出自于评论家笔下；现在，有了网络，爱好文学的可以建立自己的专门网站，作品可上网发表和流传；而文学评论，既可由网友读者通过发帖的形式随时发表看法，还可由报纸媒介自撰消息和制造新闻吸引更多读者。在报刊媒介和网络媒介崛起的初期，传统的主流文坛与之既较为隔膜，又较少往来。但近年以来，这种情况已在逐渐改变。因为，“新”的文学媒介认识到，要获得更大的影响，尤其是获得权威性的认同，必须借助于传统的主流文坛；而“老”的文学媒介也认识到，要获得新的发展，使自己重现活力，必须借助于方兴未艾的新的文学媒介。于是，传统文坛的一些著名作家和重要作品也在利用网络进行宣传和扩大影响，一些出版单位也注意从网络文坛发现有才气的作者和有“卖点”的作品；而网络文学的作者，也注意从“网上”向“纸上”的过渡，一些网络文学大赛也以传统文坛的主流作家和主流批评家为主体进行评奖和颁奖，以增加大赛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这种双向的良性互动，既使“老”的文坛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又使“新”的文坛有了更快的艺术进步，从而使整体的当下文更为谐，也更为健康地向前发展。（白烨执笔） <p>——转自漆诗歌沙龙<p><p><br> <p>

宋世安

对诗歌的述说少了些：<p>近年来，诗歌创作一直都在艰难中生存并奋然前行，诗集出版的困难和诗歌读者的减少，迫使诗人们奋发图强、另谋生路，于是，非正式出版的民间诗刊出现了，非纸质形式的网上诗坛增多了。这一方面使诗歌通过网络媒介获得了新的志同道合者，加强了诗人与诗人之间联系，密切了交流；一方面也由于网上诗坛和民间诗刊的出现，拉近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

蔡宁

近年来，诗歌创作一直都在艰难中生存并奋然前行，诗集出版的困难和诗歌读者的减少，迫使诗人们奋发图强、另谋生路，于是，非正式出版的民间诗刊出现了，非纸质形式的网上诗坛增多了。这一方面使诗歌通过网络媒介获得了新的志同道合者，加强了诗人与诗人之间联系，密切了交流；一方面也由于网上诗坛和民间诗刊的出现，拉近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