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李公明:不能以艺术的名义拒斥苦难

蒋书余

<p><br>　　最近有一首题为《拒绝给沙兰的孩子们写诗》的诗歌，使我感到诗歌的痛苦与光荣在中国一息尚存：“是的，我拒绝，拒绝，拒绝！／拒绝这正在发生还将重演的一切／拒绝那些真实的谎言／拒绝那些媚俗的标题／在沙兰镇，我拒绝做一个写作者／拒绝诗人这个可怜而又虚荣的名字／拒绝表达毫无意义的同情和愤怒／拒绝掩饰我灵魂深处的无聊与羞耻。”在这里，“拒绝”具有双重含义：对苦难的拒绝和对苦难写作的无能为力乃至虚假的苦难写作的拒绝。诗歌中的沉痛与绝望难道还不足以打动我们的写作者和艺术家么？<br>　　日前众多作家评论家关于文学何为、文学究竟应不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讨论令我感到困惑：难道这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吗？文学艺术有来自宫廷庙堂，也有来自荒野和穷街陋巷；既有面向社会公众的写作、也有极端个人化的写作，志趣不同、关怀各异本是自然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在种种写作之中应该有一种源自苦难现实废墟的声音得到传送，应该有一种艺术与文字的创作担当起社会道义的责任——请不要再说文学或艺术已经承担了过多的责任，与现实中我们不断遭遇的苦难相比，当下的文学与艺术究竟承担了什么、承担了多少？！<br>　　我们无法回避的是一种集体性的对于苦难的失语现象∶在创作多元化、个人化的众声喧哗中，惟独因中国的苦难与道德问题而产生的苦难之声越来越微弱。如果说是否愿意让自己的写作和艺术与当下发生的苦难发生联系是个人的选择自由的话，我们也有理由追问：为什么选择的自由很难导致对苦难的选择呢？任何人都无权要求文学和艺术一定要干预生活、拯救社会于苦难，但同时，社会与苦难对于以精神与情感的挖掘与表达为志业的写作者、艺术创作者所抱有的期待也是任何人也无权蔑视的——生活在社会上和苦难中的人对于文学与艺术有所期待也是任何人也无权蔑视的。你可以在苦难面前闭上眼睛，但你不可以嘲笑那些睁大的、被灼痛的眼睛。　　<br>　　不管如何，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是，在那些人为的或自然的苦难事件面前，很难看到艺术家的严肃思考与创作，相反的倒是在各级的省和全国的美术大展上屡屡看到那些千篇一律的化苦难为颂歌的争名逐利之作；在鱼龙混杂的当代艺术浪潮中，也充斥着不少极度自恋、故弄玄虚的末流之作。每次听到血腥暴行、矿井爆炸、学生遇难的消息，我总是想像着那些死不暝目的眼睛和亲人无尽的泪水；我不知道，除了他们的亲人，今天还有哪个作家、艺术家曾在黑暗中为他们流泪？耶稣基督说过∶“如果你们是瞎子，你们就没有罪过。”<p><br>　　文学何为、艺术何为？！<br>　　<br>　　当然，关于文学与艺术“何为”的问题不仅仅是对社会承担责任而言的，在更深邃的意义上说，“何为”是个人的自我质询与道德探索。荷尔德林的质询是：“……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1946年，马丁·海德格尔为纪念诗人里尔克逝世20周年发表的演讲也题为《诗人何为？》。他问道∶“里尔克是一位贫困时代的诗人吗？他的诗与这时代的贫困有何关系？他的诗达乎深渊有多深？假如这位诗人走向他能达到的地方，那么，他去往何处？”<br>　　<br>　　对于诗人，没有比这更有意义的询问了！对于这个问题，在里尔克的诗歌中可以找到的答案是∶达乎深渊，经历深渊，思接存在，歌唱神圣。但是，达乎深渊是会有危险的，在这种两难的选择中，又是荷尔德林的诗句坚定了诗人的信念∶“但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救。”<br>　　<br>　　我想无论对于公共写作还是个人写作，“何为”的问题并非是仅仅能否获取社会承认或达到改造社会的功利问题，而是一种个人的内心体验和自我拯救的问题。而对于内心体验与自我拯救来说，苦难意识是人性的基础和起点，是向着自我拯救的光辉之巅攀登的重要心路历程之一。1843年，丹麦哲学家、诗人克尔凯戈尔在《或此或彼》一书的开头这样写道∶“诗人是什么？一个不幸者，他的内心埋藏着深沉的烦恼，他的音调也同样变得哀婉和抽泣……”他的痛苦来自内心的宗教情结与自我选择的矛盾，那种内心的悲哀和绝望的体验使他的自我选择又回到个人主观的宗教真理之中，他以一个殉教者的方式回应苦难意识。<br>　　<br>　　苦难与诗人、艺术家的成就有何联系？19世纪初叶英国诗人济慈是这样回答的∶“谁也达不到这个顶峰／除了那些把世界的苦难／当做苦难，而且日夜不安的人。”这种深沉的苦难意识使济慈的诗歌具有了历史的重量。当时他感受到的苦难来自社会和贵族的专制压迫，他天性中朴素的民主意识使他无法不把那种东西当做苦难。如果没有对苦难的感受和抗议，济慈的诗歌肯定不会有现在的分量。再进一步说，诗人所受的苦难本身也是有分量的和应该获得敬意的。帕斯捷尔纳克在谈到几位苏俄文学家的自杀时说，“他们都遭受了难以形容的苦难，忧郁的感情已变成心灵的病痛。撇开他们的天才和名垂千古不说，对于他们所受的苦难，我们也要同情地鞠躬致意。”<br>　　<br>　　总之，时代和社会所赐予诗人和艺术家的苦难意识总是来自多方面的，感受不到这种苦难的人的心灵肯定是出了某种问题。比如，人与人之间在工具理性时代中的疏离是否也是一种苦难的状态？读读里尔克的这首《严重的时刻》∶“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在世上哭，／在哭我。此刻有谁夜间在某处笑，／无缘无故在夜间笑，／在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在世上走，／走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在世上死，／望着我。”对这首名篇的理解会有多种可能。有人注重它的迷茫，或它的神秘；有人强调哭与笑，也有人关注“无缘无故”。我在这里想讲的是、我想坚持认为的是，这首诗谈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生活中疏离化命运是一种严重的苦难；它表达的是，在每时每刻，在各地各处，没有什么人的命运是与我们毫不相干的。而在现实中人与人的距离显得何等遥远；似乎没有什么人的命运与我们有任何关系！这既是诗人内心的个人写作，但也是向人群呼吁的公共写作。<br>　　<br>　　如何能够拒斥苦难？<br>　　<br>　　首先是打破历史中对于苦难的尘封。历史说到底无非是一种集体记忆，是凝聚记忆还是极力制造遗忘，这在一方面会受制于现实政治的利益博弈，另一方面是依赖于不屈的记忆之神能否借助文艺之笔进行顽强的书写。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公共写作与公共艺术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通过文学艺术的途径实现和保存社会对于自身的记忆。越是在信息爆炸、歌舞升平的时代，社会对于苦难事件的失忆就越是惊人；而且更由于苦难事件的发生频率之高，以及传媒报道方式的扁平化，人们的心灵在苦难面前已趋向麻木。因此，当代写作与公共艺术的重要使命就在于唤醒记忆、拒斥麻木。而且，“记忆”并非仅仅是为了把苦难铭刻在人们的心灵上，同时它还包含有对历史进步的认知与讴歌的积极功能。索尔仁尼琴说：“我们应该对受害者履行纪念的义务。没有纪念，人民的历史就不存在。”是啊，我们应该为在新疆克拉玛依剧场大火中丧生的小学生们建纪念碑，其背面应该镌刻的文字是某人的一句话：“孩子们，都别动，让领导先走！”；应该为沙兰镇洪水中遇难的小学生们建纪念碑，其背面也应该镌刻当地某公仆对灾民说的这句话：“不就死了几个孩子吗？有什么大不了的？！”<br>　　<br>　　其次，与苦难相连的写作与艺术将坚持文学艺术的社会学言说，对社会分层、阶级分野以及相关利益博弈的敏感和艺术表达将有助于使现实成为被阅读的政治书籍。无疑有人对此会很不以为然，更会有人对此心怀不满和憎恨，但是，这是必定会有的——原因很简单，正如布罗茨基所说，“诗与帝国对立”，帝国在，诗不会死去，只是诗的声音能否被传诵、能否激荡起巨澜的问题。布尔迪厄和哈克在坚持承认艺术的政治性问题上的言说值得我们深思，尤其是在普遍逃避政治性言说的时候。哈克指出，有许多美学家认为一切政治参与都会玷污艺术，并且把有政治性的艺术都等同于斯大林主义艺术或纳粹艺术。但是他指出，“不论艺术家愿意与否，艺术作品总是带着思想意识的标志，即使它们并不为某个确定的、有名有姓的主顾服务。”他还谈到了艺术机构的政治性问题∶“其实艺术机构是具有政治性的地方。也可以说这是战场，社会上各种思潮在这里相遇。”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接受，在现实语境中，写作与艺术的社会性关怀无法真正逃避政治意识。<br>　　<br>　　还有，苦难写作也必然要包括对人的价值取向问题。在人们所曾接受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弱势群体曾经是革命所诉求的对象。即便在今天看来，曾经有过的“阶级艺术”未必全无是处，从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到四十年代的国统区文艺，“阶级”的关怀与同情曾催生过充满了伤时忧国精神的艺术。但是，新的现实形态改变了意识形态中的社会分野与审美形象，导致如齐格蒙·鲍曼所指出的，知识分子虽然怜悯正在受苦的“新穷人”，“但不知何故，知识分子克制着，不想使他们的思想与这些具体的各种各样的苦难发生联系”。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艺术家而言，本来他们最理想的诉求对象是弱势群体，因为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充分获取批判性养分、史诗性的激情和对社会公正的立法角色——即便说，这种“最后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在审美上还有其吸引力。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实所提供的图景却恰好相反，总是在权力与财富的周围集结了最大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弱势群体所遭受的身份上的不平等是政治、经济不平等的前提，“承认”就必须从身份的问题开始着手。对于写作者与艺术家而言，本来这正是建立起一个对现实具有批判性的“身份乌托邦”的游戏之地、创造之地。然而似乎没有人去特别关注这个问题，而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认同却一直是一个热闹的话题。<br>　　<br>　　令人忧虑的并不是中国当代写作与艺术真的是与社会绝缘，而只是与苦难绝缘。在今天，“面向社会”在常常成为了牟取现实利益的冠冕堂皇的宏大话语之一，在文学场和艺术场上也不乏面向社会的激烈竞争。在利益的互动原则驱使下，出版、展览和评论等社会公共化过程实质上是某一批人的私人利益或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的实现过程。<br>　　<br>　　艺术如何能够拒斥苦难？我们从一位广东的艺术家身上可以获得启示。他说：“‘悲愤漫画’是我的专业，为被害的善良而悲，为害人的邪恶而愤。到世上无可悲可愤之时我便失业了。上帝，尽快让我失业吧，阿门！”当有人问他什么样的漫画是好的？他说中国的漫画已经死去了。他就是漫画家廖冰兄。我们还可以从第三世界的朋友们身上获得启示。一位杰出的智利民间歌手维克多·哈拉创作了《如果歌手沉默》：“如果歌手沉默，生活也将沉默，……歌手你不能沉默……歌手从来就不懂得屈服，他绝不会面对罪行沉默无言……”智利还有一位伟大的诗人聂鲁达，在他的葬礼上人们背诵着他的诗句：“兄弟，跟我一起诞生吧……请来看这遍地流淌的鲜血。”然后，再读读傅雷在罗曼·罗兰《贝多芬传》的译者序中的这段话吧：“……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是我15年来与日俱增的信念。”<br>　　<br>　　最后，我想起了1979年11月发生的“渤海2号”钻井船在作业途中翻沉、死亡72人的悲剧。事后查明，这是一起典型的官僚主义瞎指挥造成的事故。事发不久，诗人舒婷写下了一首长达百行的诗歌——她提醒未来的人们，在铅云低垂的渤海湾，在水下有72双长满海藻和红珊瑚的眼睛。<br>　　<br>　　从此以后，我把渤海湾与那些长满海藻和红珊瑚的眼睛联系在一起，把诗人与苦难也联系在一起。 <br>　　<br>　　<br>　　李公明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原《东方》杂志执行主编。<br>

古剑

好文，有深度和现实的评论

朱枫

我也想转，兄弟先下手了~~